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李诗影响不及杜诗之原因探讨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77]这万丈长之光焰，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久而不衰。李白诗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型，杜甫诗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他们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至极则，允为双峰对峙之巍峨高峰，不应有所轩轾。然在实际上，诗论家因其审美情趣与艺术爱好的不同，往往轩此而轾彼；而在实际影响上，李诗远不及杜诗之广泛而深远，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可否认。杜诗研究者甚夥，宋代以来，注家蜂起，当时就有千家注杜之说，历元、明而不衰，清代注杜者更有朱鹤龄、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杨伦等。就成就说，对典故之搜讨、诗意之发明、笺评之精审，详备精核。现代研究杜诗者有增无减，解放后对杜诗的研究探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可谓盛况空前。与历代杜诗研究的盛况相比，李诗的研究则不免有些寂寥：李白诗的注本，只有杨齐贤、萧士
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胡震亨的《李诗通》、王琦的《李太白全集辑注》三种而已。王琦注李诗用力甚勤，至今仍不失为权威的本子。然其长处在于典故的搜讨，而对诗义的发明、评笺、编年等，则大都阙如。萧士
曾叹息说：“唐诗大家，数李、杜为称首。古今注杜者号千家，注李诗者曾不一二见，非诗家一欠事欤！”[78]郭沫若也叹息说：“千家注杜，太求甚解。……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79]唐代学杜者就有韩愈、李商隐等人，宋代宗杜而成诗派者有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都极力学杜，成就斐然。元、明、清学杜者也大有人在，往往有逼肖之处。学李者虽也代不乏人，然收效甚微，几无望其项背者。总之，李白对后代诗歌创作发展的影响，远不及杜，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历代学者研究杜甫者多，研究李白者少；其二，历代诗人学杜者多，其成就斐然者，何至一二数，学李诗者少，且鲜有成功者；其三，历代尊杜者多，尊李者少。如此等等，以见李诗影响不及杜诗远甚，原因究竟何在呢？本节试就此作一点检讨。
一
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思想，他很重视诗的言志与教化作用，并在创作上将这种思想一以贯之。这种理论与实践，不仅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赞赏，也被后来的许多诗人视为表率。
我国从秦、汉以来，儒家思想实际处于独尊的地位，是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的官学。信奉儒家思想不仅受到统治者的赞许与表彰，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与赞扬。重视诗的教化作用与功利目的，这是儒家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因此，杜甫的思想与创作实践，有着极丰厚的土壤。他的诗可以衣被百代，垂范千秋。谈到杜甫的思想，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纨
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其实，这只是杜公一时的愤激语，并不是他儒家思想的动摇，更不能视为对儒家思想的叛逆之言。他毕竟是以奉儒守官自豪的，他的思想是儒家的，他的忠君思想与民本思想，表现得十分突出。尽管杜甫也受过儒家以外的思想影响，如老释思想，然仍可以说，他如后来的散文家韩愈一样，实际上也是以儒家的道统自居的。他熟悉儒家的经典，受儒家的诗教影响甚深。在他的诗中，虽不乏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讽刺与抨击，然他攻击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现象，是为正统的封建统治者所难容的东西，是儒家认为不应如此的。这种诗歌，与其说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诅咒，毋宁说是小骂大帮忙。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等，无一不可作如是观。当然，这些诗的客观效果，则另当别论。而且在表现手法上是委婉含蓄的，是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他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抱负，他在《述怀》中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他对唐王朝无限忠诚，对任拾遗感激涕零。他当谏官时，尽心尽职，竭尽忠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对于“马嵬事变”，唐朝大部分诗人都同情杨贵妃而谴责、讽刺唐明皇，杜甫在《北征》中却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如此等等，其思想、言论、行动，都符合儒家的规范。这一点，不但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看中，而且也受到封建文人的重视。宋荦曾说：“昔人诗评：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盖笃论也。”[80]黄子云也说：“孔子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成圣者也，杜陵兼风、骚、汉、魏、六朝，而成诗圣者也。外此若沈、宋、高、岑、王、孟、元、白、韦、柳、温、李、太白、次山、昌黎、昌谷辈，犹圣门之四科，要皆具体而微。向有客问曰：‘盛、中、晚名家不少，而子必以少陵为宗者，何也？’余曰：‘儒家者流，未闻去圣人而谈七十子者也。’”[81]可见杜诗主儒，这在封建社会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是杜诗在中国诗史上千载为圭臬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起杜甫来，李白的思想就较为驳杂。其中自然也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这似乎只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姿态，或者是一种理想与希冀，并非他坚定而单纯的信仰。其实，他对儒家思想并不像杜甫那么看得神圣，相反，他对儒家的弊病则看得较为清晰。《嘲鲁儒》就是对不通世务的儒士的嘲讽，他自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并没有按儒家的思想约束自己的行动，而道家蔑视礼法、权贵以及平交王侯的思想却占了上风。“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他的自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82]这是后人对他的评赞。道家的艺术观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他那纯任自然不事雕饰的诗歌风格，与他行动上的追求自由不受拘束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他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恐怕不仅仅是指诗的语言风格的自然而言的，应该说包含了诗的艺术风格，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诗的艺术风格而言的。他写诗不假思索卒然而成，其风格豪放飘逸等，也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与庄子“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所体现的文艺思想完全一致。
如上所述，杜甫一生的主导思想是信奉儒家思想，李白的主导思想则是道家思想，那么这种信仰与行动在封建社会的价值与地位就有极大的不同。虽然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是儒道互补的，但主导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道家是处于附属或辅助地位，至少可以说，它不能与儒家相提并论。这不仅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之道的招牌从来打的都是儒家的，而且在事实上也确以儒家为正宗。特别是宋朝以后，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专制统治，儒家思想又处于独尊的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诗歌创作的思想也未能例外。宋元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严重地摧残和扼杀诗人的个性，而艺术个性突出的李白，虽然还不是攻击的矢的，但却遭到了相当的抑制。因此，杜甫就自然成为正统的受人尊敬的以至顶礼膜拜的“诗圣”，他的诗就被当然地视作诗歌创作的光辉典范。李白由于天才的创造，其诗歌取得了光辉的艺术成就，自然也受到后代诗人的钦佩与敬仰，谁也不敢轻易地说三道四，但他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才，不如杜甫那样令人感到亲切而伟大。
二
皇帝是封建社会政治核心人物，有着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利。他君临天下，谁敢不尊？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君权，强化封建专制主义，忠君思想就必然成为封建统治者及其奴才大力宣扬的思想。诗人杜甫，则被后代一些文人视为忠君的典范加以宣扬，这就拔高了他在封建伦理道德上的地位，给他披上了一件颇为灿烂的耀人眼目的外衣，有了某种程度的神圣色彩。杜甫本来就有些忠君爱民思想，这一思想的主导面是积极的，是忧国忧民的。然唐代以后的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却特意强调他的忠君思想。宋人尊杜，往往将其诗中表现出的某些忠君思想极端化和偶像化，从伦理道德上将他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诸如：“工部之诗……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83]“杜子美爱君之意，出于天性，非他人所能及。”[84]甚而不顾事实地夸张说：“无一篇不寓尊君之意”，“如少陵之诗而得其为忠”[85]。颂扬他“忠恪爱君”[86]。清代的沈德潜则说：“一饭未尝忘君，其忠孝与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寻常诗人例之。”[87]如此等等，人民诗人，则被歪曲成恪守忠君思想的所谓“诗圣”，岂不殆哉？由于忠君思想是封建社会提倡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未能逃脱忠君思想的藩篱，他们对有忠君思想的人倍加敬仰，而对其敬仰的人也誉之为有忠君思想，自己也往往以有忠君思想自诩，追求功名者更是借自己有忠君思想而自炫自耀。而穷困潦倒，落魄一生，则是封建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因此对杜甫一生的不幸遭遇，则不免感慨系之：“心抱孤忠生已晚”[88]，“贫亦忧时只少陵”[89]。“一生忠义孤吟里，千载凄凉古道傍”[90]。在封建社会，忠君思想同爱国思想往往是相联系的，有时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在民族矛盾激剧的时候，民族英雄与爱国志士，则以保卫王室相号召，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外族的入侵，这时他们的忠君思想与爱国思想合若符节，陆游、文天祥、顾炎武、夏完淳等，都是以共赴王室相号召，从而受到广泛的欢迎。杜甫的忠君思想则被他们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给予高度的评价与赞扬。由于以上诸种原因，杜诗不仅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而且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特别欢迎。
与杜甫相比，李白身上具有的某些离经叛道行为、独立的主观精神，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以及恪守正统思想的人的责难。首先，李白对统治阶级高度藐视，行为狂放不羁，为统治阶级所难容。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赞扬李白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对君主的倨傲行为，统治阶级能优容他么？他动辄以“帝王师”自喻，而在政治上又毫无建树，统治阶级不小觑和厌恶他么？唐宋以来，中国士人往往被压得直不起腰，有几个像李白那样的有傲骨？即令有几个与李白同调的人，也被视为叛逆或不轨。后代帝王缺乏唐代皇帝那样的器量与气魄，岂能容臣下对君王的倨傲？其次，李白有着鲜明的个性，又有极强的主观精神，在封建社会，臣下只有听从，仰承君王鼻息之惟恐不及，哪儿还有主见个性？诗人鲜明的个性，往往被看做对统治阶级的桀骜不驯。第三，李白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在其诗中能充分抒发个人的感想，写出极生动的自我形象，这也受到了非难。如说：“李太白……之诗，如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虽千变万化，而及物之功亦少。……惟杜少陵之诗，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蔼然有忠义之气，后之作者，未有加焉。”[91]强调诗的及物之功而否定其鲜明的形象，在强调文学对封建统治的功利声中，李白的诗却遭到了冷遇。第四，李白从璘，虽出于捍卫王室平定叛乱的至诚，李璘败后却被流放，做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这也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所诟病。如此等等，李白在封建统治者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就远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了。
后代诗论家在对李杜诗的评价中，往往首先比较其思想内容，因杜诗含有忠君思想而特别予以褒扬，同时也将李白思想进行歪曲贬抑。陈辅之云：“柳迁南荒有云：‘愁向公筵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太白云：‘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皆褊忮躁辞，非畎亩
之义。’杜诗云：‘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愁来有江水，焉得北之朝。’其赋张曲江云：‘归老守故林，恋阙悄延颈。’乃心王室可知。”[92]他对李白的贬抑，比较含蓄，也还算客气。刘定之对李白的贬抑，十分直露，是很不客气的大张挞伐了。他说：“以诗言，杜比迹于李；以文言，柳差肩于韩。而以人而言，则杜韩阳淑，李柳阴慝，如冰炭异冷热、薰莸殊芳臭矣。子美当安史作乱时，徒步从肃宗，其诗拳拳于君臣之义。太白于其时从永王璘，欲乘危割据江表，叛弃宗社，作《猛虎行》云：‘蚏旌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其辞意视禄山、思明反噬其主，比于刘、项敌国相争，尚安知君臣之大伦欤？”[93]其实，李白《猛虎行》诗中的刘、项是偏义而非并列，诗人是说刘邦之存亡在于张良这样的谋士、韩信这样的武将。“张良未遇韩信贫”显喻唐王朝在平叛斗争中，如张良、韩信这样的文臣武将未得其用，何关君臣之伦？阴慝之责，也自然落空了。这说明，杜诗在后代往往有不虞之誉，而李白则经常受到不应有的责难。一褒一贬，使李白和杜甫在人们心目中，出现了很大的差距。究其实，这种差距则往往是人为的、虚拟的，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
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继承来说，李白的天才难以为继，而杜甫却有着得天独厚的际遇与契机。因此，两人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就有很大的悬殊。
盛唐以后，历史上再未出现过与盛唐气象类似的历史现象，诗人缺乏盛唐诗人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缺乏盛唐诗人那种博大宽广的胸襟与豪迈雄壮的气魄，缺乏盛唐诗人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宋、元以后，内忧外患相继出现，诗人献身祖国，注目现实，杜甫关心社稷苍生，以及诗中表现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则是部分诗人效法学习的榜样。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与气质，则往往受到责难。宋人罗大经就说：“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宋人赵次公也说：“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于诗。”[94]据说王安石在论李白诗时，曾很不客气地说：“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95]杜诗的忧国忧民，系于苍生社稷自然是可贵的，值得学习和发扬光大的；李白写花月、草木、酒与妇女，同样有其不可否定的价值：诗人写了那么多光辉而鲜明的妇女形象，诗人借酒，狂傲不羁，蔑视礼法，藐视权贵，“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岂能谴责？诗人描写和歌颂自然，也应得到肯定与重视。诗人李白之所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在于宋元以来中国缺乏浪漫主义赖以存在的丰厚的土壤，苦难的现实再也使诗人无法浪漫下去了，因此对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作了褊狭的理解和评价。
诗人学习写诗，往往都有由学习模仿逐渐达到自成体系独具风格的过程。故古代诗人学诗，往往先向某一名家学习，如学习书法之临帖然。李、杜之诗，自然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作为学诗的范本来说，杜诗比李诗有其优越的得天独厚的地方。李白性格浪漫，天才横溢，其诗绝非仅凭学力可以达到的。清人梁章钜云：“李诗不可不读，而不可遽学。有人问太白诗于李文贞公，公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都飘飘在云霄之上。此人学不得，无其才断不能到。’窃谓太白之神采，必有迥异乎常人者……其人如此，其诗可知，故断非学力所能到。”[96]与李白诗相比，杜甫诗固然不乏天才的发挥，但更多的则是对现实的精细的观察与描写，对诗意的提炼以及在表达上对字句的精心推敲，对前人文化遗产的继承等。所谓“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六）、“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称路十九曹长》），这是他写诗经验的自白。后来学杜的人，又特别强调其“无一字无来处”[97]。可见学杜诗是有章可循的，单凭后天的勤奋努力，庶几可以学到，不像李白写诗如天马行空，“斗酒诗百篇”那是纯天才的表现，叫人何以学起！后人惊叹说：李白天才创造，非后人可以步趋。故学诗的难易不同，也是李白影响不如杜甫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后人有许多剀切的论述：
杜甫之才大而实，李白之才高而虚。杜是建章宫千门万户，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楼手。杜极人工，李纯是气化。[98]
李太白出语皆神仙，由轶尘拔俗之韵得之；杜子美一生寒饿，穷老忠义，由禁雪耐霜之操得之。[99]
太白以天资胜，下笔敏速，时有神来之句，而粗劣浅率处亦在此。少陵以学力胜，下笔精详，无非情挚之词，晦庵称其诗圣亦在此。学少陵而不成者，不失为伯高之谨饬；学太白不成者，不免为季良之画虎。[100]
人工可学，气化何踪？杜甫的“禁雪耐霜之操”之借磨砺而成，李白“轶尘拔俗之韵”则非苦学可以达到的。故施补华说：“然古今学杜者多成就，学李者少成就；圣人有矩詔可循，仙人无踪迹可蹑也。”[101]袁枚则警告说：“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102]胡应麟指出：“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又唐人特长近体，青莲缺焉。故诗流习杜者众也。”[103]以上所说，都是符合实际的经验之谈。惟其杜诗是可学的，追逐杜公者遂多；李诗是不可学的，追随李白者实寡。所以宋人郑蠾就说：“国家追复祖宗成宪，学者以声律相饬。少陵矩范，尤为时尚。”[104]这就比较真实地透露了后人重视杜诗的消息。
李白诗是承前的，他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兼有王、孟、高、岑诗的风格特点：明丽、自然、雄浑、奇峭。在诗歌上独特的天才的创造，使后代诗人望而却步。杜甫诗是启后的，他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他的集大成的诗风，开无数诗歌创作的法门，后代诗人争相学习、仿效。他又处于由盛唐诗风转向中唐诗风的转折期，部分诗歌的散文化与用词的奇崛怪异，不仅是韩孟险怪诗风的先导，并启宋诗的先河。如此等等，后人学杜诗，就成了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四
抑李扬杜，导致大部分诗人向杜诗学习。政治上学习杜诗的结果，诗人确实写出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诗歌。然由于民本思想，其本质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其出发点仍是坚持儒家的诗的教化与功利目的，不可能真正传达出广大人民的心声。
在艺术上学习杜诗的结果，不仅局限了诗人的独创性，取消了诗人的艺术个性，沿着这一条道路走下去，诗歌只能走入陈陈相因的死胡同。
宋元以来的诗人，把李杜诗看成是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他们只能站在诗国巍峨的高山脚下，徒有仰止之情，望洋而兴叹，而无攀登和超越高峰之志，遂使李杜之后再无李杜，这实在是中国诗歌史上的悲剧。这悲剧的形成，自然与李杜高大形象有关，但他们对这悲剧，却是不该负责的。
【注释】
[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372页，中华书局，1983。
[2]郑临川等：《笳吹弦诵传薪录》，第1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5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以上均见《唐诗杂论》，第35页，古籍出版社，1956。
[5]丁福保：《清诗话》，第9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6]何文焕：《历代诗话》，第308页，中华书局，1981。
[7]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413页，中华书局，1983。
[8]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1258页，中华书局，1997。
[9]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006页，中华书局，1983。
[10]胡应麟：《诗薮》，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富寿荪等：《千首唐人绝句》，第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富寿荪等：《千首唐人绝句》，第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丁福保：《清诗话》，第4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5]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第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6]丁福保：《清诗话》，第9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7]胡应麟：《诗薮》，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8]胡应麟：《诗薮》，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9]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409页，中华书局，1981。
[20]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412页，中华书局，1981。
[21]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第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22]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414页，中华书局，1981。
[23]胡震亨：《唐音癸签》，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4]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413页，中华书局，1981。
[25]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420页，中华书局，1981。
[26]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422页，中华书局，1981。
[27]胡震亨：《唐音癸签》，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8]元结等：《唐人选唐诗》，第81页，中华书局，1958。
[29]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3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0]沈德潜：《唐诗别裁》，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58。
[31]钱谦益：《钱注杜诗》，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32]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3]胡应麟：《诗薮》，第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4]沈德潜：《唐诗别裁》，第118页，商务印书馆，1958。
[35]李永祥：《唐人万首绝句选校注》，第4页，齐鲁书社，1995。
[36]胡应麟：《诗薮》，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7]沈德潜：《唐诗别裁》，第116页，商务印书馆，1958。
[38]李云逸：《王昌龄诗注》，第1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9]胡应麟：《诗薮》，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0]胡应麟：《诗薮》，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www.xing528.com)
[4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007页，中华书局，1983。
[42]李永祥：《唐人万首绝句选校注》，第4页，齐鲁书社，1995。
[43]李云逸：《王昌龄诗注》，第2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4]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5]《诗薮》，第1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6]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第18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7]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第18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8]陈沆：《诗比兴笺》，第133页，中华书局，1960。
[49]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第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0]弘历：《御选唐宋诗醇》卷三九，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光绪乙未年。
[51]均见仇兆鳌：《杜诗详注》，第892页，中华书局，1979。
[52]王嗣奭：《杜臆》，第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3]仇兆鳌：《杜诗详注》，第539页，中华书局，1979。按，王嗣奭此条评语，今本《杜臆》失收。
[54]陈伯海：《唐诗汇评》，第95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55]杨齐贤、萧士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第27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
[56]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34。
[57]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34。
[58]［日］吉川吉次郎：《中国诗史》，第21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59]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第18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0]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第18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1]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第18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2]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第18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3]瞿蜕园等：《李白集校注》，第18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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