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改进，以Krugma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突破以往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将产业组织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嫁接到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他们通过引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样性偏好以及产品的异质性等理论范畴，建立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模型，合理地解释了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的相互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急剧上升等新的国际贸易现象，从而宣告了“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的诞生。
产业内贸易理论作为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其研究主要围绕3个重要问题展开：①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主导因素是什么；②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对整个经济以及经济的各个方面会产生什么影响；③产业内贸易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什么样的规律性。为解答上述3个问题，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总体来说可以分为理论性论题与经验性检验两大块，其中，理论性论题主要集中在从几个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间－产业内贸易模式演进的原因以及演进对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进行解释上。本书下面对几个从不同视野出发的产业间－产业内贸易演进的主要理论性论题进行概述。
2.2.1 产品细分视野
产业间－产业内贸易最直观的区别在于贸易产品内容的不同，前一种贸易模式的贸易产品主要是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的产品，后一种贸易模式的贸易产品主要是同一产业内部要素密集程度相似的产品。虽然如此，产业内贸易理论也承认产品性的存在，与产业间贸易产品单纯的要素密集度差异性不同，产业内贸易的差异产品是指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又不能够完全相互替代的产品。新贸易理论根据产品种类的不同，对同一产业中的产品进行了更详细的区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产业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具体来说，同一产业内部的产品进行细分之后可以分为3种：水平差异产品、垂直差异产品和中间产品。它们的差异分别体现在产品的种类多样性、产品的质量档次和产品所在的生产阶段等方面。从产品细分视野出发的研究对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合理的解释，这一直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
2.2.1.1 水平差异产品——规模经济论
Armington（1969）最早指出存在这样一类产品，其具有n种多样性的变体，同一类产品的每种变体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和使用替代性，但在某种特性或某种属性上又有所不同。Armington认为，每个消费者都希望消费同类产品的所有多样性变体，但各种变体在不同的国家生产，由此产生了同一类产品的不同变体在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换。并且，消费者对这类特殊产品的需求结构可以用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简称CES型效用函数）来描述。该效用函数具有一次齐次性、可加性和常数替代弹性，因此可以用产品的数量指数来衡量产品的多样性，简化了模型分析的复杂程度。Armington描述的这类存在多样性变体差异的同一种产品后来被称之为“水平差异产品”（horizontal differentiation product）。
Dixit和Stiglitz（1977）将分析水平差异产品的CES型效用函数放入到张伯伦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不仅强调了消费者对多样性变体的偏好，而且指出不完全竞争的厂商能够使其产品与其他产品相互区别从而不能被完全替代，这才是各种变体可以在不同国家生产并进行交换的关键原因。
Krugman（1979、1980、1981）沿着DS（1977）的分析思路，利用CES效用函数和单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生产函数，分析和证明了当产品存在水平差异时，即使没有禀赋或技术方面的差异，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也会导致贸易的发生，并且这种贸易模式为完全的产业内贸易模式。Krugman（1979a）指出，虽然消费者对多样性变体的偏好要求产品种类越多越好，但厂商层面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每个厂商只会选择生产各种多样性产品中的一种或几种，最终市场上可以消费的多样性产品的数目由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决定。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相似，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组合起来的市场不仅能够增加均衡产量，而且能够增加可消费产品的多样性种类，从而改进每个国家的福利。这种为增加产品多样性种类而进行的贸易就是产业内贸易。Krugman （1980）通过引入贸易成本进一步证明，由于“国内市场规模”效应的存在，每个国家发展本国需求最大的产品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Krugman（1981）的模型则通过假定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中劳动力相对规模互为倒数（互为“镜像”），证明了：产业内贸易指数等于要素禀赋相似指数，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越接近，产业内贸易指数越高；反之则越低。并且，产业内贸易不会同产业间贸易的增长那样带来较大的国内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当贸易双方在要素禀赋方面具有相似性时，两国的两种生产要素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利。
Lancaster（1980）同样承认水平产品差异和厂商规模经济的存在，与Krugman模型不同的是，Lancaster模型中的每个消费者只需要购买差异化变体产品中的一种而不需要购买所有变体。而当每个消费者的口味和偏好都不相同时，总体消费者就会形成对所有多样性变体的需求。Lancaster把可供选择的产品范围定义为从0到1的间隔排列，用补偿需求函数代替CES型效用函数，市场结构也变成霍特林垄断竞争市场，同样解释了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可以带来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特色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Dixit和Norman（1980）以及Helpman（1981）分别将CES型效用函数和补偿需求函数两种不同的效用函数引入到传统贸易理论的Heckscher－Ohlin分析框架中。于是在他们的新模型中就有了两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生产同质性无差异产品，另一个部门生产水平差异产品。当两国要素禀赋相似时，会发生完全的产业内贸易；当两国要素禀赋不同，并且差异性产品部门相对是资本密集部门时，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同时存在，但资本劳动比率较高的国家将最终成为差异产品的净出口国，而另一个国家则会成为差异产品的净进口国。
Helpman和Krugman（1985）构造了一个“一体化均衡”的分析框架，可以看成是以上种类繁多的特殊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的综合。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存在两个产业：生产差异产品的产业A和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B。产业A存在着递增的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产业B存在着不变的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两个产业都使用同质的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并且要素在产业间可以自由流动。一体化均衡状态是一个参照系。Helpman和Krugman通过将世界一体化均衡分解成两个国家，证明了两个命题：一是只要要素禀赋点位于要素价格均等化区域内，通过自由贸易就会重构一体化均衡；二是产业B按照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进行产业间贸易，而产业A则进行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大小依赖于要素禀赋的相似性以及资本丰裕国家的国家规模大小。
上述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都认为在产品的水平差异下，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模式大量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给出了水平产品差异下可能促成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其他一些原因。Brander和Krugman（1983）认为不完全的市场结构本身是引发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原因。在寡头垄断的市场条件下，由于市场分割的存在，当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时，寡头垄断厂商会进行相互倾销，而倾销的产品一般是相似的工业品，因此倾销带来了发达国家之间大量的产业内贸易。Eaton和Grossman（1983）、Brander和Spencer（1984）分别考察了垄断厂商在针对价格进行定价决策而不是针对数量进行定价决策时，市场行为产生的结果。这些从市场结构本身出发的模型也都提供了产业内贸易可能产生的某种原因。
2.2.1.2 垂直差异产品——要素禀赋论
在水平差异产品的各种模型中，产品的差异性表现在各种特性不同的多样性变体上，产品不存在“好”或“坏”的区别。Falvey（1981）指出，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衡量同一产业中产品的差异，此时不需要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传统Heckscher－Ohlin理论中的要素禀赋差异仍然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产生。Falvey认为，同一产业内产品的差异性可以表现在用特定的产业资本与劳动力比率衡量的一系列质量档次的不同上。质量档次α就是α单位的该产业资本与1单位劳动力创造出的产出，档次越高的产品需要越多的资本，价格也就越高。在生产方，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高收入国家在生产比“边际质量”产品具有更高资本密集度的产品时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在生产低质量档次产品时具有比较劣势；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消费方，收入分配的重叠又使得高收入国家中的较低收入人群具有对低档次产品的需求，而低收入国家中的较高收入人群具有对高档次产品的需求。生产方和消费方的矛盾导致了不同要素禀赋国家之间在质量档次差异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Falvey描述的这类在最终使用上具有替代性，但在生产要素投入上有所不同的差异产品通常被称之为“垂直差异产品”（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product）。
Falvey和Kierzkowski（1987）进一步建立了一个连续产品模型，对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他们认为，在完全产业内贸易与完全没有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许多过渡的中间模式，各国实际的贸易模式依赖于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收入分配这三种因素对国家的综合影响。
Davis（1995）进一步将李嘉图的技术差异理论引入到Heckscher－Ohlin模型中，用希克斯中性技术差异表示产品的垂直差异，并给出了产业间－产业内贸易模式随着两国要素禀赋变化而变化的几种情况。Davis认为，产业内贸易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是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由于其贸易产品内在的生产替代可能性，生产可能性曲线较同质性产品变得更加平坦，这就使得贸易对于技术差异非常敏感，很小的差异都会导致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产生。因此，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决定了贸易的流向与贸易量。Davis的模型包含了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的精髓，但该模型中的技术差异只是针对短期的差异有效，对长期贸易模式的决定并不能做出解释。
此外，Shaked和Sutton（1984）将模型建立在寡头垄断市场上。他们假设存在两个相同的封闭市场，这两个市场中都有两个垄断者，一个企业生产高档次产品，另一个企业生产低档次的产品，档次的不同由企业研发支出的不同决定。规模经济使得贸易后同一档次的产品只由一个企业生产，该生产者同时供应国内外两个市场，此时就会产生垂直的产业内贸易。Gakszewics、Shaked、Sutton和Thisse （1981）、Dinopolous（1988）等分别从人力资源禀赋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角度研究产品档次差异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这些模型都证明了在只有少数几个厂商以及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垂直产品差异的产业内贸易是如何产生的。
可以看出，产品水平差异下的规模经济导致产业内贸易的模型适合于解释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而垂直产品差异下的要素禀赋导致产业内贸易的模型适合于解释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不过，上述垂直产品差异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仅仅强调产业内贸易的现象可以放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其得出的结论也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结论非常类似。这些模型抛弃了Krugman等学者关于规模经济、垄断竞争等许多重要思想，也回避了要素密集度相似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1.3 中间产品——生产分割论
在以上两种产品细分的产业内贸易模型中，至少存在两个不符合当今现实的较强假定。一个是完全专业化假定，即每个国家的每个产业中只存在一个生产企业，且该企业的产品是独一无二的，而现实中的每个产业都存在多家企业，且其生产效率各不相同。另一个是生产过程被抽象为使用初始要素生产最终产品，即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某种最终产品，而现实中生产过程从初始要素到中间产品再到最终产品存在多个生产层次，尤其是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于这两个较强的假定，一些学者将可贸易的中间产品引入到产业内贸易模型中，为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将产品进行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区分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存在两种分析思路：
第一种分析思路是从国际生产角度出发，认为最终产品的生产经由多个国家多个阶段的垂直分割带来了产业内贸易的增加。Krugman（1995）指出，由于产品在每一阶段的生产中所需要的要素密集程度不同，企业将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中间产品的生产放到与其要素密集程度相适应的国家进行，就能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要素成本，使得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最小化。中间产品在国家之间的来回进口与出口，扩大了潜在的贸易量。而又由于中间产品在生产技术上具有很强的前后向联系，它们之间的贸易往往属于同一组分类目录下的贸易，因此这部分扩大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出现。Feenstra（1998）以及Hummels、Ishii和Yi（2001）等都给出了类似的观点。这种分析思路与跨国公司的投资理论类似，整个生产过程看起来是在同一产业内发生的成品、半成品之间的转换，其实真正贸易的对象是产品中蕴涵的加工服务，而这种加工服务产生的原因仍然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带来的各国比较成本优势。
第二种分析思路则沿着规模经济生产和中间产品本身具有的特性出发，强调中间产品生产具有与最终产品生产同样的特性，其种类数量的增加也是产业内贸易增加的原因之一。在Krugman等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直接来源于企业最终产品的生产，产品的多样性也是指最终产品的多样性。Either（1982）则认为，当企业内部规模报酬不变，而产业层面上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较大的产业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支持更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即生产中需要的中间产品种类数量增加。而如果这些中间产品的生产是在不同国家进行的，就会发生产业内贸易。Lüthje（2000、2003、2005）对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他在2000年对OECD国家所做的一个调查中发现，这些国家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产品属于中间产品，并且贸易的模式为产业内贸易模型。2003年，Lüthje建立了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他假定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一样，都存在水平差异性，并且采用Lancaster（1979）对特定产品需求的分析框架，建立了对中间产品的特定需求。每一种具有特定多样性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一种与它相对应的特定的中间产品来完成。特定最终产品的生产导致了对特定中间产品的需求。而中间产品的生产同样具有规模经济，任何一个厂商都不可能生产所有种类的中间产品，由此产生了中间产品的双向贸易。中间产品大多数都属于同一类产品，因此这种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内贸易。Lüthje（2005）对丹麦贸易的实证也再次证实产业内贸易与中间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他检验出丹麦60%左右的产业内贸易为中间产品贸易，并且最终产品的出口与企业对中间产品生产的选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2.2.2 产品生命周期视野
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出发的研究都假定北方发达国家与南方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Krugman（1979b）借鉴Vernon（1960）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最先研究了南北方贸易条件下的技术差距对贸易模式的影响。他的模型假设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一个是具有技术创新的北方发达国家，一个是没有技术创新的南方欠发达国家。新产品首先在北方国家生产。经济开放后，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进行模仿和学习，当技术达到北方国家的水平时，南方欠发达国家中较低的劳动成本使得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南方国家进行。新产品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的全过程构成了产品的生命周期，而这种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同一种产品的相互贸易即为产业内贸易。并且，新产品能够不断地从北方国家创新出来，南方国家对新产品的模仿也不断进行，由此导致的产业内贸易也会不断地发展。
Flam和Helpman（1987）也在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垂直产品差异的“南北”贸易模型。与Krugman模型不同的是，他们更强调南北国家生产的新老产品在质量档次上的垂直差异。他们认为，北方发达国家在较高质量档次的产品上具有比较成本优势，而南方不发达国家在较低质量档次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新产品首先在北方国家生产，等新产品的生产标准化和规范化之后，其质量档次相对于更新的产品来说有所下降，于是转移到南方国家进行生产。不同质量档次的产品先由北方国家出口，再由南方国家出口，由此产生了南北国家之间的垂直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1986）又提出了一个存在技术差距和技术追赶的国际贸易模型。他认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非对称的国际技术扩散不断改进技术，从而使得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实现贸易产品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且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速度是经济开放度和技术差距的增函数，技术差距越大，开放度越高，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越快。
阿尔文·扬（A.Young，1991）也承认国家间技术差距对贸易格局会产生影响，但他更强调贸易过程中劳动者通过生产经验的积累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即贸易中的边干边学效应。扬认为，劳动者可以通过不断积累经验从而降低实际的单位劳动需求，而这种“边干边”学效应是产品复杂程度的增函数，产品越复杂，干中学的余地也就越大。在贸易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能够提供更多的“干中学”机会，而欠发达国家能够提供给发达国家的干中学余地非常小，两国之间出现了贸易引致的非对称的技术扩散。最终欠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和产品生产范围扩大，并且产品的技术密集程度有所提高，但发达国家的消费和生产产品范围不确定。
Krugman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理论带有产品质量周期的性质，但其模型中的创新率和模仿率均为外生给定的，并且技术创新都是开发出新的产品而不包括提高某一类产品生产率的技术革新。Grossman和Helpman不满足产品创新率外生给定的假设，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和技术内生思想，进一步将创新率和模仿率都作为企业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的内生变量，全面讨论了两国间的长期创新率、模仿率和增长率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模型中，每一个产品都处于质量阶梯中，北方企业投入资源用于研发以试图提高产品的质量等级，如果研发获得成功，则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市场垄断力量。南方企业模仿北方发明的生产技术，没有成本但有不确定性，如果成功，由于相对于北方具有更低的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南方企业家同样享有垄断租金。在稳态均衡条件下，模型表现出新产品向南方国家的不断转移和产品质量的持续升级。与Krugman的南北贸易模型相比，Grossman和Helpman的模型通过将技术进步内生使得贸易模式的变化更具有持续性。
Segerstrom和Dinopoulos的模型采用了与Grossman和Helpman相同的思路，但他们假设创新和模仿活动是由同一国家的不同厂商从事的，而不是分别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他们将专利制度、贸易保护政策和正的人口增长分别纳入到创新、模仿和经济增长模型中，探讨了政府政策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2.3 企业国际化视野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人们并没有把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与企业的国际化活动相提并论。这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的各种产业内贸易模型中所讨论的企业，其生产活动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之内，属于单工厂企业（single－plant firm），而不涉及跨国生产的多工厂企业（multi－plant firm）；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以来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被视为由于国家间资本禀赋差异或投资回报率差异引起的资本流动，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产物而非经济中真正生产实体的活动。然而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表明，产业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在发展态势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国家其跨国公司的产业内相互投资水平也较高；其次，产业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产业阶梯分布极其相似，都是主要发生在制造业中，并且与产业的技术密集度有一定的正相关性；最后，产业内贸易的主体通常是垄断竞争厂商或寡头垄断厂商，而跨国公司的市场力量也往往较大，两者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性。产业内贸易与跨国公司活动的众多相似之处使得人们开始试图把国际贸易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联系起来，探寻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Mainardi（1986）试图在跨国公司理论中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下，探讨当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等特有性因素时，跨国公司展开产业内贸易的原因。他认为，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跨国公司在进行生产和销售决策时，会将子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成本和生产成本与母公司采取契约交易方式时的市场成本和生产成本以及当地竞争企业的成本、其他跨国公司竞争性子公司的成本等进行比较，并由此选择出口或是在国外设立生产基地。当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存在水平差异，并且满足一定的成本约束之后，就会发生水平产业内贸易的现象。Mainardi的研究并没有采用任何一种贸易理论的模型，因此对贸易模式的解释不具有一般性。
Helpman（1984）将生产差异产品的企业对工厂区位的选择作为一个新的变量引入到产业内贸易模型中，并由此来判断贸易模式、贸易量以及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等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模型中有3个较强的假定条件：一是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存在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二是两种生产投入中有一种是诸如R＆D、管理经验等具有非排他性的企业特定投入，这种投入可以同时为多个工厂服务而不会额外增加工厂的生产成本；三是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而关税、运输成本等贸易成本则为零。在以上假定条件下，企业的特定性投入为企业进行跨国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带来的生产成本差异又为企业进行跨国生产从而达到生产成本最小化提供了可能。此时，由于规模经济和跨国生产的存在，标准Heckscher－Ohlin模型中的要素价格均等集合将被重新划分为5个子集，分别对应两个国家之间5种不同的贸易方式。在这5种贸易方式中，当没有出现跨国生产时，对于相对规模一定的两个国家，产业内贸易额是两国要素禀赋差异的减函数；当出现跨国生产时，产业内贸易额与两国相对要素禀赋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但会沿着要素比例线向上移动，即产业内贸易额随着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先增加后减少；当某一特定投入要素丰裕国家的规模足够小时，产业内贸易额达到最大。
Helpman和Krugman（1985）进一步完善了上面的模型。他们认为，如果两个国家具有要素禀赋差异，跨国公司将按照要素密集程度把生产阶段在地理上分割为总部服务、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生产等若干阶段。母公司提供给海外子公司其所需要的知识型资产服务以及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中间投入品等，再由位于非熟练劳动力丰裕国家的子公司加工成最终产品后销售到母公司所在国及其他国家。由于各生产阶段中的产品往往属于同一产业内的产品，母公司的这种对外垂直投资将使得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出现。(www.xing528.com)
Helpman等学者提出的跨国公司投资与产业内贸易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或替代效应的理论解释，通常被称之为“垂直一体化”理论，即工厂和总部分别设在不同国家的垂直型跨国投资理论。由于这一理论建立在没有贸易成本的假设基础上，认为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并不能解释跨国公司的投资与贸易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如何发生。当越来越多的经验数据表明跨国投资多数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后，Horstman和Markusen（1992）、Brainard（1993）、Markusen（1995）在国家规模、要素禀赋以及技术水平等条件相同的假设下，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水平一体化”理论，即总部设在一个国家、工厂同时设在两个国家的水平型跨国投资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区分了公司层面上的规模经济和工厂层面上的规模经济，并且考虑了关税、运输成本等贸易成本因素。
Horstman ＆Markusen（1992）、Markusen（1995）等采用的是同质产品的古诺寡占模型。他们假设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潜在的市场进入者。由于跨国公司在最初阶段已经支付了可以用于多种生产设施的联合投入要素，即已经支付了公司固定成本，因此跨国公司只需追加工厂固定成本就可以在东道国设立一家工厂。而当地的潜在进入者则要同时支付公司固定成本和工厂固定成本。在没有当地潜在企业的进入威胁时，跨国公司会倾向于直接出口；而在有出口竞争的威胁时，跨国公司只有通过在东道国设厂的方式抢先进入当地市场才能阻止当地企业的进入，从而获得较大的战略优势，此时会产生产业内贸易。
Brainard（1993）则认为，企业选择跨国生产还是国际贸易取决于贸易收益的接近度优势（proximity advantages）和集中度优势（scale advantages）。前者是指在当地市场建立工厂而节约的贸易成本，后者是指所有生产集中在一个工厂而产生的规模效应。一些企业拥有研发、专利等公司特定资产，从而具有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这就意味着工厂数目，越多特定资产的利用越充分，公司边际成本也就越低。当生产的接近度优势超过集中度优势，并且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超过工厂层面的规模经济时，企业更倾向于在国外建厂。此时会有更多的产业内双向投资取代产业内双向贸易，即相似国家之间的跨国生产活动会替代水平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以上关于跨国投资与国际贸易一体化理论的尝试都属于部分均衡分析，Markusen和Venables（2000）试图建立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以分析收入趋同是否为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增长的原因。Markusen和Maskus （2001）从产业内贸易与产业内企业的生产活动出发，使用美国与其他十个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和附属生产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发现产业内贸易水平随着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而下降，但随着双边投资成本的上升而上升。当国家更加富裕，而且国家规模和要素禀赋越相似时，子公司的销售指数相对于产业内贸易指数上升得越多。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当存在跨国公司的活动时，子公司对同一产业产品的跨国生产和销售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取代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内贸易，即投资代替了贸易。
Markusen等学者的一体化投资理论只分析了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差异产品的投资和贸易情况。Egger和Greenaway（2004）则建立了存在水平和垂直两种类型跨国公司的三要素一般均衡模型，以确定投资成本和跨国公司活动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主要对存在公司内贸易下的产业内贸易的测度进行了改进，从跨国公司利润汇回的角度证明了不平衡的利润汇回以及贸易成本都会对现有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造成扭曲。
Antràs（2003、2005）以及Antr1s和Helpman（2004）假定同一产业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生产率的差异，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产权等角度出发，对跨国公司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即探讨了企业在国内生产、垂直一体化投资和水平一体化投资之间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Antr1s（2003）发现，资本密集性产品一般通过公司内贸易的形式进行交易；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一般也是通过公司内贸易的形式，而资本要素稀缺的国家则主要通过短期契约的方式展开贸易。他通过把对企业边界的分析纳入到Helpman和Krugman（1985）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证明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于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的外包活动则会比较多。Antr1s和Helpman （2004）进一步考察了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差异、产业之间的技术、组织特征对所有权结构和中间产品生产定位决策的影响。他们的主要结论是：本国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一般选择在国内外包生产，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一般选择在国外通过FDI的形式进行生产。Antr1s（2005）则借鉴了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思想，构建了一个内生产品生命周期和组织周期的动态南北贸易模型。Antr1s认为，国际贸易中不完全契约的存在限制了国际分工的程度和技术扩散速度。不完全契约摩擦会导致产品最初在发达国家生产和研发，当产品进入成熟期更标准化后，制造环节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2.2.4 国内效应视野
对产业内贸易大量出现的原因及其发展进行解释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但作为一种与产业间贸易不同的贸易模式，产业内贸易还具有其他一些特性。许多学者针对产业间－产业内贸易模式的演进与国内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2.2.4.1 贸易模式演进与贸易调整成本
贸易理论一般都假设生产要素在国内市场是充分流动的，因此由贸易引起的国内资源再配置可以瞬时实现，而不会有任何代价，即贸易导致的国内生产要素结构调整不存在任何成本问题。然而现实与理论假设往往有很大出入，由于种种扭曲的存在，要素市场很难真正实现充分流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再配置往往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会产生新的扭曲。所谓贸易调整成本就是指在要素市场不充分的条件下进行贸易而导致的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包括因贸易量和贸易结构改变而引起的要素重新分配。新古典贸易理论中Jones－Samuelson的特定要素模型（specific factor model）解释了贸易调整成本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不过，该模型分析的对象是贸易之后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调整。自从产业内贸易被大量观测到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产业间－产业内贸易两种不同的贸易模式对国内资源配置的影响。
Balassa（1966）第一个提出了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两种不同的贸易模式具有不同的资源再配置方式，会带来不同的贸易调整成本。他认为，根据产业内贸易的假设，同一产业内各生产厂商的要素密集度是相似的，以产业内贸易形式的贸易扩张所引起的资源再配置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内的厂商之间，降低了要素转移时的调整成本。此时，贸易开放度增加导致的要素市场调整压力与产业内贸易在总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负相关。也就是说，相对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调整比较温和，没有太大的痛苦。这一假说后来被称为“温和调整假说”（Smooth Adjustment Hypothesis，SAH假说）。
Krugman（1981）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得出了代表性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的效用函数与要素价格、产品种类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式。他从这个关系式中推出，如果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十分相似并因此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则这种贸易不会带来严重的分配问题。这一理论模型进一步支持了温和调整假说。
在随后的十多年中，温和调整假说成为许多模型的基本假定条件而直接运用，但并没有得到经验验证，直到Brülhart（1994）首次提出衡量贸易模式变化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标（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MIIT）之后，对贸易模式与调整成本之间关系的经验检验才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范围。Brülhart认为，对温和调整假说进行经验检验的关键在于贸易模式变化、贸易自由化成本等指标的选取上。Gruble和Lloyd（1975）提出的GL产业内贸易指数虽然能很好地刻画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情况，但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贸易模式的变化。如果在GL指数中用贸易量的一阶差分取代贸易量就可以衡量产业内贸易的动态变化。他将用这种方法得到的两种相似的指标统称为边际产业内贸易。此后，绝大多数研究中对产业内贸易变化的度量都采用了Brülhart（1994）的这两个指标。
对贸易调整成本的度量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方法。按照Jones－Samuelson的特定要素模型，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主要有两类：
（1）短期内工资刚性，但劳动力可自由流动。
（2）工资可变，但短期内劳动力具有特定性，劳动力市场分割。
这两种扭曲的调整成本在现实中分别表现为失业和工资收入差距。因此，Brülhart（2000）、Brülhart ＆Elliott（2000）分别采用同一产业内人员周转率（job turnover）、平均失业持续时间（mean unemployment duration）、工资差异量（wage variability）和工资伸缩性（wage flexibility）等变量代替贸易自由化成本，对英国1979—1991年间制造业各产业的劳动力变化与产业内贸易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他们的检验结果显示，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处于同一水平的贸易开放度上，具有较高产业内贸易份额的产业其人员周转率、工资差异量等指标也相对较低。这一结果说明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相比带来的劳动力调整成本要小，从而支持了温和调整假说。
Cristóbal（2001）则认为，在Brülhart等的一系列研究中，忽视了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存在，而垂直产业内贸易意味着同一产业内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之间的贸易，其导致的调整成本应该与产业间贸易相同，因此Brülhart的检验并不充分。不过，在将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修正之后，Cristóbal采用西班牙1988—1995年的制造业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同样验证了温和调整假说。
Lovly和Nelson（2000）指出，只有生产结构的变化才会导致劳动力的重新分配，而贸易的变化则同时反映了生产和需求两种结构的变化，如果某一国家贸易的变化仅仅是由本国国内需求的变化而导致的，那么，此时该贸易变化对国内生产并不产生影响，也就不存在国内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成本问题。因此，在温和调整假说中，首先需要检验的是调整成本与产业内贸易的变化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他们在Either（1982）的存在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基础上得出，由需求变化导致的产业内贸易变化会被消费者吸收，而不会影响到生产结构，此时不存在调整成本。Lovly和Nelson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由于缺乏理论模型的支持，对温和调整假说进行的计量检验并不一定有效。
Brülhart、Elliott和Lindley（2006）综合以往研究，重新检验了英国产业内贸易变化与劳动力市场调整之间的关系。这一新的检验在两个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其一是将贸易引起的劳动力调整分为产业之间的流动（sectoral distance move）和工种之间的流动（occupational distance move）两种。前者为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的调整成本，用不同产业劳动力数量变化的绝对值表示；后者为劳动力在同一产业内不同工种之间重新配置的调整，用同一产业不同工种的劳动力数量变化之和表示。采用这种方式得出的结构调整变量是无偏的，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也与温和调整假说的理论相一致。其二是采用了控制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劳动力差异后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这样可以加强检验的有效性。新的检验结果显示：边际产业内贸易降低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工种之间的流动；但与其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如产业的贸易依存度、平均工资、消费需求等变量相比，边际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系数较小。
Cabral和Silva（2005）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葡萄牙的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内贸易增长较大的产业其调整成本要比产业内贸易增长较小的产业低10%，并且这种调整以工种之间的流动为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产业内贸易增长较大的产业也比其他产业的调整成本小了2.1%，结果同样支持了温和调整假说。此外，Azhar和Elliott（2003）提供了另一种衡量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指标——S指标，该指标不仅能够反映贸易的方向，还可以衡量产业间、产业内贸易变化的程度，比Brülhart（1994）的A指标和B指标具有更高的灵敏度。
尽管对温和调整假说的检验还在继续，但这一假说的最大缺陷在于，它并没有一个理论模型能够给出包含贸易模式变化、调整成本以及其他相关变量的完整分析框架，只是学者们从逻辑推理中得出的一个判断。因此这一假说经常会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尽管如此，大量的经验检验都证实了产业内贸易的增加与调整成本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温和调整性在现实中有一定存在的可能性。温和调整假说还存在另一个缺陷，即这种分析只适用于贸易对劳动力市场调整的短期内的影响，对于贸易对一国生产要素长期内的影响并不能据此做出判断。
2.2.4.2 贸易模式演进与国内收入差距
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Heckscher－Ohlin－Samuelson分析框架中，当一个国家开放贸易后，其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会提高，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会降低，即贸易会引起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分配发生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使得国内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还是更加不平等，新古典贸易理论给出的答案并不确定。比如中美之间的纺织品换高科技产品的贸易，对于美国来说，低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比高技术工人的收入低，因此，贸易将使得其国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对于中国来说，高技术工人收入下降的同时，低技术工人的收入将会上升，因此贸易将其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产业间贸易对两国国内收入的差距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以Krugman为代表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与由比较优势决定的产业间贸易不同，由规模经济决定的产业内贸易可以使得两种生产要素在两国同时获利，因此，贸易不一定会改变国内的收入分配状况。Krugman（1981）得出一个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丰裕和稀缺要素的效应加总公式，在这个公式中，两种生产要素的获利取决于产业内贸易规模，而产业内贸易规模又取决于两个国家要素禀赋的相似程度。如果两国的资源禀赋非常相似，那么两种生产要素都会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收入也将同时增长。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绝大多数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都认为产业内贸易只会增加产品的多样性，不会改变对要素需求的变化，也就不会对国内收入分配产生较大的影响。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陆续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对低技术工人需求的减少以及国内高技术工人与低技术工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现象。并且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更明显地表现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此同时，产业内贸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证实占到总贸易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比重，产业内贸易对于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开始重新得到认识。
Dinopoulos ＆Syropoulos等人（2001）采用Krugman（1981）的水平产品差异的产业内贸易模型来分析产业内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他们将要素价格与代表性企业的产出联系起来，而放弃了以往模型中将要素价格与产品的相对价格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在他们的分析中，首先按照Krugman（1981）的模型得出，一国从封闭经济到自由的产业内贸易，扩大了产品的市场规模，增加了产品的需求弹性，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企业产出增加和生产率提高。接下来，Dinopoulos等人放弃了Krugman关于企业生产函数同质这一假定[2]，而是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是变化的，并且产出的增加由低技术工人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带来。此时，由产业内贸易导致的企业产出的增加将会进一步使得企业内部高技术工人与低技术工人的比率提高，高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也会随着对其需求的增加而增长，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又因为这种对要素需求的变化是通过产量的变化而发生，所以不会影响到产品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展开产业内贸易的两个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都会扩大。
Beaulieu、Benarroch和Gaisford（2004）则认为，Dinopoulos（2001）等的研究更多地考虑了市场规模的变化，因而适合于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如果采用Krugman（1995）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同时并存的模型，则可以解释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他们假定在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中都存在一个高技术产业和一个传统产业，并引入贸易保护系数以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高技术产品，消费者对多样化的需求使得本国与外国之间进行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此时，国内高技术产品的相对价格由本国和外国的需求共同决定。当本国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保护系数降低后，国外对本国高技术产品的需求增加，导致本国国内高技术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高技术工人与传统产业中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加大。Beaulieu等人的分析仍然沿用产品需求变化→产品相对价格变化→要素价格变化这一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分析思路，但却放弃了国家间存在要素禀赋差异的假定。其结论是，无论在相似国家之间还是不相似国家之间，高技术产品间的产业内贸易会使得所有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只是这个差距在高技术工人丰裕的发达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这些国家的总出口所占比重更大。
对贸易自由化与国内收入差距关系的大量实证研究中还观察到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即发达国家在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产品的技术密集度也在不断提高，而这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当高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时，厂商会更多地使用相对较便宜的低技术工人以降低生产成本，长期内产品的技术密集程度因此变得更低。一些学者开始引入内生的技术进步来解释贸易后高技术工人工资与产品技术密集度的同时增长。
Acemoglu（2000）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是由科学水平的发展、企业一系列非盈利性活动等外生带来的，然而更多的则是由企业内在的激励机制带来的。企业自身对技术进步的追求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价格效应，采用新技术的产品包含更多的技术含量因而可以具有更高的价格；二是市场效应，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技术需求的扩张因而需要更多创新的产品。这两种效应在贸易模式为产业内贸易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Neary（2002）建立了一个相互倾销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其中寡头垄断厂商为应对进口壁垒降低导致的竞争需要进行更多的战略投资。与Brander（1981）的模型不同，Neary认为，寡头垄断企业为保证自身的垄断利润，在固定成本阶段存在大量的研发投资，而由竞争加剧带来的战略投资大部分会用在研发投资上以阻止新厂商的进入，研发投资比生产活动更偏向高技术密集，由此导致了对高水平技术工人需求的增加。Neary的分析思路可以归结为：贸易自由化增强市场竞争，迫使寡头垄断企业内生地改变其战略行为，由此技术得到提升，国内收入差距扩大。
Ekholm和Midelfart（2003）更关注当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技术偏向型（skill－biased）技术进步时，产业内贸易所导致的国内收入差距扩大效应。他们假设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异，这个技术差异体现在对高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的相对使用上。采用现代技术的企业拥有相对较高的高技术工人比率，也因此具有相对较高的固定成本和相对较低的可变成本；采用相对传统技术的企业则反之。贸易成本下降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扩大了市场规模，现代企业因其相对较低的可变成本会获得相对于传统技术企业更高的利润。长此以往，产业的技术密集性增强，高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
以上对产业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放弃了Heckscher－Ohlin－Samuelson的完全竞争假设，充分考虑到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并且打破了产业内贸易理论中企业生产函数不变的静态假定，强调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产业内贸易之所以影响收入分配，与企业技术进步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技术进步由外生的贸易成本变化引致还是由内生的技术创新引致，都会增加对高技术要素的相对需求，提高其密集度。
Ito和Fukao（2003、2004）试图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角度验证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他们发现，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和高技术工人在生产投入中比重的增加主要是由生产要素在产业内部的转移带来，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提高了日本企业中资本和高技术工人的密集度。垂直产业内贸易对要素收入的影响与传统产业间的贸易类似，贸易后本国丰裕要素的收入会增加，即垂直产业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日本的资本回报率和高技术工人的工资。他们采用日本1988—2000年的数据，对要素的净出口与要素密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垂直产业内贸易与高技术工人比重的增加确实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资本的深化也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不过，与资本和高技术工人比重的增加量相比，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弥补效应较小。也就是说，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垂直产业内贸易能够部分增加资本的回报率，但并不足以弥补由国内资本积累的大量增加而造成的资本深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