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韩强
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说到底是文化问题。这是城市的追求，也是城市的最大难题。以自身文化精华为主线进行整体规划，才能凸显自身特色乃至文化个性，建立城市的鲜明形象。
城市规划界和决策层应该高度重视城市规划建设的文化定位这一具有深远历史使命感的课题。在文化定位上，如论历史文化的深厚，广州远胜于上海，但无法与北京、西安、南京这些古都比。但若论海外交通贸易和海洋文化的古老和优势，国内没有一个城市可与之争锋。如论近代以来的开放文化在城市外观上的突出体现，广州的长堤和沙面也难比上海的外滩。如论现代大都市，国内一些中等城市也将此作为发展目标，广州似乎也应当仁不让;但四个直辖市之“大”的优势广州不易超越，在“现代性”上标准不一，广州较难以此突出自身优势。新时期30多年广州城市理念有现代化大都市、山水城市、生态型山水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城市理念和规划正不断走向成熟。“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定位站在世界的高位，有气魄。但其世界性在哪里，其名如何突出，还需要各界不断的切磋砥砺。笔者抛砖引玉:广州两千多年来的发展动力在于海洋，主线是海洋文化，其文化精华是海洋文化精神。这是它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其世界性由此而来，其“名”也因此而立。
一、广州因岭海文化重于世界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擦亮广州世界文化名城的名片，首先需要转换视野。
过去人们大多从中国地图的视角来理解以广州为文化中心的岭南，它当然处在中国大陆的边缘。至今仍有人将其定位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边缘型文化。这一定位现在需要反思。在中国视野中的边缘文化怎么能成就世界、文化名城呢?看事物要看全面，地域要看全貌，即使在中国地图上，三个要素都不可或缺:五岭将之与北边广阔的内陆分隔开来，其主要标识是“岭”，故自古称其为岭南、岭外、岭峤、岭表等;东南则有滔滔南海作为传统上的国土边界，故自古也称其为“岭海”;岭与海之间是珠江巨大而密集的扇形河网，养育着“插根扁担都能发芽”的肥沃土地和亚热带生物圈。岭、海、江三者共同构成本地域的地理全貌，共同形成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广州正处在其中心的珠江口。当代的“岭海”概念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传统上的陆上国土，它标示本地域是处于岭海之间的，用岭海环抱来表达更为全面和形象;二是南海这片广袤的海上国土，它既是广东人“耕海”的沃土，远航四大洋的起点，从近代开始还是他们迎接西风的窗口。学界较普遍的意见认为，历史上所称岭海(岭南)，最宽地域包括广东(旧含港澳地区)、海南、广西大部和今越南境内红河三角洲一带及以北区域。以此仅约四五十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而面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水域，海洋于岭海是重中之重。在古代的条件下南海是岭海人海洋实践活动的“专属”区。所以相比之下，“岭海之间”、“岭海环抱”更完整地反映地域的全貌，也更准确地标识了岭与海共同作用的生态系统。这是我更倾向于用与岭南同样古老的“岭海”来称谓本地域文化的两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来自海洋于本地域的重要性。[1]
当我们将视野从中国地图转向世界地图时，它在大陆边缘就不再那么重要，站在太平洋西岸的形象凸显出来。岭海拥有中国最长的海岸线，特别是广东，大陆海岸线总长3368.1公里，冠之全国，海域总面积41.9万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海洋大省。[2]广东与海洋是一体的。这一视野产生一个视觉的震撼:岭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俨然处于“世界中心”的位置。南海东朝地球第一大洋太平洋，沿北回归线东至美洲中部的墨西哥，中间无大陆阻隔，可谓一马平川;从珠江口向南通过东南亚然后往西可折向南亚次大陆、西亚、非洲和欧洲;向南直行则达澳洲。这几条路线连起来看，珠江口是世界航路的一个近乎中心的节点。广州正处在这一节点的中心位置。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考察15—18世纪城市发展时十分强调地理和区位因素的持久性作用，通过详细的考察，他认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3]梁启超有句名言:“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4]如果说地理位置决定文化有失片面，生态系统决定该地域人们的实践及其文化创造则能更全面准确地概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民顺应“岭—海—江”共同构成的自然生态开展的实践，决定了在“古代—近代—现代”时间维度上，海洋文化是贯通广州历史发展的主线。海洋实践一直是主导的因素，广州作为岭海文化的中心地，是因海洋文化而重于世界，重于中国的。
二、岭海文化的重要表现是海上丝路的发展
古代社会广州因海而重于世界，首先是以这个特殊而重要的“地点”为中心的岭海孕育了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以南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它分为四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之交的“南海商路”;汉代“汉武航线”;唐宋“广州通海夷道”;明代郑和七下西洋。[5]海上丝路鼎盛期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东西方(中国传统所说“西方”包含阿拉伯、波斯、罗马至欧洲)交通贸易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孔道，成为闻名世界的中世纪国际航线。岭海及其中心广州由于长期的海洋文化发展，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印度、东南亚和阿拉伯各国共同开辟的，以印度洋—南海为中心，展开了频繁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活动。有学者认为其发展到13世纪前，在环印度洋世界(IOW)已形成“以东方为中心”的“第一个全球性经济体系”，这使西方人急于寻找通往东方的航路，18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才得以形成。这一过程中，“广州通海夷道”及其延伸，都是沟通这些体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海上丝路盛期至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一段时期，“Canton”一直是世界海洋交通贸易最为响亮的文化品牌。梁启超据高楠顺次郎氏所拟唐代定期航线表认为，六条航线“皆集中于广东，广东之为天下重可想矣”。[6]通过“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输出的华夏文明促进了沿线各国乃至欧洲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岭海向外输出了先进的石器、丝绸和陶瓷文明等。现今称“海上丝绸之路”而不叫别的名称，其由来并非套用陆上的“丝绸之路”。梁启超考证:“又蚕卵一物，我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一波斯人由广东携归康士但丁，西方之有丝产始此。”又如中国四大发明，罗盘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其第一之贩卖场都是广东，阿拉伯人在广东买去后再经十字军东征而传入西方。[7]这一传输地集中在以广州为始发点和中心的岭海。如果我们理解中国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之巨，理解它们是西方国家后起富强之源，广州对世界的贡献无疑凸显出来。
海上丝路的发展还使广州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高。秦始皇南征百越，目的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8]秦伐百越，其一路“处番禺之都”，其时广州已经是海上奇货集中之所，以海外通商著名的都会。《史记·货殖列传》介绍国内著名的9个“都会”，番禺居其一，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列举国内7个“都会”，番禺:亦居其一。唐代黄巢据广州后，提出不再造反的条件之一是让他当广州节度使，得不到批准原因在于:“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之益富，而国用乃屈。”[9]说明南海外贸之利对大唐帝国的重要性。梁启超对此评价说:“然则广州之影响于国家财政者，可想矣。”[10]唐名相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陈述修路理由:“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这与梁启超的判断:“自宋以前，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食其利。”[11]相互印证了广东对中央财政的巨大贡献。宋代，广州海外贸易在中国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与50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因其财政贡献一直称为“天子南库”。元代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地区更达140多个。元代广州外贸地位居泉州之后，但仍是第二大港市，有“天子外府”之誉。明代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葡萄牙第一个派往中国使节多默·皮列士著《东方志》，认为广州“是中国的码头”。[12]清康熙帝开放海禁，特别是乾隆帝只留广州“独口通商”，更将广州的地位空前提升。海外交通贸易地位的日渐提升，使中央对海洋贸易的管理体制历朝都在广州先行先试，存在着持续的“政策性偏爱”。[13]广州成为中国最早开放，从未关闭过，并且两度作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
广州海洋文化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世界文化从岭海输入。海外奇珍异物常首先登陆广州，再向以北沿海地域和内陆地区传播。张九龄“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之语便说明，江淮之地虽称海洋文化重地，但至少在唐代，海洋贸易并不发达，海外物资或商品仰仗岭海地区进口及转运。韩愈《送郑尚书序》曰:“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4]《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当时广州之繁盛富庶:“四方珍怪，莫此为先。”物质文化引进的同时是精神文化的进入。世界各大宗教从海路进入中国都在广州登陆。梁启超曾列举大量“自西方输入中国者”，如学术上的首先输入如历算、外语、医学、近代科学与技术等。又如宗教上，回教“苏哈巴以教主之父行，初至广东，其为最初传入者甚明”。“耶稣教”之“景教”，“迦特力教(即罗马旧教)”之鄂多立克教士(Odoric)、利玛窦(Matteo Ricci)等;“婆罗的士坦教(即新教)”之摩利逊(R.Morrison)。佛教的达摩之于广州谓之西来初地。[15]佛教传入中国是海路先还是陆路先，尚无定论。但据考证，佛教最早从海路进入中国发生在岭诲的交阯与苍梧。冯达文认为:“东汉桓帝时，已有天竺使臣‘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后汉书·西域传》)。可以想见，这些使臣必已带来佛教文化。”[16]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由此进入中国。基督教对岭海的影响起码可以上溯到唐代，黄巢农民军占领广州城时，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12万多人。[17]广州当时已是世界宗教齐集之地。
近代岭海对世界和中国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对于近代广东在世界海运和外贸上的地位，梁启超认为:“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18]西方早期殖民者以岭海为基地，特别是以其中心广州为首要目标。何博传说:“最早入华的葡萄牙人选择了珠江口的澳门而没有去长江口;鸦片战争时……为寻市场的英国人，不要帝国的心脏，而要海上丝路的咽喉。那正是他们当时聪明过人的地方。因为他们了解，在海上丝路盛期，从珠江口出发的船队，穿过东南亚到欧洲往返，全是粤人天下，竟无欧洲人插足之地。”这里既有广州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辉煌的延续影响，也有市场的因素。海上丝绸之路长时期都以珠江口的广州为起点而不是长江口，“原因就是海外市场在南边，而不是在东边”。[19]近代广东以广州为中心，开展了全面而深刻的中西文化碰撞，并广泛吸纳了海外文化尤其是先进的西方文化，工商业蓬勃发展，新思潮汹涌澎湃，盛产思想巨子、文化巨子，产生了一大批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程的思想成果和强国举措;太平天国的问鼎中原，康、梁北进变法的壮烈，孙中山策划的推翻帝制和北伐之摧枯拉朽，底气在于广东民族工商业勃兴和思想观念的开放变革，共同点都是海洋文化的“北伐”。岭海文化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一，从边缘走向中心。
三、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应发扬岭海文化
现代广东率先崛起，直接原因是总设计师选择广东“领先一步”，深层原因则在于广东海洋文化的深厚传统。因为邓小平选择广东包含着深沉的文化智慧;中国选择广东，就是选择海洋，选择最能迅速融入世界海洋文化时代大潮的文化。岭海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重商性、务实性等引领粤人敢为人先，闯入旧体制的一个个禁区，创造了无数第一，“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率先基本实现了市场经济转型，率先在全国达到较高的城市化水平，率先在全国成为最开放的前沿地区”。[20]其深层文化根源在于海洋文化精神。杨东平称为“进取的、雄劲的广东文化”。[21]孙家正曾说过:“广东人所创造的文化对全国有巨大的贡献，形成了一些适应时代所需、符合我们国情的新的文化理念。”[22]从中华大文化视野看，现代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岭海海洋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广东发展与广东观念’给人类醍醐灌顶般的冲击和震撼，正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热点。”[23]广州作为漫长南海岸线中心的珠江口的中心，还是那些“率先”的决策中心，率先打开窗户迎洋流，将东方和西方杂糅兼容，把现代与传统熔于一炉，居功至伟。
现在人们普遍用“四地说”概括广州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当代改革开放前沿地。这四地的主导因素都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广州重于世界和重于中国所贯通的主线，理应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灵魂。这决定着广州在世界，在中国是否能唱响自己“世界文化名城”的品牌。
【注释】
[1]笔者倾向于用“岭海”而非“岭南”作为本地域文化的主概念，同时不排斥其他约定俗成概念如岭南(只强调岭)、广东(强调行政区划)、粤海(强调海和百越传统)等在各自意义上的运用。因为岭海是包容性最大的地域概念。
[2]广东百科全书(上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3]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67．
[4]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43．(www.xing528.com)
[5]韩强．世界视野中的岭海［J］．岭南文史，2010，(4)．
[6]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3-34．
[7]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42．
[9]《唐书·黄巢传》。
[10]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6．
[11]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7．
[12]李庆新．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M］．中华书局，2010: 211．
[13]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60-161．
[14]《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
[15]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40-42．
[16]冯达文．宗教．见李权时，李明毕，韩强主编．岭南文化(修订本)［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289-290．
[17]张星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M］．中华书局，1977: 207-208．
[18]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42-43．
[19]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307．
[20]胡鞍钢语．广州日报，2007-05-20．
[21]杨东平．城市季风［M］．东方出版社，1994．
[22]南方日报，2005-04-13．
[23]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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