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孟郊的诗歌比较研究

第二节　韩愈与孟郊

韩愈对孟郊诗备极推崇，他多次在诗文中对孟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虷。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荐士》）“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醉赠张秘书》）韩愈不仅对孟郊诗如此反复地赞扬，而且还在《醉留东野》中充满感情地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对孟郊的倾服可谓五体投地了。而苏轼、元好问则以蔑视的口气，对孟诗作了十分刻薄的贬抑：“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28]“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29]他们都以韩孟比较，对孟郊诗作了不适当的贬斥。但大多数诗歌评论家则将韩孟并称，并多为持平之论。“要之二人工力悉敌，实未易优劣。昌黎作《双鸟诗》，喻己与东野一鸣，而万物皆不敢出声。东野诗亦云：‘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居然旗鼓相当，不复谦让。”^[30]这段话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今人则往往称韩孟为险怪诗派，然二人诗风毕竟有所不同，现将韩孟诗歌艺术的异同比较如次。

一

韩愈、孟郊各有独特的社会经历与审美情趣，因此诗歌取材有极大的差异，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与深广程度，都有明显的区别。

韩愈一生自负不凡，又好直言，虽屡遭贬谪，浮沉官场，终未改变其耿介的性格与恢宏的壮志。他的政治视野广阔，社会阅历甚深，又因其有相当的政治洞察力，故诗歌能击中时弊，对现实生活之反映十分深广。在他的诗集中，反映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作品颇多。

韩愈所处的时代，皇帝昏聩，宦官专权，朋党纷争，藩镇割据，国家政治极端腐败。当时最高统治者不想励精图治，改革现实，却迷信仙道，尊崇佛释，躲到虚幻的天堂陶醉，又借着弘扬佛道，麻痹广大人民。韩愈以继儒家道统自居，极力排斥异端，对佞佛妄道之徒深恶而痛绝。他反对佛老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他却也锐敏地看到佛老的广泛传播对国家和人民都有严重的危害。因此这场反对佛老的思想斗争，客观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

韩愈对佛老的斗争是坚决的、勇敢的。他因上《论佛骨表》，几乎被皇帝所杀，幸为宰辅所救，然终被远谪潮州。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中悲壮的情绪，是颇能震撼我们心灵的。

韩愈反对佛教，不只是为了捍卫儒家的道统，他还清醒地意识到佛教的广泛传播，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严重危害，他说：“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送灵师》）佛教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国家的经济收入与服役人员，而且失去了许多有用人才。因此，他在《别盈上人》、《送惠师》、《送僧澄观》等诗中，都劝僧徒还俗。而在另外一些诗中，对佛教的危害作了尖锐的揭露与抨击：“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赠译经僧》）。

道教是唐代的国教，韩愈既反对佛教，也反对道教。《华山女》、《谢自然诗》、《谁氏子》都是以反对道教为主题的，而表现手法两样，《谢自然诗》、《谁氏子》都是正面劝告人们不要迷信；《华山女》是侧面的讽刺、揭露，笔锋是指着皇家的。

韩愈反佛道的诗有二十余篇，虽然仅占其全部诗作的二十分之一，然而纵观中国诗歌史，批判佛道的诗作不多，因此他这类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另外，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在其诗中也得到较好的反映。《汴州乱二首》、《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不仅对藩镇的强横作了尖锐的指斥，而且在对汴州乱中四邻诸镇坐视不救和朝廷姑息无能深为不满，矛头直指以与藩镇姑息为安边长策的封建统治者。他还写了一些讥讽最高统治者骄奢淫逸的诗篇，如《游太平公主山庄》等。总之，他的政治视野比较广阔，能够高瞻远瞩，比较清醒地看到中唐时期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矛盾与政治危机，他与腐朽黑暗势力作了顽强的斗争，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他有这样的气魄与勇气。

孟郊穷愁潦倒，在艰难困苦中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他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来抒写自己痛苦的经历，因此他的诗题材比较狭窄。但由于他是中唐时期典型的寒士，不仅生活极端贫困，而且仕途上的种种坎坷以及个人的种种不幸遭遇，都落到他的头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沉压。因此，对艰辛生活的感受十分深切。诸如生活的困顿，饥寒的煎熬，旅途的寂寞，人情的冷暖与世态炎凉等等，他都有着深切的体会。因此，他的诗歌，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唐时期寒士的生活。读他的诗，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唐时期在仕进道路上艰难挣扎困顿不堪的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景。

孟郊除了以大量的篇幅反映自身苦痛的经历外，也有少数诗篇接触到时代的重大主题，如《杀气不在边》、《汴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乱离》等，都揭露谴责了军阀制造的汴州之乱。《寒地百姓吟》写了百姓饥寒交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生活。《织妇词》不仅发出“如何织纨素，自有蓝缕衣”的质问，而且还写了“官家榜村路，更索栽桑树”的盘剥与勒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韩愈以政治家的气度，密切注视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并力图肩负改造时代、主宰国家命运的使命。尽管他满怀信心地扯起了巨大的风帆，然而等待他的是足以撞翻巨轮的暗礁，力挽狂澜的企图只是一场喜剧。孟郊是一位心胸狭窄的弱者，又适逢愁云惨淡的天气，抑郁愁闷悲凄，在时代的浪涛中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船破偏遇打头风”，只能在破船上呐喊呼救。如果说当时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时代，那么他就扮演了一位重要的悲剧角色。

二

韩愈、孟郊两人的诗风格虽然相近，都可用“险怪”二字来概括。但仔细体味起来，二人的诗风则不尽相同，其诗均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诚如夏敬观所云：他们“各树一帜，不为风气所囿，而能开创成家，以左右风气者也”^[31]。他们在诗歌领域，各自展示自己的才华，在诗坛各显风姿，争奇斗怪，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艺术风采，形成独特的具有突出个性特征的艺术风格。

首先，韩诗奇崛而气势壮阔，显示出雄杰峭拔的气概；孟诗奇枯而气氛凄清，流露出凄楚悲凉的情绪。

韩愈才大气雄，其诗极有气魄。他的诗一气贯注，气势壮阔，读其诗往往为诗人雄豪的气势所折服。张戒云：“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32]这一段话，恰切地概括了韩愈诗的风格特点。韩愈的古体诗，特别是七言古诗，突出地表现了这一艺术特征。《雉带箭》、《八月十五夜赠张公曹署》、《山石》、《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等，这些诗无不气魄宏伟，气势壮阔，险峭崛奇，而为读者所倾倒。譬如《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就是突出的例证。这首诗共有三段，第一段写陆浑山冬季发生山火，风大火猛，烧得飞禽走兽无处奔逃，连鬼神都被烧得焦头烂额；第二段写火神祝融兴高采烈，在一片火海中大宴宾客，十分得意；第三段写水神遣使上诉天帝，天帝亦感到为难，劝水神暂避其锋，等待适当时机，再给火神以惩处。此诗想像丰富而奇特，诗尤为险怪。为了表现这种颇为怪奇的诗境，诗人还特意创造了一些夸张而又怪奇精警的语汇。“山狂谷恨”、“天跳地踔”、“神焦鬼烂”等，都是诗人独创的表达怪奇境界的绝妙词汇。这首诗因为想像的丰富、诗风的奇特以及艺术创造的成功，评论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唐宋诗醇》谓：“只是咏野烧耳，写得如此天听地岐。凭空结撰，心花怒生。”程学恂谓：“此诗极意侈张，满眼采缋。然其意旨却自清绝，无些子模糊。”^[33]

与韩愈诗的气势雄壮相比，孟郊诗则显得寒瘦枯槁，气势微弱。翁方纲谓：“酸寒幽涩，令人不忍卒读。”^[34]这是读孟郊诗的真切感受。歌德曾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35]由于生活的困顿与遭遇的不幸，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一生的孟郊，未能形成如韩愈那样“雄伟的人格”，因此，诗中经常流露出酸寒凄楚的情态。“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生活困顿不堪，使他心情苦楚，不时唱着苦涩的歌曲。“寄泣须寄黄河泉，此中怨声流彻天。愁人独有夜灯见，一纸乡书泪滴穿。”（《闻夜啼赠刘正元》）他以凄楚、哀怨、悲凉的调子，写出了强烈的思乡情绪。“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答友人赠炭》）他以真切的感受，写出了对友人赠炭的感激之情。没有窘迫的苦痛生活的经历，是写不出这类生动诗句的。孟郊在许多诗中，都以凄楚悲凉的调子，谱写着生活中的痛苦与辛酸：

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

三旬九过饮，每食惟旧贫。

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

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

——《长安羁旅行》

朔风激秦树，贱子风中泣。

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

长安十二衢，投树鸟亦急。

高阁何人家，笙篁正喧吸。

——《长安道》(www.xing528.com)

少年出门将诉谁，川无梁兮路无歧。一闻陌上苦寒奏，使我伫立惊且悲。

君今得意厌粱肉，岂复念我贫贱时。

——《出门行》

这些诗是他一生痛苦心态的必然表现，他反复吟咏着自己的悲苦与愁肠，并在与富人生活的强烈对比中，揭示世态炎凉的情景，加强抒情诗的艺术表现力。然而他既没有韩愈那样的生活经历，又缺乏韩愈那样的胸襟与气魄，因此只能低吟凄楚哀怨的悲歌，而没有韩诗那种雄壮高亢的歌声。

第二，韩诗如急流奔注，一气而下，气象开阔，显示了诗人纵横恣肆的才气；孟诗如茧中抽丝，又细又慢，锻炼凝涩，表现了诗人思想深邃的特色。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放在散文创作上，仅仅是“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罢了。他创造性地把古文的结构、章法、句式用在诗歌创作上，又因其才大气雄，感情充沛，写诗时洋洋洒洒，自成绝妙的篇章。赵翼云：“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36]他写诗强调“文从字顺”，故其诗恣肆流畅；因其才力“雄厚博大”，故其诗气象开阔而又能一气奔注。

韩诗之所以能一气奔注，还在于他写诗前，已作了充分的酝酿与准备，有成竹在胸，故挥毫时，犹如箭在弦上，不可不发了。韩愈在《雉带箭》中说：“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生动地写出了将军的武艺高强，赞扬他超绝的射箭技艺。其实，他写诗何尝又不如此呢？顾嗣立云：“公盖示人以运笔作文之法也。”程学恂曰：“二句写射之妙处，全在未射时，是能于空处得神。即古今作诗文之妙，亦只在空处著笔，此可作口诀读。”^[37]沈德潜曰：“李将军度不中不发，发必应弦而倒，审量于未弯弓之先。此矜惜于已弯弓之候，总不肯轻见其技也。作诗作文，亦须得此意。”^[38]韩诗深得此法，诗意酝酿于未落笔之前，故提笔写诗时，诗情如急流奔注。又因其才气纵横，恣肆挥洒，故其诗能“字向纸上皆轩昂”（《卢郎中云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所谓“韩诗如高山乔岳，无不包孕，洪波巨浸，莫可端倪”^[39]。“兼有清妙、雄伟、磊砢三种笔意。”“纷红骇绿，韩退之之诗境也。”^[40]如此等等，质之韩诗，不为过誉。虽然他写诗时，才气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然不免过分恃才，翻空出奇，难免“以才学为诗”之讥。

孟郊以诗为生命，他把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他一生苦吟不辍，以求精警凝练。“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在这一首诗中，真实地记录了他彻夜苦吟、直令鬼神发愁的情形。他为吟诗而“心与身为仇”，硬是跟自己过不去，经过反复认真地推敲，直到他自己最后完全满意为止。他在《劝善吟》中还说：“天疾难自医，诗僻将何攻！”“诗僻”即“诗癖”，谓作诗苦吟已成癖好也。诗人言苦吟推敲已成为天疾，无可救药，可见他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达到了何等狂热的地步。“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老恨》）他年老孤苦伶仃，诗人不为人理解，诗歌因无人抄写而散佚，他精神是何等痛苦。这种始终不渝的苦吟，形成凝练枯涩的诗歌风格。

由于孟郊坚持苦吟，写诗时能够反复推敲与锤炼，因而诗的艺术表现力极强，处处显示着精警凝练的艺术特点。但在颇显诗人的艺术功力之外，诗人的才气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且不免流露出斧凿的痕迹。因此，其诗既缺乏浑然天成的优美意境，又缺少韵味天然的不可凑泊之句。尽管是“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然也难免“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錍，竟日持空螯”^[41]的感受。

三

韩愈、孟郊两人诗风格之不同，除了他们生活环境、创作道路、艺术修养、个人气质等不同外，与他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不同的心理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诸如创作欲望与情绪、构思之特点、艺术想像飞驰的意向、语言的组合与锤炼，如此等等，形成了他们各自诗歌创作上鲜明的个性特征。

首先，韩、孟两人写诗时情绪不同：韩愈写诗时，往往是情绪激奋昂扬，故能酣畅淋漓地抒发其雄豪之气；孟郊写诗时，感情抑郁低沉，其思绪如茧抽丝，仔细吟味生活经历的苦难与艰辛。“盖东野之思沈郁，故时见危苦之音。昌黎之兴激昂，故时见雄豪之气。”^[42]可谓一语破的。

如上所述，孟郊一生生活艰辛困顿，而又以诗为生命，故经常借诗倾吐生活的苦水：“大海亦有涯，高山亦有岑。沉忧独无极，尘泪互盈襟！”（《病客吟》）他写诗时，情绪是抑郁而低沉的，他把亲身经历的苦难、生活的感受，经过仔细冷静的咀嚼、体味、推敲，写出足以表达感情微波的动人诗篇。《落第》、《再下第》、《下第东归留别长安知己》、《下第东南行》、《叹命》等，反复吟咏在科场不得志的苦闷与牢骚，感情低沉而抑郁，充满了压抑感。《秋怀十五首》，反复吟唱生活的艰辛与苦痛，抒发抑郁而凄凉的情怀。《杏殇九首》，写他年老殇子的悲痛。《结交》、《择友》等诗，如同压缩饼干一样，兴象被删削到最低限度，几乎成了枯瘦的理性的阐发。这都足以说明他写诗的冷静与沉思。

韩愈雄心勃勃，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大的作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但他的理想难免跟现实发生碰撞，这就激起他感情的巨大波澜。“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上云阙，辞家逐秋蓬。”（《赠族侄》）“报国心皎洁，念时涕錎澜。……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龊龊》）“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入关咏马》）他虽然在仕进的道路上曾遭受种种挫折，但情绪始终是昂扬乐观的，其雄豪之气不减。“违忧怀患性匪他，凌风一举君谓何！”（《鸣雁》）“我鳞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风波无所苦，还作鲸鹏游。”（《海水》）他在“违忧怀患”、路遇风波时，毫不退缩和畏惧，而是充满了进取与希望，仍然气势轩举。高涨的情绪，敏捷的诗思，逼着他提起笔来，记录他胸中吐出的色色珠玉。故能手不停辍，一气呵成，写出气势雄豪感情酣畅的诗篇。

其次，孟郊在构思时以奇巧取胜，喜用巧妙的比喻，故其诗含蓄凝练，往往以少胜多；韩愈在构思时以奇特见长，又善于铺陈，故能以篇丰意富取胜。

韩愈赞扬孟郊的诗时说：“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诗》）在诗歌创作上，孟郊确实能够“背时利”，不趋时，孜孜以求诗的艺术表现力，而巧确实是孟郊诗的重要特点。他的诗在构思上能够独辟蹊径，以巧思取胜。在《看花五首》中，他不仅把芍药比做娇艳无比的女郎：“温柔一同女，红笑笑不休。”如同“月娥双双下，楚艳枝枝浮”。而且因为芍药这位女郎的娇艳，以致男子自惭形秽，不敢向她求恋：“芍药谁为婿，人人不敢来。”他还特意写了芍药的多情：“余花欲谁待，惟待炼郎过。”总之，别人以花喻美人，东野则不特以美人喻花，并且写了人与花之间情深弥笃的恋爱，可谓精思殚虑，出奇制胜了。类似奇巧的构思，在孟郊诗集中是颇多的：“愁环在我肠，宛转终无端。”（《路病》）他比喻愁闷之无穷无尽，萦绕胸怀，用了“愁环”，形象而鲜明。写因猿的哀鸣而引起无限愁思：“时闻丧侣猿，一叫千愁并。”（《下第东南行》）“丧侣猿”三字令人深思。写人吃人的社会现实以及诗人的愤激之情：“饥鸟夜相啄，疮声互悲鸣！冰肠一直刀，天杀无曲情！”（《饥雪吟》）意丰而辞约，不能不归功于诗人构思的精巧。“疮声”而“悲鸣”，就足以使你拍案叫绝了。“饥犬錏枯骨，自吃馋饥涎。”（《偷诗》）这令人战栗的诗句，其实是比喻他写诗的。如此等等，都显示出他写诗构思的巧妙，如此才写出内容深沉、语言精警，能引起读者深思并反复玩味的众多诗篇。

韩愈却善于铺陈，能把颇为奇特的情思，表现得痛快淋漓。譬如《醉留东野》，就设想奇特，造语新警，将他对孟郊倾倒之至与友谊之笃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粗粗莽莽，肆口道出，一种真意，亦自可喜”^[43]。《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云：“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太白山高三百里，负雪崔嵬插花里。玉山前却不复来，曲江汀滢水平杯。我时相思不觉一回首，天门九扇相当开。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既以铺叙描写了曲江荷花之盛，又通过奇特的想像，写出了对卢给事的相思之情。“太白山高三百里，负雪崔嵬插花里。”两句写太白雪峰倒映荷花池中，异样精彩。翁方纲曰：“作水景，偏说山；作夏景，偏说雪，此大手笔，古今寡二。”^[44]《李花二首》、《李花赠张十一署》、《听颖师弹琴》、《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都能把奇特的情思，表现得酣畅淋漓。

第三，韩愈、孟郊的诗都有着丰富的想像力，诗中的意象与词句都很奇怪，而韩愈尤为突出。

韩愈写诗，总是飞驰着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普普通通的事物在他想像力的驱使下，出现了异常惊人的怪怪奇奇的诗的意象。所谓“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调张籍》），令人击节赞赏。譬如《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无非是写一条藤杖而已，然而这条藤杖在他的笔下，却放出异样光彩，其来源就令人惊叹不已：“共传滇神出水献，赤龙拔须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极睡所遗。”它哪里是条藤杖，竟是滇水之神特意拔下赤龙的一根胡须来献的，这根胡须血淋淋的，或者是给太阳神赶车的羲和扔下的一条火鞭，想像多么怪奇，这不过是为了写藤杖的赤红神异。“归来捧赠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照眼倚牖户，飞电着壁搜蛟螭。”这条藤杖竟有如此光彩夺目的景象。他在《辛卯年雪》中写道：“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幡旗。白帝盛羽卫，錐錐振羽衣。白霓先启途，从以万玉妃。”你看，雪花像龙凤一样在空中飞舞，雪的海洋，雪的波涛。白帝带着那么多卫士，都抖着羽衣。前面有仪仗队打着白旗开道，神仙带着白衣仙女下界，千千万万的玉妃飘然而下。通过丰富的想像，把常见的大雪，写得美丽而奇特。《杂诗》则以游仙的笔调，写了另一种神奇的境界：“独携无言子，共升昆仑颠。长风飘襟裙，遂起飞高园。下视禹九州，一尘集毫端。游戏未云几，下已亿万年……慷慨为悲咤，泪如九河翻。”

韩愈善写怪奇的意象，以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在《答道士寄树鸡》中写道：“烦君自入华阴洞，直割乖龙左耳来。”树鸡就是木耳，诗人却把它比做仙洞乖龙的左耳，想像奇特，比喻怪巧。类似怪奇的意象颇多：“鸱枭啄母脑，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时，坼裂肠与肝。”（《孟东野失子》）“浩态狂香昔未逢。”（《芍药》）“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这些诗诚如他自己说的：“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言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归彭城》）

孟郊的诗，也发挥了极丰富的艺术想像力。然而他的想像不在于上天入地与鬼神怪异，而在于写平平实实的现实对象时，奇突不平，非同凡响，表现出想像力的奇特与奇异。如表现离愁别绪的《古离别》：“春芳役双眼，春色柔四肢。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意谓应接不暇的春花使双眼如服苦役，浓如美酒的春色，把人的四肢都熏得酥软了。这浓重的别愁离绪，原来是千条万条杨柳枝织成的。诗人用迷人的春色衬托离人的别愁离绪，这司空见惯的表现手法却写得如此别致，如此深刻，令人久久难忘。“书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归信吟》）寄书却写得如此情真，从她失魂落魄的神态，表现出对丈夫的深厚感情。诗人写得富于雕塑感，给人以立体的印象。“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去芙蓉花，今年为谁死。”（《古怨》）以能否使芙蓉花激动而死，来检验谁的情真，想像可谓出奇。“路喜到江尽，江上又通舟。……愿为驭者手，与郎回马头。”（《车遥遥》）希望行人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早日返回，偏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希望变为驭者的手，强行拉回情人的马头。如此奇思妙想，真亏他想得出。他往往站在主人公立场，设身处地地想像他们的思想活动，写出最足以表现他们情思的感情与场景，通过极丰富的艺术想像，提高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

孟郊还善于锤炼诗的意境，创造富于艺术魅力、能启迪读者欣赏趣味、调动读者欣赏再创造的艺术境界。“佞是福本身，忠是丧己源……日影不入地，下埋冤死魂。”（《吊比干墓》）前者是就忠佞的结果说的，是愤激语；后二句谓阳光照不到地下，只好千古沉冤于九泉。令人深思。“道路如抽茧，宛转羁肠繁。”（《出东门》）“楚泪滴章句，京尘染衣裳。”（《张徐州席送秀才》）这些诗句想像力丰富而构思奇特，在精警凝练之中，表现了丰富的感情，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在创造优美的意境时，诗人还特别注意炼字，找寻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譬如《送从舅端适楚地》云：“羽扇扫轻汗，布帆筛细风。江波折菡萏，岸影泊梧桐。”“扫”、“筛”、“折”、“泊”，都是经过仔细筛选，认真推敲的字眼，很值得我们仔细欣赏玩味的。

第四，孟郊善于炼句，诗人借比喻或象喻，构成生动的意象，但往往整体形象不够鲜明。韩愈也注意锤字炼句，而诗的整体形象鲜明，这一点似高于孟诗。

孟郊的诗句是十分精炼的，还有许多哲理名言，甚至有些诗整首都是由哲理性的句子组成的，充满了理性，但视其全诗形象却是不够鲜明的。如《静女吟》、《审交》、《寓言》、《劝学》、《达士》、《劝友》等。如《达士》：“四时如逝水，百川皆东波。青春去不还，白发镊更多。达人识元气，变愁为高歌。倾产取一醉，富者奈贫何。君看土中宅，富贵无偏颇。”前四句写时光已逝，中间四句写及时行乐，末两句颇为精警，即死后无所谓富贵贫贱，有讽世之意。但全诗平平，形象不够鲜明。

孟郊用了许多排比句式，以加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古若不置兵，天下无战争；古若不置名，道路无欹倾。太行耸巍峨，是天产不平；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自叹》）“我愿分众泉，清浊各异渠；我愿分众巢，枭鸾相远居。”（《湘弦怨》）“花婵娟，泛春泉；竹婵娟，笼晓烟；妓婵娟，不长妍；月婵娟，真可怜！”（《婵娟篇》）余如《寓言》、《感兴》、《闻砧》、《求友》、《隐士》等等，都用了排句形式，抒发个人强烈的感情。

孟郊还用许多相似的句式：“朝思除国仇，暮思除国仇。”（《百忧》）“探春不为桑，探春不为麦。”（《长安早春》）“终是君子材，还思君子识。”（《衰松》）诗人还把一些散文的结构与句式用在诗中：“朝向公卿说，暮向公卿说。……一说清錑竹，二说变錑谷。三说四说时，寒花拆寒木。”（《投所知》）总之，孟郊在比喻象喻的运用上，在诗句的锤炼上，用力颇勤，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而从诗的整体说，却缺少浑然一体的生动和鲜明的形象。

韩愈也很注意诗句的锤炼，他在务去陈言、力求创新的思想指导下，从用字到句式都下了一番功夫，有许多个人独特的地方。他为了协韵或炫耀博学，在诗中用了许多怪字僻字，《赠张籍》、《赠刘师服》、《月蚀诗》，都用了许多生僻的字；为了表现奇崛的诗风，他用了拗句或互易句式，前者如“有穷者孟郊”（《荐士》）。后者如“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其实是“可怜岭猿兼越鸟，今日同听不知愁”的互易；为了加强诗的表现力，也用了排句，如《双鸟诗》中“不停两鸟鸣”曾以排句形式出现四次；为了诗歌的流畅，用了好多散文句式，如《忽忽》、《嗟哉董生行》、《南山》等，但他没有仅仅停留在个别诗句的推敲锤炼上，与孟郊相比，他更重视整首诗的艺术构思。因此他的诗大部分浑然一体，形象鲜明，较少可以句摘字赏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