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祭天文化资源开发研究
赵 东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唐代文化辉煌灿烂,为后世留下深厚的文化资源,其中丰富的祭天文化就是优质的文化资源,具有明显的精神性、民族性、神秘性和奇趣性。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应该大力开发唐代祭天文化资源,以展示中华传统,弘扬民族文化,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局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唐代;祭天;文化资源;开发
一、唐代祭天是优质的文化资源
所谓文化资源,是和自然资源相对而言,是人类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资源[1]。中国唐代,政治上大有建树,经济上多有发展,国力曾臻强盛,文化空前繁荣,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为后世留下了深厚的文化资源,其中丰富的祭天文化就是优质的文化资源。
(一)唐代祭天文化资源极其丰富
唐代祭天包括圜丘祀天、明堂大享、郊祭五帝、朝日夕月、风雨雷辰、巡狩告圜丘、封禅等礼仪制度,形式极为多样。祭天场所既有郊外,还有室内,又有山岳,或高或低,迥然有异。这些不同形式的祭天仪式之间的差异、多处的祭天地点以及祀仪的模式化,都表现了唐代祭天丰富的内容。这些留存到今天,也都成为当前发展文化产业很好的文化资源。
唐代祭天时间频繁但却有序,场面浩大,乐舞齐动,充分反映了唐王朝的强盛与繁荣,祭天仪式多样而又各具特色,成为不同风格的文化资源,即使是处于今天的世人,也难免会心向往而神驰之。唐代大规模的冬至祀天以及山岳封禅,通常又会聚集各色人等,玄宗泰山封禅“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飏、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九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鸟浒之酋长,咸在位”[2]。如此,盛唐气象的雍容风貌一览无余。
关于记载唐代祭天文化的典籍有许多,诸如本文写作过程中引用的《通典》《大唐开元礼》《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等。另外,近年来关于唐代长安城圜丘遗址等文物发掘出土,使得唐代祭天文化资源更加丰富。
(二)唐代祭天文化具有明显的精神性与民族性
文化资源是人类社会的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因此它通常要具有一定的精神性与民族性。而且,哪一种文化资源精神性和民族性越是明显,也才越能显示出该资源的优质程度。
唐代祭天礼仪是继承和发展前代祭天文化的结果,有着明显的精神性。可以说,它完全是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的表现,浸透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理想与追求,反映了中华文化不断演进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一个典型的缩影。《礼记·祭统》曾言:“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3]这段话就说明了人们在对天祭祀时,应该是发自内心,内心有钦慕、思念之情产生,表现出来的就是祭礼,只有贤德之人才能透彻地理解祭礼的真正含义。
唐代祭天文化明显的民族性是从中国祭天文化的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祭天文化的形成发展则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的。在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中,祭天越来越成为一个明显的民族标志。在唐代和唐代之前不断的民族融合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就在不断学习吸收着祭天文化。在这里,祭天文化实质上已起到了民族融合纽带的作用。唐代之时,各民族纷纷参与中原王朝的祀天封禅活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可。
(三)唐代祭天文化具有神秘性和奇趣性
在今天,旅游业和休闲业是文化产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旅游和休闲的过程中,神秘性和奇趣性的东西是很容易吸引人们的。唐代祭天文化作为文化资源,也具有这种神秘性和奇趣性。
所谓祭天文化的神秘性,是指这种文化受制于皇帝的权威,主要活动都集中在盛唐王朝的权贵圈层内。那时,平民百姓是不可能进入皇家禁地参加和观瞻祭天仪式活动的。加之民族之间的地域阻隔、历史阻隔和祭天文化“断层”的影响,使得人们对该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极其贫乏。因此,人们很容易对这种具有神秘性的文化产生观瞻心理。所谓祭天的奇趣性,是指人们对唐代祭天文化、祭天仪式和活动的探求猎奇心理。唐人为什么要祭天;在强盛的唐王朝,祭天场面到底是怎样的威严与宏大;祭天的礼器、祭品都有哪些;祭天之前怎样加工祭酒、祭品;如何放置祭天礼器;祭天仪式如何布阵;祭天乐舞怎样表演;皇帝如何行礼,等等,现代的中外人士对此无不充满好奇。
在唐代,除了玄宗泰山封禅规模浩大,有各国人等参与外,此前的高宗泰山封禅亦是如此,“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随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4]。之所以这些诸藩酋长纷纷参与封禅祭天,除了羡慕盛唐气象外,估计大唐祭天文化的神秘性与奇趣性也是其重要的因素。
二、应该大力开发唐代祭天文化
面对唐代祭天优质历史文化资源,从当前实际的各个方面综合来看,应该大力开发唐代祭天文化资源。
(一)展示中华传统,弘扬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是民族传承的基因,它铸成了世界民族的个体,也是今天各民族精神的差异所在”[5]。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包含着“天人合一”理念的祭天文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唐代祭天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祭天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这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唐代祭天文化,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祭天,它实际上是一个集古代礼仪、制度、乐舞、建筑、文学、服饰、器具、习俗等传统文化的综合体。对于这样一个盛大的文化综合体,仅仅靠书本等载体传承是远远不够的,范围、力度都太小。我们必须借助于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东风,开发唐代祭天这一文化资源,把这一文化展示于世人,让人们以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欣赏、体验和感受,其印象和意韵必然是十分深刻的。这也就是所谓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唐代祭天文化属于唐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唐文化的开发,已有先例。1995年,中央电视台为拍摄电视剧《唐明皇》、电影《杨贵妃》,在江苏无锡西南郊大浮山麓建成唐城,后向社会开放。无锡唐城重现了盛唐长安风光,城内礼仪和服务小姐皆身穿唐服,并有唐代婀娜多姿的歌舞表演,很好地给人们展示了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文化。2005年农历三月三(传统的上祀节),西安“大唐芙蓉园”正式开园,全园12个景观区域分别演绎着12个文化主题,包括:仕途、女性、诗歌、茶、宗教、帝王、饮食、科技、外交、民俗、歌舞以及大门特色文化,全景式、多角度地展示了盛唐文化的博大气势、繁荣和尊贵,使人们在诗境与实境的交替中获得盛唐和中华文化的感受与享受。从这两个成功范例来看,开发唐代祭天文化,无疑会使中华民族的祭天传统文化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弘扬。
(二)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近年来,包括旅游、休闲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出现了一系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却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欧美等国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发挥我们文化资源大国的优势。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开发我们的文化资源,进一步推动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
唐代,在长安城和洛阳城有郊祀、明堂等祀天形式,还有对日月星辰、风雨雷、九宫贵神等天神的祭祀,在泰山、嵩山有封禅祭天。这些文化遗产,都构成了当前发展文化产业的优质文化资源。今天的西安、洛阳等地,应该充分利用这种资源大力发展当地的文化产业。有唐一代,祭天活动主要集中于长安城,这就可以使得西安市在曲江池遗址、大明宫遗址开发的基础上,利用1999年发掘出土的唐长安城圜丘,大做文章,使其文化产业继续发展,建立、扩大“西安唐文化产业群”。
(三)能够推动局域经济发展
之所以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6],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已经得到人们的共识。当前,对唐代祭天文化进行开发,毫无疑问会推动拥有这一文化资源地区的经济发展。因为唐代祭天文化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且现今可以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形成一种有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旅游、休闲娱乐的文化方式。(www.xing528.com)
当然,对于祭天文化的开发推动经济发展,也已经有了先例。北京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场所,由于距今较近,得到了完整保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天坛公园,至今,包括天坛在内的一些园中景点均向游人售票开放。近年来,天坛公园陆续推出“清代祭天大典”等项目,大大创造了经济效益。2006年,甘肃省华亭县投资280多万元,建成总面积2.2万平方米的秦皇祭天广场,大力开发秦皇祭天文化。在2007年华亭莲花台秦皇祭天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上,即签约项目11个,签约总额达8.1亿元。
以上两个范例开发的文化资源,前者是在中国祭天史的末期,后者是在进一步发展时期。唐代祭天,则是处于中国祭天史上的繁盛时期。如果对唐代祭天文化进行开发,尤其是对唐代长安圜丘祀天遗址开发,一定会是西安继曲江、大明宫项目开发引领西安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热点。
三、关于唐代祭天文化开发的一些思考:以唐代长安城圜丘祀天为个案
唐代祭天主要是在长安城南郊圜丘进行。自唐高祖到昭宗近300年间,17位皇帝都亲自在这个圜丘上进行过祭天活动。唐以后圜丘废弃,坛体保留至今。这里我们以其为个案进行一番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
唐长安城圜丘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帝祭天礼仪建筑,比北京天坛早1 000多年。目前,该遗址属于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99年3月经发掘出土后,5月回填封土,至今尚在等待保护方案。
对于包括唐代长安城圜丘遗址在内的历史文化资源,首要的无疑是保护,因为“保护是开发的基点”[7]。问题是,我们却总不能一直停留在保护阶段,更不能只在“等待保护方案”。该遗址“等待保护方案”至今已10余年。唐代祭天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要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繁荣兴盛中华文化的今天,上述现象似乎不太令人满意。
中共十七大报告已给我们明确指出了要加快文化产业基地的发展,要建设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拥有唐文化得天独厚优势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西安曲江新区,无疑应该是执行这一政策的排头兵。该区六大产业基地之一——唐文化产业基地,包括有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南北广场、大唐芙蓉园、唐城墙遗址公园、曲江池寒窑遗址公园、唐大明宫遗址公园等系列文化项目。但是,作为唐文化产业基地,却缺少唐代祭天,而且不是说没有这一文化资源,这不能不使人殊为遗憾;和唐文化基地近在咫尺、出土已10余年的唐长安城圜丘,如果不能为唐文化产业基地的一部分,让人颇感无奈。
(二)分析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让人难以满意、遗憾和无奈的现象?对此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如下:
唐长安城圜丘是西安作为都城唯一幸存的较为完好的皇家建筑,而且是具有崇高地位的祭天礼仪建筑,是西安作为古都最珍贵的文化遗存,是古都的标志性建筑,地位远在大雁塔之上,其潜在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其价值极为珍贵。对唐长安城圜丘的保护,应该是重中之重,保护方案必须经全国一流的众多专家研讨,且不能局限在小范围内讨论,以免出现失误。因此,该保护方案长期难以出笼。
唐长安城圜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唐长安城圜丘价值很高,但是从其目前的状态来说,至今仍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应有重视,原因主要有:从其价值来看,唐圜丘早已应该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不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圜丘发掘出土较晚,远在陕西省、西安市其他文物、遗址发现之后,有关部门认识不足;陕西、西安的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一时还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到唐长安城祭天圜丘。
对于唐代圜丘祭天的研究不足。当前学界对于唐代祭天研究的力度,相对是比较小的,而且许多还只是集中于唐代封禅,而对于唐代圜丘祭天的专门研究力度更小。学术研究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基础工作。唐代圜丘祭天研究不足,使其保护和开发很难入手。当前,关于泰山、嵩山封禅的开发相对就比较理想,与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学术研究不无关系。
(三)解决问题
针对当前唐长安城圜丘面临的窘境,本文有如下思考:
1.加强对唐代圜丘祭天的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最终是要为社会服务的。唐代圜丘的保护和开发需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当前学术界的队伍又比较庞大,完全可以有一部分人现在来致力于对其的研究。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王朝,许多高校及社会科学研究部门都设有专门的唐史研究机构,成立唐圜丘课题组,申报立项也极为方便。唐圜丘位于今天的西安,文化底蕴深厚,高校林立,研究唐圜丘更有优势,也是义不容辞。当然,对唐圜丘学术研究,更是离不开国家、省、市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2.尽快制定唐代圜丘保护方案及长远开发规划
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前提是保护。为了使唐代圜丘得到最佳的保护和开发,必须有一个全国一流的众多专家参与研讨的详尽方案。但是,这必须尽快,不能说因为要保护反而变成了“一处被遗忘的角落”。制定唐代圜丘的保护方案已是刻不容缓。另外,由于保护方案的耽搁,时过境迁,结合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形势,对于唐代圜丘必须保护与开发并举,在研讨保护方案时,应该同时研讨其长远开发规划。
3.依托西安曲江新区唐文化产业基地,建设“西安天坛公园”,大力展示唐代祭天文化
唐代圜丘的保护和开发,最终还是要靠落实的。西安曲江新区成功开发了“大唐芙蓉园”等景区,又着手对大明宫等唐代遗址进行保护和开发,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唐代圜丘的保护和开发,依托西安曲江新区唐文化产业基地进行,应会取得较佳的效果。皇帝祭天的圜丘,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天坛”。北京利用明清两代祭天天坛建设的天坛公园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唐代祭天圜丘开发为“西安天坛公园”,一定会为国内外游客所向往,成为古都西安新的旅游观光热点。
参考文献:
[1]胡惠林.文化产业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169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00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45
[4]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3
[5]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
[6]王仲尧.中国文化产业与管理[M].北京:中国书店,2006:6
[7]彭岚嘉,陈占彪.中国西部文化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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