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

广州形象定位中的符号标识问题研究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周翠玲

一、城市形象与符号识别系统的建立

(一)形象定位与城市个性的识别问题

在当今城市形象的建立中，千城一面的共性越来越趋同，城市功能与目标的设定的同一性，令城市风格的表现方式趋向相似。城市形象的相近、发展的趋同已经影响到各城市魅力的发挥。

如何对城市的特质进行识别、推介与营销，关系到城市的规划建设与文化风格的体现，也影响到城市未来的路向。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的个性化更显示出重要的意义:一是不同的文化特质带给人们不同的精神视觉享受;二是城市的个性化建设与文化风格体现的必然要求;三是当今与未来营销与推广城市的需要。

历史上的广州，个性特异、发展道路独特，无论是在经济政策或者文化创造上，广州的所选择都与内地有着相当的差异，工商并举，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和特异的文化风格。

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富有个性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就开始了对城市形象定位的研究。从营销城市的角度进行差异性的分析与推广，通过政府平台的作为、经济活动的推广、文化界的介绍以及民间交流等等，全面开辟着营销广州的途径，定位广州的城市风格。

主要的路径与成果如下:

一是以“岭南文化”为主题作为定位。这一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京味、海派三足而立而展开对地域文化的讨论定位。强调的是以文化风格作为城市风格的主体，对社会现象进行文化学的概括。“岭南文化”这一概念使岭南的地域特色与个性魅力成为主题。

二是以城市精神的揭示作为标识。以城市精神为特质作为理解城市的钥匙，是新世纪以来重新认知广州的主要路径。

在这一讨论前，“穗城”、“花城”、“羊城”等对广州的符号性定位和“鲜花稻穗献人民”的广州人精神意义的概括以及“新羊城八景”的评选，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对广州的城市特质的探讨。而近年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策源地和我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的“四地”资源的总结，更是对此进行的全方位式的总结与开掘。

虽然近三十年来，广州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多方的探索，以各种方式对城市进行形象定位。但到目前为止，外界对广州的整体认知依然不清晰，在对国内诸城市特质的解读中，广州被认为“最说不清”。主要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一是由于广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之呈现出庞杂的风格:既是瘴气蛮烟之地，又是物料丰饶的宝国，“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既是蛮语难越，又是首先张眼看世界的窗口;工商并重，既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相比较，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又是中外交流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在近代的历史进程的选择中，远离中国儒家伦理政治中心的岭南，却成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更引领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二是肩负的使命太多。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谓职能定位优先于形象定位，各种功能定位“各自为政”，造成了紊乱的现象。另一方面，把商业城市的广州与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以及中国另一个经济中心上海进行比较，这一比较坐标也过于笼统与庞大，可比较的元素没有具体化。

三是在近三十年广州在大破大立的发展过渡时期，城市发展的多种功能定位、城市规划的多次反复也令城市的识别系统、标识系统缺乏规范。中外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创新与怀旧的冲突，等等，都聚焦在这一时期，各种实践探索与理论争论也引至了对广州认知上的紊乱。

四是载体不明确。形象定位的模糊，一部分原因是缺乏可感可触的各种载体，没有载体可承接这一城市的定位。

显然，出现这种紊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些识别性的符号作为城市的形象标识。这一问题的缺位直接影响到城市形象建立中的个性化的设计。

(二)识别性符号与城市形象关系的讨论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堪为个性代表的城市符号，它是城市在各种经济与社会活动方式中所形成的独特性的概括与抽象。这些符号，一方面是外来人群认知该城市独特风格的路径;另一方面，也是该城市居民对自己城市的最集中的认同方式。

作为有个性特质的城市，必然有一系列的标识性符号，呈现对城市的记忆。因此，在对城市形象定位的识别中，符号识别是其中最重要的系统。

1．符号功能的特征

在本报告的讨论中，符号的标识不是指硬件上的标记，如道路、方向、标记等，最主要是指城市文化方式的沉淀、指市民心理向往的投射，共同自己的城市可以以该符号(或系列符号)作为表征。

在识别符号与城市特色的关联中，城市特色的综合可以以系列符号呈现。但作为最具有识别性的象征，只能以一些或一种独特的符号作为表述。

本报告以“花城”这一符号作为广州的标识进行讨论。

在以符号作为表述的系统中，符号包含了承载体系、解释体系和解决方案，表现为抽象性、常态性与恒定性。

符号的标识还体现在具象化与抽象化的两重表达中，即是从现存的具象上升到抽象，形成一种象征。当事物成为符号的时候，它的典型意义就常态化了。如木棉花开的精神象征，抽象为广州作为“英雄城市”的表述;如从花市到岭南节俗的象征，抽象为与春节相联系的纳福品质;如以花语的借喻方式抽象为吉祥寓意的象征;等等。

城市是复杂的组合体，其特质也不是唯一的，可堪为城市标识的符号也呈现为各种类型。在沉淀、凝聚、抽象的过程中，有些消失了、有些弱化了，但能够通过抽象意义而固化下来的，必然个性鲜明，为大众所认可的，并具有恒常持久意义。

其中，约定俗成的选择标准是最重要的，它反映的往往就是常态性的选择，不会因为外在的客观的变化而发生了质的转移。

“城市形象是社会公众、市民和游客对城市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城市形象是一个整体系统，是城市理念、城市行为和城市视觉标志三者的有机统一体。”

符号标识是历史文化资源凝聚的总呈现，在以符号方式作为城市标识的研究中，首先需要建立一些基本的选择标准。就符号本身的表述方式而言，应该具有三重性:文字、图象、象征意义。在与城市的关联中，它应有如下的特征:

一是与城市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联系。指它所承载的内涵与城市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趋同于市民的文化心理需要。

二是具有审美的价值。首先是美的符号，才能完美地传达城市风格，才能传达精神意义的长久性。

三是具象与抽象并重。具象是基本载体，是一种活动方式的沉淀，但必须具有抽象性，因为抽象性的存在才具有恒定的表现力。

四是成为民俗心理的一部分，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体现为一种共同的对城市特质的向往、追求、怀念与记录。

2．以符号标识广州城市形象的问题

为什么只有一些符号能代表广州的形象，与城市的特征相联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突出，成为象征，但有些符号就自然淘汰、不再被认同与使用?

在广州丰富的历史资源中，符号标识的选择有多种可能性，如羊城、穗城、云山、珠水、木棉等等。本报告认为，“花城”这一元素最具特质，原因如下:

与城市的其他资源相比较，“花城”作为广州城市的标识，其元素的承载最丰富。包含了大凡节俗、传说故事、习俗、饮食文化、宗教、礼仪、审美、避纬方式、民俗俚语、外贸交流、岭南艺术等各方面的内涵。而在这些种类的概括中，一方面，这一标识的具象与活化是活跃的:或者是以主题的形式出现，如八景中的“白云松涛”;或者是某主题的组成部分作为象征，如光孝寺与菩提树。另一方面，以抽象化与艺术化的形式出现，如各种以花木为主题的艺术图案。

因此，“花城”作为广州的标识，并不因为其他元素的变化，如金秋菊会的衰落、花市的易址而发生本质的变化。金秋的满城菊香，迎春的十里花市，都是广州市民认同自身与外来人们认识广州文化的途径之一。

象征性、恒久性、艺术性、唯一性，是“花城”成为广州形象标识符号的原因。

二、花城:作为广州识别的符号之一的起源与演变

(一)“花城”演变成广州识别符号的探讨

作为城市的独特形象，“花城”这一标识是恒定的，它的形成基于历史的构成，也基于市民的共识。“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这一标识是有基础的，它的式微在于载体的弱化。如花市作为民俗节庆功能的弱化，是因为商业形式的运作以一种普遍的经济方式，使花市与其他市场的交易方式类同化，各种有地域特色的花语寓意的消隐，等等。

以下五个方面的讨论正是基于这一符号与城市关系的考察。

1．起源于“依花而食”的经济活动

历史上广州人就有“衣香食果”、“以花作衣”、“依食为茶”的生活习俗，这与“岭外多花”、历史上的广州是著名的鲜花和果木产区密不可分。

早在汉代，陆贾已说南人“彩缕穿花”。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嵇含著的《南方草木状》就说广州的花木“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季未尝无华也”。

宋、元、明以后，广州成为对外交通口岸，稻田利薄，出现了农民“每以花果取饶”的情况，广州育花为业至少有七百多年的历史。除了珠江南岸花田的庄头村外，芳村花地在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已有花园楼台数十，成了专门的以花木为业的花木产区，说明了传统上的河南一带以花为业已逐步扩展到花地。明代郭斐的《岭海名胜记》也记录广州东郊鹿步都到萝岗一带，多以花木为业，到了清朝中晚期，又有新的发展，广州广植各种花卉，不仅仅是素馨为主。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仕女结伴游花地玩乐，成为当时的民俗。元宵又举行以花为主题的灯会，“想死易过游花地”的俗谚，形容人多繁闹，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

广州珠江南岸庄头村一带以南石头、瑶头、庄头、南村、小港、五凤村为主的地区，种花为业成为传统。在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村前弥望皆花”，种植之多，胜于菜圃，村人“一生衣食素馨花”，如据《番禺县志》载:

“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悉种素馨，……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每日分载素馨至此上舟，故名。……花多价贱，十钱可得升许，家有十余口，簪戴皆足。”

清代诗人黄子高咏“花贩诗”对此有云:“何不庄头村里住，一生衣食素馨花。”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记载了番禺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多梅、香嚼、梨、橄榄，“连冈接阜，弥望无穷”，又说增城荔枝“岁收数万千斛，贩于他方”。清文人沈复在笔记《浮生六记》中也记载:

“……广州卖花处也。余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询其名有《群花谱》所未载者，可见花地花事之盛。”

粤民间一直就是“衣香食果”，民俗上所谓“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千斛似泥沙”便是一种形象的概括，所以广州民谚有道:“珠浦之人以珠为饭，花田之人以花作衣”，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民俗事象。

《广东新语》对此有载“粤东有四市，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只素馨，而无别花”。

又据说，因鲜花交易要经过五羊门南岸上船，这个渡头就有了“花渡头”之称，就是所称为“花墟”。

“花墟在河南庄头，省城卖花者每日清晨赴墟，载花入城。”

而在城内的珠江北岸，城门和藩署前、西湖路、三角市就形成了经常性的花市。对当日花地的盛况，清代黄佛颐编撰的《广州城坊志》的记载是:“粤省藩署前，夜有花市，游人如蚁，至彻旦云。”《南海县志》对清光绪年间花市的记载是:“花市在藩署前，灯月交辉，花香袭人，炎夜尤称丽景。”

《羊城竹枝词》有也云:“羊城世界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年华。”又云:“郎自提筐侬唱歌，月照卖花人过河。”

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广州的花市开始了分区开设的历史，并从常设花市发展为定期花市。考察花市的发展，可证广州城市的商业布局与城市中心、“中心花市”的变迁紧密相连。如清代、民国年间的两大花市一在藩署前(今北京路、中山路交界处)，一个在十八甫，而这两地正是当年广州两大商业中心区。自50年代起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湖路、教育路成了中心花市，显示着北京路作为商业中心无可动摇的地位;而自2001年起广州中心花市转移到了天河体育中心，恰恰体现了广州经济文化重心已经从越秀山—北京路的传统中轴线，移向了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的新兴中轴线。

目前，广州是全国最大的花卉主产区，全国盆栽观赏植物的生产、供应中心，全国花卉主要集散地和进出花卉的调运中心。广州的花卉贸易居全国第一，花卉价格左右着全国的市场价格。

拥有“岭南第一花乡”美誉的芳村，是全国闻名遐迩的花卉产区和全国著名的花卉集散地。根据资料统计，目前已拥有花卉种植面积近10万亩，花卉品种2000多个，花卉年产值20多亿元，占全国的15%以上，这些指标均超过上海、昆明、北京等国内花卉大市。芳村花卉博览中心和花都南方花卉交易中心均是全国最知名的花卉市场。

经济活动是最基础的社会活动，建立在这基础上的文化方式则具有深厚的沉淀，依托花木经济发展的产业依然是今天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民生。与其他的经济活动不同，这一经济活动演变成一种民俗方式与文化方式，花木这一主题也抽象为民俗生活的标识。

2．与广州的历史文化的深厚联系

“花城”这一标识与广州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文化交流与文化交往方式等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意义。

这一内在的关联，与广州城市的风格特色的形成相互影响。一方面，“花城”是城市文化组成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以关联中的故事使城市呈现出独特韵味与不可复制的个性。

如光孝菩提、六榕古榕、海幢鹰爪，都与城市的发展成长有关联。民间谚语道，未识海幢，先识鹰爪;未识广州，先识光孝，所展示的不仅仅是花木作为载体所引入的宗教故事，更是在这谚语流传中，花木主题的抽象化所显示的象征性:广州宗教历史的渊源久远、民众基础深厚。

如在关于“素馨花”演变的不同版本中，各种元素的呈现，都说明了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密切。其中的元素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活动、民间神话传说、文化审美倾向、南汉王室活动遗迹，等等。凡此种种，素馨花已经标本化与抽象化，参与到城市文化遗产的表现中。

其流传演变的基本的版本有:

一说是花名。相传其为汉物，汉使陆贾出使南越时，从西域携行而至，赵佗因其花白如雪，广种于花田;《素馨花歌》说这段旧事:“素馨留城陆贾功，洁白如霜馨香浓。自古留芳汤沐在，纤纤玉手抚花丛。”

二说是美人。又有说素馨是南汉国佳人，佳人多韵事，其魂后为花，传下“素馨”芳名。旧诗有证:“古墓为田张素馨，素馨斜处草青青。”

三说是地名。如清仇巨川编撰的《羊城古钞》有录:

“古志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弥望，尽种素馨花，南汉宫中美人皆葬此，月夜时闻笑声。今河南庄头村遍种素馨，居人以此为业，采之穿灯，贩于城中，妇女贯以围鬓，其香芬馥，亦名花田。”

南汉国时美人饰容，喜以素馨入鬓，其掩宫人艳骨处是在广州城西十里的三角市，艳骨入土，因而植素馨，花解人语。“至今素馨酷烈胜于他处”。因为花放时珠悬玉照，数里一白，称为“花田”。此地又为“素馨斜”。南宋诗人方信孺有借景感怀诗:“千年艳骨掩寒沙，尚有余香入野花。何似原头美人草，风前尤作舞腰斜。”

四是民俗事例。珠江南岸的庄头村，村人以艺素馨为业，多至一二百亩，当日有以花漫作满天雪的奇观;昔日广州专门设有素馨花上岸的“花渡头”。每天晨露初引，花农们便水行舟载地运素馨入城以售。这就是《珠江竹枝词》里刻写的“看月人谁得月多?湾船齐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人过河”的风雅。也形成了“花田之人以花作衣”的习俗，时人穿素馨、戴素馨、玩素馨。以素馨束髻，时人称为“花梳”;以素馨造灯，誉为“天下之至艳者”。(www.xing528.com)

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曾记载说:“城内外买者万家，富有以斗斛，贫者以升”;“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缨络者，满城皆是”。他还以诗描绘此景:“珠掠盘明月，花梳间海棠”。清代一首《羊城竹枝词》咏道:“花田女儿不爱花，萦丝结缕向他家。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可作互看。

可见，素馨花各种版本的演变，设置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中:跨越的年代从汉到清，跨越的层面从民间到王室故事，而演变出来的古诗歌与史实记载，风雅与日常交汇，而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在素馨这一相同载体中呈现得甚为协调。

因此，素馨花作为曾经的城市花城的标识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诗文与史录，可引证广州民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章，也是研究广州文化不可忽略的材料。

3．中外交往中的关联

作为外贸港市，广州的对外交流的历史悠久、遗存众多，其中，花木也作为媒介之一，担当了交流使者的身份，引证广州外贸历史的久远。

据记载，广州有不少外国移植的花木，如晋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记载:

“耶悉茗花(即素馨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

民间最普遍认识的是“柯林”、“菩提”与外来佛教的关系。

一千七百年前，来自印度的僧侣把一种名为“柯子树”的植物带来广州，种植在光孝寺，这座岭南年代最古的寺院因此而得名“柯林”。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由于禅宗六祖慧能在光孝寺受戒，在菩提树下剃度，“菩提”因此成为了外来文化传播的象征。

《番禺县志》中因粤人不认识外来的茉莉而称之为“小南强”的故事:

“南汉乾和十四年，周谴使来聘成欲盛夸岭南之强。馆接者、谴使者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盖讥之也。宋时后主入汴，诸臣不识牡丹，有朝臣谓之曰此名。”

《番禺县志》中也记载了南海神庙中的菠萝树与番鬼的传说:

“相传波罗国有贡使携菠萝子二登庙下种，风帆忽举舶众忘而置之，其人望而悲泣，立化庙左。”

借助于这几种花木，以及其他更繁多的外来植物，可引证广州外来交流的多种路径，也是广州城市特质的重要表述。

4．与城市地名演变的关联

广州现存的地名很多源自花木的故事，可引证广州历史文化遗存与花木的绵远的关联。

“街巷中的树木是居民点中辨识位置的显眼标志，于是出现了大茶一、二巷，小茶巷、茶树巷。它们都因茶树得名。龙眼巷、柳树巷、鹰爪树街和普提巷的得名都因有同名树的缘故。旦花巷得名于鸡蛋花树。原名亦为蛋花巷，只不过后来讹为旦花巷罢了。古木巨树更是引人注目，一些古榕树甚至被视为吉祥物或宝物，于是出现了福榕坊、榕树巷、榕贸巷、七株榕、宝树巷等街名”。

习惯上以花木命名所居地，是广州普遍的地名命名方式。

南汉王室的流传故事中，“流花桥”与“红云宴”的传说，都来源于与花的关联。以“流花传说”为例。流花桥位于流花路市体育馆西侧，始建于南汉。此处曾是有名的芝兰湖，南汉政权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芳春园，并疏凿芝兰湖，引城东北甘溪水，使之连接起来。园内广建宫室楼台，遍植奇花异卉，林木参天，曲径通幽。内有一木桥，下可通舟。相传刘室宫女早起梳妆时，掷隔日残花于水中，落英缤纷，漂流桥下，故名“流花桥”。

在流传在荔红时节，南汉王室在此地举行品尝盛宴，名“红云宴”。

粤中名胜荔枝湾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也是来源于荔枝时节的景色。民俗学家钟敬文如此描写其景致:

“湾在市的西边，相传是南汉时候昌华苑的旧址。水湾的面积不广，水色亦非清澈，但湾形曲折，两岸竹树丛生，荔枝树尤多，木棉也挺秀其间。……到了夏天，木棉已谢，杂花乱开，荔枝累累繁结枝头。”

直到今天，“荔枝湾”、红云宴，还是人们认同的广州风雅生活的主要表达。

(二)“花城”作为标识符号的多重内涵分析

作为城市特征的标识，花城这一符号具备的元素包括:神话、传说、民间仪式、生活风俗等等，与广州的其他两大自然资源云山、珠水相互联系，共同构建了广州独特的城市文化风格。但本报告认为，花城作为标识更具有识别性。一是“花城”这一符号的承载内涵最丰富，与广州历史文化的根基相连，而且它所包含的元素最具有地域特质;二是“花城”这一符号具有具象与象征的双重性，有抽象表达的功能;三是“花城”这一标识具有恒定性与常态性。

综合地看，“花城”这一符号，与整个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联系广泛，具有传统与现实的双重性，是生生不息的资源。

1．“花”符号的承载内涵与广州城市文化的联系(见上文)

内涵承载的多层次，展示“花”这一符号作为载体与城市成长的源远流长的关系。

2．在具象之上的象征性

象征的意义来源于某一载体在城市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渗透在生活各种层面上所形成的抽象性。因此，即使载体的消隐和弱化，其象征意义依然延续下来，令城市文化有特定的个性表达与意义。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艺术的象征性、吉祥意义的象征性、美的象征性。

在这演变过程中，首先进行了艺术的抽象。

在艺术的选择中，典型化是最重要的前提，只有典型化才能抽象化。把各种相关元素进行综合，是最富有代表性的传达，即使这一符号的具象已经消失，但典型意义依然存在，代表了某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如以“荔枝湾”这一符号的形成为例。从对荔枝的繁盛的庆贺开始，涵括了民间的庆典、民俗风情、宫廷与民间的共同故事、共同的审美观，等等。

因此，虽然今天作为符号的具象，荔枝湾已经消失和弱化，但其形成的文化气息却成为“荔湾风情”的重要组成，成为广州民俗文化的表征。

再以“羊城八景”作一例证分析:

在自宋以来评选的羊城八景中，很多主题以花木为选择。如宋代八景中的“蒲涧濂泉”、“光孝菩提”;明代八景中的“粤秀松涛”; 1963年新八景中的“白云松涛”、“萝岗香雪”等，这些主题中的景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都已经消退，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已经成为艺术的抽象，代表着广州文化与艺术“美”的符号。

如“萝岗香雪”，源于萝岗悠久的种植青梅的历史。萝岗种梅始于宋代，因独特的自然条件，常梅开二度，洁白晶莹，梅株绵亘数十里，俗称“十里梅林”。每当岁末年初，“十里梅林”梅花怒放，银装素裹，白色花瓣随风飘落，犹如瑞雪翻飞;无尽芬芳扑鼻而至，更是浸人心脾;色香俱绝，美不胜收，弥补了广州冬无雪景的遗憾，“萝岗香雪”曾于1963年度被评为“羊城八景”之一。

这一景致也经历了弱化的变化，但留下“踏雪寻梅”这一美的抽象，形成粤中“南雪”的符号。

二是在艺术的象征的基础上，提升了美的表达与祈福的意义。

不管是公共艺术或者是民间艺术的运用，在广州的家庙、宗祠、传统老屋、酒楼等所展示的花木图案其实就是一套艺术化的语言，有着约定俗成的意义。尤其是在木雕、砖雕等艺术类型中，得到广泛的表达。如以民间的比喻、谐音等手法表现吉祥如意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最常表现的有“荔枝”、“菠萝”、“香蕉”、“佛手”、“木瓜”、“芭蕉”、“芦草”、“蝙蝠”、“蟾蜍”。显然，岭南宗祠中的花草图例，基本采用的是以吉祥寓意的桃、长寿的菊等;在酒楼的满洲窗装饰中，花草图案也以岭南佳果为取;在以陈家祠为代表的岭南艺术的图例装饰中，大量的岭南佳果的特质是很民间化的，如杨桃、木瓜、香蕉……在民居与民间器物中，岭南花草的选择也约定俗成地遵循着祈福的原则，传达着泛世的审美观与期望。如“三阳(羊)开泰”、“双凤朝阳”、“岁寒三友”、“鱼跃龙门”等。

岭南花草的特定风格的变化在于整体的配合，即使是在现代建筑中与现代艺术中，对岭南花草的选择意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同样以冲突性、抽象性相互糅合的方式，突出岭南花草的特定风格。如以沙面建筑为例，以西方风格表现岭南花草的装饰作用，在冲突中凸显和谐。

另外，与其他吉祥符号的相联系，加强其寓意的运用，也是特色之一。粤剧、粤曲、醒狮、舞龙、麒麟、十番、锣鼓柜、八音、木鱼、龙舟、陶塑、秋色、剪纸、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丰富的民俗事象创造了丰富的花语，它们互为补充与发展，为以花草表达民俗心理诉求共同创造主题。

3．贯彻在生活元素中的约定俗成的心理暗示，成为民俗生活的一部分

以花为符号的持久性在于它的民俗基础，而常态性则基于它的日常性，为大众所接受与认同，表现为与日常生活的各种联系，如民间花语的方式、节俗的方式、日常生活的方式与城市独特性的方式，等等。

当花义上升为抽象性时，花的符号的象征就沉淀成为在广州民俗生活的一部分，贯穿了生活元素，形成人们共同的心理向往。因而，从象征系统发展到解释系统，演变为俚语、生活方式等。

以“花语”的运用为例，它的隐喻方式揭示了民间约定俗成的心理期待。

把广州喻为花城，并不仅仅因为它一年四季都拥有的一城杂树繁花，而且还因为在广州人看来，花之为物，有种种花外之道，曲折而简捷地寄情托意。各花有各语，除了大家都约定俗成地认可了它们固有的象征意义外，年节中的一花而多语算得上是一种特别的现象。

人间的所有祝福都可以寄托在花语中。每一种花，包括不知名的野草，全都被赋予了人们入世凡心的“好意”。广州人对“好意”的追求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缜密心思，对此极具创造能力。以“竹报平安”、“百年好合”这样的经典图解花义，而红掌、猪笼草等花，就普遍成了富贵竹、开运竹、五代同堂、一帆风顺、鸿运当头等祈福的命题。

而在共同的审美观的传达中，也传达出共同的审美的标准。尤其是以花为主题形成了独特的节俗方式。

传统上，广州以花为主题的节俗富有特色，如正月廿四的“生菜会”、二月十三的“波罗诞”、四月十七的金花诞、七月廿四的郑仙诞等，都是广州所独有的，其中包含着许多美好的故事和传说，与花木历史密切相关。生菜会原与送子观音诞有关，人们取其“生子发财”之意，正巧“生菜”与“生财”音近，便借此为会，近年更涂上了浓重的商业色彩，借此招商。

据《广州市志》载，七月初七，旧俗还有女子泛舟游石门沉香浦的活动。游艇用素馨花、茉莉花装饰，称为花艇。她们信奉此日是“仙女沐浴日”。石门一地水质清冽，朝夕日出日落时返照两山，有时会像海市蜃楼一样在天空出现一些景幻。泛舟者希望能有机会看到奇景的出现，故姑娘们七夕游石门沉香浦成为一项重要内容。该日还称为“人日”，广州人俗称“众人生日”。当日，人们要吃七种菜(芹菜、芥菜、菠菜、青葱、大蒜等)制成的“七宝羹”和“董天饼”(在露天中煎成)等。

七月廿四的郑仙诞则与菖蒲和郑仙救民的善行有关，民间称为“游白云”。

“在每年七月十五起，一直到了七月廿四，日止，在这几天中，他们就连日连夜，一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三五成群，都去那里游玩，和拜那个郑仙翁祠。……相传那个郑仙翁当时，系奉了人君的命令，来这山采九节菖蒲(草名)，食了之后，是能够使人长生的，有飞升不死的经验”。

现代的金秋菊会是春节花市外，全城最大最集中的花会，展示了广州人艺菊的技巧和流派。与春节花市以商业性为主不同的是，每年一度的金秋菊会则是纯粹的“赏花”活动，可说是广州人风雅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

“因为气候暖热，故广州终年多花。……广州每年举办两个大规模的花展。一个是在春节期间举办的‘迎春花会’，场面热闹。……另一个是单纯的菊花展览，通常在十一月中下旬举行。例如1973年的菊展，集中了全国各地名菊一二万盆，分别在越秀公园、烈士陵园和晚上游人众多的文化公元展出”。

广州花会的盛况，早在19世纪美国人亨特所著的《旧中国杂记》就有记载:“每年到花地游玩，这个习惯由来已久。很多中国人的家庭，也在新年到花地去游玩。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丝绸衣服，形成美妙的景观。……我们在花地的新年聚会，参加者包括所有在广州从事贸易各国的外国人。有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有的来自印度或澳门。”

三、整合解决方案的设想建议

“千年古城、南国明珠”，作为新的广州形象定位，也作为后亚运时代广州向世界推介的设计，兼顾了历史与现代的元素。“花城”这一标识符号亘古常新，与历史传统有紧密的联系，更是当今建设绿色城市的便利的工具，建议在以下方面强化“花城”符号:

(一)恢复金秋菊会等系列花会盛事，展示广州人的风雅生活情趣

金秋菊会、萝岗赏梅、人日游花地……这些都是广州传统的花会雅事，在民间也流传着素馨斜和“百花冢”的韵事传奇，是“花城”品牌不可或缺的元素。

以花为体，使广州的生活充满了风雅的情趣。但随着近年间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各种娱乐生活的兴起，传统的赏花活动都已经停止，使广州的“花城”之义只剩下迎春花市的独立支撑。

广州四季常绿，市民爱花已经成为传统。建议政府通过扶植金秋菊会为主题，举办常年的养花、赏花、买花等文化节庆，培养市民的审美情趣，突现广州最具有风格的娱乐方式，这才是广州特色中的“花城”本义，这也是提升广州人精神气质的途径。冬到萝岗赏梅、夏到流花湖赏荷、金秋菊会、兰圃品兰……应该得以恢复与强化。

(二)强化南国草木的标识性的典型运用

地方风物具有最深厚的地域意义，同时也是营造地方特色的重要元素。正如椰树之于海南、牡丹之于洛阳、岭南佳果之于岭南等等。

广州重要的视觉识别，一部分来自于“花木”。广州特有的花木，如木棉、含笑、白兰、榕树等是广州重要的视觉识别标志。老广州还有以“树景”识别街道的习惯。如惠福路的榕树、先烈路的木棉树、滨江大道的榕树与凤凰树木等。民间还有随花木生长变换生活节律的习惯。如木棉花开，就是提示“寒衣盖拢”，表示着春夏之交的到来。

当前，南国草木作为标识图案的运用还不够广泛典型，在一些传统的装饰艺术中与公共空间中未得到充分反映。建议选择一些有特色与寓意的南国花卉图例强化应用。如芭蕉，象征事业的根深叶(业)茂、蒸蒸向上，可以运用在长堤堤岸的外立面上。

扬弃地宣传关于花的美好传说所表达的人间情怀。如“素馨花”的传说、“梅花冢”等等，都依附着传说故事;而光孝菩提、六榕古榕、海幢鹰爪等以符号性的意义成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建议整合地介绍与推广，因为这些元素确实是广州独一无二的，特别为民间所熟识与认同。又如恢复传统上鲜花交易必经的五羊门南岸的“花渡头”等地名胜，以旅游线路整合“花城”的传统风貌。

(三)呈现花语代言的民俗心理诉求

把广州喻为花城，还因为花是粤民间寄情托意的载体。各花均有各种固有的象征意义:石榴多子、芭蕉页(业)大、竹报平安、百年好合……在陈家祠的装饰艺术中，花语的隐喻、花语图例的美学运用非常广泛，这些反映粤式生活的风俗的装饰艺术，以花语代言，含蓄地反映了民俗心理的诉求，可以有选择地标识性地应用到各种政府与民间的活动和外事交往中。

(四)作为民俗节庆的花市推广

历史上广州珠江南岸庄头村以南石头、瑶头、庄头、南村、小港、五凤村为主，曾以种花为业，形成了常年花市。因此，清诗人黄子高咏“花贩诗”有云“何不庄头村里住，一生衣食素馨花”。这就是《珠江竹枝词》里刻写的“看月人谁得月多?湾船齐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人过河”的风雅。现在的花市承担的职责太多，反而失却了广州花农依花为食的本然要求。只有在观念上把它还原本质，即放回市场，由市场进行调节与规范，才能自然生长，使之成为闻名遐迩的民俗节庆。

(五)与市政府的城市建设构想连接，营造“城在林中、花在城中”的花城

广州2003年9月启动的“青山绿地工程”将用3年时间投资50亿元打造119平方公里绿地，计划将绿色生态引入城中，体现在“一带、二环、三块、四片”的营造上。

“青山绿地”工程是一个指标体系，要求具体的指标实现。但虽然有“城在林中、花在城中”的规划方向，但对鲜花的栽培数量、布营艺术、品类却没有具体的指标，以绿色生态作为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呈现，这一目标本身并不能突出广州特色，只有把“人与花”的密切关系、花与地域的紧密联系作为重点推出，才能真正体现“城在林中、花在城中”的历史与未来意义。从审美到生态，这是对花城之义的新解释和新要求，因此，应把“花海”的实现同样作为具体的指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