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角下的战略贸易政策研究：文献回顾与评述

第一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有两种变化引起了贸易理论家的注意。一个变化就是产业内贸易的大量出现，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种新的贸易形式；另一个变化就是，在贸易保护的政策手段中，政府并没有按照特效法则进行贸易政策的安排，诸如低效率的配额等数量限制被大量广泛地运用。这两种变化导致了贸易理论沿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就是研究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政府通过一定的关税等政策使得本国获得更多福利的可能；另一个方向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即假定存在贸易政策的政治市场。但是，在这两个方向的发展上明显存在脱节的地方，即并没有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本书试图将两个方向的分析统一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以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国际贸易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理论，出发点便选择在体现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特征的战略贸易政策的研究角度上^[1]。

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论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理论模型来描述和解释贸易政策制定的原因、过程和实施效果及实现机制等。战略贸易政策的研究包括新贸易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两个方面，前者注重分析的是在一定的政策工具下，政府最大化本国福利的选择，后者注重政治市场在贸易政策领域的分析，另外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中，还包括对具体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比较。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强调的是贸易政策的“外生性”，认为政府是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将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强调的是贸易政策的“内生性”，从而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来分析。

第一节　战略贸易政策的外生理论分析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和核心是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论，两者揭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在于劳动生产率高低不同而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及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且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比较优势及资源禀赋决定的利益分配是必然的，并会惠及全球；国家干预是一种偶然现象，是国内经济扭曲的产物。而新贸易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包括战略进口政策、战略出口政策和战略贸易政策的扩展三个方面。

一、新贸易理论的理论渊源^[2]

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主要来源于博弈论、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学派的阿瑟·庇古（Arthur Pigou）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国家干预。例如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反之，则进行补贴，从而缩小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距，使经济福利增加。后来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的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对他的某些理论进行了修正与补充。

（一）博弈论革命和不完全竞争分析方法

1933年，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 Robinson）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E Chamberlin）几乎同时提出关于垄断市场理论的新学说；1944年，美籍匈裔数学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与经济学家摩根斯坦（O Morgenstern）合作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开创了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分析。博弈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和不完全竞争分析方法的运用对于新贸易理论与战略贸易政策的分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分析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政府、企业及其相互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

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革命性突破为贸易理论与产业组织分析方法的结合提供理论基础，为解释新贸易现象提供更为合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库恩－塔克（Kuhn－Tucker）定理和拓扑学为基础的角点解（corner solution）分析方法的运用和改进，使经济学将“规模收益递增”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成为可能。因为，“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就必然会导致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而完全专业化就意味着均衡解不可能是“内点解”，而只能是“角点解”。以“边际理论”为基础的古典微观经济学是无法解决“角点解”问题的。第二，博弈论分析方法的创新，使经济学家可以从最一般的角度来处理各式各样的策略性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市场结构问题的模型化是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产品差异化等范畴纳入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的最大障碍，因为收益递增和产品差异化必定会带来“垄断”、“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这些市场结构是与新古典贸易模型的完全竞争假设相冲突的，而利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又无法直接引申出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相关的理论结论，因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对市场结构及其行为模式的理解过于简单，而新产业组织理论恰好能够解决这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三，微观经济学各种封闭模型的发展，直接为新贸易理论提供了整合新贸易思想和分析技术的切入点。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发现，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微观经济模型完全可以经过简单的修正被推广到开放体系之中，并为解释新国际贸易现象提供全新的理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及斯宾塞依据张伯伦不完全竞争模型建立的“规模经济—多样化需求”模型，被克鲁格曼（Krugman）以及迪克西特和诺曼（Norman）用于开放经济，直接建立了新张伯伦（neo－Chamberlin）垄断竞争理论，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偏好需求规范地解释了产品水平差异化——行业内贸易现象；兰卡斯特（Lancaster）和赫尔普曼（Helpman）采用相似的方法，将霍特林（Hotelling）模型向国际贸易领域进行推广，建立了一个在理论基础上与新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完全不同的水平差异化——行业内贸易模型——新霍特林模型；布兰德（Brander）、布兰德和克鲁格曼（Brander＆Krugman）以及耐文和菲利普斯（Neven＆Phlips）将传统的价格歧视和市场分割基本模型运用到开放经济体系之后，得出十分惊人的理论结果，建立了双头垄断下的行业贸易模型，得出了即使两个国家在技术、偏好、资源禀赋等方面完全相同，且不存在规模经济时，由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和国际市场的分割的存在，国际贸易依然会产生的结论；布兰德和斯宾塞（Brander＆Spencer）将古诺模型和施塔克尔伯格模型（Stackelberg Model）运用到开放经济之中，建立了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基准模型——布兰德—斯宾塞模型，规范化地证明了政府可以采取干预性政策，通过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以提高租金收益或利润转移等方式来增进本国福利水平的观点。

（二）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对新贸易保护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福利经济学认为现实中无法做到完全竞争以达到最大福利的理想境界，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来增加社会福利。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后来成了新贸易保护理论衡量贸易政策的基础；其次，是最适度原理。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曾经在序数效用基础上说明过经济福利，指出经济资源使用最有效状态，就是最适度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福利经济学发展了帕累托的思想，提出交换与生产的最适度条件，在交换与生产的最适度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最优化，产品生产最有效，产品交换彼此得到的满足也最大化，从而社会福利也最大。最适度原理被新贸易理论运用到关税上，认为如果课征某一最佳关税能使一国获得最大利益，即最适度关税率；再次，是补偿原理（compensation principles）。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最适度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贸易政策的实施在增加一部分人福利的同时可能正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此，福利经济学家提出“补偿原理”，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社会就算增加了福利，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新贸易保护理论将补偿原理应用于评价贸易利益的分配上，指出贸易利益分配是极不平均的，为此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受损者予以补偿和救济^[3]。

（三）凯恩斯主义

虽然凯恩斯（John Keynes）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国际贸易理论，但其追随者如美国的汉森（Alvin Hansen）、萨缪尔森（Samuelson）和英国的哈罗德（Harrod）等人发展了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观点或思想，从而构成新贸易保护理论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顺差论、外贸乘数论和国家干预论。

首先，是贸易顺差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贸易顺差与重商主义不同，它将贸易顺差与就业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国的贸易顺差可以为该国带来黄金，压低利息率，扩大投资，从而扩大就业；相反，贸易逆差会造成失业增加。因此凯恩斯主义指出，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在说明“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时忽视了国际收支在调节过程中对一国国民收入与就业的影响，事实上，一国外贸顺差或逆差对于该国的经济盛衰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外贸乘数论。乘数理论表明，任何自发性的或政策诱发的支出增加都会使一国产出、收入、就业提高数倍，在贸易顺差时，对外贸易存在类似于国内投资一样的乘数加速效果。这一结论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增添了新的理论依据。

再次，是国家干预论。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出现后，为国家干预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以前的联邦主义认为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扶植幼稚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有效需求，扩大就业，是出于反危机的需要。

根据凯恩斯主义思想，新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政府加强进口管制，如实行配额制等，同时采用出口补贴等经济手段鼓励出口，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对外贸易法规来干预贸易活动从而达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

二、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战略贸易政策的分类

战略贸易政策的新贸易理论研究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多种分类。按照模型设定的竞争模式可以分为古诺竞争（Cournot competition）^[4]、伯川德竞争（Bertrand competition）^[5]和混合竞争；按照理论模型中考察的市场可以将其分为第三国市场、相互倾销市场和多市场竞争；按照模型的信息约束问题的条件可以将其分为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大类，在不完全信息大类中，又可以分为成本信息不对称和竞争模式信息不对称两类；按照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工具可以将其分为关税工具模型、补贴工具模型和混合工具模型；按照模型的需求函数特征又可以将其分为线形需求函数和非线形需求函数；按照分析的方法，可以分为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Krugman，1989）按照贸易流向将其分为战略出口政策和战略进口政策。

上述分类方法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战略贸易政策问题的，基本上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本书的分析主要是在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9）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即战略出口政策、战略进口政策和战略贸易政策的扩展。

战略出口政策指的是两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竞争的情况。布兰德和斯班瑟（Brander＆Spencer，1984，1985）以及斯班瑟和布兰德（Spencer＆Brander，1983）描述了本国政府如何通过对本国厂商给予出口补贴使得本国厂商获得竞争优势。在本国厂商获得补贴等政策干预后，外国厂商就会向本国厂商让渡市场份额，从而产生利润转移效应（profit shifting effect）。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厂商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布兰德和斯班瑟认为，政府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对所有参与竞争者来讲，政府拥有一种动机来保持其自身的信誉，因此，政府的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export subsidies）。

战略进口政策指的是在本国市场进行竞争的外国企业面对本国政府的关税或其他贸易保护政策条件下的福利政策研究。布兰德和斯班瑟（Brander＆Spencer，1981）讨论了在存在潜在进入条件下本国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关税政策来抽取外国垄断厂商的垄断租金，从而提高本国福利。由于国内存在潜在进入该行业的厂商，本国政府便可以通过关税来抽取外国垄断厂商的利润，政府可以通过获得的关税收入去弥补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战略贸易政策的扩展分析主要是考虑了各种约束条件的变化，如信息约束的问题、成本的变化、要素的约束以及竞争模式、跨国投资、外部经济、外国报复的可能等对于政策选择和福利的影响。

三、战略出口政策

这种论点认为，对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本国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本国福利。布兰德和斯班瑟（Brander＆Spencer，1984，1985）以及斯班瑟和布兰德（Spencer＆Brander，1983）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他们运用一个“第三国市场”模型（Third－Market Model），也就是假定一个寡占行业中有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国家，生产国没有消费，两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6]进行古诺竞争。这样，在自由贸易和古诺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古诺—纳什（Courn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稳定或均衡状态。但是，如果本国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斯塔克伯格竞争（Stackelberg competition）^[7]，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斯塔克伯格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

考虑一个经典的第三国市场模型，在特定产业分别有一个本国和外国厂商，生产相互替代的产品，生产国不进行消费，两厂商在第三国市场进行古诺竞争，政府在厂商选择产量前决定补贴水平。设反需求函数为P（x＋y），其中，p＇＜0，本国和外国厂商产量分别为x和y，两国边际成本固定，分别为c和c＊，可能的固定成本分别为F和F＊，只有本国政府进行干预，每一产量补贴为s，共补贴为sx。

本国厂商利润为:π（x，y，s）＝xp（x＋y）－cx＋sx－F，其利润最大化一、二阶条件分别为:

外国厂商利润为:π^＊＝yp（x＋y）－c^＊y－F＊，其利润最大化一、二阶条件分别为:

假定下列条件满足:

条件（1.3）是指一个企业的边际收益随另一个企业产量的增加而减少。当二阶条件都满足，则（1.4）式说明两条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曲线都是向下倾斜的，则据（1.1）、（1.2）、（1.3）知，条件（1.4）总成立。（1.4）式是指产出对边际利润的自我效应（own effects）超过交叉效应（cross effects）。

由（1.3）、（1.4）得:D＝　　　（1.5）

若（1.1）、（1.2）、（1.5）全部成立，则意味着整体均衡的唯一性。

对两国利润函数进行全微分，得:

将上式除以ds，用行列式表示:

因为π_xs＝1，＝0，利用克莱姆法则（cramer’s rule）可得

所以，本国出口补贴的增加将增加本国厂商的出口，减少外国厂商的出口。

本国政府福利函数为:

W（s）＝π（x（s），y（s）；s）－sx（s）

dW/ds＝π_xdx/ds＋π_ydy/ds－sdx/ds

从一阶条件知，π_x＝0，而dW/ds＝π_ydy/ds－sdx/ds

当s＝0时，上式显然为正的。从（1.6）式知，当s增加时，将提高本国福利。当dW/ds＝0时，得最佳补贴水平:

s＝π_y（dy/ds）/（dx/ds）＝xp′y_s/x_s＞0

因此，本国政府具有对本国厂商进行单边补贴鼓励出口的干预动机。

上述模型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图1－1来表示。其中横轴表示本国生产者的产量，纵轴表示外国生产者的产量，R表示外国反应曲线，D1和D2分别表示本国补贴前和补贴后的反应曲线，π₁和π₂为本国企业的等利润线，越低的等利润线代表越高的利润水平。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在N点实现古诺—纳什均衡。由于本国政府的补贴使得本国反应曲线向右移动，因此，新的古诺均衡在国内厂商较高的产出水平和外国竞争者较低的产出水平上取得。从补贴最优化的角度分析，补贴的比率应该使得均衡状态处于斯塔克伯格竞争均衡水平S点，这是本国能够获得的最佳结果，此时，本国厂商剔除补贴后的利润最大。

图1－1　战略出口政策

当然，布兰德和斯班瑟同时也认识到，两国政府都存在单方面干预的动机。因此，他们继续考虑两国政府补贴的均衡，此时的均衡使得两国从出口市场获得的总利润少于合作的方案，即此时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8]的状态，共同的最优政策是两国都征收出口税，使得形成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卡特尔结构。不过，斯班瑟和布兰德认为，生产国是无法做出有约束力的协议的。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Krugman，1989）从私人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收益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古诺竞争条件下，出口补贴之所以能够起到从外国厂商转移利润的作用，是因为本国厂商所面临的私人边际收益曲线位于真正的社会边际收益曲线下方，导致出口水平过低。如果私人边际收益曲线超过社会边际收益曲线从而使出口水平过高，最佳政策就应该是出口税而不是补贴。也就是说，出口补贴获得转移利润的效应是与特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竞争行为等一系列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四、战略进口政策

战略进口政策研究的是本国厂商与外国厂商在本国市场竞争下的政府最佳政策的选择。第三国市场模型在分析战略出口政策方面具有相当的效率，然而，该模型没有考虑到本国市场的消费。布兰德（Brander，1981）和布兰德和斯班瑟（Brander＆Spencer，1984a，b）用一个相互倾销的市场模型很好地解决了此问题。假设两国分别各有规模相同的n和m个厂商，本国代表性厂商的本国销售数量为x，外国代表性厂商在本国的销售数量为y，本国代表性厂商在外国的销售数量为x^＊，外国代表性厂商在外国的销售数量为y^＊。

这样，两国的总销售量分别为:Q＝nx＋mx^＊；Q^＊＝nx^＊＋my^＊(www.xing528.com)

设两国边际成本固定，分别为c和c^＊，可能的固定成本分别为F和F^＊。本国和外国消费者面对的价格分别为p和p^＊，本国和外国政府的特别进口关税分别为t和t^＊。本国和外国代表性厂商的利润分别为:

π＝xp（Q）－cx＋x^＊p^＊（Q^＊）－（c＋t^＊）x^＊－F

π^＊＝yp（Q）－（c^＊＋t）y＋y^＊p^＊（Q^＊）－c^＊y^＊－F^＊

因市场分割，边际成本固定，我们可以代表性分析一个本国市场。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π_x＝xp′＋p－c＝0，π_y＝yp′＋p－c^＊－t＝0　　（1.7）

在上式一阶条件中没有出现x^＊和y^＊，类似，如果分析外国市场时，也将不会出现x和y。这也就是我们可以单独分析两个国民市场的原因。设两个二阶条件都能够满足，并且对所有厂商来讲，都是战略替代^[9]的。

求解一阶条件可以得到x和y是t和t^＊的函数关系。这个答案意味着厂商有可能在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同时销售商品，也就意味着正如布兰德（Brander，1981）所描述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的发生。

对（1.7）式对于t和厂商产量进行全微分，可以得到:

（n（xp″＋p′）＋p′）dx＋mπ_xydy＋π_xtdt＝0

将以上两式除以dt，用行列式表示:

从（1.7）式得，π_xt＝0和＝－1，用D表示行列式（1.8）左边部分，由（1.4）（1.5）知，D是正的，比较静态分析得:

dx/dt＝－mπ_xy/D ＞0；

dy/dt＝（n（xp″＋p′）＋p′）/D＜0（1.9）　　　

对于一般数量厂商，也容易得到，本国施加关税将导致外国利润下降，总价格将上升（dp/dt＞0），数量下降（dQ/dt＝ndx/dt＋mdy/dt＜0）。这种情况在国外市场是对称的，这意味着利润总水平取决于政府设定的关税水平。

如果需求是线性的，如p＝a－Q，则比较静态效应很容易算出来。此时，p″＝0，p′＝－1，D＝n＋m＋1，＝－1。这样，式（1.9）就成为:

dx/dt＝m/（n＋m＋1）；dy/dt＝－（n＋1）/（n＋m＋1）

并且，dp/dt＝－dQ/dt，其中，dQx/dt＝m/（n＋m＋1）。

下面考虑本国政府面对的问题。假定本国效用函数为拟线性效用函数^[10]:

u（Q）＋z

相应地，本国福利涉及本国关税、外国关税、消费者福利、企业利润、政府收入等:

W（t，t^＊）＝u（Q（t））－pQ（t）＋R（t）＋nπ（t，t^＊）

其中，R（t）代表关税收入mty，外国关税通过影响本国厂商利润，从而影响本国福利。本国福利最大化一阶条件:

dW/dt＝u′dQ/dt－pdQ/dt－Qdp/dt＋dR/dt＋ndπ/dt＝0

因为，u′＝p，dπ/dt＝（p－c）dx/dt＋xdp/dt和Q－nx＝my，所以有

dW/dt＝－mydp/dt＋n（p－c）dx/dt＋dR/dt＝0

将dR/dt＝my＋tmdy/dt代入上式，解t，因此，得最佳关税水平:

t⁰＝（y（p_t－1））/y_t－（n/m）（p－c）x_t/y_t

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外国一个厂商完全垄断，此时，n＝0，m＝1，Q＝y。这样，dQ/dt＝1/π^＊yy。设V＝yp″/p′，因此＝p′（2＋V），p_t＝p′y_t＝1/（2＋V），所以我们得到在一个外国垄断厂商时的最佳关税水平为:t^om＝－p′y（V＋1）。

从上式可以看出，最佳关税可以是正的、负的或0，这完全依赖于V是小于、大于还是等于－1。在线性需求下，V＝0，这样，最佳关税是正的，正如凯特莱克（Katrak，1977）和史维德伯格（Svedberg，1979）得到的结论一样。更一般地，只要V＋1＞0，就能够保证关税是正的^[11]。

因此，只要V＋1＞0，本国政府就具有实施单边关税政策限制外国产品进口的干预动机。

图1－2　战略进口政策

这些效应的最佳反应如图1－2所示。对于任何给定的本国厂商产出，外国厂商将生产的更少，因为关税提高了其边际成本。因此，外国反应曲线将内移，均衡点由点J移动到点N。

另外，布兰德和斯班瑟（Brander＆Spencer，1981，1984b）指出，当只有一个外国垄断厂商时，只有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才可以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垄断厂商利润，从而提高本国福利。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距，是一项使福利恶化的措施。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它们执行一种吸收部分关税的定价，以阻止这类进入的战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关税收入的获得就会大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外国厂商将关税全部吸收，则既可以拿走经济租金，又不会造成额外的扭曲。

因此，这一政策的实施需要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外国出口商是寡头或寡头垄断厂商，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价格；第二，进口国国内存在潜在的新厂商进入，这样不至于使得关税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第三，进口国对此类商品的需求曲线比外国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更平坦，这样就能保证价格上涨的幅度低于关税征收幅度，进口国净福利增加。

这种分析类似于克鲁格曼（Krugman，1984，1987，1992）的“进口保护促进出口”（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模型，就是建立一个多元分割市场的古诺模型，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战略出口政策与战略进口政策有以下几点差异:第一，两种政策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前者适用于本国厂商与外国厂商在世界市场或第三国市场进行竞争的情况，后者适用于分析在本国市场进行竞争的情况；第二，战略出口政策相对比较简单，只考虑到利润转移效应，而战略进口政策在考虑利润转移效应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消费效应，因为包含本国市场消费的政府效用函数显然比第三国市场下的政府效用函数更复杂；第三，在战略进口下，关税政策显然是首先直接影响外国厂商的成本和数量，从而间接影响本国厂商的，而战略出口政策首先影响的是对本国厂商的激励，而间接影响外国厂商。

五、战略贸易政策的扩展分析

（一）竞争模式

伊顿和格罗斯曼（Eaton＆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伯川德竞争而非古诺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布兰德和斯班瑟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厂商，如果本国厂商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

马吉（Maggi，1996）用一个产能价格竞争模型来分析战略贸易政策，发现政府即使在不了解厂商相关竞争信息时，如果本国政府进行产能补贴，不论厂商采取何种竞争模式，本国福利都增加，这就解决了布兰德和斯班瑟（Brander＆Spencer，1985）和伊顿和格罗斯曼（Eaton＆Grossman，1986）之间因本国政府不了解竞争模式而无法采取政策的窘境。这个结论与巴格威尔和史泰格（Bagwell＆Staiger，1994）有关R＆D补贴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仅考虑了成本减少的投资，其结论之一是最佳投资政策与竞争模式没有关系。在马吉的模型中，通过产能投资减少成本，即通过产能k，厂商降低第k单位产出的成本，而巴格威尔和史泰格（1994）认为厂商能够通过R＆D补贴减少边际成本。两个结论都意味着投资政策与产出政策相比，对竞争模式更不敏感。

（二）成本和信息约束

格罗斯潘特（Gruenspecht，1988）和尼尔瑞（Neary，1991，1994）考虑两国存在成本不对称情况下的最佳贸易政策选择。在布兰德和斯班瑟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格罗斯潘特和尼尔瑞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否则，最佳政策是征收出口税。他们还指出，当本国厂商在成本上比外国厂商越有优势，补贴应该越高。

托达（Theodore To，1994）分析了具有转移成本的出口补贴模型，他通过两阶段竞争模型，考虑了消费者从一个厂商的产品消费转移到另一个厂商的产品消费时具有转移成本的情况，该模型认为一个时期的市场份额会影响未来市场的利润和福利。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政府有动力通过出口补贴支持出口，甚至支持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低价倾销的原因。

裘（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首先假定外国厂商的成本是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而本国厂商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厂商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厂商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厂商进行古诺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separate policy），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通过提高政策效率，从而提高本国社会福利；但如果厂商进行伯川德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厂商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劳塞尔（Laussel，1992）解决政府的信息约束问题是通过引入寡头竞争中的供给函数模型（supply－function equilibrium model）来进行的。由于竞争形式可以由供给函数的斜率决定，两厂商选择的供给曲线的斜率是战略互补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来使本国厂商选择较陡峭的供给曲线，从而达到弱化竞争、增进利润的目的。

黄（Wong，1991）、布朗得和马茂特（Brainard＆Martimort，1992）以及克里和黑维德（Collie＆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

（三）一般均衡考虑

第一，中间产品和纵向一体化的扩展。伊斯卡和斯班瑟（Ishikawa＆Spencer，1996）把中间产品引入到战略贸易政策模型分析中，讨论了两国具有上下游产业不同的结构。他们发现，如果一国为了生产某一产品而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那么当利用战略贸易政策从国外竞争者那儿转移利润的同时，本国厂商的利润也会部分地转移给外国中间产品的生产厂商，这样，本国使用出口补贴的机会就会削弱。但是，如果当本国中间产品由国内厂商生产，并且中间产品生产商也以古诺方式进行竞争，对最终产品施加出口补贴提高福利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甚至当最终产品进行伯川德竞争时，最佳政策也有可能为出口补贴。当考虑到政府对中间产品进行干预时，他们发现，对中间产品生产和进口中间产品给予同等的补贴，其政策效果相当于对本国最终产品施加等量的出口补贴。本国政府总能找到一种同时对本国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对中间产品的进口进行补贴的最佳政策组合，此时本国的国民福利要高于只对本国最终产品给予出口补贴的情形。伊斯卡和李（Ishikawa＆Lee，1997）讨论了两国产业有不同的纵向一体化程度，认为如果本国过度保护中间品或最终品产业可能导致回火效应（backfiring effect），伤害本国中间品或最终品产业。李和黄（Jaerang Lee＆Kar－yiu Wong，2005）在古诺竞争的情况下，对垂直一体化的几种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只要至少有一国是垂直一体化的，那么对于最终产品的最佳补贴就是正的。史武格和谈惠玲（Swagel＆Ling Hui Tan，2002）将劳动力作为中间投入品，利用传统的双寡头第三国市场模型，研究了工会和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对最佳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其研究表明，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的存在有利于本国福利的增加，因为强有力的工会实际上起到了本国厂商采取高价格的置信装置作用，如果工人工资是由厂商与一个软弱的工会采取讨价还价方式确定的，那么出口补贴可能就变成出口税。

第二，跨国投资和水平一体化的扩展。迪克（Dick，1993）研究了贸易保护政策在跨国投资和所有权交叉（cross－ownership）条件下的福利效应。他利用美国1987年的数据计算了最佳补贴水平，发现最佳补贴水平与布兰德和斯班瑟的结果相比减少了47%，主要原因就是考虑了美国的各行业跨国所有权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跨国投资和跨国所有权的增加，政府对本国厂商进行战略干预的吸引力下降了。

第三，自由进入和多个寡头行业的情况。马库森和维纳布尔斯（Markusen＆Venables，1988）以及豪自曼和马库森（Horstmann＆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厂商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厂商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马库森和维纳布尔斯（Markusen＆Venables，1988）还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即垄断与自由进入、一体化市场与分割市场的战略贸易政策效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们指出，分割市场下实施战略贸易政策与一体化市场相比较，效果更强，也就是说，关税或补贴可以使福利提高得更多或者是减少得更少。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Dixit＆Grossman，1986）放松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行业的假定，考虑了存在多个寡占行业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与一种固定供给资源相关的几个垄断性行业的情况，固定供给资源被称之为“科学家”，其研究表明，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时，被补贴厂商大量使用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从其他行业转移到被补贴的行业，从而使得被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以其他行业的规模缩小和出口萎缩为代价，其代价往往要高于利润转移效应，因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佳选择。如果各行业面临的条件不同，一国福利是否能得到改善，取决于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的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的比较、国内外产品的替代程度以及市场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进行补贴需要大量的信息，这往往很难办到。

（四）对方国家的报复

克里（Collie，1991）指出，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很容易引起对方国家的报复，尤其是在知识密集型行业。这样，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损，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并没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调整。另外，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有时，政府做出的决策并不一定符合改善全体国民福利的目标，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会使得政策偏离正确的方向。得到补贴的厂商往往会发现，与国外厂商竞争相比，依赖本身收益更大，于是，这些厂商有可能转而寻求补贴的活动，这是典型的寻租活动。

（五）“外部经济”理论

该理论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够完全被有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够对这些产业或厂商提供适当的支持和保护，则能够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巴格威尔和史泰格（Bagwell＆Staiger，1994）分析了研究开发补贴的效果，其研究表明，只要企业间存在正的对外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最佳政策就应为出口补贴，哪怕是本国存在多个企业的情况。

此外，大卫（Davidson，1984）、罗特伯格和沙龙（Rotemberg＆Saloner，1989）以及克里（Collie，1993）考虑了动态的多次博弈的情况，他们发现，复杂的动态模型可能会引起多种结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