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城市转型：形象重塑

第八章　资源型城市的形象重塑

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城市管理是全方位的，不仅是行政的、法律的管理，而且也是经济的管理。确立经营城市的理念，按照市场规律，为城市创造有利条件，是当代城市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资源型城市在转型中，大量的事务具有公共性质。政府的观念必须改变，不能再仅进行城市行政管理，更不能用较多的精力去经营企业，而应去经营城市。尤其在城市功能、城市环境和城市文化等方面，需要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力进行重塑，为转型提供有力支持。

一、城市功能再造

（一）资源型城市功能的历史缺失

一般说来，资源型城市大多数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迅速进入资源地，从而获得城市聚集效应的，因而其配套的城市社会服务功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大都严重滞后，往往有城而无市。国家对资源的需求加大了资源开发的力度，这就导致了资源型城市的飞速发展。以油都大庆为例，20世纪50年代大庆总人口不足2万人，到了90年代，大庆已成为人口近百万的大城市。不仅大庆如此，其他资源型城市如鸡西、鹤岗、伊春等，其城市建设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超常规的城市建设速度，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生产服务基地，但这样的建设速度在当时的建设条件下，必然使城市建设缺少全面的规划和统筹安排，从而使生产和生活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冲突和矛盾。以大庆为例，其市内64%的城镇分布于油田内，尤其是萨尔图地区最为突出，其生产和生活的冲突十分尖锐。

由于资源型城市本身就是由于资源开发而兴起的，因而城市建设很难体现其个性特征。“点多、线长、面广”往往是资源型城市建设存在的共性问题。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城市形态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首先，“点多”使城市空间布局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城市中心的聚集效应，建设重点不突出，更无法突出城市形象和风貌特色；其次，“线长”必然造成城市交通的混乱和水、暖、电等基础设施的浪费；第三，“面广”使城市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建设资金分流严重，不便管理且缺少城市应有的生活氛围。因此，这种空间布局是不适合城市长远发展的。

资源型城市多数地处偏远，区位偏离，城市建设的基础较差，阻碍了城市与重要交通干线、工商业发达地区以及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联系。同时由于城市建设的被动性和突发性，又使城市基础建设落后于生产建设，城市社会服务功能较弱，导致交通不畅、信息不灵、投资环境差。资源型城市功能的这些缺失是随着资源开发的进程而逐步造成的。

资源型城市资源开发的过程，往往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说，在资源开发前期即创业期，条件较为艰苦，城镇建设主要为生产服务，通常呈现的是资源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布局分散的小集镇形式，其城市形态较为模糊。虽然有些城市在此阶段也曾进行统一规划，但这种规划往往是粗线条的短期行为，因此很少遵循城市规划的一般准则。

资源开发中期，是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资源型城市在此阶段一方面为国家提供了石油、煤炭等生产资源；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为城市建设带来了机遇，因此其城市建设的力度也开始加大，大型居住区、商业区逐渐形成。但由于城市初期所形成的分散式布局的弊端随着城市生活性的增强而逐渐显露出来，生产和生活的矛盾日益突出。

而到了资源开发的末期，资源开发和城市建设的矛盾更加尖锐，主要因为在这个时期内，随着资源的减少，经济下滑，城市建设资金减少，这必然影响和限制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原来仅靠资源开发而形成的单一产业结构，面临着向多元化经济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若不能顺利进行，城市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就会随着资源的枯竭而切断，城市建设便无法顺利进行，其后果可能直接导致城市的萎缩乃至衰退。

同时，在资源型城市中，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往往占绝对多数、绝对比重，这些资源型企业不仅自己办了很多社会福利，而且自身福利的封闭运行体系排挤了城市功能的发育，使得非国有经济难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资源型城市功能弱小的另一方面表现就是相当多城市的就业都是围绕着资源型企业，往往由单一企业来提供。相当多的家庭，收入来源完全依赖于这个企业，一旦企业进行调整，比如说下岗分流，就会碰到很突出的矛盾。

（二）资源型城市功能的再造

人类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自身生活的完美，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里主要包含了三种效益的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追求其综合效益最佳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济活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其效果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人类效益活动首先表现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尽可能大的效益。倘若如此，只有各参与单位建立起联系才能使整个经济系统运转，而各单位空间位置上存在一定距离，因而需要靠运输将人员和货物所处的空间联系起来，故运价的高低将对空间上的联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实质上反映着对竞争能力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于是，在经济活动中便产生了一个“节约空间”的要求，以此来降低运价。这不仅能使生产成本降低，也可使生产周期缩短，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集聚的程度越高，节约的空间、时间便越多，直接经济效益也越显著。正是聚集经济效益的作用使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在城市化初、中期呈正反馈增长。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当一个中心商业区变得过分集中时，地价和其他费用便会相应升高。当聚集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为其区位成本所抵挡甚至出现逆转时，商业、企业便会向外转移，这也是城市化后期“分散”过程的原因之一。

空间的聚散状况也会产生直接的社会效应：聚集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文明的进步，但同时出现了较高的犯罪率；过度的分散则削弱了人的社会性。同时，经济效益的提高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的丰富，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就从生产和仅仅为了糊口转移到生活质量上，比如，更大的物质舒适和方便，特别是住宅生活条件、节省劳动力和增加舒适的设备方面；闲暇和娱乐；更健康的身体、饮食和清洁；教育文化的机会与满足；就业、福利以及政治的机会；等等。这意味着空间状况通过经济效益间接地作用于社会效益。

另外，作为一种群居的社会性动物，人类也必然受到生态规律的一定影响。生态学研究指出：哺乳类动物中任一社会性物种都具有群居特征，即群内合作和领域性行为两面性。所谓领域性行为，即为保护个体间的空间间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群居中的群内合作行为一般发生在种内，而领域性行为在种内存在，在种间也存在。群内合作增强了物种的能力，给生活带来了好处。但随着群居规模的增加和群内密度的提高，领域性行为的施加对象便会转移到群内，导致种内竞争的加剧，从而使种内竞争消耗抵消了为个体带来的好处。所以，人类社会活动必须尊重客观生态规律；种群群居的密度在不过疏又不过密的状态时，才最有利于种群的增长和存活。工业大城市中过度聚集所导致的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便是生态规律的反映。然而，人类的群居毕竟不等同于其他动物的合群性。人类社会是人类自身生产活动的产物，具有其他动物所无法比拟的更为复杂的结构，它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人类所独具的文化，有效调整自身聚集的结构和规模。城市发展的事实是：在低于经济效益所要求的最佳聚集程度时，社会效益便开始滑向反面。

生态效益对空间的要求相对分散，但过度分散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生态效益往往是在社会、经济效益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为人类所关注，经济发展需要资源环境的支持，社会生活需要优美舒适的环境，所以，生态效益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问题。

通过对人类效益与空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对空间有不同的客观要求。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便要在集中与分散双向运动的动态平衡中使三种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有机结合。

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实践证明：城市病是可以抑制的。当城市发展到较高程度，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实力已经雄厚的时候，城市病就能得到有效治理和控制。昔日曾发生严重城市病的伦敦、东京等大城市，现在城市的环境状况已有很大改观，环境质量已大大提高。这表明城市病只是城市的“发展病”，并非“窒息病”，而且它与城市规模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其治愈固然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在城市管理与规划中，尊重客观规律，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合理调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城市中三种空间的要求分别为：

经济空间：经济效益的追求有使城市人群密度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它要求有高度集中的商业区、集中的生产区等。

社会空间：通常人类生活分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两部分，相应的人类生活空间也分为两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空间范围：其一，是供个体调节心理的独有空间，如住宅等；其二，是供社会成员进行交往、交流共同享有的公共空间，如广场、街道、公共服务设施等。

生态空间：城市中的绿地、水域、自然风景等，也包括都市农业用地。

根据三种效益的不同空间要求，将三种空间有机结合，把握好集中与分散的动态平衡，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在物质形态上的基础建构，是对城市管理与规划提出的重大课题。

对资源型城市的功能进行再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在行业重组上做文章，要根据客观需要和资源条件及区域分布的特点实现原材料开采企业与原材料开发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重组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有竞争能力的生产体系。再就是鼓励这些城市中的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强化城市功能。通过发展各种各样的非国有经济，同时进行结构调整，实现城市功能再造。

其次，建立密集型城市。纵观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其城市建设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均衡发展的道路，资源开发到哪里，城市建设就跟到哪里，从而形成了分散式局面，使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各种方面的矛盾。建立密集型城市则不同，首先，城市布局相对集中，可以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浪费；其次，密集型城市使生产与生活相对分开，减少相互干扰，安全性提高，使生产与生活起到相互促进作用；第三，便于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活氛围，从而解决了资源开发与城市建设的众多矛盾。但是，从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现状特点来看，分散式布局已基本形成，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密集型城市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市域内选择重点城镇集中发展形成密集型城市中心，重点城镇的选择应具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应具备市域核心的地位。这里所指的核心并不一定是地域内的中心，关键在于它在市域内起到与其他城镇协调发展的作用。二是应避开资源开发区，这样才能使生产环境与生活环境相对分开，避免为保证生产而进行的重复建设，同时可保证生活环境不受污染。三是应具有便利交通条件。交通的顺畅一方面可保证市域内部联系（包括生产与生活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可与城市外地域联系紧密，从而保证资源的输出与利用。

再次，建立分散布局的卫星小城镇。建立密集型城市，并不是放弃现有的与生产相结合的小城镇，由于资源开发的需要，这些小城镇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从长远发展角度看，这些城镇的建设重点和方向应有所转变。首先，小城镇的发展应以满足资源开发为目的，集中发展生产服务基地；其次，应避免建设大型生活设施，这样可避免城市建设的浪费；第三，要充分做好转产的准备，从而为资源开发结束后的长远发展提供条件，转产方向可根据现有条件综合选择，资源开发结束后，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城镇。

最后，以大生态、大绿化观念建设城市边缘区。密集型城市中心（生活性）与分散型卫生城镇（生产性），并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的结合部，即城市边缘区，也应统一规划，建立生态农业系统工程和绿化系统工程，从而形成现代化田园生态城，改变以往资源型城市景观乏味，环境质量差的状况，同时考虑资源型城市文化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风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只要充分认识资源型城市的现状特点，找出资源型城市功能缺失的根源所在，并以整体的、长远的观点进行统筹安排，资源型城市功能是完全可以得到再造的，使资源型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资源型城市的环境塑造(www.xing528.com)

（一）资源型城市的主要环境问题

资源开发对城市环境的破坏是多方面的。许多资源型城市的规划是按矿区来进行的，故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非常多，如交通线路的布局问题，城市的生活区、生产区、产业区的合理布局问题。特别是在生产和生活区并不十分明确的城市，生态破坏非常严重。因为在资源型城市中，工业生产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较大，在某些城镇中甚至达到50%以上，大面积的工业用地在城市中若得不到合理规划，长远安排，它所造成的空气、噪声、水质等方面的污染必然严重影响城市环境质量，从而对资源型城市的未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治理环境污染又由于不合理的城市规划而受到很大限制。

我国资源型城市长期以来对资源的开发是一种掠夺式的。开采过后，这些城市的水源受到损害，地面塌陷。对于一些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基础上的城市，比如森工城市，由于长期对森林采伐过度，使林木循环链被打破。森林过度采伐后，年降水量减少，温度升高，相对湿度下降，大风天数增加，火险等级上升，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这些都是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环境问题。

（二）资源城市主要环境问题的整治

城市是一个以人类为主体的生态系统，它不同于荒野生态，也有别于农村生态，是更高程度上的人工自然生态系统。这里需要从两个角度对它进行思考：其一是城市内部生态系统，即城市自身的生态状况；其二是城市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一方面，城市生态系统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而且可以人为地利用和强化某些规律；另一方面，城市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需要几乎完全依靠外界补充能量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城市内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对整个系统运转的作用微乎其微。然而，作为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城市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滥用却极易带来破坏性的严重后果，不仅城市环境的恶化会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将带来本身所在区域和其他地区的资源枯竭以至整个生态平衡的破坏。城市是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文明的标志，人类前进的动力，但同时又是一个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城市生态系统的性质，不仅加强城市自身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更要把城市放在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去考虑，使二者相协调。只有如此，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家理斯（WilliamRees）提出的“生态脚印”（ecological footprint）理论，“要保持一定地区现有的消费水平，一定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生产用地和水域，才能支持该地区长期生存下去”。他把包括这些生产用地和水域在内的相关地域叫做“生态脚印”，也就是说一定地域内所能提供的资源只能维持一定限度的人口长期生存下去，超过这个限度，该地域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形成良性循环，才能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

用理斯的这种理论来分析资源型城市，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的“承载能力”是相当大的，它现有的人口数并没有超过它的“承载能力”。但由于其他地域对资源的需求，资源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使开发的过程成为了输出“承载能力”的过程，这就使资源城市的“承载能力”不断下降。因此，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整治，不能只着眼于城市自身，而应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内统筹治理。

三、资源型城市文化创新与提升转型能力

资源型城市都是在开发资源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在多年的资源开采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依赖于资源的“资源文化”。这种文化意识渗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必须面对的文化创新问题。

（一）从资源文化转向创新文化

资源型城市的衰退，除去资源枯竭等客观原因外，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经济依赖思想和行为习惯所导致的创新意识缺乏也是资源型城市未能在资源临近枯竭之前创造出新产业的主观原因之一。比如，德国鲁尔区曾经的衰退，很大一个原因是其固守于一种地区文化，缺乏异质多样性。这种同质性被“群体思维”的社会过程所强化，排斥外部的事物，从而导致共同的世界观，妨碍了对信息的灵敏察觉和分析判断。因此，若改变这种状况，持续地学习是一个创新系统的基本活动方式，创办学习型城市应该是资源城市转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化问题是社科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它的研究争论不休而又歧义层出。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很难把握它的边际。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体现着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它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本身，更表现为人的智力、能力以及趣味、爱好和需要。简言之，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创造的“人工世界”及其人化形式。

文化首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不仅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程序，而且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特别是文化活动模式的每一次重大更新与优化，都在改变人类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同时，带来了新的更高级的需要。这种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又促使人们创造新的满足需要的手段，人类社会就是在基本需要（初级需要）——文化活动模式——新的高级需要——新的文化活动模式的不断循环中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文化作为一种潜在力量制约着人的思维过程，构成了人类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基础，具体来讲，文化渗透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以与社会相辅相成的方式促进社会的发展。例如，在经济领域，文化以人的智力方式制约着经济制度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并给予物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以思想、理念、舆论的指导和影响，从而规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模。在当今社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文化，尤其是科技文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城市文化奠定了一个城市的人文底蕴，成为联结全体居民的精神纽带，不断强化着城市的凝聚力，给人们以感召和策动，形成了城市发展的深层动力。许多研究者发现，一个地区的文化氛围会塑造出一种创新环境，这一创新环境对创新的发生是重要的。其中，社会资本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创新中的一种关键动力和成功的保证，在资源城市转型中，文化环境的塑造也是不可忽视的。

创新源自于各类资源的结合（资本、技能、企业精神、创造力等），企业固然是创新的主体，但它并不能单独决定创新的成功与否，在创新过程中，技术、组织和市场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创新行为的发生及方式需要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作用。欧洲创新型地区研究小组（GREMI，由大约20个欧洲和北美的研究单位组成，研究在区域背景下的技术创新过程）的研究表明，创新型公司不是自发存在的实体，而是由环境所产生的，创新行为依赖于地方或区域决定的各种变量。

企业需要从环境中获得资源以便创新，但这里的环境不仅是创新所需要的资源仓库，如科研成果的提供、足够的市场等，而是一种复杂事物，能够激发综合过程的发生。从这一观点看，环境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是技术知识、文化和各类主体被链接，从而共同理解形势、问题和机会的方式。企业精神、组织实践、公司行为方式、使用技术途径、对市场的理解等都是环境的整合和组成部分。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环境的概念并非被完全界定于地理区域维度，而是一种分析框架，其被视为一种组织，一个经济和技术相互依赖组成的复杂系统。它贯穿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各类主体的行为方式、战略链接和资源汇聚是环境的基本功能。公司在环境中整合的程度依赖于其组织方式和它所提供的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

另一方面，企业创新行为对环境也产生反作用。企业吸引生产要素，并通过内部培训来影响区域的知识基础。不同的区域，由于环境和企业战略不同，所形成的创新能力也不同。在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经济中，政府需要选择有针对性、弹性的和动态的政策措施，为企业提供广泛而复杂的服务。关键之一，便是创造区域创新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虽不能完全界定为地理单元，但地理空间是理解环境的重要因素。企业在空间上的接近能够使其建立密切联系，在一个产业区内防止机会主义似乎更有效。在北美经济学里，这种防止仅通过预期的惩罚成本来衡量。这在产业区里似乎更大，因为在有权惩罚者之间有更多的团结的机会。欧洲人更多考虑道德情感，这在产业区中也似乎更为有力。斯密认为人类愿意取悦于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共同体中的成员，马歇尔也相信商业道德的重要性。产业组织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正式的组织嵌入于自发秩序，并受自身被嵌入的自发秩序所支持。这样，产业区可能具有知识和互补行为协作的优势；企业成员的接近有助于发现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更有力地去支持它。这说明，空间临近有助于积累社会资本。

（二）建设学习型城市

技术创新是一个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学习过程。创新系统中一个核心就是学习，而且学习是一种社会活动，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以正反馈和再生产为特征。

通过学习，网络中的成员可以相互促进技术知识积累，了解新的机遇，分析交易的结果。并且，由于网络内各单元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可以对上述种种结果做出迅速反应。由于其中横向联系的各成员的观念和背景各不相同，而学习就是在这些成员间的讲座和辩论中进行的，因而这里的学习机制是灵活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理意义上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工商业网络都被定义为“学习型区域”。如果企业间相互缺乏在信息化交流条件下进行合作和联合的机会，这样只会导致失败或低效能的实质上非合作性的网络。

传统的区域发展依赖于大量生产的地方工业，我们将其称为大量生产区域。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与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许多学者将当代称为后福特主义时代，主要以柔性、小批量生产方式为主。学习是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基本活动，因此后福特主义时代富有创新能力的区域可称为学习型区域。

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成功的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自然资源的提炼，如煤、铁矿石等；原料的生产，如钢铁与化学原料；耐用商品的制造，如汽车、工业机床；等等。区域和国家财富源自于对自然比较优势的利用能力，这允许他们进行商品的大批量生产，竞争的基础在于相对低的生产成本。然而在新时代，竞争的节点转移到了思想。事实上，基于区域的创新和生产是跨越全球的知识和智力的主要载体。

大量生产区域与学习型区域特征比较

资本主义的新时代需要的区域类型是学习型区域，区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知识创新型企业相同的准则和元素界定：持续改进、新思想、知识创造和组织学习。区域必须采纳知识创造和持续学习的原则，它们必须变成学习型区域。学习型区域提供了一系列相关的基础结构，有利于知识与思想的流动以及学习。

学习型区域拥有构成生产系统的基本要素。它们都有一个制造的基础结构：一个企业网络，以进行商品生产和服务。大量生产组织被高度的垂直一体化和能力国际化所界定。外部供应者是辅助的或非本质的元素，通常通过价格机制购买或储存于工厂的巨大发明中。知识密集的经济组织通过对外部供应者和相互依赖的最终用户——供应者的依靠来界定。在重工业领域，如汽车制造，巨大的装配线扮演着中心角色，其周围是供应者和用户组成的网络，以此来提高创新能力，提高质量并降低生产成本。

企业可从区域的人力基础结构——劳动力市场中得到知识工人。大量生产的工业组织在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是分裂的——大量非熟练工人可以完成体力劳动，少数进行管理、技术或智力行为，相对少的管理者对计划和技术发展负责。大量生产的人力基础结构——学校系统、假期培训、商业和工程院校的职业培训——为满足大量生产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机器中的嵌入部件和少量技术统治论式的工程师和管理者。学习型区域需要的人力基础结构与之不同。正如它的名称所蕴含的，学习型区域要求知识型工人的人力基础可以在生产中发挥其智力。教育和培训系统必须是一个学习系统，有利于终生学习并提供知识密集型经济组织所需要的高层群体导向和团队要求。

区域拥有一个物理和通信基础结构，组织通过它们传送商品和服务并彼此交流。大量生产的物理性基础结构有利于原材料向工厂的流动和商品与服务向国内大市场的转移。知识密集型企业是全球参与者，因此新经济的物理性基础结构必须可以支持人员、信息、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流动。而且，知识密集型组织权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迅速和即时的信息分享，尤其是与顾客、供应商和最终用户的电子信息交换。例如，丰田的坐椅供应商看到计算机广告，便说丰田车的坐椅开始下装配线了。这说明，一个学习型区域需要的物理和通信基础结构必须有利于人员、信息、商品和服务的即时性。

为了保证现存公司的增长和新公司的产生，区域有一个资本配置系统和金融市场。现存的金融市场对采纳新的管理过程造成了妨碍。学习型区域的资本配置系统必须能对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创造刺激，例如，通过附加的知识资产而非物质性资产进行激励。

区域还要有产业管制：正式法律、规则和标准，以及企业中或相互间、企业与政府之间非正式的行为模式。大量生产区域是上级-下级关系，属于垂直的等级制，具有高度的功能或任务专业化，命令与控制规则。学习型区域必须发展的管制结构要反映或模仿知识密集型企业，包括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型组织、民主化决策、柔性规则框架以及对顾客要求与需要的关心。

学习型区域提供了对知识密集型经济组织来说的重要的输入因素：与中间商和供应者相互连接的基础结构，可产生知识型工人的人力基础结构，有利于团队导向的开发和终生学习；物理和通信基础结构支持随时的信息分享，电子数据和信息交换，商品和服务的即时传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整合；资本配置和产业管制系统协调知识密集型组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