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人笔下的广州-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研究

19世纪俄罗斯人笔下的广州

中山大学　伍宇星

俄罗斯之于清代的广州，一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度，而在19世纪以前更是鲜有广州人知晓它。盖因俄罗斯“僻处西北绝域，自古不通中国”，自康熙年间两国短兵相接之后签署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后，俄国获得了在恰克图与中国陆路通商的权利，中俄交往基本集中在北方。而广州地处华南，虽然对外贸易历史悠久，甚至长期作为清帝国唯一对外海上贸易港口，然则先后前来贸易者均为当时世界海上贸易强国，俄罗斯在这方面发展得相对较晚。

然而，18世纪初，彼得一世通过战争打开了“通向欧洲的窗户”后，为保障军队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大笔军费，他采取各种手段发展工商业，设想建立一支类似于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商业贸易舰队。由于当时俄国造船及航海技术基础薄弱，商业舰队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彼得的海上贸易规划蓝图得以继承下来，于是有了参与广州口岸贸易的尝试。

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的当年，俄国派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出使中国，俄商务院就对他发出了搜集广州口岸信息的指令:“……有必要认真查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将何种货物运进中国沿海口岸，又将何种货物从中国运往本国;尚须查明广州城市情况，因为广州和中国其他城市相比是最便于通商的，对俄国人尤为方便，因为可随时经水路来往于北京和广州。”萨瓦出使过程中与中国大臣们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但中国大臣们回以欧洲人不像俄罗斯那样与他们为邻，因此俄罗斯不能在广州贸易，船只不能去广州，要求特使不要徒然浪费时间。

首次尝试没有成功，俄国继续在恰克图与中国展开贸易，广州口岸对他们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这不意味着放弃。1805年，俄国人终于在广州登岸，两艘俄船“涅瓦”号和“希望”号先后于12月8日和25日驶抵广州黄埔港，完成了俄国人的百年广州梦。

一、俄船首航广州

俄船首航广州，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准备。这期间，俄国扩张到美洲地区，18世纪末建立了俄罗斯美洲公司(简称“俄美公司”)，一方面巩固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加入到太平洋海上贸易的利益争夺战中。此时远东最繁忙的贸易港广州也就纳入到其关注范畴。殖民区的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供应、自身产品市场以及其他国家在该地区形成的政治和贸易竞争使他们更加意识到广州口岸的重要性和与之贸易的迫切性。

广州贸易的重要性也为当时俄国新生代海军军官克鲁森什特恩所认同。克鲁森什特恩也许算得上俄国来广第一人。他是彼得大帝时期为培养俄国海军力量而创办的海军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多次参加海战，1793年与一批优秀海军军官一起被派往英国进修，跟随海上强国英国舰队航行。1796年克鲁森什特恩随英国巡航舰到了印度，待了近一年后辗转马六甲搭乘一艘从美洲西北海岸运送毛皮的英国货船来到广州。这次旅行让克氏有机会观察各国在广州的贸易情况，结识一些驻广州外国洋行的大班，令他对俄国的海上贸易也产生了期望:“我觉得俄罗斯人如果能把殖民地的毛皮商品直接运往广州的话，其利润将会大得多。尽管这一想法并非创新，一俟回到俄罗斯，我认为有必要向政府汇报这一点，哪怕经营毛皮贸易的人从未有此打算。”于是，他在从广州回英国的船上就开始拟订他的海上贸易和远洋航行计划，回到俄国后就不断向商务院和海军院负责人呈递他的设想。

克氏的计划几经周转拖延，终于到了1801年底就任商务大臣的鲁缅采夫手上。鲁缅采夫立即召见了克鲁森什特恩，对他的计划予以大力支持。而这也与俄美公司的宏愿不谋而合。1802年7月29日，公司总董事会向亚历山大一世提请允许从喀琅施塔得派遣俄国第一艘环球考察船只，让它顺便为俄属美洲领地运送生活用品和造船材料，回程时尝试在加尔各答、孟加拉、巴达维亚等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属地贸易。8月7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核准了该呈请，同一天，克鲁森什特恩被任命为考察队队长，海军大尉里相斯基为助手。后者前往英国为考察队购买了两艘船——“希望”号和“涅瓦”号。

1803年3月，商务大臣鲁缅采夫向沙皇呈递关于广州贸易的奏章，建议派遣使节前往北京游说清廷准许俄船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奏章得到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大臣委员会的支持。同年8月7日，在亚历山大一世率领众大臣参观了“希望”号和“涅瓦”号后，集贸易、外交和科学考察任务于一身的环球航行船只从喀琅施塔得出发，一路横贯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到达夏威夷后，克鲁森什特恩任船长的“希望”号送使团赴日本，“涅瓦”号在船长里相斯基的率领下则北上美洲西北海岸俄属美洲殖民地中心。经过两年多的行程，两船带着俄美公司的皮货先后来到广州。

俄船来粤的目的在于贸易，首先要打交道的就是粤海关和十三行行商。而时任粤海关监督的延丰起初根本不知道来者何人，也不知道自粤音转译的国名“路臣究系何国”，询问行商，行商再请教在广州的英国人，才明白所谓路臣国即俄罗斯。延丰等人了解俄罗斯一直在恰克图贸易，对其来粤贸易的实情很是不解，于是要求俄船说明缘由并由行商转饬英国人译出。两位船长分别就自己的船只来历、航线、航程所需时间以及来粤目的——试行与广州进行海路通商，以与恰克图的陆路通商作比较，哪一种方式更合算。

延丰一边与广东巡抚孙玉庭商量并传信给在外巡视的两广总督那彦成后，认为“此次……事虽创始，其情词颇为恭顺，若不准其开舱输税卸货，仍令原载回帆，似非仰体我皇上柔远怀夷之至意……”，批准放行“涅瓦”号进了黄埔;一边上奏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情形，请旨办理。

由于“希望”号比“涅瓦”号早到澳门，而“希望”号上的皮货很少，售出后无法购买足够的回程货，为了能在澳门泊场多停留一些时间等待“涅瓦”号的到来，故向澳门当局申报说“希望”号乃兵船，因为商船不能在那里久留。在“涅瓦”号获准进泊黄埔贸易之后，克鲁森什特恩就着手申请“希望”号进港，以便装运用“涅瓦”号上的皮货换取的中国货。克氏答应按船纳税并缴纳各种费用后，接任粤海关监督的阿克当阿鉴于“涅瓦”号已经进黄埔卸货，“因事同一例，未便两歧，亦准鲁臣顿(即克鲁森什特恩)将货物起卸”。

克鲁森什特恩因为此前到过广州，对广州贸易情形有所了解，在他授命组织此次环球航行时，亦得到指示务必协助俄美公司商务代表在广州开展贸易。因此，“涅瓦”号一到，他即随船一起来到黄埔，联系上旧相识英国散商比尔，委托其按照当时广州贸易规则寻找可靠行商承保来完成货物售卖和购进。十三行老行商做事向来谨小慎微，没人愿意冒险与第一次来粤的俄船交易，比尔费了一番力气才说动新晋行商西成行商人六官黎颜裕接手。

那彦成正在“惠潮一带阅兵未回”，接到延丰函即飞札新任监督阿克当阿，让他“暂止开舱以免日后滋弊”。阿克当阿接札后告知俄船“经具奏请旨，应俟朱批到日方准放关”。1806年1月中旬，俄船皮货已经卸上岸，大部分回帆商品也已装上船。1月22日，保商黎颜裕通知俄船暂缓开行的消息，营弁随即封锁了船只。俄船要求黎颜裕去交涉，封锁很快撤销，但最后一批货物则一直不准上船，因为必须等候北京的回复。

俄船船长们开始担心滞留广州太久而影响回程，只好求助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留粤大班德拉蒙德(粤人称之为哆啉呅)。德氏不仅是克鲁森什特恩的老相识，而且俄国外务院大臣沃隆措夫早在1803年就曾专函英国，请求知照英国东印度公司驻粤商馆在俄船抵达广州时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后者也确实收到过董事会要求届时给予协助的函件，德氏自然是鼎力相助。他为此事临时召集东印度公司大班组成的特选委员会，邀请所有行商开会讨论，要求他们转递俄船船长的抗议函。总商潘启官借故缺席，其余人等不敢接受这一委托，因为抗议函措辞非常激烈。在众人的劝说下，两位船长另书一函，说明俄国地处极北，如果在广州滞留太久，他们将无法在当年顺利回国，而北京复函可由德拉蒙德代收转寄。此函由公行转呈给海关监督阿克当阿，过了6天仍无下文，俄船船长再次恳请德拉蒙德召集行商催促。

与此同时，军机处接到延丰奏报后，先后两次寄谕新任两广总督吴熊光，先质询俄船来粤情形，继而著令吴熊光通知俄船“奉有大皇帝谕旨，以尔国向止在恰克图通市贸易，本有一定界限，不可轻易旧章，著即将船只货物驶回本国，不许在广逗留”，并饬令沿海各口岸遇有类似情况时“俱实力禁止，免滋事端”。此谕尚未到达广州，粤海关监督本已通知俄船要等候谕旨才能放行，而由于行商转递俄船禀帖，叩求放关:“兹据夷商禀称本国地处极北，若遇此时风，遂致阻滞一年，叩求早赐红牌，放关开行之后奉到本国大皇帝谕旨，交英吉利国留粤大班代寄回国。情词甚为恳切。”2月5日，阿氏亲自到黄埔视察俄船情况，“传该夷商面为开导，惟有叩求早令归国，其情形甚露焦急。臣等复与孙玉庭彼此筹商，因思抚恤外夷，自应示之以信，既经准其卸货，似又未便久阻归期，致失怀柔远人之意”。吴熊光于2月6日上奏准令俄船开行回国。未等回复，次日即发放红牌，准许俄船回航。吴熊光后来坦言:“该商等远赴重洋贸易，货物业经起卸，海洋风信靡常，若俟奉到谕旨方准开放，设致船只阻隔经年，既非体恤远夷之道，并恐该国阻其贸易，心生疑畏，亦多未便。臣与孙玉庭、阿克当阿再四筹商，不敢拘泥等待，拟准其开船回国。……此后准其贸易与否应俟奉到谕旨，钦遵办理。”

2月26日，军机处奉朱批谕两广总督及巡抚:“此次姑著准其贸易，嗣后再有该国船只来至澳门，即应严行斥驳，不得擅与通市。”事后，相关人员都受到惩处，擅自允许俄船来粤贸易的前粤海关监督延丰被革职查办，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继任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均交部议处。

俄国方面本来计划非常详尽，最后却如此仓皇，原因在于奉命出使中国的戈洛夫金使团因礼仪问题被阻止在边境，未能如预想的那样入京面谈俄船来粤贸易事宜，而通讯不畅，两艘船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俄船首航广州贸易侥幸成功，“希望”号船长克鲁森什特恩事后也心有余悸。当他们经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06年8月回到喀琅施塔得港时，还是受到沙皇隆重接见，沙皇专程乘快艇来到喀琅施塔得，参观了停泊在那里的“希望”号和“涅瓦”号，还查看了船只从中国运回的各色丰富货物。

1814年10月，又有一艘俄国商船来到澳门，“载有槟榔五千石，欲进广拨换茶叶等货”，澳葡判事官眉额报请准其“驶进黄埔贸易”。粤地官员有旧例可循，未敢有丝毫懈怠，登州同知彭兆麟、两广总督蒋攸铦、署澳门同知官德、香山知县马德滋一干人等均以“嘉庆十年”的圣谕，“饬令作速扬帆驶回，毋任藉词逗留”。

二、俄船顺访广州

1806年初俄船首航广州试行贸易后，理藩院致函俄枢密院斥责两艘俄船不遵旧章——俄国应在恰克图集中贸易，不得在其他地方进行买卖，重申严禁俄国人前往中国其他边界地方进行贸易，如有违反，则关闭恰克图贸易。俄国人于是暂时放弃了广州。近半个世纪后，俄国人又出现在珠江上。

1853年6月18日，后来签订《中俄天津条约》的俄方代表普提雅廷乘“东方”号从香港前往广州，给两广总督叶名琛呈递文书，要求中国业已对欧洲人开放的5个港口同样对俄国兵舰和商船开放。叶名琛在回函中宣称，由于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方进行陆路贸易，他无权允许俄罗斯商船进入中国口岸。由于普提雅廷此次远航的目的更多的在于打开日本大门，在得知有着同一目标的美国人佩里率舰队已经靠近日本后，普氏没有在广州逗留，迅速返回香港，径赴日本而去。

普提雅廷出使日本达成目的，与日本签订了《俄日亲善条约》，日本对俄开放了函馆、下田、长崎作为通商口岸。1855年回国后很快被委派出使中国，1857 年8月抵达天津河口，拟从那里进京与大清谈判中俄边界问题，遭到拒绝后南下香港，与英、法、美等国公使汇合，商讨对清策略，尽管各怀鬼胎。这一次普氏在澳门租用一私人别墅3个月，直到再次北上上海、天津。

与此同时，俄外部协调了数艘舰只前来远东增援普氏，其中“普拉斯东”号快速帆船途中受损，1858年8月到达黄埔柯拜船坞维修，历时一个半月。期间，船上人员游览了船坞所在的长洲岛和附近的新洲，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船坞运作情况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录。

三、俄储广州行

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在中国除拥有其他欧美国家无从涉及的恰克图、伊犁、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等陆路边境通商口岸外，还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谋取到其他国家拥有的中国海口通商权，广州对它来说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鞭长莫及。由于亚太地区局势的变化，韩日对外开放，俄国早期最需要广州口岸的俄美公司和俄属美洲地区已经瓦解变卖，它在中国的贸易政治重心也就仍基于地缘因素集中在中国的北部以及便于其展开茶叶贸易的汉口、上海和福州，直到19世纪末90年代，俄国人尚未在广州建立商馆，更没有正式的领事机构。然而，1891年春天，俄国皇储尼古拉把广州设定为他的中国行第一站，一时间，拉近了南粤与俄国的距离。

贵族子弟、王室后裔尤其是国君继承人外游以增阅历乃欧洲各国传统，俄国自彼得大帝以降也不例外。1890年，皇太子尼古拉年届22岁，已完成一个皇位继承人所必需的教育培训，出外游历提上议事日程，更兼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拟派皇太子到铁路终点站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为铁路动工奠基仪式剪彩，于是结合二者拟订了皇太子旅行路线，这就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继位前所进行的声势浩大的东方行，行程囊括埃及、希腊、印度、锡兰(斯里兰卡)、暹罗(泰国)、中国和日本，最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陆路横穿西伯利亚回到圣彼得堡，为期9个半月。

俄储东方行的东亚目的地是中国和日本，而中国的行程最终确定为广州和汉口。1891年1月初，俄驻华代理公使阔雷明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正式提出了“各省督抚亲接款待，以示优异”的要求。随后，总署与李鸿章商定接待礼仪事宜，光绪帝核准，饬令李鸿章电告各地督抚，届时一律按照该礼仪亲自接待皇太子。总署和李鸿章分别遵旨一一发了电报。

1891年1月下旬，李翰章就接待礼节问题回电李鸿章，称在与广东巡抚刘瑞芬商议后决定，“俄储至虎门升旗放二十一炮，抵省时乘小轮至船迎晤”。李鸿章赞“办理甚妥”，同时派联兴往广州做法文翻译。

广州方面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一边派许司马远赴香港探听俄储行踪，一边在广雅书局“铺陈华丽以为酬宾之所”，督宪指示标亲军每天在署内用西法操演，配以西洋音乐，以便届时列队迎接俄储，“稍尽邦交之礼而伸仰慕之诚也”。

4月4日，俄储舰队抵达香港。李翰章则在4月2日前已得到俄储将在5日到粤的消息，电告李鸿章曰:“一切均预备。”4月5日早上8点，俄储子一行带着仪仗队搬上招商局的轮船“江宽”号，李鸿章派去作为翻译的联兴随行。轮船中午驶进虎门，粤督安排的欢迎仪式就开始了，河岸边新建的炮台发出了礼炮，附近的据点和山坡上兵士列队展旗。粤督派遣的中军则在离广州四十里的黄埔迎候，前往迎候的还有法兰西驻粤领事于雅乐。下午4点，“江宽”号停靠在“按照中国风格装饰得新奇别致的官家码头”——广州天字码头，李翰章随即率文武官员前来，递名片后上船迎晤，因广东巡抚刘瑞芬生病，代替他陪同李翰章往晤皇太子的是广东按察使兼署理布政使王之春。握手并相互致意问候，交谈片刻，俄储邀请尝用了献上来的葡萄酒和甜食。这一重要的欢迎仪式很快结束，“江宽”号继续溯流而上，停泊沙面租界。

稍事休整，皇太子一行就在夜色中化名游览了珠江南岸的佛教名寺海幢寺，随后，皇太子一行顺便拜访了位于海幢寺旁的广州富豪十三行行商浩官宅邸。

4月6日，粤督李翰章在广雅书局设宴款待皇俄储及其随行人员，包括希腊王子格奥尔戈。“快到中午时，皇室旅行者乘坐专门的小轮船和‘江宽’号一起前往官方码头”。李翰章和前日一样到天字码头迎接，俄储乘坐的是俄方自备的黄轿，其他人是绿轿，中国乐师和本地护卫紧随其后，一路奏乐喧闹着穿街过巷前往广雅书局。道路两旁看热闹的人群显得拥挤却又自觉地维持秩序，令客人大加赞赏。

粤督用典型的本地佳肴宴请俄储一行，其中一半是按欧洲口味做的，除了高级宴席上不可缺少的燕窝、鱼翅，更有当地特产盐焗鸡雏、特制烤鸭等。来客因此对中国菜赞不绝口:“富有的中国人天生是世界上最讲究的美食家和最殷勤的主人。一个口味极其刁钻的欧洲人吃本地人的好饭食也会吃得津津有味。”

宴毕，粤督率文武官员在乐队和护卫的伴随下陪送俄储至天字码头返船，俄储一行回到沙面。当天晚上，俄储在法兰西驻粤领事于雅乐先生的陪同下到沙面的法国租界观看了前来巡演的日本杂技团的表演。(www.xing528.com)

4月8日上午，俄储乘“江宽”号启程返香港。应李翰章邀请，途中参观了坐落在长洲岛的水师学堂:“皇室旅行者仔细地参观了学堂的建筑，走遍了所有教室，甚至还观看了‘长辫子’学员的列队表演。”

粤督李翰章事后汇报此次接待道:“俄储至粤黄浦(埔)、虎门两处，各择一炮台为礼台，燃炮念一声，悬俄国兵旗，台兵排队作乐，沿途所遇中国兵船，弁兵排队，不响炮。离省四十里，派中军、翻译持片往接。俄储乘‘江宽’船到省码头。筱帅著补服往拜，见面拉手、鞠躬。俄储取帽对坐，翻译立言，谈数语即行。俄储送至船边。次日自先往请。俄储乘自备黄轿，带同随从、洋官、乐兵数十名，随粤省仪从，往广雅书局筵宴。酒席中西餐用。至则声炮作乐，排队迎至厅前，不降阶入席。俄储自带乐兵，每进一馔必奏乐。宴毕，俄储握手言谢，告辞出门，声炮作乐如前，亲送其返船。筵宴自迎至送，系俄储照欧洲平行各国礼仪。”

当时上海的中文报纸《申报》也全程追踪报道了俄储来访事宜:“俄太子于上月廿七八点钟乘坐招商局之江宽轮船由香港启行，是日四点钟行抵粤省，暂泊天字马头。督宪李筱荃制军率同司道各官出城相迓，又饬各营将弁自近日亭至新筑马头，排列队伍，升旗、放炮。岸上奏西乐，船上亦奏乐相答，制军先以名剌投谒，俄而上船与俄太子相见，慰问殷勤，欢联樽酒，少顷辞出。俄太子免冠握手以送，制军排道回衙，俄太子亦即启轮直抵沙面停泊……廿八日制军在广雅书局大张筵宴……在座者俄太子、希腊太子及随从西官数人。宴毕，制军及藩宪排列队仗与俄太子同行，俄兵随之，沿路擎枪作乐，极形热闹。迨俄太子登舟，各宪始回衙署。”

广州作为俄储中国行的首站，接待礼仪得到俄国人认可，俄储此次东方行钦点旅行记撰写人乌赫托姆斯基盛赞粤督的彬彬有礼和不卑不亢:“老迈的总督以讲究的东方礼节招待殿下。天朝帝国声名显赫的中堂这位兄长相当有尊严，同时也善于谨慎面对他国皇室成员，不由得要赞赏中国人的礼仪和分寸感。”

联兴陪同俄储结束粤地之行后向李鸿章汇报:“俄储在粤三日，宾主尽欢。”粤地“筵宴自迎至送，系俄储照欧洲平行各国礼仪”，这一接待礼仪遂成为其他各处的范例。俄储一行抵达汉口时，因“领事请照粤例”，鄂督张之洞亦按照广东方式，“派兵轮迓于三十里外，江汉关道、中军副将先在汉口相待，一到即上船，持名片接候。江干炮台及驻汉中国兵轮声炮如式，洞旋即登岸拜晤……请次日筵宴。十二日午刻宴于汉阳晴川阁，用中国酒馔，与宴者俄储外二十人，酉刻宴毕。来往俱用坐船接送，席间彼此各致颂词，宾主一切如礼……中军持片赴船送行。台轮送炮如前。刻据报，俄船以开讫，仍派轮送三十里。”俄船下行，张之洞电告预备接待的江督沈秉成鄂省接待情形，建议沈督“仿广东及敝处办法”。

俄储来华游历时结下的情谊对之后的中俄交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皇太子尼古拉继位，成为俄国末代沙皇，史称尼古拉二世。此时正卸任湖北布政史的王之春，因俄储到广州时替代生病的巡抚履行款接之事，“曾与俄主晤话并设宴款接，彼此均微有赠答”，以头品顶戴前往俄都圣彼得堡吊唁老沙皇驾崩并恭贺新沙皇继位。新俄主及其臣属以隆重礼仪尽了地主之谊，尼古拉在接受王之春呈递国书时再三对他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在广东荷贵大臣款接和恰有加，每念前游，未尝不时时神往……我见贵大臣甚为欢悦。”询问得知王使随从中有两人在他游历粤地时也曾在场，更是“欢悦之至”。

四、俄国人的广州印象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来粤俄国人眼中的广州都无疑是一座商业城市。

19世纪初“涅瓦”号船长笔下的广州，“从外表看它就像一个大村庄，而内部则是一座商城。每幢房子都用做商铺，街道则可称为各种商品和手工艺的市场”。“它属于世界上最早的贸易城市之列，除了每年从这里运走近3万吨各种商品的欧美船只外，印度以及至马六甲海峡的整个海岸都在与它做贸易……这座城市装卸货物的速度惊人的快。”“此地出产人类生存所需的所有必需品。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禽鸟和蔬菜都异常的好。”

另一艘俄船“希望”号的船长克鲁森什特恩则说:“广州是个巨大的贸易城市，尤其值得外国人关注，因为在那里几乎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除了所有欧洲国家之外，那里还有大部分亚洲贸易国家的原住民，诸如亚美尼亚人、穆罕默德教徒、印度人、孟加拉人、波斯人等等。他们多是从印度经海路来广州然后原路返回的，很多都和欧洲人一样在广州有自己的代理人，一直住在那里，不像欧洲国家的代理那样夏天要住在澳门。在广州的穆罕默德教徒商人尽管和欧洲人一样，在那里是外国人，但被允许进入城内。”

到19世纪末，俄储一行所见的广州商业已经有所衰落:“这个自古以来珠江上的重要商业中心丧失了其原来的地位，让位给香港了。”但俄国人仍然发现，香港依旧要“从邻近的三角洲进口丝绸和茶叶这些丰富的物产”。而珠江三角洲“迷宫般的水上交通干线之间，聚居着勤劳的百姓，生产着大量优质生丝。那个地区还有技艺高超的织布工，出自他们手下的无与伦比的刺绣丝织品行销世界各地。绣有图案的官服被视为当地工厂的特产”。“瓷器绘画在珠江沿岸享有盛誉。遗憾的是，最近以来这门技术衰落了”。

19世纪来粤俄国人对广州普通人家生活最直观的了解莫过于珠江上那些小船上的老百姓了。

19世纪初的里相斯基观察到“那些全部家当只有盖着草席的小船的人们”。他们只能在水上寻找糊口之食，因为他们在岸上没有任何财产。而在广州处于这种境况的人是如此的多，整条珠江都被他们挤满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运输为生，另一些人则守候着，看有没有动物尸体被抛进水中，以便抓起来当食物。掉进河里的东西他们什么都不放过，很多人在船舶之间穿行，用铁耙子从水底捞出各种小物件，然后拖去卖掉，以此谋取食物。

18世纪中叶来黄埔柯拜船坞维修的俄船“普拉斯东”号上的医生维舍斯拉夫采夫对长洲岛及其对面的新洲旁边的水上人家更有近距离接触。在他看来，“也许可以说，半数居民都住在水上;这些小船有三四个棚顶，中间高过两边:小船内部就是一个家，有小神像和全套家当;小孩子像猴子一样被绳子系着，以防止掉到水里。”

维氏在船只维修期间生病了，被安置在一艘中国小船上。小船很长，有个圆顶篷，船尾放着几盆花草;小船很能装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到处都是刨得很光滑的木头、芦苇编织的篮筐、竹竿搭成的横梁。如果下雨了，就要立刻用芦苇遮挡住所有的窗户;小船上既阴凉，空气也清新。偶尔，女主人或者她的儿子会到他住的地方去。角落里的小柜上放着家用敬神物品:一个粗呢做的神像，表面贴满箔片和纸;女主人先烧纸，往四处挥散后把它扔进水中;她在能插得下的各个角落点上细蜡烛，然后就走了。

俄国人还租用了一只舢板全天候为他们服务。男主人和她姣好能干的妻子姚好以及可爱的儿子阿童在那艘干干净净的小船上的生活，在俄国人看来，既独特又美好，甚至会有羡慕的情愫在他们心头掠过。相互间语言不通，彼此凭借手势也能了解对方的意图。正是用手一指，姚好准确地把俄国人带到新洲，俄国人得以在那里游逛一番。通过医生作家维舍斯拉夫采夫的记录，我们也得以知道那时的新洲有一个开小饭馆的万国通，会讲所有语言却没有一种讲得好，他的妻子则是新洲唯一一个穿欧式服装的女人。

新洲的街道是如此的狭窄，“如一条长长的走廊在两边房屋招牌底下延伸。很多竿子从一幢房子的窗户伸到对面窗户，竿上抻直了袖子晾着短上衣、衬衣等等各种花色、式样的衣服。偶尔也见到巨大的蜘蛛把自己的丝线从一个屋顶搭到另一屋顶，而它自己，如同装饰品一般挂在中间。街道铺着石板，房子朝街的一半是石头建筑，朝着河水的一边是加建的木屋。每幢房子下面都是商铺或作坊”。

俄国人在新洲偶尔碰到一个会说一点英语的中国人，对他们说“Russian good，a French，an English notgood”，还会请他们尝尝烟卷。与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相比，俄国人为自己享有中国人如此的好感而自豪。

19世纪末叶，俄储一行乘船往来珠江，对珠江水上人家也有直观的观察，说150万广州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长期生活在水上，生活设施非常简陋。一代代人在这个摇晃的水上居所——如同一辆辆芦苇编织、顶上铺着粗席的带篷马车——出生并死去，在船尾熬粥，晾晒破旧衣物，小孩子在那里玩耍，有时还会出现一个小菜园。河上每时每刻都穿梭着这些像两俄丈长的巨型矮帮皮靴式的小船。肌肉发达的村妇(梳着涂了发蜡的高耸的发髻，带着奇特的银耳环)在上面大力划着桨橹，尽管船只密集，而且水流相当急，她们仍然大胆地划行。梳着松散发辫的可爱姑娘们划着轻便的独木舟。周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最危险的是，在这片可怕的嘈杂混乱中，当小孩子们已经过了背在母亲背上的年龄，实际上处于失去任何看管的水上生活状态。为了哪怕尽量减少小孩子淹死在河里的可能性，往往给他们身上绑一块又宽又轻的木板，以便掉进水里时能充当救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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