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柳宗元五言古诗研究结果

第一节　韦应物柳宗元的五言古诗

韦应物与柳宗元是中唐时期两位著名的诗人，但由于两人相差三十六岁，且没有直接的交往，因此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将他们相提并论。但韦、柳生活道路、审美情趣以及诗歌的艺术风格，很有些相似之处。虽然这种相似并非相互学习或影响所致，但仍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先将韦、柳并提的，是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他说：“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1]

从苏轼以后，诗论家一直将韦、柳并称，论其高下；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较其优长。可见，关于韦、柳诗的品评，仍是一桩未了的公案。

韦、柳之所以并称，是因为他们在创作上远绍陶、谢，近承王、孟，其五言古诗又能自成一家、各立门户的缘故。韦应物五言古诗极受论者的重视。白居易说：苏州“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2]。苏轼云：“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3]葛立方云：韦苏州“五字句则超然出于畦径之外”^[4]。柳宗元的五言古诗，也受到论者交口称赞。杨万里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5]姚莹云：“《史》洁《骚》幽并有神，柳州高咏绝嶙峋。”^[6]虽然五言古诗不足以概括他们诗歌创作的成就，在韦、柳诗集中，都有五绝、五律、七绝、七律以及七言歌行，其中不乏千古传诵的名作，譬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柳宗元的《江雪》等，他们五言古诗以外的诗歌，无论思想与艺术，都有极大的创获，因此，以五言古诗概括韦、柳诗歌创作的成就，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弊，且五古并称主要是就其艺术风格而言的。诚然，诗的艺术性是极重要的，但总不免有重艺术轻思想之嫌，虽然如此，但韦、柳的五言古诗，毕竟在其整个创作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些诗为他们在文学史上，争得了重要的地盘，是一向谈论的热门话题。因此，我们仍有比较研究的必要。

一

韦应物一生由豪侠公子走向文人学士，由三卫郎做到大州刺史，做官虽不算显达，然官运尚可，总是逐步升迁的，自无迁谪之怨；他做官勤慎爱民，以清廉正直见称，加之生性恬淡，自无躁进之心，更不会刻剥人民以取宠；他对当时社会前景缺乏足够的希望和信心，因此隐退思想时隐时显。诗如其人，兼之学陶，故其诗在古朴疏淡之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感情。他面对这没有生气的社会，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淡淡的图画。在澄澹的胸怀抒写中，表现了诗人高洁的情操。

柳宗元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后参加了王叔文革新集团与著名的永贞革新。王叔文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达十年之久，调京后又被贬为柳州刺史。他抱着改革弊政的良好愿望，因参加永贞革新而受挫，遭贬达十五年之久，直到死也未能回到朝中，故其一生备受压抑，饱含迁谪之怨，虽借山水以寄情，感情仍很峻切。尽管他外表有时候显得恬淡，经常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颇为潇洒，然胸中郁勃之情时有流露，因此他的诗有着峻峭的特色。

如上所述，韦应物与柳宗元经历过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因此，他们虽然都有过离尘、隐居田园的感情流露，然却有着质的不同。韦应物性格恬淡，且对社会前途失掉信心，他每每流露出归隐田园的思想：“岂恋腰间绶，如彼笼中禽”（《雨夜宿清都观》），“方愿沮溺耕，淡泊守田庐”（《秋郊作》），都是仕与隐矛盾心情的真实流露。他在《寄李儋元锡》中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他对做官实在有点疲惫和愧疚的心理。柳宗元满腹牢骚与幽怨，他的乐水乐山，其实是想缓解冲淡抑郁不平的心情。换言之，韦应物的冲淡，大半出于天性，因而表里一致；柳宗元的恬淡，却是压抑着的牢愁。“按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这才是他的真实感情。“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7]这种幽怨的悲音，是柳宗元诗的基调。因此，他的诗往往在平淡的画面中，就不免露出圭角。

二

韦、柳并称，是因为他们诗的风格相近。韦应物、柳宗元的五言古诗，文字浑朴，内涵丰富，在平淡的文字里蕴含着深厚的感情。诗中的感情不是汹涌澎湃，一泻千里，而是沁人心田，朴质的文字却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感染力。刘长卿《别严士元》诗云：“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用这联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来喻韦、柳诗的艺术感染力与潜移默化的作用，倒是十分恰切的。他们的诗，的确像湿衣的细雨，落地的闲花，在看不见听不着中，起着感情的渗透作用。因此，韦、柳的诗表现出很强的冲淡美，其诗风接近陶渊明与谢灵运。他们都有着类似和接近陶、谢的生活道路与思想感情，有着相近的审美情趣。他们在政治上失意后，逐渐接近田园和山水，借以消散郁勃不平的情怀。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社会理想淡漠了，对个人前途也不再起劲地追求，过着恬淡萧散的生活。永贞革新失败的严重打击，给柳宗元心灵上留下了很重的创伤，他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徜徉山水，借以消散心中的苦闷和郁结，写了一些反映恬静闲适生活的诗篇。韦应物居官虽有升迁，但对社会前途并不那么乐观。比起天宝年间，缺少那种强大统一和繁荣的社会景象。在他晚年，社会的活力对他很少刺激，他不免沉默了。《唐诗纪事》谓：“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惟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列，与之酬唱。”这种恬淡寡欲的生活，直接影响着他的诗风。

虽然韦、柳诗风格相近，文学史家也往往将其并称。然因其生活经历与审美情趣的不同，他们的诗仍有着不同的艺术特色与个性特征。

首先，韦应物、柳宗元的个性有清旷与幽怨之分。“风格即人”，由于诗人的个性不同，他们的诗必然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

韦应物由豪侠公子走向文人学士，由三卫郎到做州郡刺史，他的个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变化是由彻底反省已往的荒唐行为，并对自己处处进行严格要求完成的。他立志要做清官，要为地方上扎扎实实地做点实事。他用儒家的民本思想检束自己的行为，他经常慎独内省，反躬自问，总觉得自己未能尽到地方官安抚黎民的义务，表现出内心的愧疚与坦诚。他又一向淡薄名利，把世事看开了，因此其性格有旷达的一面。欲做清官而又性格旷达，这表现在诗中，就有清旷的一面。“闲门荫堤柳，秋渠含夕清。微风送荷气，坐客散尘缨。守默共无吝，抱冲俱寡营。良时颇高会，琴酌共开情。”（《与韩库部会王祠曹宅作》）以清秀的氛围托出诗人冲淡寡欲的胸怀，刻画了诗人恬淡自适的心境。性格旷达而又能心与境偕，这种谐调的情景经常流露笔端。

他把生活的贫富、官场的沉浮看得很淡，在名利追逐的官场却能清心寡欲，恬淡自适，不为外物所动。这种澄澈清莹的胸怀，以之处世，自然心旷神怡，因此其诗也充分地表现出清旷的个性特色。

与韦应物相比，“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沉至语少也”^[8]。他因革新受挫而遭贬，怀抱利器而不得用，空怀报国之心、救世之志，眼看大唐帝国如日落西山，不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被贬谪遐荒，不免为屈子之幽怨，这种幽怨情绪在诗中时有流露。“去国魂已逝，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南涧中题》）“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纠结良可解，纡郁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罔非所欣。”（《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诗人经常是心情郁结，眉含幽怨，所谓“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9]。“愚溪诗思本清和，迁谪余生幽怨多”^[10]，可谓的评。“幽怨多”的确是柳诗的重要特色。

其次，韦、柳的五言古诗，有擅长写景与专注抒情之别。韦应物善于抒情，其诗极含蓄委婉之致。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他曾写过十九首不同形式的悼亡诗，以见他对妻子感情的深挚；他写过许多怀念兄弟的诗篇，以见他友于之情深重；他写过许多怀友伤逝之作，以见他与友交往之情笃；就是在酬宾宴友送往迎来的酬应诗中，也处处流注着恳挚的感情。而在情感的表达上又各具特色：《对芳树》一诗深寓物是人非的感慨，并以物的无情反衬自己的深情，以见思念妻子弥笃；在《寄全椒山中道士》中，诗人将感情的各种跳荡与反复埋在字里行间，在疏宕淡远的景象中蕴藏着深厚的感情；《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中，诗人以含蓄的笔调，有意遮掩自己过分哀伤的感情，表面平淡，内蕴深厚。当然，他的五言古诗多为山水诗，他的山水诗也是以抒情为主的，所谓“诗境澄涵善绘情”是也^[11]。他在诗中写景，往往是为自己抒情创造氛围，或者作为抒情的陪衬，集中多情景交融之作，如《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写诗人离思念远的强烈情绪，有浓烈的主观抒情意味，通过凄迷景色的描写与氛围的渲染，诗人将其思念亲故的情思，写得深沉而含蓄，有缥缈悠远之致。(www.xing528.com)

柳宗元善于写景，他的许多五言古诗，都是以写景为主，情寓景中。虽然一切写景都是为了抒情，然好多写景之作，诗人意绪深藏，感情并不外露。《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秋晓行南谷经荒村》，或写清幽之景，或着清淡之色，或绘凄清的画面，情景宛然，峻洁雅致。《芙蓉亭》、《梅雨》、《法华寺西亭夜饮》等，写景都颇具特色。《苦竹桥》开头写危桥处于苦竹缭绕的环境之中，突出桥的清幽；中间四句写危桥周围的环境清明，静谧幽深；结尾两句感叹桥的处地僻远，几于闲置。全诗着力描写苦竹桥周围的客观景象，在景色描写中，透露出诗人不得志的牢骚与随遇而安的心境。

第三，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韦、柳诗有自然与刻削的不同。王世贞云：“韦左司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柳州刻削虽工，去之稍远。”^[12]吴乔云：“然韦不造作，而柳极锻炼也。”^[13]刘履谓：“子厚之工致，乃不若苏州之萧散自然。”^[14]说韦应物诗“平淡和雅”、“不造作”、“萧散自然”，言其诗在艺术表现上极为自然，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说柳宗元诗“刻削”、“极锻炼”，言其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些斧凿的痕迹。王世贞等人对韦、柳诗的比较，的确抓住了二者的特点。这里必须指出：柳诗的所谓“刻削”、“极锻炼”、“工致”，是与韦诗比较而言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刻削”、“极锻炼”、“工致”。质言之，柳诗在表现出自然的特质中略有刻削，还未达到化境。柳宗元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是极自然的，但比起韦应物来，描写的自然程度未免就差了一点儿，不免露出一丝炉锤之痕，而非有意“刻削”、“锻炼”，以求“工致”。他的诗也不雕琢，还根本没有有意做作之嫌。

谈到诗歌的自然，人们往往想到“自然流出，不假安排”，其实，这只是诗歌艺术的外在表现，是那些在表现上很自然的诗歌给读者的一种感觉，而非诗人创作的实际。诗人的诗歌创作是由刻削而返自然的，自然之境是文字上锻炼的结果，是经过诗人努力达到一种虽锻炼而不见炉锤之迹的艺术境界。它渗透着诗人艰辛创造的心血，而不是随随便便不经意的泼墨涂鸦。“成似容易却艰辛”，对于表现自然的诗歌，实在是不刊之论。柳诗表面上看，也是极自然的，但仔细读来，就感到有一些刻削的意味。譬如《溪居》“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这两句诗实在是皮里阳秋，蕴含着极大的怨愤与不平，明明是欲实现其兼济之志而不可得，却硬说“久为簪组累”；明明是对贬谪充满愤激之情，却偏偏说“幸此南夷谪”。诗人既不愿明明白白地表现他对贬谪的不满情绪，又未能将其不满情绪深藏。一个“幸”字，写出胸中极大的情绪，流露出悻悻然的心情，诗的结尾“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所展示的画面，也不免显出幽怨的色彩。

与柳宗元相比，韦应物诗是极自然的。或抒写淡淡的感情，或勾描淡淡的景色，都是极本色的，诗中表露的是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没有丝毫做作的人为的痕迹。《雨夜感怀》、《经武功旧宅》、《寄全椒山中道士》、《东郊》等，都是表现极自然的诗篇。譬如《东郊》：

吏舍蔨终年，出郊旷清曙。

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

依丛适自憩，缘涧还复去。

微雨霭芳原，春鸠鸣何处？

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

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

显得自然真朴，没有丝毫锤炼的痕迹。

第四，在诗的艺术风格上，韦、柳诗有平淡与奇峭之分。在这方面，历代诗论家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方回云：“韦诗淡而缓，柳诗峭而劲。”^[15]沈德潜云：“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16]王士祯云：“韦苏州古澹，柳柳州峻洁。”^[17]说韦诗“淡而缓”、“冲和”、“古澹”，言其主观色彩很淡，诗人的意绪在诗中表现不够浓郁，从而形成一种平淡的艺术风格，能在平实的文字里表达深邃的诗意，在淡淡的情思中，蕴含隽永的诗味，使诗平实淡雅而深厚。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孟浩然诗时说：“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18]如果用这段话评论韦诗，也是十分恰当的。历代诗论家对韦应物这种平淡的诗风，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沈德潜谓：“韦诗至处，每在淡然无意，所谓天籁也。”^[19]言其诗无意追求真至的境界却确实达到了真至的境界，这是非人工所及的天籁。翁方纲说：“其奇妙全在淡处，实无迹可求”^[20]，言其奇妙处着色很淡，没有一点人为的痕迹。《幽居》、《郊居言志》、《夏景端居即事》、《始至郡》等，都是平淡的风格，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柳诗“峭而劲”、“峻洁”，或谓“孤峭”^[21]、“绝嶙峋”，言其主观色彩很浓，诗人的主观感受在诗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诗人极力追求想像的奇特与文字表现的峭拔，构成奇峭的风格。如“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负弩啼寒苨，鸣枪惊夜萙。”（《答刘连州邦字》）“笙簧潭际起，鹳鹤云间舞。……幽岩画屏倚，新月玉钩吐。”（《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诗人以比喻、夸张、词序颠倒以至文字的怪异，使诗锋棱毕现，给人以陡峭的感觉。又如：“丹霞冠其颠，想像凌虚游。灵境不可状，鬼工谅难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界围岩水帘》）诗人想像力丰富奇特，使诗奇丽工壮。如此等等，都表现出柳诗奇峭的风格特征。总之，“柳构思精严，韦出手稍易”^[22]。使其诗各具风姿。虽然如此，韦、柳诗风格毕竟相近，明代王祎用“温丽清深”四个字概括韦、柳诗的特点，并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譬如芙蓉出水，污泥不染，而姿态婉然，如春莺出谷，音韵围软，而自谐律吕。”^[23]如果对韦、柳诗存异求同，这个评价也是不错的。

第五，从诗歌的艺术渊源说，韦、柳诗有承陶与承谢的区别。韦承陶，他自己说：“慕陶真可庶”（《东郊》），论者无异议；柳诗虽有学陶之处，但他受谢灵运诗歌的影响更深。

以性格言，陶渊明恬淡、刚直，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挂冠归去。韦应物处世平和，无躁进之心，为人刚直，做官清廉，不为蝇营狗苟之事。以诗歌言，他的五言古诗，多有逼肖渊明之处。如《效陶彭泽》、《与友生野饮效陶体》、《观田家》等。《幽居》写罢官归隐的生活情趣，诗中描绘了一个悠闲宁静的境界，反映了诗人幽居独处、知足保和的平静心态，流露出远离嚣尘、超然物外、消极避世的思想。在质朴的抒情中，微含愤世嫉俗的感喟，其风格颇近陶诗。何元明谓：“左司性情闲远，最近风雅，其恬淡之趣，不减陶靖节。”^[24]其说极是。谢灵运因政治上不得志而寄情山水，大写模山范水之诗；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而遭贬，他借山水景物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怀。虽然谢、柳的政治品格有着极大的不同，但从政治失意上说却如出一辙。从诗的渊源说，柳宗元受谢灵运的影响极深。柳诗虽有极似陶渊明者，所谓“《饮酒诗》绝似渊明”，“《田家诗》‘鸡鸣村巷白’云云，又‘里胥夜经过’云云，绝有渊明风味”^[25]。然纵观全集，他受谢灵运的影响比受渊明诗的影响为深。谢诗往往是用叙事—写景—说理这样一个比较刻板的结构，而且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柳诗则用叙事—写景—抒情的结构方式，其结尾抒情往往含有说理的成分。在结构上分明留有脱胎谢诗的痕迹。譬如为诗论家所激赏的《南涧中题》即是。“秋风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此诗首二句写秋日中午独游南涧，中间六句写在萧瑟的秋风中，林影摇动，因景色优美而忘记疲劳；后八句抒情。“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两句，有一定的说理成分。诗的结构是三段式：叙事—写景—抒情（兼有说理成分）。这种结构，与谢灵运诗的结构极为相似。从诗的意境说，柳宗元的五言古诗，构思精密，着力于字句的选择与锻炼，善于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深沉的感情，这一点也受谢灵运的影响较深。王达津先生说：“他的山水诗峭拔处倒似大谢。……而艺术造诣最高的山水诗，也未能忘记政治，清澄深远中含有峭拔，简古淡泊中深蕴着忧愤。”^[26]他诗中某些精工的偶句，也极像谢灵运，古人业已指出：“‘平野青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岣嵝岭’，‘菡萏溢嘉色，芞蒨遗清斑’，又‘雾暗水连阶，月色花覆牖’，其句律全似谢临川。”^[27]总之，柳宗元五言古诗的结构、意境、句式、刻画山水诗的细致作风以及诗中不时流露的愤激情绪，都与谢诗有神似逼肖之处。另外，柳宗元多铺叙写景之作，盖学大谢。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有着极细腻的写景：“阳讶垂冰，白日惊雷雨。……古苔凝青枝，阴草湿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砾沉珠渊，锵鸣捐佩蒲。……夜凉星满川，忽疑眠洞府。”此诗确像谢灵运的诗风，而没有雕琢气息和玄言尾巴，直可驾大谢而上之了。这说明柳宗元对谢灵运的诗是批判地学习，而不是刻意地模仿，因此取得了很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