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开局之年，广州市确立了“率先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大力发展经济，还应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下功夫。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一项既包涵岭南传统文化精粹，同时又具有时代文化元素的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深刻影响到广州各个时期发展，而且在广州城市形态、文化风格上表现出巨大的作用力，是广州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文化原动力，应予认真梳理、发掘和开发利用，为达到上述目标服务。
一、海上丝绸之路是广州城市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广州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其最大的一个文化特质是海洋性，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构成了广州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作为广州城市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一直与广州城市历史相始终。按照它自身特点和它作用于广州城市的程度以及相应效果的差异，广州海上丝路历史可划分为初始、发展、繁荣、鼎盛和终结五个阶段。
秦汉时期的广州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港口。《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是来自海外而不是当地出产的商品，像非洲的象牙、东南亚的铜熏炉和乳香之类，这些都表明，广州已经和海外发生了商业贸易的往来。这段时间大概有700多年，广州开始第一次中外文化大交流，传入印度佛教和各种作物、阿拉伯医药等。今天的上下九步行街当时就在珠江边，那里的“西来古岸”石碑是为纪念达摩来华传教最初登陆而立的。昙摩耶舍之后，有很多佛教徒都在广州登陆。广州有很多遗址遗物，华林寺、光孝寺即属此列。现在的南方大戏院是当时的珠江码头，船舶就在那里停泊，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来的历史证据。但广州是不是始发港，还有很多争议，难以统一。但不管怎样，广州已经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走过一个历史过程了。
2．唐发展阶段
《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这实际上是对海上交通线在那个时代的一种称谓。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南海周边，再经阿拉伯海，差不多一直到了非洲东岸，跟印度洋周边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商贸往来。这时，广州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港口。那时候珠江上有很多外国的船只，珠江岸边也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他们穿着各种服装，顺着韶关南雄大庾通道一直北上，往长江下游扬州、往洛阳等中原地方，于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起来。广州的腹地由此更加宽广，西江一直到云南、贵州、广西;北江一直到韶关、乐昌;东江一直到河源、赣州。这样，广州的腹地就不仅仅局限于珠三角，也不局限于广东本身，而是超流域，直到长江，甚至黄河流域。国内各省区的商品就可通过珠江水运，集聚到广州，再通过珠江8条水道直通南海，舶运到东南亚、印度洋等地。各水道的出口称之为“门”，东边注入伶仃洋的口门有4个，从东向西为虎门、蕉门、洪奇门(沥)和横门。西边注入珠江口的有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和崖门，这些都是跟海外通商的港口。这样广阔的内外腹地结合在广州，广州就成了中国最庞大的、跟海外联络最多的城市，也由此在广州开始了第二次中外文化大交流。主要是伊斯兰教传入广州，阿拉伯天文、数学、历法、音乐、美术、舞蹈、服饰、语言、风俗以及芒果、油橄榄、无花果等传入广州。在广州“蕃坊”聚居的阿拉伯人有十几万人，有人据此估计唐朝的广州可能有上百万人，成为一个世界性城市。这自是海上丝路产生的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3．宋元繁荣阶段
这一时期，无论是宋朝还是元朝政府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像之后的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政府也很重视海洋，以海立国，发展海洋经济，而海洋经济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海上贸易。到了宋朝，海上丝绸之路在技术上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那就是指南针用于航海。这使得海上交通与贸易兴旺发达起来，宋代跟中国有政治、经济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而元朝则达到了140多个，其中大部分都要经过广州上岸。
宋代，由于西夏政权与宋朝常年处于战争状态，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政权切断，这样反而更有利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这时期，广州有些商品的外贸占了全国的大部分，如宋王室对产于东南亚的香料依赖程度就很高，它们中的90%以上是通过广州上岸再转运到北方去的。并且广州在宋朝修建了中城、东城和西城三个城，商人住在城外，有“城外番汉数万家”盛况。城外有很多外国侨民，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南海神庙也记述了宋朝、元朝皇帝不断给南海神加封号，唐玄宗给南海神加封为广利王，希望南海神能够帮助朝廷谋利。后来，每一朝皇帝都给南海神封号，南海神的名号因此越来越长，没有标点，读起来很困难。但这些都表明当时朝廷对南海贸易很重视，希望南海神保佑海上风平浪静、财源滚滚。从朝廷给予南海神的封号，也可以判断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是非常繁荣的。此外，宋代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市舶管理的控制权，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此前唐代称结好使，而不是市舶司。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的相关事情。后来，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密州(今山东胶县)、秀州(今上海淞江县)等地设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等。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南宋前期，政治危机深重，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曾经一度支撑着宋室财政。宋代广州修筑中城、东城和西城所需经费多来自于市舶，后又修缮21次之多，还得到阿拉伯商人的赞助。广州城市一片繁荣，广州知州程师孟有诗曰:“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犹见外夷情。”这实为广州海上丝路给城市带来繁荣兴旺的写照。
所谓鼎盛，就是来往广州从事商贸的国家和地区更加多，海上丝绸之路延伸也更长更远，由此产生的经济文化效应也更为突出和有效。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跟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欧洲、日本、俄罗斯相联系的放射性的全球大循环。这样就产生了辐射和集聚两种效应，即一方面，从广州始发的船只向四面八方开拔，另一方面，外面的商船也汇集进来。特别是利玛窦经澳门、广州进入肇庆之后，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出版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并和罗明坚用中文起草了第一部《天主十诫》。他们把文艺复兴以来西洋的科技、宗教、音乐、建筑、美术、医疗等都带了进来。再后来，基督教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来了。在广州开始了第三次中西文化大交流，也是西风东渐的开端。自此，广州接触的不是传统的印度、阿拉伯文化，而是新兴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文化，不管怎样，这些文化较之过去传统海外文化，总有它时代先进一面，对广州文化特质和风格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清朝初年，为了防范明末遗臣郑成功进攻东南沿海，曾一度实行海禁政策。一直到乾隆以后，开始对外开放，实行“四口通商”，即广州、漳州(今厦门)、宁波、松江(今上海)四口，而广州“一口”就占全国对外贸易额的六成多。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通商口岸和第一大港。广州于是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独擅海上丝路之利。
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官商性质的“洋货行”，又称洋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除具有封建牙行性质外，它的行商还具有官商特点。它代表清政府跟外国商人贸易，也兼及代办一些外交事务。清政府主要通过十三行商人来采购政府需要的海外商品。所以，广州总是能够在朝廷对外国态度的转变期间获得政策优势，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不管怎么封闭，但是外国很多东西朝廷还是需要的。为此朝廷必须要保留一个对外开放港口，这个港口放在哪里都没有在广州好。十三行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之后才衰落下去，一场大火把它烧毁了，只剩下个地名。据记载，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成了一二里长的银锭，据此可以想象十三行当年的繁华景象。
5．鸦片战争后终结阶段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南京条约》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随之而来。从此以后，中西之间不再是和平友好的商业贸易往来，而是用铁、血的军事征服、掠夺和压迫联系在一起的，这条海上丝路由此划上了一个历史句号。但是，随着中西商业贸易的发展，西方先进物质、制度和观念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广州，开始了第四次中西文化大交流。由此引起广东文化的振动、觉醒、自省和更新，获得蜕变和新生，广州由此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结下的历史硕果。以后中西商业贸易来往还是不断，并且具有了新的内涵。但它的性质根本改变了，所以不再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范畴。可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贯穿了广州城市2000多年的演变历史，广州城市性质、功能、文化等也与此同步发展，形成两者互为因果关系。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千年商都的形态演变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从一开始就跟海上贸易有很大关系。这不仅反映在广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的性质、特点，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关系上，而且广州城市的形态、功能分区，还有发展的动力，都跟海上贸易有很重要的关系。其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制约了广州城市的形态。打开广州地图，城市西边就是荔湾区，珠江水道在荔湾区白鹅潭拐过来，流到天字码头，然后直奔黄埔港出海。这个形态就好像一个钩子一样，广州城市的布局、功能都以其为转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珠江航运，它是广州一条生命线，深刻影响到广州的商业发展和布局。这包括:
1．广州城市商业的摆布
广州商业的摆布多年以来都沿着珠江的岸边来进行。比如，宋代很多外商就住在西城，即现在的荔湾区。那里到现在仍然保留了很多特殊的地名，比如西关有第一甫路，一直到十八甫路。很多地方比如上海的黄浦江，要么有“水”字旁，要么有“土”子旁，但是这里的这个“甫”边旁就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那是岭南古越族人的语言，而不是汉语，它本身就有“码头”的意思，即当时一共有十八个码头沿着珠江岸边分布。而汉语词典中的“甫”是没有作这样解释的，故不能望文生义。内地或国外的商品从珠江边上岸，商店背后是码头，前面是店面，所以，广州城市的布局就参照这样的形式。门口是店面，面对顾客，背后靠近珠江。商品进来，首先堆放在码头，迎面售给顾客，形成双方直接接触、沟通空间关系。
以前广州沿河码头林立，其商业就沿着珠江岸线来布局，广州主要几个港口也是这样。南海神庙那里就是唐、宋、元、明朝的广州港口。后来，珠江口不断地向前推进，到了现在的黄埔港那里。那是孙中山当年在《建国方略》里定的位置，陈济棠时代开拓的。近几十年，黄埔港淤积越来越严重，所以又在大沙地建设了黄埔新港，这样广州港址一直向前推移。但是不管怎么变迁，都是为了适应海上贸易的发展，满足广州千年商都贸易的需要。
2．广州城市用地和拓展方向
广州城市的用地和城市拓展方向历来向西、向南。这主要受海上丝绸之路制约。
汉朝的珠江北侧岸线在今西湖路一带。近年发掘出的南越国木构水关遗址就位于西湖路光明广场，它是两千多年前汉朝广州城市防洪的排水设施。这表明汉朝的城墙门是通水的。隋唐时期，珠江岸线在今天的中山图书馆、鲁迅纪念馆、市一宫与惠福路一线。后来再往前面移动，到了明清时代，就到了现在的泰康路一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广州城市的发展是依靠珠江的沉积物不断向南推进的。这显然是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对用地的需要。如今，珠江岸线已经南移到了天字码头、沿江路一线。这表明，广州运输、装卸、住宅都离不开珠江。珠江不断沉积，沉积出来一点地，就马上被填了，那些商店与用地都往珠江岸边来发展。原来珠江的位置就逐渐变成了一条条街道，所以广州大部分马路都是与珠江基本上平行的。虽然南北走向的马路也不在少数，但是更多的、更主要的还是与珠江同一个走向。不同时代的珠江岸线变成了现在广州的马路了，特别是泰康路、文明路、中山路这几条东西走向马路尤其如此。这样，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海上贸易深刻影响到广州城市扩张的方向。
由于城市不断向南推移，珠江的宽度也变得越来越窄。汉代珠江宽度约2000米，现在珠江的宽度在海珠桥仅180米，不到汉代的1/10。珠江中原来有一个小岛，即海珠岛。20世纪30年代修马路，它跟岸边连起来，以后就没有那个岛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地名。关于海珠岛还有一个传说，一位阿拉伯商人带来了一颗宝珠，一不小心，宝珠掉进珠江中，一下子光芒四射，变成一个小岛，这就是海珠岛。这个故事也反映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浪漫的一面。
3．广州城市景观
广州城市最靓丽的景色其实就在珠江，它是广州城市水上中轴线。当然，近百年来也有其他几条中轴线的说法:一条传统的是北京路。民国时代至改革开放前就是从越秀山经广州起义路到海珠桥，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现在的广州大道。但是，以珠江为中轴线的这一条，始终都没有改变，也是不可代替的。后来那些中轴线上的景观都是车流、人流，随之而来的还带来了废气污染、塞车等现象，成为城市病一个症结所在。但是珠江这一条景观轴线，它是环保、永恒的。可见广州城市生命线的表现却一直是珠江两岸的靓丽景色。但归根结底是海上丝绸之路造就了广州这条景观线。如果珠江只是一条小河或者龙须沟，那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状态，不会像现在这么漂亮、这么流光溢彩。
这样一来，可以说广州城市的用地、发展方向、景观、布局、形态都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www.xing528.com)
三、海上丝路影响下广州千年商都的文化风格
海上丝绸之路存在2000多年，并且不断地发展，它不可避免地对广州城市的文化风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种文化能够容纳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这种文化会有很多特点。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是形成、造就广州文化的一个最大动力。
1．重商性与功利性
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的内涵是商业贸易、商品交换，就是外面的商品进来，里面的商品出去，这就形成了一个国内外市场。
外商经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进行的商业贸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朝贡贸易，另一类是市舶贸易。唐朝以前，国家富强，很多国家前来寻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些国家使节来朝贡，贡物由朝廷处置，广州只负责过境和接送任务，并且把我国回赐的物品送给他们。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是商业下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但在唐朝之前，这种朝贡贸易占主导地位，到后来才出现了通过市场进行等价交换的市舶贸易。逐渐地，这种商品的价值交换就成为主流了。
商品经济跟自然经济不同，它是以谋取利润为第一位。不管广州是什么政治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广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商业中心。这就决定了这个城市最主要的活动是商业贸易，它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商业贸易。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在这种无数次交换中，广州文化的重商性就逐渐形成了。
这种重商社会风气反映在另一个层面就是它的功利性。即广州人为了谋取利润、得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意识反映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成为广州文化另一个最大特质。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对财神、保护神的崇拜。哪怕到现在，广州的超市、士多店里都供奉着财神赵公元帅，或者供奉关羽这个保护神。这表现了人们追求财富、保护财富的功利性心理。广州人经常挂在嘴边的用语也多跟“发”、“8”相联系，其他像电话号码、汽车牌、房号、菜单名称价格等都是这样。可见，在语言、心理、行为等方面，广州人的很多风俗习惯都源于商业贸易的影响，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心态、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2．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
广州作为海上丝路上的重要发祥地、商品集散中心，历史上国内外许多商品都集中到这里，销售到利润最大化的地区。如果广州是一座保守、封闭城市的话，那么外面的商品就难进来，内地的商品也不易出去。只有开放才能货畅其流。仅就这一点来说，广州历史上从未中断过商品流通和其他经济活动。这反映在文化发生背景上，广州的文化是开放的，从不封闭，从建城以来2000多年就秉承这个文化传统，并成为广州文化一个优势潜质。
而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是互为因果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有开放，就必然存在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交流。广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铸就了城市文化强烈的包容性。其故在于，广州文化属海洋文化或江海文化范畴，水是最大文化载体。水可溶解万物，承载万物。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融和，变通在我。”水的自然属性深刻影响到它的文化属性，广州文化的包容性也缘生于此。
广州文化也因此而变得多元。因为既然是开放，各种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地发展起来。以语言而论，广州历史上就有阿拉伯语、英语、葡萄牙语，以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方言。至今广州方言中就有不少是英语的单词，比如士多、胶卷、菲林、巴士、的士之类。据悉在粤方言中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日常口语已达400多个单词了。实际上自古以来广州都是这样。如广州地名中就有不少阿拉伯语的单词，这些地名不能用汉语来解释，它的本意不是来自汉语。比如诗书路，它是阿拉伯语译音，“诗书”是“狮子”的谐译，而不是说这里是读书人多或者文化荟萃之地。中山六路旁的擢甲巷，其“擢甲”即阿拉伯语“小巷”之意。海珠中路南段原来叫“鲜洋街”，其“鲜洋”也是阿拉伯语“送别”之意。惠福路也一样，它也不是指祈求上天的保佑，给人得来好运，其原名“大市街”是“大食(今伊朗一带)街”的音译，后演变成今名。广州有十几条街道的名称都来自阿拉伯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广州文化是多元的。
3．冒险性与创新性
广州海上贸易所面对的是南海和印度洋、太平洋，时时会有狂风暴雨、汹涌波涛接踵而来，所以要超越海洋，就要冒险，就要有胆识、有勇气、有毅力。无论外国人跨越海洋，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广州，还是广州人经过海上丝路到海外，都要涉鲸波，战恶浪，随时都有各种危险。因此，人们想要赢得利润，或者到想去的地方，都需要冒险。另外，商品市场充满了风险，特别是市场竞争，稍微不留心，就可能一败涂地，血本无归。特别是到了海外，面对一个陌生的国度，地理环境不同，水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风俗习惯不同，面对各种不同肤色的人，必须具备冒险的精神与勇气、过人的胆识和毅力，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够谋取利益。历史上，广州人为了做成生意，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创新，而对大海毫不畏惧，走向大海，超越大海，扬起风帆，到达大洋的彼岸。他们深信，只要能够到达大洋的彼岸，敢为天下先，同时开动脑筋，创新思路，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周围的环境、形势，财富自然就会滚滚而来。这就是海洋族群即历史上广州帮商人的文化风格。从这个角度看，广州文化风格与农耕族群封闭、单一、保守、停滞的文化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4．享乐性与平民性
商人追求利润，积累财富，是一种最大功利。但是功利的背后也需要消费。所以，各种高档的消费场所就应运而生，逐渐地普通市民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久而久之，这种享乐性在广州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而存在，也是海上丝路带来的文化风格。例如，广州历史上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就有“喝早茶”的习俗，而这在其他地方就没有。喝早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肠胃，它更是一种社会往来，互通信息方式。在广州，很多人也不在家里宴请客人，而是到外面餐厅、茶楼酒馆，利用喝早茶、喝晚茶或者听歌跳舞的时间与场所来进行商业交往。从这一点来看，广州要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的社会化程度都要高。与此相应，广州的饮食业和各种看的、唱的行业非常之多。所以，在商业往来的背后，有大量的商业设施、服务设施来供市民、供当地的和外来的商人消遣。这就形成了广州商都文化的享乐性。在国内很多大城市，通常在晚上十点钟，很多商店都关门了。而这时正是广州入夜生活开始的时候，两类城市的文化景观大相径庭。这种平民性的文化特质其实也是商业引起的。如果广州不是一座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而是一座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城市，那么一下班，人都走空了，夜生活就失去了市场。但是广州作为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买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一个地点进行，在这种背景下，市民不可能游离于这样的社会风气之外，也会逐渐受到影响而参与其中。广州商都文化的享乐性与平民性共生，恰是由于广州海上丝路两千年来商业贸易没有断层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风尚。
5．远儒性与务实性
在边缘地理区位和古代交通不发达背景下孕育、发展起来的广州文化，远离中原正统的文化。而正统文化通常是指儒家文化，认为读书人应该以追求理想、追求事业为第一，而不是谋利益的文化。但在广州是商业为第一，广州人专注的是眼前实实在在的直观的利益，不喜欢那些虚的争斗。广州人讲究实在，对空洞的理论、标语口号，不太感兴趣。由此，造成了广东人在文化理论上有建树的成果不多，除了古代惠能、近代康梁与孙中山以外，历史上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大家。哪怕到了近现代，广州的理论建设总体上也不如北方学派，不如海派，也不如京派。
四、认识广州海上丝路与广州城市发展关系的实践意义
总的说来，广州无论它的历史演变、城市形态的发展，还是它的文化风格，每一个地方都表现出海上丝路对它的强大作用力，并且深深影响到近现代。虽然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商贸往来不称海上丝绸之路，但是海上丝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文化惯性还在继续起作用。广州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千年商都、幸福广州、首善之区，名称虽有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样广州海上丝路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在实践上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首先，如果认识到广州在海上丝路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广州的作用，那么广州的城市建设、广州的城市规划、名城保护以及未来的发展等，就不应该把历史传统给抛弃掉。比如说，骑楼就不能盲目拆，无论是在越秀区、荔湾区还是海珠区范围内的，它毕竟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广州城市如果没有骑楼，那跟内地其他城市差不多，就没有自己的个性了。如果把南海神庙当迷信，怀圣寺也不要，那就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在波罗诞作为一种风俗活动保留下来，受到广州市民普遍欢迎。如果很多跟海上丝路相关的建筑物、遗址，都妥善地保留下来，那么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将显得更加厚重。如果外地人来到广州，他就会感到这里社会风气跟他们所在地不同，他就会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广州这座城市除了建筑物有它的特点，还有它的人文精神。这种比较，就有可能找到广州人文精神所在，或曰文化特质产生的根源。这就是广州两千年海上丝路历史遗产在起作用。这对广州城市文化个性的认识就有很大启发作用。
次之，政府如果了解海上丝路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对于他们作决策就很重要，不然就可能对海上丝路文化存有偏见。这就可以避免发生大拆大建、破坏传统街区和各种文物保护单位的现象。特别像广州这座文化名城，它几乎整个历史和文化风格，都布满了海上丝路的投影，深藏着它厚重的历史积淀，发掘、保护、珍惜和开发利用这笔历史文化遗产，无疑应成为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广州市民的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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