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北地区基督教研究

延安时期陕北地区的基督教探析

曹　平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中共的宗教政策的不断调整下，陕北地区的基督教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折，各教会和教徒在边区的宗教政策下，其传教事业和宗教生活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教会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参与边区的各项社会建设，对稳定陕甘宁边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的宗教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陕北地区;基督教;天主教

近代以来，基督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的掩护下，开始了其又一次的大规模传播，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的脚步遍及中国城市里弄、僻野山村，通过各种手段吸收教徒，建立教堂，并开办学校、卫生、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基督教会凭借在中国的传教特权，使其传教事业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但其中一些传教士和教徒自恃教会的特权，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做出了一些不法之事，在某些地方成了危害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深为当地人民所痛恨。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基督教在陕北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教会在中共的宗教政策号召下，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参与边区社会事业，由此逐渐向着“三自”的方向发展。本文拟就以1935年以后陕北地区的基督教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以及各教会在此期间的发展状况作一深入研究，希望能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有所增益，并对解决当代当地基督教个别团体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有所启示。由于笔者学识尚浅，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1935年前陕北地区基督教传播状况

基督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传入时间较晚，影响也是有限的，只是在个别地方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可以说基督教在陕北大部分县区势力都是很小的。但是，它在近代陕北地区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浓厚的一笔。

虽然传入时间晚，但是传教士的脚步踏遍了陕北地区各县，在地方文献里几乎都有关于他们的记录。与基督教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事业相比，陕北地区是其传教事业的薄弱区，以天主教的传播为例，1900年至1934年的34年间，天主教共传入14县，占73．7%。^［1］(P53)到1935年左右，天主教在陕北23县中，只有府谷县、清涧县、宜川县、保安县未有传播记录。而且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也是呈现出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地区差异性，形成了以三边和桥儿沟为中心的天主教传教中心，向周边县区传播。在有方志记载的15个州县里，(天主教会)建立了57座教堂，并附带有学校、育婴堂、养老院、医院的设施。^［1］(P51)这只是文献资料中有确切记载的统计。而教徒数量记载的资料较为缺失，即使有数量记载也无统计时间。据李和吴的估计，到民国中期，整个陕北地区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当在万人以上。^［1］(P53)

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相比，新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也是很有限的，其势力更小。从一份1936年的调查资料显示:绥德县义合镇耶稣教公理会有教徒35人，县城耶稣教公理会有教徒57人，四十里铺中砭耶稣教徒无教徒;横山县怀远堡南关福音堂有58人;佳县通秦镇福音堂1 000余人，乌镇基督教会50余人;榆林县芝圃中巷福音堂48人。^［2］这份调查表仅涉及榆林地区的几个县的基督教发展情况，很不全面。材料虽不能反映陕北地区基督教新教的总体状况，但可以看出新教的传播与天主教相比，其势力更小。而且在现有的25个县方志中，有7个县没有新教的记载，因此可视为新教传播的空白地带。

从清末到民国，这些传教士和教徒自恃帝国主义和教会在中国的特权，在其传教区域内形成了极有势力的一股力量，干预地方事务和社会管理，其中一些不法教士和信徒做了许多令当地人民所痛恨的不法之事。三边天主教堂凭借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势力，霸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婚姻，甚至强迫童女入教堂，而且以保护教堂为名，组织镇压群众的反动武装——教民军，任意逮捕拘留乡民，并私设法庭、监狱，非法审讯，轻则罚款，重则鞭挞、监禁以至处死。教堂还与地方恶势力相勾结，包庇不法教民，制造事端，鱼肉乡里。因此，当地人民对教会恨之入骨。^{［3］(P520－521)}三边地区的天主教势力当时政治上十分反动，1930年神甫沙智林收租时打死林大(名为详)、雷永祥，同时勾结民团头子杜生堂，枪杀共产党员许三元、冯万山、米唐娃，亦将许的头悬于高竿上，沙坐于其旁留影。1935年因死羊湾村民刘真、刘六不顺教会，以“私通红军”罪将刘六活活打死，罚刘真糜子12石，抢占土地700余亩。1936年春中共党员谭钟余等5人，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途经定边镇南山时，遭教会与反动武装袭击，4人牺牲，1人被俘，所带电台、枪支损失殆尽。^{［3］(P680)}其他各县地方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外国传教士中还有不法分子参与了偷盗文物、搜集地方各种情报、干涉地方事务的罪恶活动。

二、近代陕北地区的“非基运动”

1925～1927年的反帝爱国运动和“非基运动”是基督教在陕北传播的“红色插曲”，对打击西方宗教的不法行为和宗教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陕北地区的非基运动主要发生在学校教育较好的绥德、米脂和红色革命传播比较早的神府、延川等地，在受到其他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由早期共产党人领导和组织的陕北地区近代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仅在思想意识上唤醒了陕北人民的爱国意识，而且在此过程中打击了西方教会中披着宗教外衣的教士和教徒不法活动的嚣张气焰。在此过程中一些县份的传教活动因此而停止。1925～1926年，榆林、绥德由党、团组织发动领导，以学生为主，利用节假日上街宣传，和神父、牧师面对面辩论，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宗教，支援北伐。绥师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陕北“非基同盟会”，统一开展“非基”运动。1925年12月25日圣诞节时，绥德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到基督教堂门前高呼口号，学生讲演，揭露基督教为非所歹、欺侮妇女的罪行。榆中等学校动员一些信教学生主动退教，学生们冲进教堂、打碎玻璃，砸坏椅子。教堂向井岳秀要求镇压学生。井岳秀鉴于北伐的胜利，未敢轻举妄动，并说教会以后只在教堂做礼拜，不要再上街宣传了。^{［3］(P476)}1927年3月，共产党员刘祗德、张有义、徐文忠等策动三高学生50余名在永坪镇基督教堂前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县的“非基运动”)此后，基督教在本境渐衰。^{［4］(P667)}此外，还有神木县、米脂县、子洲县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也因此而停止或消失。

三、延安时期陕北地区的基督教传播

中共早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地表明了中共对宗教的转变态度，并且在到陕北后一再表明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但是，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央红军到来后的宗教政策并没有获得教会的普遍认可，相反在1935年前后，陕北地区的基督教会在有的县份消失，如:横山新教会、米脂新教、子洲天主教、子长县、安塞、黄陵天主教;有的县份的基督教出现了短暂的“失踪”，如:延长、延安天主教;只有在极个别地方教会和红军建立了友好关系，“1935年5月红军解放县城，军队住在教堂内，教会有些药品，会同中医帮红军治好了45个伤病号，教会与红军部队关系很好，教会做礼拜军队不加干涉。1940年因生活无法维持停止活动，1941年后，重新恢复活动。”^{［5］(P575)}究其原因:一是教会对中共红色革命的惧怕，中共早期领导的反帝、非基运动、土地革命在教会中的阴影还未消散，在中央红军到来前后，一些传教士回国或去国统区传教，导致一些县区的教会自散，另外一些县区的教会为求自保，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对中共的宗教政策持观望的态度。二是因为中共对宗教态度的转变，其政策影响范围较小，加之由于交通不便，以及国民党政府对中共消息的封锁，致使教会对中共的新政策不了解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而且当时中共的宗教政策并不完善，允许信教自由，但不保护教会。故边区的基督教会，出现了短暂的消失。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和各地关于基督教的记录时间不一，无法作出具体的统计，但根据下面有关延安主教区的天主教统计，也可窥测出基督教在延安时期的传播状况。据1935年陕西天主教教务一览表统计，延安主教区有主教1人，中国司铎15人，外国司铎17人，外国修士3人，教友总数9515人，教友增进数951人，保守人数6 896人。^{［6］(P181)}这一统计数据，不包括定边、靖边、横山的天主教数量，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县大部属“圣母圣心会”传教区，由宁夏主教区管理。另据1950年陕西天主教教区概况表统计(延安数据是1948年统计)，建立于1911年的延安方济各会，有华籍神父19人，外籍神甫17人，外籍修士2人，修院学生7人，教友9 500人［7］(P118)(这一统计也不包括定边、靖边、横山的教徒在内)。需要说明的是延安主教区包括了定边、靖边、横山之外的陕北各县，由西班牙方济各会负责传教事务的管理区。

从上面两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延安主教区1935～1948年，教徒人数变化不是很大，这或许可以说明在边区不断调整的政策下，陕北地区的基督教并没有因为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落脚而受到重大影响，只有在土地革命时期个别县份的教会受到过影响，相反在边区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下，陕北地区的基督教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并逐渐开始向着“自传、自办、自养”的方向发展，对陕北基督教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而另据雷云峰主编书中载:“19世纪70年代，基督教、天主教势力达到了陕北及甘宁一带，从庆阳到三边，从府谷到延安，到处都有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美国的教堂和传教士。后来，外国宗教势力在边区境内迅猛发展，以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为首的天主教，在陕北教区内就有16处教堂，9处有总堂神甫，5万余教徒。在陕北，还有7处基督教福音堂，8处佛教会，10余座清真寺，数万教民。”^{［8］(P101)}参照《圣教杂志》、赵庆源的数据与各县地方志相比较，延安时期天主教徒应该在3万左右。雷云峰关于天主教在陕北有教徒5万余人，显然是夸大的数据，不可信。

当然，基督教传教事业没有发展的原因，还在于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群众都处在紧张地建设边区、巩固边区的事业中，教会的传统传教方式已不适合新形势，这也说明了陕北民间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特征，民众信教的实用性、功利性是民间信仰最本质的价值取向，如靖边民众“贫者崇奉天主教以图存，富者崇奉佛道二教以祈福。”^［9］(www.xing528.com)

近代陕北社会动荡、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背景下，西方传教士施以小恩小惠，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利用其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给处于生存边缘的民众提供生存的救济和政治上的庇护，“入教”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成为求生的希望，“吃教”是许多农民信仰基督教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央红军到来后，在后来建立起来的陕甘宁边区，有些地方进行了土改改革，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有些地方积极进行着减租减息政策，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为求生存和庇护的传教方式显然已不适合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处于战争的不稳定形势下，各教会的经费也因战争因素得不到保障，一些县份的教会组织因此而停顿，教徒自散。

中共的宗教政策在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下不断得到完善，从信仰自由的政策，到逐渐提出对教会人权、财权合法性的保护，一步步赢得了各教会对边区政府宗教政策的信任和认可。1941年的施政纲领颁布以后，各基督教会向边区政府申请备案，开始了公开活动。“五一施政纲领颁布后，延长县是边区内较早恢复传教事务的县份，中华基督教会陕西大会陕北区会，近具呈边区政府，拟恢复其在边区之传教工作，并将兴办学校。边区政府根据施政纲领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准其向政府登记后，进行宗教活动。按该会会址原设肤施县城，并在洛川、甘泉、富县、延长、安塞等地分设友会，共有教友130余人，过去土地革命时，工作停止。”^［10］其教会负责人高宗峨先生认为:“边区政府现已允许传教自由，教会同人应遵守政府法令，应共同保护边区，注意治安秩序，因此，本会教徒往来，必先向政府报告。”闻今后教会工作，除传教外，并拟多举办社会事业，今年将以帮助新文字教育为主要工作之一，高氏自己即将开始学习新文字。^［11］

延安时期陕北地区的基督教，有着不同于1935年之前的宗教活动。传教士在政府的法令下开展正常的传教事务，公开进行宗教活动，教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积极地参与边区政府的各项社会事业建设，为巩固边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4年11月17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刘漠冰《文教大会上的天主教基督教代表》的报道，报道介绍了出席文教大会的基督教代表的先进事迹:模范小学教员张存法(天主教徒，绥德分区的模范教员，在边区办小学校建立了功劳)、群众卫生工作者刘好成(基督教徒，延安市北区的模范卫生工作者)、基督教牧师李兴德(庆阳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协同会福音堂牧师，用新法养蜂，生豆芽出售，靠自己劳动收入来养活家庭，供给传教事业)、读报组长赵怀忠(庆阳三十里铺天主教堂)、会中西医的马如麟(子洲县李家砭天主教堂会长，据说每年经过他医治的病人，总有五百来人。当地工作干部请他治病，他不收药费，还抽调出药品帮助当地驻军的卫生队，是一位急公好义的教士)、绥德基督教公理会布道员贺子美先生(绥德基督教公理会布道员，在边区，教民安居，生产发展，生活都比过去好等)，这些代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积极参与边区的社会建设，是边区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下的边区模范公民。

总之，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是基督教在陕北地区传播的一个转折点，宗教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各教会在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地区，进入了一种友好自由的传教氛围中。教会的各种宗教活动受到合法的保护，教会团体在传教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边区政府的建设工作中，开办学校、识字班，参加参议会和其他政府工作。可以这样说，西方教会的势力虽然很小，但是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落脚，使教会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并且在战争等各种因素下，各县教会的增减或者停顿，基本上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地教会的发展面貌。

参考文献:

［1］李大海，吴宏岐．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

［2］陕北天主、耶稣堂、回教清真寺等概况调查表(1936－1937)［Z］．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9—4—1038

［3］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编．榆林地区志［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4］延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延川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5］延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长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6］二十四年份中国教务一览表．圣教杂志［J］，1936(3)

［7］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M］．台北:台湾闻道出版社，1980

［8］雷云峰总编．陕甘宁边区史［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

［9］朱伯鲁等．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198［M］．陕西通志馆，1934

［10］基督教陕北区会恢复传教工作［N］．解放日报，1941－12－28

［11］延长教会恢复工作高宗峨先生谈教会情形［N］．解放日报，19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