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对普世价值的源流及批判

对普世价值的西方哲学源流分析与批判

陈文军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10048)

摘　要:“普世价值”的关键内涵是价值的“普遍性”，从西方哲学传统解读，“普遍性”是指客观性、合理性，不同的西方哲学家把“普遍性”的依据分别归结于自然法则、人性法则、自我法则，直至成为西方现代精神和主体理性的表达。通过考察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回顾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普世价值”的反思，可以看出，“普世价值”不仅导致了理性工具化、绝对主义，而且引发了西方社会分裂和个人自我膨胀，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应该超越西方现代理性的语境，建构自己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普世价值;普遍性;主体性

近年来，有关普世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赞成者、反对者和折中者皆有之。学界争论要么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强调普遍性的存在，要么从中国历史角度强调特殊性的意义，许多人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批判“普世价值”的抽象性和历史性，很少有人从西方哲学源流的视角，探讨西方思想家对普世价值的论述、反思和批判。批判“普世价值”首先要研究清楚西方人是如何认识“普世价值”的，不能把别人都认为有危险且须摈弃的东西直接拿过来用，需要对“普世价值”的西方哲学源流进行详细分析和判断。

一、普世价值的哲学内涵

从哲学角度看，“普世价值”一词的关键不是“价值”而是“普世”，因为“价值”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主观的东西，由于价值主体不同，对客体的评价当然不一样，从而使不同主体之间对同一客体的价值认知存在着差异性。既然价值本身就意味着差异性，为什么还要表述为“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强调的是价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从西方哲学和文化解读，普遍性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美国哲学家保罗·沃尔夫在《哲学概论》中说:“普遍性，哲学家则意指:无论在何时、何地，对所有人都为真，而不是对我们，或者我的同胞，或者某一特定性别、种族或者社会经济阶级的人”，“哲学家指出，一个命题要能为真，如果它对任何一个人为真，就对所有人为真。”。普遍性等同于真理，“因此哲学家总是像世界公民甚至宇宙公民，而不属于任何特定国家”。^［1］p31

既然普遍性是不以个别主体的内在本质为转移的东西，它就具有客观性(objectivity)。个体在描述某一客体时，其所罗列出来的客观属性并不受个体的身份、情绪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普遍性包含着客观性，因为对所有人为真的事物绝非根植于我们主观的可变本性。”^［1］p31

客观性只是表明了普遍性的存在，个体如何能够获得普遍性呢?是依据于个人理性能力。因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合理性(rationality)，具有理性能力的人能够用思考代替本能的反应，当我们用理智来了解世界和自我时，我们愿意摈弃成见、情绪和个人利益，让个人信念服从合乎逻辑的思考和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而最终会得出一般的、普遍性的结论——普遍性等同于合理性。

既然普遍性建立在客观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客观性和合理性构成普遍性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当我们说“普世价值”的时候，不仅意味着某些价值是普遍的，而且具有客观性、合理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根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从古希腊哲学到西方近现代哲学、一直到西方后现代哲学，西方人对普遍性的理解和深刻反思，则存在着不同的思路和观点，理解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在普世价值上，不要犯绝对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二、普世价值的三种西方哲学依据

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西方哲学家在人类经验呈现的具体多样性面前，尝试追求潜在的统一性——普遍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追寻存在就是寻找“普遍性”。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对普遍性的追寻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路径。

第一种路径，例如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自然世界本身存在着一种理性的秩序——罗各斯(logos)，罗各斯一方面是宇宙自然物体的运行原理;另一方面是确保人类社会稳定、公正和井然有序的人类理性之来源。普遍性来自于“自然法(natural law)的观念”，普遍性的存在必须以客观性来保证。

第二种路径，开始于西方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认为任何人类对宇宙自然的认识，都受到人类认识能力——人性的影响。经验论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说:“不依赖于人的科学为基础所形成的决策根本无足轻重;在我们精通人的科学之前，没有任何判断具有确定性。因此，我们若胆敢声称提出人性之原理，我们实则在提出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这套体系建立在全新且唯一安全无虞的确定性的基础之上”^［1］p29，普遍性不能依靠对外界罗各斯的信念来保证，而是依据于人心灵中内在的东西。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儿认为，不要接受任何我没有清楚认知的事实为真，“也就是说，小心避免判断上的仓促与偏见，而且除非事务非常清楚且明白呈现在我的心灵之前，使我根本没有机会去怀疑之外，我都不会接受［1］p48。”笛卡儿推论说，我们可以对任何事物的存在进行怀疑，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正在怀疑这个活动本身，我对我怀疑本身的怀疑恰恰证明了怀疑的存在，我思故我在。根据笛卡儿的推论，如果说我们能够得出普遍性的知识，仅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怀疑能力，都能进行理性思考。理性思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东西。

笛卡儿的怀疑方法标志着西方哲学在追求普遍性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即普遍性不是指自然罗各斯的普遍性，而是指人人都具有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的普遍性。正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理性是作为人普遍具有的本质特性，所以人们才能获得大家都认同的确定性质——普遍性，普遍性的基础是个人理性。

“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正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依据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方法提出来的。从这一根源角度来理解“普世价值”，无非是说，因为理性的普遍性——人人具有理性，所以无论什么人，借助于理性思考，最终都会得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从这句话可看出，相信个人理性的存在构成自由、平等的基础。价值的普遍性是因为价值的合理性，价值之所以有合理性，则是每个个人都具有理性能力，通过理性思考自然会得出共同价值，理性的普遍性导致价值的普遍性。

普遍性在西方近代哲学家康德那里，形成了不同于上述的第三条路径。康德把个体化的经验如何变成普遍性的知识这一问题，表述为“确定性的知识如何可能”，他认为，认识主体具有先验统觉(概念范畴)，我们利用大脑中先天具有的概念范畴整合后天的差异化经验，从而形成普遍性的知识。康德认为，尽管人在纯粹理性(认识)上服从这些先天范畴，确保了普遍性知识的存在，但在实践理性(行动)上人却具有自由意志。就是说，在科学认识上由于范畴的统一，知识的普遍性、确定性是可以保证的，但在人的道德行为上，如何保证每个人都遵循普遍性呢?康德不能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他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行动者，是目的自身，能够顺从一种有尊严的自律行为，即遵循一种道德上的绝对命令，康德把这个绝对命令表述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2］p30。这句话的含义是，任何一个准则当你把它用来要求别人时，首先看能不能用在自己身上、自己愿意不愿意遵循，按照中国孔子所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康德从实践理性揭示出，普遍性就是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你要求别人达到的标准，自己首先要达到，即每个人应该追求自我的普遍性。

从以上对“普遍性”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包含三个有分歧的含义:

(1)“普世价值”是宇宙、人类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自然法则——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法则。

(2)“普世价值”是个人理性反思的必然结果，只要你认同个人具有理性能力，就必然推论出这些“普世价值”，而且成为大家共同确信的法则，它是人性法则——自笛卡儿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的法则。(www.xing528.com)

(3)“普世价值”强调的不是要求别人如何和自己一样，而是如何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别人，“普世价值”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而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些准则必须成为自己的绝对命令，让自我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自我，即自我法则——康德的道德义务论法则。

以理性为基础的普遍性，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作为西方近代哲学对普遍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追求的集大成者，他把普遍性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自然法则、近代理性主义的人性法则、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我法则，综合成“绝对理念”这一概念。绝对精神是纯粹的自在和反思的主体，通过外化成自然、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最终回复到绝对精神本身，绝对精神作为主体从自在走向自由、从纯粹的自我走向普遍的自我，从相对理性走向绝对理性。

黑格尔式的辩证综合，实际上把“普世价值”内涵，用核心概念“主体性”来表达，并把它看成“现代世界的原则”。黑格尔认为:“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3］p20”在黑格尔看来，西方现代化进程是贯彻“主体性原则”的结果，如西方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现代文化形态等。

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观点看，黑格尔最终把个人主体、理性主义、普遍主义提升到了绝对化。普世价值所包含的自由——个人主义原则、平等——理性主义原则、博爱——普遍主义原则，被黑格尔称为现代精神，不仅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视镜，而且似乎成了全人类，甚至宇宙的共在。

三、普世价值导致西方现代性的极端

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满足了现代性自我证明的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最终，哲学失去了其对当前时代的重要意义，毁灭了自己对时代的兴趣，拒绝了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天职。时代问题没有了挑战性，因为，站在时代高度的哲学已经丧失了意义。”^［3］p49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把西方现代精神中的主体性观念看成社会进步的标准和目标(普世价值)，显然在犯教条主义、绝对主义的错误，不再开展自我批判，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动力。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面对的是一个后现代化的西方主流社会情境，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主流情境的后现代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如果无视这样的时代条件，完全照搬西方现代化的精神模式，不仅会导致教条主义和绝对化，而且同样会“拒绝了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天职”。

西方后现代主义认为，体现西方现代性的“普世价值”造成了西方社会的两种极端后果。

其一，“普世价值”的实质——普遍理性，最终暴露其作为工具理性的本性。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理性只是揭示和破坏了一切压迫、剥削、屈尊和异化的表面形式，目的是要在同一个地方建立起无懈可击的合理性统治。因为主体性统治秩序把意识和解放的手段转换为对象化和控制的工具，主体性被提升为错误的绝对者”^［3］p64。那些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普世价值”的人是否意识到，在他们的内心中或者不知不觉中，“普世价值”已经沦为他们获取私利的工具，或者成为他们控制别人、建立自己“合理性统治”的工具?由于“普世价值”的工具化，他们作为表面上高扬着个人主体性的绝对正确者，实际上已经成为“错误的绝对者”。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殖民扩张和侵略，似乎都是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进行的，这是普遍主义和理性的胜利，并由此建立起来的全球“合理性统治”，而那些在西方理性征服下彻底消亡或者苟延残存的其他种族文化，成了被完全忽视和遗忘的对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普世价值”的背后隐含着工具化、绝对化甚至侵略与征服的本性，这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大喊“普世价值”时，必须小心避免的极端后果之一。

其二，“普世价值”的关键是追求主体自由。主体自由在社会里表现为主体受法律保护，合理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在国家范围内表现为平等参与建构政治的权利;在个人身上表现为道德自主和自我实现。现代化就是主体自由化，在此过程中主体个人不断摆脱传统依附关系，走向分离和独立。

问题是，当主体个人的自由化、独立化导致传统文化和神话信仰这些社会一体化力量失去作用后，如何确保社会不出现分裂?“普世价值”试图通过普遍理性的力量和自我的普遍化来达成新的社会整合，然而在实践中普遍理性退化为工具理性，自我的普遍化实际上导致现代性的自我膨胀。

尼采独具匠心地发现这种危险性，他说:“永不餍足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需求、对无数他者文化的强取豪夺、饕餮无度的认知欲望，倘若不是表现了神化及神化家园的丧失，还能表明些什么呢?”^［3］p100不仅仅如此，尼采从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和自我膨胀的结合中，看到了现代理性的更为深刻的本质——权力意志。哈贝马斯说:“尼采消除了以主体为中心并退化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批判当中具有的辩证法芒刺，而且完全像青年黑格尔派对待理性升华一样对待理性: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掩蔽的权力意志”。^［3］p65

西方现代化进程给人类留下了惨绝人寰的二次世界大战，尼采以惊人的诚实和直率，揭示了现代战争灾难的最终根源，即主体自由化的极端后果——由权力意志到暴力征服，由暴力征服到战争疯狂。

沿着“普世价值”中这种主体自由的隐含逻辑，西方人当然推论出中国现代化肯定导致中国开始暴力征服世界，以此种西方人的思维路线，“中国威胁论”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我们接受了西方人的“普世价值”，西方人还要担心和思考，哪一天如果中国人也要追求普遍性，而且用中国文化所认知的普遍性去“普遍”他们，以便克服现代社会主体自由导致的分裂，他们该怎么办。

“普世价值”是西方哲学和文化发展到近代的产物，是西方现代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核心观念，属于西方现代性的言语，尽管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的抚育下，西方创造了发达的现代文明，同时也导致西方现代社会个体利益冲突加剧和社会分裂，导致自我膨胀基础上的权力与暴力，“普世价值”并不是一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更要避免西方现代化的极端，人类已经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时代的后现代主流情境，中国绝不能、也不可能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现在的问题不是毫无保留地把西方现代性精神——普遍理性、“普世价值”拿来生搬硬套，而是如何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保罗·沃尔夫．哲学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3］(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