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李贺刘言史庄南杰诗歌及余波
一
中唐诗歌是唐诗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流派竞起,风格纷呈,诗坛显现出富于生机锐意创新的局面。中唐的诗歌流派,世以元、白通脱与韩、孟险怪奇崛论之,而将李贺置于韩、孟诗派之间。李贺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远非韩、孟诗风所能范围的。其浓艳之词采与拗峭而流畅之格调,即非韩、孟所有。文学史家或将李贺从韩、孟诗派中逸出,与刘禹锡、柳宗元一样,别树一帜,单独论列。关于刘、柳在诗歌创作上的派系,自当别论。论者又往往以为张碧、刘言史、庄南杰、韦楚老之诗风颇似李贺,或以为均受李诗影响。韦楚老、张碧生活时代较晚,其诗歌风格又颇似李贺,当受李诗影响无疑。且张碧曾说:“碧尝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霹开蛰户,其奇峭者不可攻也。”[62]可见他的诗歌创作,的确受过李贺诗的影响。然说庄南杰、刘言史亦受李诗影响,则嫌证据不足。诚然,庄南杰工乐府杂诗,好奇尚僻,风格的似李贺;而刘言史的诗风接近李贺,则古人早有评说。皮日休称其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得比”[63],即以受李贺诗的影响视之。然考其生平,刘、庄与李贺为同代人,当时并无师承之说,论其年龄,他们都长于李贺或竟是李贺的长辈。刘言史的生年未能确考,而卒于812年,比李贺早卒四年。以当时人的年寿说,一般都能活到五十岁左右,稽之典籍,未发现刘有早逝之说。如此,就以享年四十五岁计算,他当比李贺大二十三岁。庄南杰生卒年均难确考,但论其交游,似不比李贺小。因此,说刘言史、庄南杰诗歌创作受到李贺诗的影响,似不可信。然细味二人诗歌,确确实实很有些神似李贺的地方。如此,刘言史、庄南杰、李贺生活于同一时代,三个人诗风又极其相似,这就很值得我们思索和研究。他们有着相近的诗的风格,有着共同的艺术旨趣与爱好,必然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似可视作一个独立的诗的流派。虽然他们没有像韩、孟之间那样的互相服膺与推毂,也没有像元、白那样书简往来,对诗歌创作互相探讨,却可想见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推赏与默契,表现出创作思想的相近或一致。
李贺、刘言史、庄南杰在七言乐府歌行的创作上,的确有着共同的追求:意象怪诞,构思奇特,词采华艳,风调急促,结构跳跃,因此使诗别具风采,以迥别于他人的诗的格调耸立于诗界。范之麟认为:“当时一些有成就的诗人如张碧、刘言史、庄南杰和韦楚老等人也喜欢摹拟李贺诗,写了一批‘长吉体’的诗歌,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小小的长吉诗派。”[64]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启示,说他们构成了一个诗派的提法,的有所见。然有两点尚需斟酌:其一,张碧、韦楚老生活年代较晚,不是这个诗派的成员。韦楚老(803~852?)在刘言史去世时,他才九岁;李贺去世时,他才十三岁,他的诗与李贺等人诗风相似,只能说他受了这个诗派的影响。要说他是这个诗派的成员,不大可能。据陈尚君先生考证,张碧是唐末人[65],较可信,因此也非这个诗派的成员。由此可见,韦楚老、张碧只能是李贺等人这一诗派的承传者,而非首创与参与,是可以肯定的。其二,刘言史、庄南杰、李贺三人中,可能李贺最年轻。他们在对诗风的开创上,究竟谁先开风气,尚需进一步考察。李贺虽然年轻,但因其在诗歌创作上成就最高,似可以之命名诗派的。这种诗风,当系刘言史、庄南杰、李贺三人共同创造,互相学习、影响,最后由李贺来定型的。这是在当时影响不很大但却对后来有着深远影响的一个诗派。这种诗风,在中晚唐时期,就有人不断地学习与模仿,经宋、元、明、清而不衰,可谓余波绮丽,不绝如缕。这的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二
这个诗派,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呢?
重视乐府歌行诗的创作,是这个诗派的重要特点之一。《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言史歌诗》六卷、《李长吉歌诗》四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庄南杰杂歌行》一卷。他们将自己的诗集称为“歌诗”或“杂歌行”,当是另有深意的。“歌诗”与“杂歌行”,都是能唱的诗,质言之,即乐府诗(含广义的乐府诗——歌行体)。细检三人诗集,庄南杰今存诗十首,均为乐府和歌行,李贺、刘言史的诗歌并非全是歌诗,歌诗只是他们全部诗歌的一部分,而刘言史的乐府在其全部诗歌中占的比例很小。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诗集称为歌诗呢?他们之所以称自己的诗作为歌诗,表明他们对乐府诗创作的特别重视。由于汉乐府缘事而发,有着深刻反映现实的特点,在政治黑暗、国家多事之秋的中唐,他们欲因之讽谕现实,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
乐府诗从西汉产生以后,一直受到诗人的高度重视。为适应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有过多次的变更与调整:从缘事而发到文人模拟乐府旧题;曹操则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给乐府注入了新的活力;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乐府新题诗,能及时而深刻地反映现实;以后则又有系乐府、新题乐府之作,如此等等,都是在如何深刻地反映现实上下功夫。从创作思想说,都在强调“诗言志”,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白居易的新乐府“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重灌输而轻潜移默化,强调诗的思想性而对诗本身固有的特点有所忽视。盛唐时期李、杜、高、岑等人的歌行,既能深刻地反映现实,又有自身突出的艺术特点。李贺等人,既吸收了乐府诗创作的特长,又学习了李、杜等人的歌行,创造出独具个性特色的乐府诗:既能深刻地反映现实,又非常注重艺术个性,且很少沿用旧题,实则是广义的“即事名篇”之作,是极富个人独创性的诗歌。
李贺、刘言史、庄南杰也都以乐府歌行名世。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屏风曲》、《罗浮山父与葛篇》;刘言史的《七夕歌》、《买花谣》;庄南杰的《湘弦曲》、《红蔷薇》等,都是极富艺术个性的乐府歌行。他们的乐府歌行,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形式而言,大部分是七言诗,很少写五言乐府。李贺虽有一些五言乐府,其格调与其七言迥别,影响不大;刘言史只有一首五言乐府;庄南杰则全是七言诗。他们的乐府诗虽然也用旧题,但内容却不受旧的乐府题的限制,多是别创新意者;就诗的风格而言,瑰奇谲诡,词采艳丽;就诗的思绪而言,意象跳跃,诗人的情绪转换极快。如此等等,就构成了这个诗派在乐府创作上的共同特征。这种诗风受了楚辞与汉魏乐府的影响,是充分吸收了二者的精髓后产生的宁馨儿。
善于独辟蹊径,特别重视艺术的独创性,是这个诗派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首先,他们都极富于想像力和幻想力,能够将非现实的或幻想中的事物,写得活灵活现,异常逼真。譬如:“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李贺《李凭箜篌引》)“娲皇补天残锦片,飞落人间为石砚。”(庄南杰《寄郑錖叠石砚歌》)“出漠独行人绝处,碛西天漏雨丝丝。”(刘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如此等等,均非平常人想像力所能及。如果没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幻想力,是写不出如此令人惊异的诗句的。诗人笔下,还往往出现一些阴森恐怖的鬼的意象:“远火荧荧聚寒鬼,绿焰欲消还复起。”(刘言史《夜入简子古城》)“莺啼寂寞花枝雨,鬼啸荒原松柏风。”(庄南杰《湘弦曲》)“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李贺《神弦曲》)“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李贺《南山田中行》)诗人将一种惨淡阴暗的色彩投到这个虚荒诞幻的鬼蜮世界,在表现压抑悲愤心理的同时显现着鬼气森森的现实,诚如潘德舆在评李贺这类诗时所说:“宛如小说中古殿荒园,红装女魅,冷气逼人。挑灯视之,毛发欲竖。”[66]他们还善于联想,写出石破天惊的诗句来。李贺的“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是因为日发光,玻璃也光亮,太阳形状像玻璃球,故敲日如敲玻璃一样,能够发出声来。诗人将非现实的令人无法捉摸的东西具体化了。至于太阳是否能敲,如果能敲是否真的就像敲玻璃而发出响声,这话能否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诗人是不考虑的。庄南杰的“云轩碾火声珑珑”(《湘弦曲》),因为云车接近太阳,骄阳如火,所以说云轩碾火,并发出珑珑的声音。诗人将想像中的事物,写得有声有色,如在目前。刘言史的“碧空露重彩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七夕歌》),也是将想像现实化。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他们诗歌极富想像的艺术特色。
其次,他们写诗用词怪异,下语狠重,讲究词的翻空出奇。譬如:“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李贺《秋来》)“楚云铮铮戛秋露,巫云峡雨飞朝暮。”(庄南杰《湘弦曲》)“蝶惜芳丛送下山,寻断孤香始回去。”(刘言史《买花谣》)诗中“牵”、“戛”、“断”用得狠重有力而又显示出怪异的特色。在词语选择上,偏重幽幻、枯寂、惨淡的一类。譬如,李贺的“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公无出门》),“云根苔藓山下石,冷红泣露娇啼色”(《南山田中行》);刘言史的“翠华寂寞婵娟没,野躸空余红泪情”(《潇湘游》),“娇红惨黛生愁色”(《七夕歌》),“幽艳凝华春景曙”(《买花谣》);庄南杰的“古磬高敲百尺楼,孤猿夜哭千丈树”(《湘弦曲》),“垅蝶双双舞幽翠”(《阳春曲》),“湘娥滴尽双珍珠”(《春草歌》)。这些诗中,蕴含着凄苦惨切的感情,渗透了时代的感伤情绪。那些带有衰败残缺意味的“死”、“枯”,染有浓艳幽昧的词眼,属于非现实的“鬼”、“魅”等词语,每每出现于诗中,一种强烈的刺激性外射,显现着谲诡怪异的特色。诗歌内容的非现实性与瑰丽怪诞词语的运用,使其诗呈现出虚荒诞幻、瑰丽多姿的艺术风采。
第三,其诗节奏迫促,意象跳跃,形成一种超忽动荡、急促旋折的风调。譬如,庄南杰《伤歌行》全诗十二句三换韵,节拍急促。首四句:“兔走乌飞不相见,人事依稀速如电。王母夭桃一度开,玉楼红粉千回变。”从时间之飞逝写人世沧桑之感,真切有力。押霰韵。“车驰马走咸阳道,石家旧宅空荒草。秋雨无情不惜花,芙蓉一一惊香倒。”从空间的转变与春秋的代序,写时光之飞逝。转皓韵。以上八句之意蕴,无非是东坡之“叹人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已。由于旋律的急促变换,形成一种紧迫感。“劝君莫谩栽荆棘,秦皇虚费驱山力。英风一去更无言,白骨沉埋暮山碧。”意谓人生有限,多栽花而少种刺,俾有益于人世。转职韵。全诗意象密集而又跳跃,诗意急促旋折,形成一种独具一格的风调。刘言史的《放萤怨》,短短的一首诗而四换韵,并采用三三七、七七七七、三三七七七、三三三三的句式,节拍紧促,将其拥壮志而蹉跎一生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李贺这类诗更多,更为突出而典型。譬如《雁门太守行》、《浩歌》、《天上谣》、《梦天》等,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种超忽动荡急促旋折的风调,是李贺诗派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这个诗派的共同特征。这些特点,李贺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庄南杰虽然仅存十首诗,但每一首诗,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相对而言,这些特点在刘言史诗中表现差点,也只有少数诗具有这样的特征。虽然如此,这少数诗篇却是他全部诗歌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庄南杰、刘言史的诗与李贺的诗也有一些差异,其创作成就远不能与李贺相提并论。
庄南杰《寄郑錖叠石砚歌》,其格调极似李贺,而中间有股逸气,颇似李白。其中“我今得此以代耕,如探禹穴披峥嵘。披峥嵘,心骨惊,坐中仿佛到蓬瀛”。诗境甚美。《阳春曲》也神似李贺。《红蔷薇》:“九天碎锦明泽国,造化工夫潜剪刻。”想像丰富,构象奇特而美妙;“殷红短刺钩春色”、“薰风吹落猩猩血”,未免过凿。《伤春行》结语冷峭。《雁门太守行》悲而不壮,没有李贺同题诗那种浓烈的悲剧气氛。辛文房说他“诗体似长吉,气虽壮遒,语过镌凿。盖其天姿本劣,未免按抑,不出自然,亦一好奇尚僻之士耳”[67]。李贺诗本来就不够自然,往往有雕琢的痕迹。庄南杰的诗比起李贺来,还要镌刻。虽然如此,他在诗歌上追求创新、别树一帜的诗风,在诗歌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刘言史《七夕歌》写牛女相会,《潇湘游》写幽恨怨情,格调极似李贺。《买花谣》、《送婆罗门归本国》等,都与李贺诗有极相似之处。翁方纲云:“刘言史亦昌谷之流,但少弱耳。严沧浪《诗话》赏之,终未为昌谷敌手也。”[68]他的诗没有李贺那样峭拔,成就也不能与李贺相比。然在创作上互相仿效、桴鼓相应,共同创造一种诗风的努力,却也是应当注意并加以特别重视的。
三
李贺诗派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与丰厚的文化沃壤。它远绍屈骚,中承汉魏齐梁,近效李、杜以来一些诗人的部分谲怪之作,对前代文学遗产与自己性情之近者兼收并蓄,熔铸贯通,形成并世无双、古今罕有的诗风。这个诗派的诗风由来有自,吴企明先生《长吉诗艺术渊源论》[69],对此作了详细论述,兹从略。盛唐以来,对李贺诗派诗风影响最大者,首推李、杜,关于李贺对杜诗的继承,拙作《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70],已作了较充分论述,可参看。关于李贺对李白诗风的继承,宋张戒云:“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71]胡应麟谓“长吉险怪,虽儿语自得,然太白亦滥觞一二”,“长吉《浩歌》、《秦宫》,仿太白而过于深”[72]。检太白乐府歌行《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诸诗,瑰奇谲怪,秀逸天拔,的为李贺诗所从出,唯李白诗之自然纵逸为李贺所不及。盖李白飘然如仙之作风从天性中来,非学可至的。李贺无李白之天性,因此其诗不免拘束而有斧痕的。李、杜以后,就陆续有人写过一些诡奇谲怪的诗,对李贺诗派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此前人多有论述。胡应麟谓“常建已开李贺”[73],许学夷谓“李贺乐府、七言……上源于韩聀之七言古”[74],李嘉言的《唐诗分期与李贺》[75]对盛唐以后出现的类似李贺诗风的诗歌作了勾勒,其观点虽不无可商之处,如将刘言史作为李贺诗派的先河,就与本文的观点相左,但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前人还提到顾况、李益、鲍溶、王建、刘禹锡、韩愈,均有些似李贺的诗,兹不赘。偶检《张籍诗集》,也有许多类似李贺诗风者。如:
吴宫四面秋江水,江青露白芙蓉死。
——《吴宫怨》
山头松柏半无主,地下白骨多于土。
寒食家家送纸钱,乌鸢作窠衔上树。
——《北邙行》
天寒山路石断裂,白日不销帐上雪,
……
年年征战不得闲,边人杀尽唯空山。
——《塞下曲》(www.xing528.com)
黄雀衔草入燕窠,啧啧啾啾白日晚。
去时禾黍埋地中,饥兵掘土翻重重。
鸱枭养子庭树上,曲墙空屋多旋风。
——《废宅行》
与李贺同时的诗人孟郊、张祜等,他们在诗歌史上都有独特的成就,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偶有仿效李贺诸人的诗者,我在《孟郊与李贺》[76]一文中曾说:
孟郊诗集中《巫山高》、《巫山曲》、《明妃怨》、《楚怨》、《出门怨》等都是楚地的歌调。除《出门怨》外,其余四首都与楚俗有关,其声调之激楚哀怨,极似骚之苗裔。……《巫山曲》中的“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两句,与李贺冷艳幽香、奇诡瑰丽的诗何其相似乃尔。
又,宋育仁谓张祜“琢词洗骨,在东野、长吉之间,《雁门思归》,尤推高唱”[77]。细检《张祜诗集》无《雁门思归》,宋所谓《雁门思归》或即《雁门太守行》。诗云:“城头月没霜如水,錗錗踏沙人似鬼。灯前拭泪试香裘,长引一声残漏子。驼囊泻酒酒一杯,前头滴血心不回。闺中年少妻莫哀,鱼金虎竹天上来,雁门山边骨成灰。”此诗逼肖李贺诗风。
从以上论证可见,李贺诗派这种瑰奇谲怪的诗风,有着极丰厚的土壤,李贺诗派的产生早已是呼之欲出了。由于李贺等人的努力,这个诗派就应运而生了。
四
李贺诗派的诗,在当时就有一定的影响,并逐渐掀起了一个学习李贺诗派的浪潮,尤以李贺诗影响为著。他的朋友沈下贤说:“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后学争效贺,相与缀裁其字句,以媒取价。”[78]刘昫也说:“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79]在李贺稍后,学李贺诗派诗风者有增无减。其成就最突出者,当推韦楚老、李商隐、温庭筠与无名氏。
韦楚老今存诗二首,皆逼肖李贺。辛文房称:“众作古乐府居多。……杰制颇多,俱当刮目。”[80]直到元朝,韦楚老存诗颇多,其中优秀之作不少,可惜散佚了。许学夷谓:“韦楚老乐府七言有《祖龙行》,正效长吉体也。”[81]钱钟书云:“稍后则韦楚老《祖龙行》、《江上蚊子歌》,亦称殆庶。”[82]细味韦存二首诗,诸家之说不误。韦楚老是学习李贺诗派的第一个有成就的诗人。
李商隐、温庭筠各自名家,在诗史上早有定评。但在青年时期,其诗歌创作均受李贺影响。钱钟书先生指出:“李义山才思绵密,于杜、韩无不升堂嗜錙,所作如《燕台》、《河内》、《无愁果有愁》、《射鱼》、《烧香》等篇,亦步昌谷后尘。”[83]其说甚是。譬如《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纪昀评曰:“此长吉体也,终是别派,不以正论。”[84]张采田云:“其诗体则全宗长吉,专以峭涩哀艳见长。读之光怪陆离,使人钦其宝而莫名其器。纪氏于昌谷一派素未究心,徒以后学步者少,任情丑诋,与长吉何损毫末哉!适以形其谫陋耳。玉鉆古诗除《韩碑》、《偶成转韵》外,宗长吉体者为多,而寓意深隐,较昌谷犹过之,真深得比兴之妙者也。晚唐昌谷之峭艳,飞卿之哀丽,皆诗家正宗,玉鉆则合温、李而一之,尤擅胜场,观此诗可见。”[85]纪昀、张采田都指出李贺诗歌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然纪氏很正统,对李贺诗有很大的偏见,的不可取。陈永正说:“义山的古体诗,吸取了李贺诗中的某些特点,再加以齐梁浓艳的风调,词语华丽典雅,蕴蓄着无限深情,可谓出于蓝而胜于蓝,决非长吉所能限囿的。”[86]陈氏之说,比较允当。李商隐是由学习仿效李贺走向独立创造而成为晚唐最优秀的诗人的。
温庭筠与李商隐诗题材风格相仿,均以七律擅场,世称温、李。他早年也学长吉体,写了许多颇类李贺歌行的诗篇。前人曾将他的诗与李贺诗比较,有许多精到的见解。宋育仁谓:“歌行炼色揣声,密于义山,疏于长吉。刘彦和谓‘穷力追新’,陆士衡谓‘雅而能艳’者。”[87]胡震亨说:“七言乐府,似学长吉,第局脉紧慢稍殊。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纵也。”[88]胡寿芝云:“清拔处亦不似长吉刿心镂肝。”[89]今人王礼锡说:“飞卿的七古显然是受了长吉的影响,不过徒得其丽而不得其奇。”[90]比起李贺来,温庭筠诗局脉较慢,诗格较清拔,是“穷力追新”、“雅而能艳”者,得其丽而不得其奇,这些说法都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他是从学长吉入手而逐渐形成自己诗风的一个颇有成就的诗人。
《全唐诗》卷七百八十五载无名氏《春》、《夏》、《秋》、《冬》以下十七首均似长吉体,其中《伤哉行》、《红蔷薇》二首,又见《全唐诗》卷四百七十《庄南杰集》及卷八百八十四《庄南杰集补遗》,其余十五首李嘉言断为庄南杰作[91],他仅凭诗的风格判断,不足论定。而这十五首诗,或为一人所作。这位佚名诗人,也是学李贺诗派诗风而有突出成就者。其中《听琴》一首,极似李贺等人的格调。
六律铿锵间宫徵,伶伦写入梧桐尾。
七条瘦玉扣寒星,万派流泉哭纤指。
空山雨脚随云起,古木灯前啸山鬼。
田文堕泪曲文终,子规啼血哀猿死。
此诗想像奇特,用字狠重,意境幽峭,放在李贺诗集中,直可乱真。余如《天竺国胡僧水晶念珠》、《白雪歌》、《琵琶》等,也无不如此。有些诗句,尤酷似李贺等人,如“赤帝旗迎火云起,南山石裂吴牛死”(《夏》)、“殷痕苦雨洗不落,犹带湘娥泪血腥”(《斑竹》)、“粉娥恨骨不胜衣,映门楚碧暗声老”(《秋》)、“泽国龙蛇冻不伸,南山瘦柏销残翠”(《秋》)。这位佚名诗人,可谓学李贺诗派而登堂入室者。他的诗虽然存留不多,但艺术精湛,均不失为独具一格的好诗。
晚唐五代时期,向李贺诗派学习者,尚有张碧、赵牧、刘光远、牛峤等人。
张碧是一位较有成就的诗人,他曾先后认真地向李贺和李白学习。钱钟书云:“唐自张太碧《惜花》第一、二首,《游春行》第三首,《古意》、《秋日登岳阳楼晴望》、《鸿沟行》、《美人梳头歌》,已濡染厥体。”[92]他早年学习李贺,因此有些诗神似李贺的诗风。及读李白诗,对他更是佩服倾倒,因而转向李白学习。他说:“及览李太白词,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鹏触巨海,澜涛怒翻,则观长吉之篇,若陟嵩之巅视诸阜者耶。余尝锐志狂勇心魄,恨不得摊文阵以交锋,睹拔戟挟錚而比矣。”[93]可见其初衷及兴趣之转移。他的诗承二李之衣钵,出手自是不凡。因此辛文房称赞说:“天才卓绝,气韵不凡。委兴山水,投闲吟酌,言多野意,俱状难摹之景焉。”[94]
赵牧是一位不得志的诗人,“大中、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有俊才,负奇节,遂舍场屋,放浪人间。效李长吉为歌诗,颇涉狂怪,耸动当时。蹙金结绣,而无痕迹装染。”[95]今存《对酒》诗一首,的确有些狂怪。其中“饥魂吊骨吟古书,冯唐八十无高车”,“桐君桂父岂胜我,醉里白龙多上升。菖蒲花开鱼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颇似李贺虚荒诞幻的诗风。
刘光远与赵牧同时,“亦慕长吉,凡作体效,犹能埋没意绪”[96]。其诗今不存,无以按核。
诗人牛峤尝云:“窃慕李长吉所为歌诗,辄效之。”[97]今存诗六首,均不类李贺。其仿效李贺诗者,盖尽佚矣。
从李贺死后到晚唐五代,百余年间,学习李贺诗派诗风者,时有起伏,而李商隐、温庭筠、韦楚老成就最高。温、李初效李贺而后自创诗风,自立门户,既能吸取李贺诗派的精华而又不为其诗风所囿,是善学李贺诸人而成就卓著者;张碧宗二李成就较高,赵牧、刘光远、牛峤诸人,其诗集均已散佚,就其少数存诗而言,不足名家。虽然如此,也可见李贺诗派在百花齐放风格纷呈的晚唐余波绮丽了。唐末以降,效李贺诗风者,仍大有人在。而成就突出者如南宋爱国诗人谢翱,“能立意而不为词夺,文理相宣,唱叹不尽”[98]。词人周密,其诗集《草窗韵语》,也多有效李贺者。到了元朝,曾掀起一股学习李贺诗风的浪潮,贺体诗风行一时。“元末诸人竞师长吉”[99],“元人一代尸祝”[100],“李长吉一派,至元人而极盛,大家小户,无勿沿习,乐府歌行,时时流露”[101],反映了元代人学习李贺诗派的实际,杨维桢、萨都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学习李贺而又能自成一格。明代的徐渭,清代的龚自珍,都是深受李贺诗派影响的。李贺诗派对宋词的影响尤巨,兹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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