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

第一节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

杜牧、李商隐都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均擅长咏史诗，并冠绝一时。在我国中晚唐时期，许多著名的诗人，都喜欢写咏史诗，刘禹锡、温庭筠、许浑、张祜等，都是写咏史诗的名家，他们借咏史讽谕现实，指摘时弊，抒发其垒坷不凡的政治抱负，写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动人诗篇。周昙、胡曾可算是写咏史诗的专家，他们都把自己的全部艺术精力，用在咏史诗的创作上。可见当时写咏史诗，已经蔚然成风。杜、李就是在这种诗歌创作的艺术氛围中产生的最杰出的诗人。杜牧的咏史诗今存三十余首，约占他全部诗歌的十三分之一，李商隐的咏史诗今存七十余首，约占其全部诗歌的九分之一强。他们的咏史诗大都是上乘之作，在其诗歌创作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以鲜明的艺术风姿，矗立在粲若群星的晚唐诗坛。由于杜牧、李商隐的努力，使咏史诗这朵鲜花更加绚丽多姿，娇艳无比，并以矫健的步伐，走上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的峰巅，空前而绝后。小李杜咏史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及其艺术成就，都是永不磨灭的。

一

咏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源远流长的。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咏史》，是中国咏史诗歌的滥觞，它虽然被讥为“质木无文”，除了吟咏史事外，似别无寄托，类似写史的歌诀。但它毕竟是开了咏史诗的先河，从此咏史诗的创作，逐渐茁壮成长，代不乏人。阮籍、左思、鲍照、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历史上的著名诗人，都写过一些咏史诗。但真正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咏史诗高潮的，则是晚唐时期。这一高潮的到来，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就咏史诗发展本身说，它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特别在中唐时期，就有大量的咏史怀古诗出现，这对晚唐咏史诗的成熟与发展，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推动作用。就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来看，诗到唐代已发展到了高峰，诗歌创作的各种艺术手法，更为纯熟精妙。咏史诗是将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用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诗人因史事而起兴，以史实比拟和讽谕现实。诗人通过对史事的咏叹反映现实，表达真实的感情。因为它披上了历史的外衣，所以诗人在反映生活表达感情上少所顾忌。现实是历史的折射和影像，咏史诗在似与不似之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上、在史料的遴选和对史事的评价与认知上，都有较大的难度。而有才能的诗人，却能在难中见巧，难中出奇，充分地发挥艺术创造力，写出精妙绝伦的诗篇。咏史诗是以咏叹历史的方式，对某一历史事件做出独特的评价，而唐代科举考试的策论，对史才和史识都有很高的要求，策论与咏史诗都要求对史事做出独特的判断，这需要卓识，在对史的认识与评价上，二者的要求是一致的，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策论是逻辑的推理，而咏史诗则是形象的显现。因此，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对咏史诗的发展，无疑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自然，咏史诗高潮的出现，有着极丰厚的社会土壤。作为意识形态的咏史诗，与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藩镇割据，回鹘、吐蕃入侵，宦官专权，朋党倾轧，朝政极端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暴动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唐王朝政权摇摇欲坠。但面临如此政治危机，最高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却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荒淫腐朽，贪图佚乐，佞佛信道，妄求长生不老之术。而仁人志士，思欲挽回大唐颓局，重整朝纲，重振国威。杜牧、李商隐都是当时想挽回大唐颓局的杰出人物。杜牧生于豪贵之家，自负经济之才，极欲施展报国济世之志。李商隐虽则出身寒门，也有高洁的救世之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这就是他的宿愿和素志，可见他有着极不凡的政治抱负。他们都希望施展自己的抱负，以达到挽救大唐危机使天下重新得到大治的政治目的。咏史诗是其报国思想感情的曲折表现，他们把写咏史诗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咏史诗中，倾注了他们饱满的感情与心血。

二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其艺术构思，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他们在咏史诗中，都表现了卓绝过人的史识。咏史诗是通过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吟咏对其做出新的评价与判断。当然，这种评价与判断是诗的方式而不是史的方式，是活生生的形象的显现，而不是干巴巴的抽象的概念推理，是有情有味有声有色感人至深的诗篇，而不是《东莱博议》式的史论。“义山七绝以议论驱驾书卷，而神韵不乏，卓然有以自立，此体于咏史最宜。”^[1]这段评语用来评价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都是合适的。他们的咏史诗，虽然有精彩的议论，但却“神韵不乏，卓然有以自立”，这是他们咏史诗的共同特点，也是其咏史诗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杜牧《题商山四皓庙一绝》云：“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与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李商隐《贾生》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两首诗，表现了二人超卓的史识。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商山四皓出以固太子储位，历来作为历史佳话，对其历史贡献，前此似无人提出怀疑。杜牧、李商隐则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指出贾谊的经邦济世之才未得其用，四皓固储位而立惠帝，导致了吕氏的专权，危及刘氏江山社稷，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表现了他们不同凡俗的政治见解。精警的议论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诗人在对史事的咏叹中又带上了极浓厚的感情色彩。因此，他们的咏史诗警拔凝练，并有深厚的韵味，富于艺术感染力。

其次，他们在咏史诗中，咏叹政治庸人未受到现实的教育，俊杰之士骥足未展的遗憾，表现出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在封建社会怀才不遇是个普遍现象，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因此表现怀才不遇的这类诗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它是对封建制度扼杀人才的批判与抗争。杜牧《题魏文贞》云：“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李商隐《题任彦碑》云：“任碠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从诗的形式看，诗人都遗憾未得历史验证，俊杰之士终未能扬眉吐气。诗人在咏叹中，都流露出一种颇为遗憾的感情，在淡淡的惆怅情绪中蕴含着调侃的口吻。但二诗旨趣微有不同：《题魏文贞》是对政治庸人的严肃批判，以封德彝未受到现实的教育而感到遗憾，流露出个人政治才能未得施展的感喟，《题任彦碑》则表现出李商隐的倔强性格，流露出士不遇的强烈感情。

第三，他们都以鲜明对照的特写镜头，展示历史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清晰而深刻的印象。杜牧《台城曲二首》其一云：“整整复斜斜，隋旗簇晚沙。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李商隐《北齐二首》其一云：“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将敌军兵临城下，皇帝仍然淫乐的场面作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奇绝痛绝，嘲讽弥切。李商隐的《马嵬》也用了对比的描写：“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前两句将唐玄宗平时与危机时刻对爱情的态度做了比较，其与杨玉环情爱之虚伪，昭然若揭。后二句是将天子与平民对爱情的态度做了比较，用“不及”这个断语，来讥讽贵为天子对爱情的轻率态度。“他生未卜此生休”，则在一句诗中对来世与今世做了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极大，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杜牧《题桃花夫人庙》，也是画面对比鲜明的绝妙诗篇：“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以绿珠的刚烈殉情反衬息夫人的忍辱求活，苟且偷生。在两种形象的强烈对比中，表现了他对息夫人的鄙弃与斥责，虽然表现手法委婉含蓄，而诗人的感情却十分强烈。赵翼评此诗说：“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2]总之，展示鲜明对比的历史画面，能以最省俭的笔墨，将其饱满丰富的感情，表现得痛快淋漓。

第四，他们的咏史诗，大多笔锋犀利，语含讥讽，对最高统治者腐化淫靡的生活，作了尖刻的讽刺。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二云：“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控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顾随先生谓“‘破’字用得损”^[3]。李商隐《华清宫》云：“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纪昀以为“刻薄尖酸”^[4]，何焯说他“太轻薄”^[5]。所谓“损”、“刻薄尖酸”，都是说诗人欠厚道，这是受了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轻薄”，就是对统治者欠庄重，冒犯了他们的尊严，揭露讽刺超出了统治者能许可和容忍的范围，这种对统治阶级轻蔑的嘲笑与冷峻的讽刺，正是杜牧、李商隐咏史诗可贵的地方。批评与指责他们的人，屁股不免坐在封建统治者一边，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

三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虽然都是注目现实，借古讽今，但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视点、心态，均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其诗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各有特色。(www.xing528.com)

第一，杜牧、李商隐都想挽回大唐的危局、重振国威，但两人写诗时的心态是不同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李商隐在这两首诗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他对时局的估计。要挽回时局，他觉得缺乏力量与信心：“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谒山》）这是他当时的心态。怎么办呢？他只能把改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以为只要皇帝圣明，朝政就可改观，时局就会逆转，“欲回天地”的理想，就会借以实现。《梦泽》、《北齐二首》、《齐宫词》、《陈后宫》、《南朝》、《隋宫》等诗，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楚灵王、北齐后主、南齐废帝、陈后主、隋炀帝等荒淫误国的昏君。讽刺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在于警告当政的皇帝，不要步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后尘，重蹈历史的覆辙。

李商隐的政治头脑是极清醒的，他冷静地审视客观世界，严肃地思考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并将其审视结果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某些事件作了类比。他发现当时大唐帝国的皇帝，在现实的政治表演中，与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的皇帝正沿着历史上亡国之君走过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他写咏史诗，就是要为正在醉生梦死的皇帝敲起警钟。他的咏史诗名为咏史，实际则是为当今皇帝画像，请出历史上的亡灵，是为了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因此他把自己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完全融会在历史事件的抒写之中，借历史以写现实，用咏史诗以推动改革现实的进程。他写咏史诗的态度，异常认真严肃，诗格冷峻警刻，有如一瓢冷水，要把他的讽刺对象，一下子从昏热中浇醒过来。之所以他的有些咏史诗有如死灰般的暗淡与冰棱般的冷峻，是因为现实的无比黑暗与他急切地改革现实的愿望所致。李商隐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对现实的观察准确而沉稳，又能对史实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加上他高度的艺术修养，使其咏史诗独具异彩，卓立千古。然他缺乏杜牧那种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因此，只能把改革现实的愿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也知道晚唐的皇帝一蟹不如一蟹，想让他们有所作为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咏史诗思想灰暗，缺乏亮色，在艺术上一般都含蓄蕴藉，不像杜牧的有些咏史诗那么议论激切而锋芒毕露，形成与杜牧咏史诗迥然有别的个性特征。

杜牧认为要挽回时局，关键在于重用有才能的大臣。他自信自己的政治能力，只要得到皇帝的重用，就会在挽救大唐危机命运中大有作为，就能挽狂澜于既倒。他以咏史诗讽刺统治阶级的无能，借以发泄其不得志的牢愁。

杜牧的政治抱负，在一些咏怀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并不时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情。他在《感怀诗一首》中写道：“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荡荡乾坤大，蝃蝃日月明。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在《郡斋独酌》中说：“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救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又在《洛中送冀处士东游》中说：“但可感鬼神，安能为献酬？好入天子梦，刻像来尔求。”这虽是对冀处士说的，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孜孜以求？他虽有扫清宇内、“愿补舜衣裳”之雄心壮志，但却是“叫阍无助声”。“安能为献酬？好入天子梦，刻像来尔求。”这毕竟是天真的一厢情愿，这怎能不使他义愤填膺？通过这些诗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在《赤壁》、《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一绝》中要翻历史成案的原由。《余冬诗话》云：“《赤壁》诗说天幸不可恃，《乌江》说人事犹可为，同意思。”在《赤壁》、《题乌江亭》这两首诗中，杜牧特别强调了指挥者的决定作用。“东风不与周郎便，铜台春深锁二乔。”他讥笑周瑜以偶然的机会在赤壁取胜，如不是天赐与便，则国破家亡，妻妾不保。“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他讥笑项羽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也就是说，赤壁之战如果是自己指挥，一定能稳操胜券，万无一失，绝不靠侥幸以成功；乌江之败如果指挥者是自己，一定要在江东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与刘邦周旋到底。杜牧具经济之才，怀抱利器而不得用，满腹牢骚，借咏史诗予以倾吐。他在评价历史人物、事件，特别在翻历史的成案中，突出强调了人谋的作用，表现了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与自负。他批判历史上的政治庸人，正是要显示自己过人的才智，以取得皇帝的信任与重用，从而在挽救大唐危机中大显身手。总之，他的咏史诗议论高绝而诗味隽永，设想浪漫而不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读之令人深受启示与鼓舞。

其二，杜牧的咏史诗，讽咏现实，抒写怀抱，往往有立意高绝的议论，表现出横溢的才气；李商隐的咏史诗，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往往是跌宕起伏的唱叹。

杜牧的咏史诗，有出人意料的议论，又喜做翻案文章，表现出过人的才识。赵翼云：“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6]他之所以要立意奇辟，多作翻案语，就是在艺术上追求高绝，表现自己的才识。他在《献人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他有明确的创作主张，他的许多咏史诗，就是他创作主张的艺术实践。《赤壁》、《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一绝》等，在翻案中表现了他非凡的史识。吴景旭云：“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7]杜牧知军事，好谈兵，然不为当局所重，握瑾怀瑜而不得一试，心情郁郁，产生愤激情绪。《赤壁》讥讽周瑜缺乏必胜的把握，正是慨叹自己难得立功的机遇。《题乌江亭》通过对项羽兵败乌江的议论，批判他不能“包羞忍耻”，以屈求伸，缺乏一种坚毅的复仇精神。如果说《过勤政楼》慨叹唐王朝盛世一去不返，那么《题乌江亭》则希望挽狂澜于既倒，他有着倔强的不服输的精神。《题魏文贞》是有感于当时政治现实及自己遭遇而作，诗人对魏征的赞扬与对封德彝的鄙视，表达了诗人治国的宏图与抱负，以及遭受俗士排抑的感慨。他的咏史诗并不追求感情的委婉与文辞的华美，而在立意的高绝与议论的精警上惨淡经营，并将其高绝的议论与过人的史识寓于诗的形象之中，借以指摘时弊，针砭现实，气势豪宕，风格俊爽。其诗既有诗人深长的情味，又饱含政治家锐敏犀利的目光，融政治才能与艺术才情于一炉，才气横溢，诗意高绝。

杜牧咏史诗中，也很有一些唱叹有情之作。“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是曲折情深之作，施补华谓这是“加一倍写法，陵树秋风，已觉凄惨，况无树耶？用意用笔甚曲”^[8]。《金谷园》是一首情味兼长之作：“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诗评家谓“落句意外神妙，悠然不尽”，“笔致空灵蕴藉，使事妙于点化，吊古佳境也”^[9]。的确这首诗苍凉凄迷，有一唱三叹之妙。然纵观其咏史诗，笔意豪宕，才气纵横，立意高绝，评价史事不受传统观念束缚，使历史、现实与个人思想水乳交融。

李商隐的咏史诗含蓄蕴藉，往往有一唱三叹之妙。《龙池》诗云：“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此诗揭露大胆，讽刺冷峭，但却藏锋不露，委婉含蓄，不下一字针砭，戟刺之意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吴乔评云：“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上，义山刺杨妃之‘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是也。其词微而意见，得风人之体。”宋顾乐云：“微而显，婉而峻，风人之旨也。”^[10]表现手法委婉而意旨显峻，不仅是《龙池》诗的特点，也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的咏史诗，往往寓讽刺于叙事咏叹之中，因此既有形象的表现，又有感情的咏叹，极富艺术感染力。他的咏史诗，往往借虚词以咏叹，如“海外徒闻更九州”（《马嵬》），“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梦泽》）。诗中的“徒”、“虚”等虚词，不仅表示否定，而且蕴含着诗人极强烈的感情色彩。《贾生》咏汉文帝召见贾谊事，诗中不仅用了“可怜”、“虚前席”等，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件事的意义与价值，而且用“不问”与“问”，表明汉文帝与贾谊政治观差距极大。在深含讽刺的意味中，表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他的诗又能以小见大，如“犹闻风摇九子铃”（《齐宫词》），诗中借用九子铃这样细小的事物，寄寓一代兴亡的感慨，意味深长。诗人并没有直接站出来议论，只是用了对比的方法，前后相映，十分含蓄地表现出梁为亡齐之续这一深刻的主题，表现手法是很高明的。“妙从小物寄慨，倍觉唱叹有情。”^[11]这的确是这首诗的特点。他有时在叙述史事中加以夸张的描写，表现其极强烈的感情。“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他以夸张的笔法，对隋炀帝荒淫佚乐作了尖锐的讽刺，对杨广的鄙弃憎恶之情，溢于言表。

李商隐写咏史诗，更多地诉诸历史画家的想像，他通过精心的构思与剪裁，非常巧妙地将其思想感情融入暗淡的历史画面之中，使人观画而知意，绕梁之音不绝于耳。杜牧写咏史诗，更多地诉诸逻辑，他将其经纶绝世之才与报国无路之思，蕴含在警拔的议论之中，在对历史事件的议论评析中，饱含了丰富的感情，一唱而三叹。因此，李商隐的咏史诗是诗的史，杜牧的咏史诗是论的诗，殊途同归，都达到了批判现实、讽谕时政的目的。杜以才气取胜，李以抒情见长，双峰对峙，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