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关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窗口，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岭南文化的典型样本之一。西关旧指广州府城西门一带。虽然面积不过区区几平方公里，西关却因百年华埠、通商口岸以及独特的美食、曲艺、报业、建筑文化和民俗风情而闻名于世，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和广府地区市民社会的微缩景观。
一、西关的缘起
虽然成名于明清时期，西关地域历史和文化传承却很悠久。早在公元196年，汉高祖刘邦“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北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1]。陆贾大夫最初登陆城西，筑泥城为驻地(今西场附近的古码头)，又在附近广种莲藕与荔枝，为今日荔枝湾之最初发祥地。西关与佛法最早结缘。南朝古印度高僧达摩到达南越，再往江南，后游嵩洛。传说最初也是在城西登岸传教。他倡导以“诸佛心为宗”作为立宗的宗旨和经典依据、以面壁修禅的“壁观”为独特的修持法门、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师徒授受的形式传法于慧可。无论在中国文化交流史还是佛教史上，达摩的地位都是极崇高的。[2]
隋唐之际，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3]。两京与江淮客商奔走岭南，外国商人跨海而来，城西蕃坊一带，“任蕃商列肆而市”，以至于广州成为“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4]。唐高宗显庆六年(公元661 年)创设市舶使，总管海外贸易和邦交事务，西部城区宝货充盈、万商云集。到了宋代，越洋而来的商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5]。公元1406年，明政府在十八甫设立怀远驿，西关成为中外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及聚居之地。随着大观河的开凿，沿河出现繁华的商业街圩，商家林立，人口密集，西关开始形成独具岭南特色的商业与住宅混合街区。
西关的最终崛起则是取决于粤海关一口通商和十三行的垄断贸易。1686年十三行在西关成立，1757年，清政府止留粤海关“一口通商”，由此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根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至五十五年(1716)间，英、法、葡等西方国家到广州贸易的船只仅仅68艘，但在乾隆四十九年至道光十三年(1784—1833)，到广州经商的外来船只达3863艘。欧洲的商人将西方的自鸣钟、玻璃、仪器、毛布织物及东南亚盛产的药材、香料、棉花、木材等运销广州市场，又通过十三行商人购买茶叶、生丝、绸缎、陶瓷运回欧洲销售。[6]在一口通商的垄断背景下，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通商集团，行商聚居的西关也成为富甲一方的宝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外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广州商行由此失去垄断贸易的特权。1856年，十三行一带被大火摧毁，洋行店铺顿成碎砖瓦砾，百年荣华尽付东流。随后沙面租界崛起，外商银行纷纷聚集，十三行外贸地位被取代，在沿江近海城市开放的背景下，尤其是上海的迅速崛起，广州西关的商贸中心地位开始走向衰落，这种情形在整个民国年间都没有明显的改观。
二、西关文化风范
作为近代岭南文化发源地和中心地，以市民为主体的西关文化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充分彰现了立足城市市民生活、融合东西方文化成果、以功利实用和民生为本的岭南文化精神。虽然地处风云变幻之地，经历了各种社会剧变，当年的贵戚、豪商、名流或涉洋而来的冒险家早已烟消云散渺无踪影，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喧嚣躁动的过程中，西关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一大批文化遗存，彰显了岭南文化在西关的顽强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根基。
民俗风情之窗。西关集中保留了风格特异的岭南民俗风情。如年节婚嫁民俗、童谣、饮茶传统、岭南中医、岭南收藏等等，可以认为，西关是岭南民俗风情最为浓郁的地方。清末的西关名医汇聚，许多中药作坊、中西药局和药铺开设于此，连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也曾于此经营药局。西关有全国出名的博古街，如荔湾湖畔的古玩城、源胜陶瓷工艺街，其所孕育的文雅好古的悠然情调，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藏家出没其间。此外，如开业舞狮、迎春花市、拜财神、鸡公榄、嫁女饼、吃烧猪肉、西关古仔等民俗风情在西关仍代代相传，体现了无处不在的岭南文化氛围。
美食文化的名片。西关饮食文化堪称渊源流长，明清时期已经盛名远播，在民国初期则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发展。西堤沙基、下九路、第十甫路一带的酒家茶楼大都与丝绸布疋店为邻，商人、绅士、名伶成为消费群体中的主流，“讲饮讲食”风气盛行，涌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岭南美食。老牌酒家如泮溪、陶陶居，集园林风光、书画盆景为一室，店堂之间弥漫着清雅隽秀之气，食客置身其间，如流连于山水之间。十甫路周边的夜宵档，品种繁多，价廉物美，如陈添记的鲜虾云吞面、伍湛记的艇仔粥、银记的拉肠、南信双皮奶，为西关美食增添了浓郁的地方风采。至于西关的点心，更是制作精细、花样繁多。
粤曲鼎盛之地。虽然粤曲形成的历史有了150多年，但在清末的西关却是粤曲最繁荣兴盛之地。那时的宁波会馆、湄洲庙、文澜书院、天后庙、三界庙、北帝庙都有常设戏台。有些茶楼酒家为招揽生意，吸引食家，纷纷邀请“师娘”开坛演唱，饮茶听唱遂成为市民消遣和文化娱乐的重要方式。[7]1907年长寿寺原址上建成乐善戏院，继而宝华戏院开张营业。真光公司游乐场在天台开设粤剧场，红极一时的任剑辉、胡蝶影、李醒南、梁少平为真光台柱，由此将西关粤曲带入名伶时期。同期的名角刘彩雄、梁丽妹、沈小佩、白玉琼则投入大新公司，陈皮梅、关影怜、陈皮鸭坐镇宝华戏院，众名伶汇聚西关，在粤曲界可谓极一时之盛。[8]
名流汇聚之地。明清以来定居或曾经落脚于西关的文化名人灿如繁星，数不胜数，其中佼佼者如屈大君、李文田、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梁培基、詹天佑、梁漱溟等。他们对岭南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近代民主思潮、教育、报刊传媒、粤剧曲艺、岭南文学、岭南画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名人传统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市民文化生活，使得传统的岭南文化在西关仍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近代报纸传媒的重要发源地。光绪、宣统年间，广州本地先后有70份报刊创办发行，其中约有30家报馆坐落在西关地区。初入民国，西关出现了报纸街，第七甫、光复路和十八甫一带诞生了一批报馆，拥有各类报纸100多种，为广州报业之半壁江山。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行商报》、《广州民国日报》。西关的报纸关注时局变化和市民生活，以比较独立的姿态反映社会问题，又善于投合读者的趣味和需求，因而在当时就成为民众情感宣泄和意识形态表述的重要载体。1908年，岭南最早的报业组织机构广州报界公会于十八甫新源街成立(后改设于长寿街)，广州新闻记者联合会筹备会后来也设在长寿街报界公会内，于此可见西关之于岭南报业发展的重要地位。
此外，西关还是岭南建筑的集大成者。骑楼和西关大屋就是典型的案例。历史建筑中，陈氏书院堪称杰作，而在沙面岛，则完整地保留了租界时期各国风格的建筑物和公共文化娱乐设施。西关在岭南最先诞生了新式学堂、藏书楼和印书馆，其中广雅书院的开办对引导学生走出旧学的樊笼，成为时务人才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西关文化的开放精神与历史地位
西关文化是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近代市民社会出现雏形而逐步形成的岭南市民文化。它形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养分，以其浓厚的商业氛围、广泛的市民基础、无所不在的包容和糅合能力，在岭南地区至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从形成条件上看，西关文化是随着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它不同于宋元时期的市井文化，它是在市舶贸易、十三行垄断进出口及市民社会形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典型的市民文化。西关文化没有高深的理论体系和鸿篇巨制的架构，没有诞生过彪炳史册的思想大家，它的构成要素是直观的可以感受的现象，与人情、欲望、审美和价值判断纠结一体。作为一种感性的世俗文化，它扎根于市井闾巷的世俗生活，是岭南文化中最善于变化、富有平民特色、以商业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不是消极地脱离传统文化的桎梏，而是包容外来新兴的文化事物和潮流;它并不僵化地固守传统，而是擅长于在各种文化现象中贯注着传统的精神。
西关文化印证了岭南文化近代发展的轨迹，对岭南文化的现代走向和海外传播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关是岭南文化对外交流的通道
岭南文化的对外交流和海外传播，与西关贸易通道的地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前，钦定的贸易垄断地位使大量的富商豪绅、社会名流和大批洋商、传教士、西医等海外人士在西关定居，营造了不同文化模式共生共荣的环境。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海岸解禁，外商接踵而至，沙面出现一批洋行和专营船务的轮船公司。洋行的业务面向全球，轮船公司的轮船则航行世界各埠，西关在开放潮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鸦片战争的烟火尚未消净，西方的建筑、饮食、戏剧和美术携同其发达的科学成就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以及西方思想意识形态学说，经由商人、传教士们一批批地带进西关并传播到其他岭南地区，然后再向华南、西南、华中腹地传播。这种文化通道的效应，一方面反映在西关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其社会文化内容呈现鲜明的多样性特征，而市民主体饱经欧风美雨的浸润，在文化心态上大都养成了平和包容的气度。另一方面，借助这一口岸通道和跨海贸易的力量，岭南文化的成就，也在海外缓慢地传播开来，成为凝聚海外华人共识、开拓拼搏、安身立命的心理依归。
2．西关的贸易经济促进了岭南社会发展
西关附近的水上航运自古十分便捷，是广州最重要的口岸区域。在“闭关锁国”一口通商的情况下，十三行主导的贸易经济对岭南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直接拉动了广府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番禺、顺德、南海、东莞、香山等地种养结构出现明显调整，农户纷纷种桑、养蚕、养鱼、种茶、种果并建立相互间的联系，至于各大墟市的织布、缫丝、刺绣、制陶、铸铁等手工业户，也应出口贸易之需建立了协作网络。外国商品的输入，以其品种多样，创意独到、设计新颖，推动了岭南地区同类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城市经济的创新发展。
五口通商后崛起的沙面对岭南经济发展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1870年后，作为租界的沙面聚集了10家银行和40多家洋行，其投资经营和贸易开拓对岭南地区的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数十年间，汇丰、中法、台湾等外资银行经营触角伸进了岭南各地的城市乡镇，经营大量业务，促成了广州成为新兴金融中心。[9]洋行盘踞广州，呼风唤雨，跨南岭而深入湘、黔、云、川各省，其经营理念独到，建立的销售网和展示的经营方式，对国内民族工商业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与此同时，洋行利用其自身优势，也为岭南的原料和半制成品开辟了境外市场。如1900年经粤海关出口货物就达2342万海关两。[10]1910年在广州附近增设的丝织厂多达180家，“每年产丝六、七造，由三月底起至十月，约略出丝80000担半系由丝厂漂成贩运出口”[11]。
3．西关文化主导了岭南文化的开放精神(www.xing528.com)
虽然从属于岭南文化，但西关文化是岭南文化中最具有开放精神的典型，是数百年间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它与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奠基于市民社会的西关文化，如同市民群体一样，善于批判传统文化而吸收异域文化。它带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在实用主义消费主导的背景下，这种文化通常带有明显的商业性和流行性趋向;它固然可以将传统中优秀的东西积淀下来，但又总是处于变化的潮流之中，就如同街上的某种时尚元素总会被另一种新元素所取代一样。相对于岭南文化而言，西关文化主导的开放精神更多地得益于近代商贸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社会的形成，这是西关文化区别于一般岭南文化共性的最具有时代内涵的地方。
四、促进西关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如同国内许多城市文化遗迹的命运一样，当前西关文化在保护、推广和交流方面，同样遇到了问题。由于城市规划的不断调整，大量的拆迁和地产开发，以及人口的膨胀和快速流动，已经形成了对西关传统文化巨大的影响甚至破坏。如逢源路曾是历史上绅商名流最为集中的聚居区，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核心区域内进行大规模的改建，老街改成马路、弄堂变成新巷、百年古建筑纷纷拆除。一些历史建筑虽然已列入文保单位，但因缺乏修复资金，也危在旦夕。在城市日益扩张的今天，尤其需要谨慎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避免因过度开发对文化资源的破坏。通过维护原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增加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使西关地区融浸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
在明确开发与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推进西关文化的保护与交流:
1．试点建成西关文化资源保护管理体系
今后数年间，广州应在西关试点率先建成文化资源和遗产保护管理体系。具体的措施包括:完成西关地区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利用规划并分步实施保护工程，分类编制保护规划。做好十三行和沙面文物资料整理工作，加快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遗迹的调研。建立西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要在不远的将来，使西关文化遗址、名胜故居、民俗风情与旅游景区由点及面形成覆盖整个老城区的网络，既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文化享受的组成部分，又能对周边城市文化资源形成强大的整合能力，成为区域内人民向往的岭南文化中心地。
2．拓展西关文化海内外交流合作领域
文化交流要有全球观念，要扩大西关文化的交流领域。应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加强西关与东盟国家(粤人聚居区)的文化交流合作。借助海外华侨的优势拓展西关文化交流的空间。通过举办“西关文化周”等形式，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水平。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要有意识地突出、宣传西关城市文化的特殊魅力。通过对等的交流，将具有西关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推向国内外舞台。要激励文化原创精神，构筑西关文化的原创基础，这样才能保证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中，始终处于一种既有吸纳，又有输出，平等互动，各有取舍的状态。
3．试点非政府组织参与文化管理，创新文化管办模式
依据文化管理“一臂间隔”的原理，在西关地区试点非政府组织的文化管理模式。通过对社会组织给予更多的培育和扶持，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使社会组织在文化管理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对城市文化事业发展的规划、协调往往可以形成政府所不具有的管理职能。以文化中介机构为例，这类社会组织保持了经济利益和市场经营活动的独立性，正好处于政府与市场功能的空白处，是沟通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可以有效维护文化项目在市场上的独立运作、文化经费的客观分配使用和文化遗产的免受市政干扰。此外，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市场渠道为西关文化发展提供丰沛的资金来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由政府独自提供公共文化发展资金，作为非政府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的存在与壮大会有效激励社会资金投入文化建设，拓宽城市文化资金的来源渠道。
4．鼓励广泛的公众参与
作为岭南文化地标的西关，其保护和开发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到西关地区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岭南文化的延续和传播。应鼓励民众广泛参与文化管理和建设。以文化项目建设为例，这种参与可以包括项目的规划、设计以及组织实施的每一个细小环节。政府部门可以运用行政与传媒资源的优势，联系群众，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局面，这对于调动群众参与文化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将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1]南越列传．见司马迁著．史记［M］．中华书局，1959．
[2]吴立明主编．禅宗宗派源流［M］．第一章之三．
[3]陆贽．陆宣公奏议全集［M］．卷3，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
[4]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M］．中华书局，1983: 7．
[5]朱喻．萍洲可谈．转引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17．
[6]广州简史［M］，193．
[7]苏文炳．从盲妹到女伶．广州文史［M］．“羊城掌故”．
[8]旧时西关的粤剧演出场地与当时全女班的发展［N］．中国国际文化产业网报，2008-02 -18．
[9]孔柱新．沙面租界洋行、银行与华南经济之关系［J］．岭南文史，2003，(3)．
[10]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M］，925．
[11]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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