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性评述：全球视角下的战略贸易政策研究成果

第四节　结论性评述

一、对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的评述

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建立了更加贴近现实的规模经济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得到了全新的结论。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规模经济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其次，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再次，贸易利益一方面得益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同时来源于生产效率提高、生产集中、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产品多样性等多方面的利益；最后，竞争优势的获得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而获得。

新贸易理论阐明了在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形式，与现实经济的状况较吻合。它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突破表现在它说明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分离，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框架；从理论上阐明了政府干预外贸、刺激本国出口的基本动力，它为现实中的政府干预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们试图设计出适宜于产业内贸易的干预政策，以改善受到扭曲的竞争环境，使市场运行处于“次优”（second best）境地，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因此，一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灵活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主权。因而，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和保护是有利于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的。

可以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理论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要素禀赋只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又摆脱了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强调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的缺憾就是尚未找到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它也很容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加以曲解、滥用的理论遁词和政治口实，这与当今时代世界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和潮流背道而驰。

二、对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评述

自由贸易曾是我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贸易保护政策盛行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国家，世界上持续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着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

考虑到在贸易政策制定的进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得到了很好的代表等事实，理论与实践之间明显的差距就可以协调起来。各种贸易政策工具是在政治市场内决定的，它值得投入资源以便从贸易保护中获得租金。赞成贸易保护政策的集团主要是进口竞争行业，他们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因为其对于贸易保护的需求是清晰可见的，组织化问题容易解决；反对实施保护政策的集团，主要由消费者组成，由于存在搭便车的可能，其组织成本极高，很难组成像样的利益集团。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利益集团）和供给（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双方相互行动的结果。

国际贸易纯理论中包含的一些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是从实际中得出来的。特别地，不应该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实际的经济体处于不完全竞争之下，这种状况对相关价格造成了扭曲，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信息、交易和谈判的成本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市场并非具有充分的弹性，从一种可能的帕累托最优通过贸易自由化或贸易保护进行再分配以补偿受损者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一旦离开了完全竞争的和没有摩擦的交换的世界，政治的力量就必须考虑进来。这在建立国际贸易纯理论时被忽略掉了。传统的方法抛弃了怎样可以实现自由贸易最佳状态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它要求有一个宽容的、无所不知的政府存在，可以运用不会引起扭曲的税收和补贴，使社会处于效用可能性边界上。如果这些假设在现实中不存在，一个贸易保护的立场就可以被转换为一种在民主体制下的决策者们合理的政策。然而，对应的福利收益只有以贸易伙伴的经济福利为代价才能够实现。因为这个政策可能会招来报复，其结果很可能是关税的全面提高和福利的全面下降。

因此，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首先是起源于国际贸易纯理论无力解释贸易保护政策存在的困惑，它通过引入政治市场来研究各种贸易保护政策工具存在的原因、保护的水平及其结构等问题。贸易保护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也有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成功向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同时更有可能是“民主的政府”的政府目标函数下的两方面兼而有之。

各种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为各种战略贸易政策寻求理论上的依据，因理论流派的差异，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理论的多样性在解释贸易政策时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战略贸易政策的新贸易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特定角度是可以融合的。

战略贸易政策的新贸易理论分析是基于“仁慈的政府”的考虑，因此，可以说，战略贸易政策的新贸易理论分析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个特别部分，这样，就将新贸易理论纳入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中去了。

三、对实证研究的评述

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还是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实证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战略贸易政策理论进行了很好的验证。但是我们也发现，实证模型与理论模型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模型中所使用的结构参数往往都是前人的一些估计，这表明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之间存在着脱节的现象。另外，实证的对象多是发达国家的行业。不管是新贸易理论框架还是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析都较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分析就更少了。

模拟或回归等经验性实证的结果与所选择的模型有较大的关系，模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中的市场结构和政治结构及行为，以及所选取的参数值，都会对实证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还没有看到将贸易保护政策的新贸易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经验实证的研究。

四、结论

（一）战略贸易政策形成和存在的基本规律

战略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存在，可以说是政策市场的供求双方相互博弈共同决定的均衡，供求双方出于本身利益最大化的贸易利益驱动的结果。在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下，政府作为一个全民利益最大化的代表参与贸易政策的制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有自己的特定利益，在利益集团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政府可能通过各种保护政策的力度强弱和保护时间的长短来协调各方的利益。

（二）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

一方面，保护政策的实施受到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约束，另外，还受到国际上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有时候，政府通过加入贸易协定来抵消各种政治压力。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对政府保持强大的压力，而一旦加入某种贸易协定，如WTO，这样，政府就可以与各种游说的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

（三）战略贸易政策的目标与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各种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往往会导致贸易政策目标与最终的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保护政策的形成来看，政策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这样在政策制定阶段就存在着目标的非最优化。另外，从政策的实施来看，尽管政策目标是最优的，但在政策的实施上往往有各种时滞，导致最终结果的非最优化。如果考虑到政策目标的非最优化，再加上非最优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非最优自我强化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各种时滞，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离社会最优目标相差甚远。

只有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贸易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平衡，政策供求双方的政策属性达成一致时，政策目标和结果才可能一致，才能离社会最优化目标更近。并且，不难发现，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客观存在，理想的社会最优战略贸易政策是不存在的。(www.xing528.com)

（四）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研究影响着国际经济学的发展

首先，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论模型及其辩论和批评扩展了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其次，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研究改变了贸易理论的制度内涵，不只是停留在以前的标准模型中（如比较优势的考虑），使得国际贸易理论家具备了分析环境的能力，将原本属于政治学科分析的问题纳入到经济分析中来。

【注释】

[1]佟家栋（2004）认为，在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桥梁，就是贸易政策的理论，它是贸易理论在政策上的延伸，但又区别于对外贸易政策措施。

[2]理论渊源主要参考了以下两位学者的观点。刘运顶:《试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理论基础》［J］，《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第12期；林珏:《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J］，《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3]这种福利增加并不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而是希克斯－卡尔多－萨缪尔森改进（Kardor－Hicks－Samuelson improvement）。

[4]Cournot竞争，是指寡头厂商同时选择数量进行竞争以最大化其自身利润的竞争模式，是法国经济学家Augustin Cournot于1838年在其著作《财富之理论中有关数学原理的研究》中创立的双边垄断理论，这一理论直到20世纪才得到广泛传播与讨论，这一理论模型是其他多种寡头垄断理论模型的基础。

[5]Bertrand是法国数学家，他在一篇评论Cournot著作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即Bertrand竞争就是对Cournot竞争模型中的反应函数进行修正，他假定竞争对手调整的不是产量而是价格。

[6]完全在第三国市场竞争的假定，排除了本国消费者剩余的变化，就能够把一国生产者剔除补贴后的利润增长与该国国民福利的增长等同起来，于是，利润转移的问题就变为，一国政府对生产者的干预如何能够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的利润。

[7]德国经济学家Stackelberg在1934年提出的，因为在现实产业内，往往并非所有企业都具有寡占实力，有一部分企业把市场价格作为已知量，根据价格决定自己的供给量，这部分企业称为跟随企业；另一部分企业在市场中起部分垄断作用，起市场支配地位，这类企业称为领头企业。实际上，Stackelberg模型与Cournot模型的战略变量都是产量，所不同的就是厂商行动的顺序，后者同时行动，而前者有先后之分。

[8]通常用来描述囚徒而不是国家的境况，是由塔克尔（Tucker A.W）在1950年首先正式提出的。

[9]古诺寡占厂商向下倾斜的反应曲线意味着厂商间存在战略替代（strategic substitutes）关系；如果厂商的战略变量是产品价格，一个寡头提高自己的产品价格会提高其他厂商的边际收益，从而厂商的反应曲线向上倾斜，那样的情形称为战略互补（strategic complements），即进行伯川德竞争。

[10]在拟线性效用函数条件下，收入变化不影响需求，不存在收入效应，并且可以避免加总问题和经济中的其他扭曲所导致的次优问题等（Brander＆Spencer，1984 b）。

[11]当然，也不排除需求曲线非常凸，此时，进口补贴可能是最佳选择（Brander＆Spencer，1984a）。

[12]马吉曾解释了“内生政策”（endogenous policy）的含义。他指出，“内生”的含义就是“从内部生长”，“内生政策就是源于行为者追求狭隘自身利益的政策”。

[13]盛斌（2002）称之为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笔者认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更能够反映该领域的内容。一般认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60或70年代，其实早在1664年重商主义代表托马斯·孟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就进行了分析，他将贸易利益分为三种:第一是国家利益，第二是国王利益，第三是商人的利益，这可以说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始端。

[14]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第21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5]［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第64～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转引自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第62页，2003。

[16]这种模型在文献中被称为李嘉图－维纳（Ricardo－Viner）模型或专用要素模型，这种模型不会产生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现象。在H－O模型取得支配型地位之前，S－F模型曾被广泛应用，可以追溯到哈勃勒（Haberler，1936）、哈罗德（Harrod，1939）、俄林（Ohlin，1933）及维纳（Viner，1939）等著作。S－F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资本家为什么倾向于游说保护其自己的产业，而不是依照斯托尔伯－萨缪尔森的观点的思路团结成一个阶级。

[17]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8]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第162～197页，商务印书馆，1989。

[19]这里的租金是指凭借政府贸易保护政策而带来的超额利润，因为资源并没有投入到生产领域，所以它并没有创造出社会剩余。

[20]1973年巴格瓦蒂和汉森合作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走私的理论分析》，其模型研究表明，非法的DUP行为有时可能会增加社会福利水平。

[21]本书的利益集团分析更多是从行业利益集团，或者进口利益集团、出口利益集团或消费者利益集团等角度考虑，并没有分析要素流动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与此相反，罗戈夫斯基（Rogowski，1989）则考虑了在要素流动条件下的要素或阶级联盟，主要关注土地、劳动或资本的所有者在贸易政策上的冲突，其前提条件实际上是阶级分化。西斯考克斯（Hiscox，2001）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当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高时，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冲突更有可能出现，即更易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而当要素流动程度较低时，往往以行业为基础的冲突更有可能出现，即更易形成以行业为基础的利益集团。

[22]程式化（stylized）一般被认为是尼古拉斯·卡尔多在1958年的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的文献中首先使用的，他用“程式化的事实”来描述该研究应该基于的根本前提。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借用该词来表示一个领域人所共知、已成经典的事实或命题。转引自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第3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