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指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社会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四个方面。
1.恐怖主义对中国社会安全的威胁
社会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安全是指整个社会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运动状态。它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等多个方面。狭义上的社会安全是指除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系统以外其他领域的安全。它包括公民生命、财产、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态环境的安全。(2)本书所指的社会安全是指狭义上的。从这方面看,恐怖主义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首先,恐怖袭击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恐怖分子除了有选择地袭击特定对象(如国家领导人)来恐吓、威胁社会外,他们越来越致力于通过袭击普通平民,制造大规模血腥案件的方式来强化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从而达到自己的特有目的。
其次,恐怖袭击会给社会公众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面对发生于瞬间的灾难造成的大量的人员伤亡和残酷的血腥场面,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表现出来的只能是恐惧、震惊和愤怒。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对人们心理造成极大的摧残。人们宛如惊弓之鸟一样,不知栖息何处才是安全的场所。
2.恐怖主义对中国政治安全的威胁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能有效调节各种矛盾,维护国体、政体和政局的稳定,保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和稳定性,不受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所达到的一种持续健康和协调稳定的状态。恐怖主义严重威胁了我国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主要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制造恐怖气氛,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追求一定的政治或社会目的是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恐怖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暗杀政治领导人、爆炸政府大楼、屠戮平民百姓,充分暴露了恐怖分子的残暴性。冷战结束后,国内外恐怖主义势力、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国的渗透、宣传,妄图利用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来推翻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恐怖袭击还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这个国家的良好形象。当恐怖袭击发生时,人们除了对恐怖分子加以谴责外,还会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指责它各种不作为的情况,如获取情报的能力、预防袭击的能力、应对能力、救治能力等,从而给政府带来消极的影响,增加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心理。
3.恐怖主义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威胁
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到威胁,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一种协调状态。我国的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坚强后盾,然而,以“东突”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近些年来对我国的破坏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首先,恐怖主义造成社会不稳定,人民群众生活在灾难和恐惧之中,每个人都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根本没有心思去发展经济,外商也不会愿意到一个恐怖主义肆虐、没有安全感的地区去投资兴业。其次,为维持社会稳定,国家和政府需要支付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政投入。每个地区的财政收入都是有限的,用于维持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支出增加了,用于发展经济的支出自然要受到影响。加入WTO以后,我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流越来越多,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这样,一方面不能排除国内外恐怖分子利用我国的经济地位发动恐怖袭击;另一方面,发生于他国的恐怖危机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
4.恐怖主义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威胁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的文化体系能够抵御不良文化的侵袭,秉承本国文化发展的民族特色所达到的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多年来,境内外“东突”分裂分子采取多种渠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攻势挑战我国的文化安全。
在恐怖主义遍布世界各地的环境下,中国并不是一块远离恐怖主义的净土。国际恐怖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我国新疆、西藏、台湾的民族分裂分子、法轮功等宗教极端分子、个人恐怖活动犯罪分子等势力构成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
1.民族分裂势力
“东突”恐怖势力的生成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突恐怖势力的分裂活动达到了高峰。在周边地区极端宗教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我国境内外的“东突”恐怖分子为实现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以领土分裂和民族分离为思想核心,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分裂思想的渗透,并以暴力恐怖袭击为手段,策划、组织了发生在新疆和有关国家的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多宗恐怖暴力事件。
在意识形态领域,境内外的东突分子主要采取如下途径传输分裂思想。以“学术研讨会”、“代表大会”、“听证会”、“庆祝会”、“演讲会”、“文化日”、“纪念周”、“文化之夜”等形式举行分裂舆论宣传活动;通过各种出版物宣传反动思想。其中典型的刊物如《东突厥斯坦青年报》,该报为“东突厥斯坦青年联盟”机关报,1993年6月在土耳其创刊,每月一期,刊头印有象征“东突厥斯坦国旗”的红蓝两色星月图案,其上方写着“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每期印刷2000份,免费赠阅。该报在美国、德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设立了发行代理处,采取邮寄、夹带等方式传入我国境内;通过广播、电视、网络、音像宣传分裂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突”恐怖分子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严重威胁了新疆社会的稳定。这些暴力犯罪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治安秩序,给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的威胁,同时威胁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据公安部统计的数字显示,最近十几年来,新疆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在中国境内外共制造了近300起恐怖事件,造成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无辜群众、基层干部和宗教人士等300多人丧生,2000余人受伤。
“东突”恐怖势力还与国际恐怖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多年来,“东突”恐怖组织得到了恐怖大亨本·拉登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就是恐怖分子训练的大本营,同时该组织也是本·拉登恐怖势力的重要力量。他们还与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运动”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联系密切甚至结盟。有不少“东突”分子曾在一些中亚和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训练基地接受过军事训练,并直接参与这些组织的恐怖活动。2002年9月,联合国将“东突”恐怖组织之一的“东伊运”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可见,“东突”恐怖组织已经融入国际恐怖主义逆流之中。
长期以来,在中国政府正确的治藏政策下,西藏越来越繁荣和稳定,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人民面前,达赖集团意识到分裂将是永达不到的目标。达赖集团内部藏青会、藏妇会等激进派别于是试图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渲染社会气氛,向中央政府施压,借以达到自己丑恶的政治目的。事实表明,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长盛不衰的国际环境中,这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也正越来越与其他恐怖组织相勾结,策划和制造恐怖活动,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我国西藏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暴力路线一直在海外“台独”运动中占主导地位。“台湾独立联盟”(简称“台盟”)成立后,主张“彻底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了报复国民党当局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打击,“台盟”疯狂地制造了数起爆炸、暗杀和纵火等恐怖活动。台独势力一直妄图把台湾分裂出去,特别是在陈水扁任内,由于其始终坚持台湾独立的主张,又在实践中推行台湾公投等分裂活动,从而给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极大的困难。军事问题专家严冬认为,和藏独、疆独、邪教等势力相比,“台独”恐怖势力的成员大多来自特务组织和军事部门。其专业化水平高,活动能量大,重视选择高价值目标;“台独”恐怖主义的根本弱点是在大陆不可能获得民意支持,即使在台湾内部,死硬“台独”分子也是少数,大多数“台独”恐怖分子是为金钱而不是为理想而战。(3)
2.宗教极端恐怖势力
以法轮功为代表的宗教极端恐怖势力是威胁我国安全的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领域,法轮功四处散布谬论,蛊惑人心,动摇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煽动“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等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在党政机关培植亲信,刺探党和政府的机密。在经济领域,通过办班,售卖书籍、画像、音像制品、练功服、徽章、练功垫等产品非法获利数亿元,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
3.个人恐怖活动犯罪分子
个人恐怖活动犯罪是个人为了达到报复社会、发泄怨愤等目的而实施的犯罪。个人恐怖活动犯罪分子往往借助高科技手段进行网络攻击、制作生物病毒或化学武器攻击人类社会,实现个人的反社会、反政府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后,个人恐怖活动有所增加。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与此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下岗人员增多,贫富差距过大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以极端暴力手段报复社会的个人恐怖活动也呈逐渐上升之势。这些人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以极端暴力手段对社会进行攻击性恐怖活动,从而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这类案件通常不具有政治目的和组织性,更多的是个体的一种报复行为,因此与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们达到的效果是“恐怖”的。因此不能把这类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等量齐观,因为它是以无辜的平民作为袭击对象的,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及社会恐慌不亚于恐怖组织,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和反人类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恐怖主义。(4)
4.国际恐怖主义势力
“9·11”事件以后,恐怖袭击在世界许多城市频频发生,恐怖主义出现了范围全球化、组织体系严密化、作案工具高科技化以及危害严重化(大量人员的伤亡,严重的经济损失,极大的社会恐慌等)、袭击目标多元化等新特点。即使中国并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攻击目标,但由于我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上述特点,我们也不能排除国际恐怖主义会把目标指向我们。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强了防范,反恐能力大大加强,因此恐怖分子把目标转向西方人汇聚较多的、防范能力较弱的国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外,我国海外的公民近几年来也频频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在国际恐怖组织中,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东突”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目前,“东突”恐怖组织分支在国外已发展到近50多个,主要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东突厥斯坦委员会”、“东突厥斯坦人民党”等。多年来,在土耳其、中亚一些国家的支持和纵容下,境外的“东突”组织发展得很快,并且已经呈现出双合流的趋向,一是多个“东突”恐怖组织自身的合流,一是与其他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合流,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积极寻求国际的支持,在境内外策划和实施暴力活动。
1.诱发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因素分析
(1)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尚处于重新分化和改组时期,国际秩序远未达到稳定的状态,混沌的国际格局给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温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冷战的结束虽然标志着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被打破,却并不标志着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形成。目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冷战后的分化与改组时期,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一国内部在各种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是诱发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利益是国家、组织从事对外交往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国际关系发展调整的动因。从整个世界来看,国际社会的发展依然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通过恐怖活动向不合理、不平等的旧秩序挑战,这被某些人认为是处于绝望之中的人们所能采用的唯一的也是极端的选择。
(2)冷战后世界各地兴起的民族分离浪潮直接诱发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冷战结束后,掩盖于两极体制下的民族矛盾开始暴露。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不平等、民族歧视和压迫等问题,随着弱势民族对于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不满的日渐觉醒而暴露。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一些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客观上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起了“榜样”示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民族分离主义的兴起对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形成极大的挑战。(www.xing528.com)
(3)资本全球化助长了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泛滥。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的对外扩张性,资本的对外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持着强势资本在全球各地驰骋,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组织、某些国家往往采取恐怖主义手段,来对抗资本全球化。可以说,资本全球化对恐怖主义活动扩大化和严重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宗教问题的日趋复杂化,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催化剂和导火索。宗教问题是影响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近些年来引发某些国家、地区冲突的重要导火索。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各国对宗教问题的处理也觉得越来越棘手。由宗教原因引发的恐怖活动也比比皆是。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例,冷战结束以后,作为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的极端恐怖主义的典型代表,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地区迅速崛起,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周边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扩展。极端原教旨主义主张按照伊斯兰教义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认为西方国家推行的价值观有悖于伊斯兰精神,号召广大穆斯林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现实的宗教矛盾已成为诱发恐怖主义活动的“活火山”。
(5)现代新闻传媒的趋利性加剧了恐怖活动的传播与升级。追求猎奇性、爆炸性,对血腥暴力场面和恐怖活动细节以耸人听闻的笔触进行描述,对恐怖活动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是现代传媒吸引人们眼球的一贯做法。为了提高卖点,他们不惜成为恐怖主义的宣传工具,替恐怖活动大肆鼓动、宣传,从而扩大了恐怖效应。又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恐怖新闻传播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的特点,极大地加剧了恐怖活动的传播与升级。因此“大众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恐怖主义者的同谋,它们一起努力,达到了恐怖主义者的目标:让人既感到恐惧,又对事件麻木不仁,让人的心灵创伤成为记忆中的东西,通过‘呻吟的工作’与之达成妥协。”(5)
在上述国际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也并不是一块绝对安全的乐土,加入WTO后,我国和其他国的联系必将越来越紧密。中国和美国、中亚一些国家及东盟在反恐领域中的合作,使中国遭受国际恐怖组织袭击的风险有所增加。同时,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各项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吸引世人眼球的同时,也同样会吸引国际恐怖分子的目光,因此绝对不能排除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把矛头转向中国的现实可能性。
2.诱发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内因素分析
(1)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加剧了我国反恐任务的艰巨性。“一国的地理位置、边境接壤,战略疆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对国家的安全利益有着直接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影响。”“周边关系友好国家能使利益倍增,并产生相对的安全感,否则周边邻国造成的伤害同样会倍增,安全系数也由此降低。”(6)众所周知,与我国西北相邻的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该地区环境复杂,民族、宗教矛盾交织,汇集了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三股黑恶势力,是一个新的世界热点,其影响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东伊运”、“东突”和车臣恐怖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相互勾结,在中亚地区为虎作伥、肆虐为患。它们以分裂为目标,以暴力为手段,以宗教为外衣,严重威胁了我国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新疆地处我国大陆西北边陲,临接中亚诸国,是民族迁徙和东西方文明交汇、交流的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族宗教问题异常复杂。新疆地区的地缘特点为新疆“东突”恐怖势力与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的勾结,及境外宗教极端势力向我国的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使得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的治理更加困难和复杂化。(7)
我国西部地区毗邻恐怖主义的重灾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阿富汗是因“9·11”事件而闻名天下的“基地”恐怖组织的大本营。1988年,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了“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有10多处训练基地,对从各国来到阿富汗的成员进行恐怖活动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学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义,学习使用轻型武器、发射迫击炮和火箭筒、使用电脑和因特网。“基地”组织成员虽然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主要分布和藏匿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
我国北部和东北地区毗邻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其中,俄罗斯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义危害比较严重的国家,其国内恐怖活动较为猖獗,俄罗斯大剧院事件、别斯兰人质危机等恐怖事件曾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和心痛。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有着很长的边境线,近年来因经贸合作的发展,双方人员往来频繁。更重要的是,相邻地区往往有相近甚至相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等,这使得国内外恐怖势力容易相互勾结、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和,因此,不能忽视俄罗斯境内恐怖主义势力对我国的威胁。除俄罗斯外,日本东京1995年也曾发生过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投放沙林毒气的恐怖事件。
历史因素在此处主要指的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问题。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在我国境内尤其是东北地区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战败时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近掩埋、遗弃,企图毁灭证据。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有的依然埋在地下,有的已暴露在外,甚至有的已发生泄漏,不仅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而且一旦被恐怖分子掌握,后果将不堪设想。尽管两国政府已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但由于问题的特殊性,因此完全解决该问题尚需时日。
(2)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恐怖主义势力。政治腐败、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容易诱发个人恐怖活动犯罪。改革开放以后,个人恐怖活动有所增加。究其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所致。改革使一些人富裕起来,过上了奢侈张扬的生活,也使一些人失去了工作,生活相对困难。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一些人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对社会实施了攻击性的恐怖活动,如南京毒杀44人的陈正平,石家庄炸死108人的靳如超,致使一架飞机烧毁、112名乘客丧命的张丕林等。
民族和宗教矛盾成为影响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年来,各民族群策群力、团结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拥有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在国内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诸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对应的中国的认同情况,依然是当代中国内部整合的重要事项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原因,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并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易使“那些心存相对剥夺感的民族理所当然地对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多民族国家发出合法性的置疑,这种置疑在民族精英的体系化学说导引下往往转变为对多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质疑,当质疑在与其他受益民族的激辩中无法胜出时,那些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来保障本民族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义政治期望就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被激活了。”(8)在世界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刺激下,一些民族分裂分子通过策划恐怖主义活动妄图达到政治分离的目的。
“疆独”、“藏独”、台湾民族分裂分子是我们主要提防的目标。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近几年呈现上升势头。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分子,以“东突”为主要代表,国内的“东突”组织由于与国外的恐怖组织特别是国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互相勾结,在国内策划、实施了谋杀、爆炸、绑架、煽动暴力等一系列恐怖活动,其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西藏独立分子主要指达赖集团,其内部的藏青会、藏妇会等激进派别正试图通过制造恐怖活动来达到自己丑恶的政治目的。台独势力近些年实施了推行台湾“公投”、阻挠两岸统一等分裂活动。事实表明,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长盛不衰的国际环境中,这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也正越来越与其他恐怖组织相勾结,策划和制造恐怖活动,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还有更为复杂的宗教问题。我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信仰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宗教问题始终是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国宗教方面的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也要看到,由于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加紧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宗教工作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日益加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更加突出。“不同于回族的‘大杂居’,900多万的维吾尔族相对集中在南疆,受国际上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的影响,其政治诉求易酿成民族、宗教的骚动。”还有,“西部少数民族虽然几乎全民信教,但并非所有信众都了解宗教真义,其宗教虔诚程度与宗教认知程度未必一致,易感情用事,把历史遗留问题、普遍社会问题混同于民族、宗教问题,面对较大的贫富反差,其委屈与不满情绪容易被民族分裂势力挑起和利用。”(9)冷战结束后,宗教问题日益突出,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打着宗教的旗号,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组织策划了多起恐怖袭击活动。我国的邪教法轮功分子,为了达到破坏社会稳定的目的,利用高科技手段,破坏国内某些地方有线电视信号的传输,插播法轮功的反动音像宣传图像;制造爆炸事件、鼓动法轮功分子自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党政机关、示威游行,对我国的安全与稳定同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恐怖主义的现实特点
(1)以民族分裂为目标的恐怖主义势力是主体。主要威胁我国安全的几种恐怖主义势力中,以民族分裂、领土分离为目标的“东突”、藏独势力是主体,特别是其中的“东突”恐怖组织是我国面临的最大的恐怖威胁。多年来,“东突”恐怖组织始终以把新疆分离出去,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目标,在我国境内外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分离活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和平稳定。藏独等分离分子也一直抱着把西藏分离出去的目的,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实施了一些分裂活动。
(2)恐怖活动的政治色彩明显。尽管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是恐怖主义的显要特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的社会性特征日渐显现。但在我国,恐怖主义活动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东突”、藏独、台独是目前威胁我国安全的主要势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极大地刺激了“东突”和藏独恐怖分子,他们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在民族主义的保护伞下,依赖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保护,以把我国新疆、西藏分离出去、成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西藏独立为目标,制造恐怖事件,营造恐怖气氛,对政府施加压力,妄图迫使政府作出让步,以便达到破坏统治秩序、影响政府内外政策,从而实现自己分裂祖国的政治目的。近些年来,“东突”势力的恐怖本质被揭露之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一方面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游说,采取分离战术,宣传恐怖活动是一些个人的反抗行动,企图与恐怖活动划清界限;同时,在一些‘东突’头目已经臭名昭著的情况下,开始推出一些不为人所知的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把‘东突’势力打扮成一个政治组织,宣扬所谓的‘知识化、年轻化和非暴力化’,试图欺骗国际社会。”“企图实现政治化、打造非暴力假象。”(10)此外,台独势力为了实现台湾独立的政治目标,不断发表反动言论,预谋制造分裂活动,台独已经成为影响两岸和平的最大障碍。
(3)恐怖袭击手段以传统方式居多。当前,恐怖主义在活动方式上虽有所变化,但主要还是以劫机、暗杀、绑架、爆炸这些传统手段居多,其中尤以绑架和爆炸最为常用。1993年6月17日,位于喀什市中心的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2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1人重伤、7人轻伤。1997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南、北、西、东四个不同的方向的炸弹都被定在同一时间爆炸。境外的“东突”分子也犯下了累累罪行。2000年5月,境外“东突解放组织”为了筹集资金,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1名新疆商人并纵火烧毁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恐怖分子策划袭击了中国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绑架、纵火案的工作组,造成1人丧生,2人受伤。行凶后,恐怖分子逃往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枪杀了3名警察。(11)恐怖袭击手段以传统方式居多的主要原因是恐怖分子还没有充足的财力物力从事高科技的犯罪活动,传统手段犯罪成本低,简单易行,而且同样也能达到制造恐慌的目的。
(4)恐怖活动方式更加隐秘,活动计划更加周密,匿名恐怖活动增多。以前发生的恐怖事件,事后大多有恐怖组织宣称是己所为。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恐怖组织的活动方式非常隐秘,匿名恐怖活动增多。恐怖分子发现保持沉默也是一种武器,其恐怖作用高于以往的声张。以“9·11”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恐怖组织“买单”,以至于全世界都在猜测是谁策划了“9·11”。以分裂为目的的“东突”恐怖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由公开、半公开到隐秘的发展特征。
(5)中国境外目标成为恐怖袭击的重要对象,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内的中方机构、设施和人员成为恐怖分子袭击中国的重要目标。由于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国内重点目标的防护以及加大了打击以“东突”为代表的恐怖分子的力度,这大大降低了国内发生大规模恐怖事件的可能性。因此,各型各色的、怀着各种目的的恐怖分子可能锁定我国境外的目标,特别是防范程度低、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内的中方机构、设施和人员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重要目标。2004年3月,两名中国打井工人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遭遇当地反政府武装人员绑架;2004年4月,7名中国人在伊拉克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劫持;2004年10月,两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西北建设工地附近被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绑架。
2.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1)中国周边特别是中亚、南亚的动荡仍将继续加剧,恐怖主义对中国周边的威胁也将与日俱增。中亚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那里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贫穷落后的发展水平以及纠缠不清的大国利益使该地区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和繁衍的天堂,也是影响中国西部安全的最重要的外部地区。仅在中亚,“东突”恐怖组织就大约有11个,其中有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有3个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的山区活动,分别从事策反和接应外逃人员,偷运武器,进行政治、宗教渗透。“东突”恐怖势力不仅以中亚为活动基地和大本营,取得藏身之所、物质支持和技术指导,而且借助于中亚通道与国际反华势力和国际恐怖组织相勾结。南亚的恐怖活动由来已久,某些国家为藏独的发展提供了策源地。“东突”和藏独恐怖分子以中亚、南亚为基地对我国新疆、西藏进行分裂活动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境内的恐怖势力和周边国家的恐怖势力互相勾结,伺机在新疆、西藏周边进行恐怖分裂活动,从而给我国周边安全带来重大变数。
(2)国内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特别是与基地组织的合流仍将继续。国内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相互勾结、相互融和和相互渗透仍将继续。“东突”分裂组织很早就融入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各组织有计划地借助国际资金走私武器,组织大量“东突”人员在“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训练营地接受培训,派遣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俄罗斯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分别在车臣、阿富汗抓获过“东突”成员。“东突”与基地恐怖组织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在塔利班的阵营内,就有一个由“东伊运”组成的“中国营”,由320名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组成。以本·拉登为首的国际恐怖组织——基地恐怖势力为“东突”恐怖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和物资援助。2001年2月,本·拉登恐怖势力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的事宜,基于共同的“圣战”目的,拉登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东突”恐怖分子,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12)本·拉登恐怖势力、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卡尔嘎、马扎里沙里夫、木艾斯卡尔帕如克、霍斯特等营地都曾训练过“东突”恐怖分子。受训后,“东突”恐怖分子分别被派往不同的地方从事恐怖活动。有的骨干分子被秘密派遣回中国境内发展恐怖组织,策划恐怖活动;有的加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有的加入俄罗斯车臣恐怖组织,有的则在中亚从事恐怖活动。
(3)对中国境外目标进行恐怖袭击将有增无减。随着我国加大了对“东突”、藏独恐怖分子的打击力度,恐怖分子的暴力行动在我国屡遭挫败,于是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极端分子开始把目标对准了海外中国人,并制造了一系列血案。1997年3月,境外“东突”恐怖分子开枪袭击我国驻土耳其使馆,冲击我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焚烧我国总领馆悬挂的国旗。1998年3月5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策划制造了用炸弹袭击我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的恐怖事件。2003年3月,“东伊运”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来往于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国际班车,恐怖分子杀害了全部21名乘客,其中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从当前恐怖主义泛滥于全球的形势以及我国国内反恐怖活动现状来看,对我国境外目标进行恐怖袭击将有增无减。
(4)恐怖分子诉诸新型恐怖主义、超级恐怖主义的手段袭击中国的危险不容忽视。“9·11”事件后,美国发生了炭疽事件,生物恐怖袭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生物武器造价低廉,技术难度不大,研制隐蔽性强,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研制和生产(包括在家中),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目前世界上可能用于生物武器的主要病毒有25种,细菌有13种。”(13)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徒曾施行了几次生物恐怖活动,但都没有成功。如1990年3月试图从一个运载工具上绕着东京市中心的国会和其他政府大楼释放肉毒毒素。1993年6月上旬,另一次企图释放肉毒毒素的活动是针对王储的婚礼,一辆装有播散装置的运载工具沿着皇室及东京市中心的主要政府大楼绕圈子。在那个月底,教徒妄图从它的东京办公大楼中层实验室释放炭疽孢子。当时警察和媒体报告了难闻的气味、棕色蒸汽及人和人行道上的污迹。(14)冷战结束后,苏联储存的核材料大量流失。前任俄罗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列别德曾经公开指出,有超过100件为俄军特种部队设计的小型核武器和“手提箱炸弹”已经丢失。我国与俄罗斯有着较长的边境线,边境线内外的恐怖势力很容易相互勾结和相互渗透,因此恐怖分子可能利用核、生物、化学等非常规武器发动超级恐怖袭击的危险不容忽视。恐怖组织内部具有高科技水平的恐怖分子大有人在,有资料显示,他们正在试图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另外,随着电脑网络的广泛应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已日益倚重于电脑网络,通过网络等新型恐怖主义手段攻击政府部门已成为恐怖活动的新领域。
(5)获取西方政治支持是恐怖分子的当下和未来之策。暴力并不是恐怖分子的唯一手段,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扮演弱势民族,寻求西方和他国支持的惯有伎俩恐怖分子将继续使用。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1996年在土耳其建立,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1996年11月,第一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在德国慕尼黑市召开。“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1996年6月在德国慕尼黑市建立。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东突”国际化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甚至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副总统戈尔等政要也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子,克林顿甚至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中西亚一些势力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土耳其政府就在向中国做出“三不准承诺”的同时又默许“东突”组织在其境内活动。“9·11”之后,西方国家对“东突”态度有一定变化,美国国务院正式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并禁止任何美国政府或私人机构为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反华势力就此罢兵,实际上,“流亡政府”在美国得以成立,本身就证明了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多重标准。(15)
(6)社会转型期诱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导致的个人恐怖犯罪活动将进一步增多。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一些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在加上一些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和执行各项政策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导致的矛盾激化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以极端暴力手段报复社会的个体的恐怖犯罪活动也呈逐渐上升趋势。如文中几次提到的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件、南京“9·14”特大投毒案件、重庆“1·24”飞机爆炸案件等。这类案件与一般的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不同,不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有明显的反政府、反社会的特征。因其单打独斗,不具有组织性,因而成为反恐怖主义活动中难以监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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