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诗现实反映的不同方式

第四节　李杜诗反映现实之不同方式

李白、杜甫以其不同的立场、创作方法以及个人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谱写了光照千秋永垂史册的伟大篇章。其诗都异常深刻地反映了盛唐现实，因而成为时代的无比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不愧为一代光辉的诗史。然自晚唐以来，誉杜诗为诗史，已成为不易之论；而对李白诗歌反映现实之深刻程度则估计不足，不特不以诗史论列，反而受到许多不应有的误解与责难。所谓：“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46]“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47]如此等等，刺刺不休。直至今日，学者对他大力赞扬的多是理想的追求与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藐视，而对李诗反映现实之认识与评价，则仍有很大的保留。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位“谪仙”不执著世情形成的偏见，以及对于浪漫主义诗人反映现实生活之深刻程度估计不足。其实，李杜虽则用了不同的创作方法，然却殊途同归，都以犀利的笔触，干预现实生活，深刻地揭露社会弊端，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与不平，他们的诗歌，都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堪称为一代诗史。故其诗在反映现实方面，都应给予充分的估计与高度的评价，似不应有所轩轾或抑此扬彼。

一

衡量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首先要看他在自己作品中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看其作品对读者思想启迪的多寡与艺术享受的丰厚与否。这就要求作家站在时代的前列，用他的创作勇敢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唤起读者的密切注意。李白独特的传奇式的生活经历，加上思想异常敏锐活跃与感情的无比丰富，决定了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的奇特丰富而多彩。

李白以一介布衣受到唐玄宗的征召，做了翰林供奉。于是“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长安三年，他与掌握国家政权的核心人物多有接触；他一生又在长期漫游中，颇为频繁地干谒地方官员，不止一次地做过州县衙门的座上客，有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广泛的交游，又带着挑剔的异常锐敏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对上自皇帝宰辅，下至地方官吏，都有着颇为深入的体察与研究，因此对他们本质的认识与精神状态的体察比较深入。另一方面，他又终身布衣，未能干预国家的政治。作为国家政权的旁观者，并以诗人特有的犀利目光，密切注意着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因此他能站在较高的位置，居高临下，高屋建瓴，鸟瞰式地观察大唐帝国的前途命运，十分警觉地审视着国家机器运转中的诸多问题。又因为他受了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对权贵以至皇权的藐视，这就形成了他对最高统治阶级有相当大的离心力，甚至产生某种程度的对立立场。“揄扬九重万乘主，浪谑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纘楼饯别校书叔云》），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他对统治者的藐视对抗与对立。因此，他能透视现实与人生，对上层统治的丑恶的面目看得更清楚，能较为本质地看清当时的社会现实，较为准确地分析与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虽然他与统治阶级中某些核心人物曾有过较密切的关系，然他的政治地位毕竟类似于幕僚或清客。因此，他与统治阶级那些实权派人物的立场绝不相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并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分析、研究、思考、判断，故其诗仍多是客观的显现，而绝少阿谀奉承之作。他往往从国家全局着眼，笔锋所及，专注国家社稷前途命运，诸如皇帝的好大喜功、耽于安乐、迷信仙道，武人的骄横，外戚的逾制，宦官的弄权，时贵的显赫等等。从这些掌握国家前途命运的人的行为与精神状态中，窥视国家前景。在他的抒情诗中，活跃着皇帝、外戚、宦官、显贵的生动形象。对其或揭露或鞭笞或谴责或戏谑，表现了诗人极大的义愤。抒写事实，征诸史册，或有印证，或有缺遗，然其描写的生活图景，其形象之生动感人，为历史书所不能比拟，称为天宝诗史，不为过誉。李白可称为诗史类的作品，各体均有，尤以乐府歌行与《古风》为最。《古风》、《拟古》两个组诗，多讽谕现实指陈时政之作，向为学人所重视。《古风》其三（秦王扫六合），就是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之作。陈沆云：“此亦刺明皇之词，而有二意，一则太白乐府中所谓‘穷兵黩武有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二则人心苦不足，周穆秦汉同一辙也。”^[48]《古风》其八（咸阳二三月），是对外戚逾制的讥讽。萧士云：“此时戚里骄纵逾制，动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是诗必有所感讽而作。”^[49]唐玄宗晚年因宠杨贵妃，遂使杨氏兄弟姊妹飞扬跋扈，朝野侧目，终于导致了使大唐中衰的安史之乱。李白对其讥讽，有很深的含义，是在透视现实与历史经验教训中发出的严峻警告！余如《古风》其十八（天津三月时），是对时贵的讽刺；《古风》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是对中贵的讥讽，等等。从他对皇帝以及佞幸之辈的讽刺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唐帝国中枢神经已经十分腐朽了，这预示着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变。诗人还不遗余力地对奸佞当道、贤哲受阻的现实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直木忌先伐，芳兰哀自焚”（《古风》其二十六）；“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二十七）；“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其三十九），“直木”、“芳兰”、“明珠”、“孤芳”、“鸳鸾”，在这隐含诗人影子的形象里，对现实生活作了更为深广的概括；“直木”、“芳兰”等的不幸遭遇，深切反映了奸佞当道、忠直之士不见容于朝的黑暗现实。李白任翰林供奉不到三年，就被逐出长安。此后虽长期在野，然对国事却十分关切，对国家大局，多有敏察，并在诗中得到较多较好的反映。天宝末年，他曾北游幽州，目睹安史准备叛乱的景象：“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是诗人忆及天宝十二载游幽州时看到安禄山将叛乱时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国家时局的关注以及欲语而又怕罹祸的矛盾心情。因为安受到唐玄宗的宠信，宰相杨国忠数言之，不仅未引起唐玄宗的警惕，反而对安禄山宠信有加，诗人李白身微言轻，岂敢轻易言之？由于他对现实的观察，尤其是对最高统治集团的透视，因此非常敏锐地看到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命运：“歌钟乐未休，荣去老还逼。圆光过满缺，太阳移中昃。不散东海金，何争西辉匿？无作牛山悲，恻怆泪沾臆。”（《君子有所思行》）他看到了大唐帝国面临中衰的命运，并及时对统治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类似这样的诗篇，在李白诗歌中，每每出现。譬如《远别离》云：“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借《竹书纪年》所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反映了唐王朝争夺皇权斗争的激剧；《蜀道难》云：“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借蜀道剑门之险，抒发了诗人对中央政权衰微、军阀凭险割据的隐忧。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李白确能睹祸乱于未萌。以天宝年间玄宗大权旁落，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以及后来安史叛乱与中唐藩镇割据的事实，都足以说明李白的明察与预见。总之，李白诗歌反映现实的特点是宏观的、鸟瞰式的，他能较明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动向，揭露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腐败情景，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盛装掩盖下的种种危机。

杜甫虽然曾经“涕泪授拾遗”，一度接近皇帝，并颇能干预政事；然却是受任于战乱之际，且任职时间极短，并为疏救房琯几乎授首。而在长安十年，他四处干谒求仕，几乎都是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耻辱中度过的，以后则作小官，奔走于战乱之中，亲自经历了动乱的现实。离开长安以后，则偏居西南一隅，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所谓“子美以疏逖小臣、旋起旋踬，间关寇乱，漂泊远游，至于负薪拾不给”^[50]，是其一生经历的概括。因此，与李白相比，他与国家上层人物接触不多，又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较深，对皇权多所回护。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北征》）。他既未能高瞻远瞩，鸟瞰当时大唐之全局，又对封建统治者本质缺乏较清醒的认识，对国家之政局，未能了然于胸。虽然他根据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写了大量的深刻反映现实生活之诗篇，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基层官吏的腐败以及在统治阶级盘剥下农民生活的种种苦况，写出了较好的诗史式的作品，但由于个人经历的局限，诗中反映的大都是国家一枝一节的局部问题，未能如李白之登高望远，俯瞰全局。虽然如此，但由于他对生活感受的异常深刻以及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熟练掌握，因而能够深刻而典型地反映现实生活。虽然在反映现实上是微观的，然一滴水却能够反映大千世界，更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譬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虽然写他长安赴奉先探亲沿途所见以及回家后的不幸遭遇，却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大唐帝国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阶级尖锐对立的严峻现实。当诗人回家后，遇丰年而小儿饿死，身遭如此不幸，反倒怜悯“失业徒”与“远戍卒”，并发出浩莽无际的愁思，表现出诗人高贵的人道主义胸怀。诗里有一种乱世行将到来的浓烈气氛，有一种祸乱将临的强烈预感。又如《月夜》，虽然只写了诗人对妻子儿女的思念情绪，却也可见安史之乱给千家万户带来的生离死别之痛。由于诗人对现实之高度敏察以及诗中蕴藏着极深厚的感情，故不特有感人的艺术力量，且深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对认识现实颇有启示。有些诗，虽然反映的并非重大社会问题，但由于诗人感受的深切，加上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与体验，仍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譬如《遭田夫泥饮美严中丞》，写自己应田夫之邀喝酒，田夫款留并琐谈家常，却能做到“声音笑貌，仿佛尽之”，给人以极深切的印象。郝敬云：“此诗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传者，宛转笔端，如虚谷答响，字字停匀。野老留客，与田家朴直之致，无不生活。昔人称其为诗史，正使班马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百世下，谈者无不绝倒。”^[51]总之，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使杜诗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丝毫不愧于“诗史”的称号。

由于李、杜观察生活之角度与生活的体验有别，因此对同一题材的处理与艺术效果均有不同。同样写安史之乱，李白往往从大处着墨，高屋建瓴，令人看到整个战局。“中原走豺狼，烈火焚宗庙。……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其十九）；“洛阳三月飞胡沙，白骨相撑如乱麻”（《扶风豪士歌》），写安史叛军的残暴以及猖獗之势，写人民遭受的战争苦难，写大唐帝国在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都了了在目。杜甫则从小处着笔，以小见大。“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悲陈陶》）；“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哀王孙》）。前者通过一枝枝沾满鲜血的箭，反映了国家人民蒙受的深重的灾难，后者通过风中的血腥味，写安史叛军的无比残暴。由此可以看出：李诗善于总揽全局，杜诗则擅长描写典型的事物并深刻地揭示本质。但应特别指出：李白主要着力于宏观的反映，但也不排除在他的诗中有极精细的描写。譬如《古风》其八对外戚得势的描写，《古风》其二十四对于中贵的揭露等，都是体察入微并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的。而杜甫虽然多精细的微观描写，但也有总局的观察与概括描写，譬如《春望》前四句，可见安史之乱前期唐帝国的形势。因此，我们所说微观与宏观的反映，只就李、杜观察现实的主要特点与倾向而言，并非细大不捐地全部概括。总之，不论杜甫微观观察还是李白的宏观概括，其诗都深刻地表现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契机，成为概括一代现实生活的伟大诗史。

二

不同流派的诗人，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往往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写出风格迥异的诗篇。因此，当我们研究一个诗人创作时，一定要紧紧把握其创作的个性特征，做出切合诗人创作实际的分析与评价。切忌用同一把尺子，衡量具有不同品格与特性的诗人。李白、杜甫在反映现实生活上各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其创作特点与个性特征的了解与把握，是准确评价二人诗歌的前提。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许多被誉为诗史的杰出诗篇，表现了安史之乱及乱后十数年的现实生活，展示了波澜壮阔而又异常真实的历史画卷。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特点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现实生活，它通过真实的情节与细节的生动描写，展现了历史的真实画卷，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因此，它对反映生活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要求是很高很严的，不容许有不真实的细节与虚假感情的存在。杜甫的许多优秀诗篇，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他通过叙事与细节的真实描写，力图像镜子般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特别是被元稹极力赞扬的那些“即事名篇”的乐府诗，是以卓越的现实主义创作才能，用了简洁的叙事笔法，具体地描写了事件发生发展的经过，写出特定的事件与人物，并明朗地表示了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因为诗人以深厚的感情与严肃的态度，写出了高度真实的诗篇，故为文学史家所称道，被誉为一代诗史。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等，诗人都以深沉的感情，精细的观察，写出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又寓爱憎褒贬之情于其中。王嗣奭评“三吏”（除《潼关吏》）、“三别”时说：“此五首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52]又云：“一一刻划宛然，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手也。”^[53]其诗之所以能“刻划宛然”，就因为他是根据所见所历，“随物赋形”，“目击成诗”。“随物赋形”、“目击成诗”，是杜诗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标志，也是杜诗能成为一代诗史的主要原因。

议论、抒情、叙事三者的紧密结合，与细节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是杜甫叙事诗重要的艺术特点，也是诗史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的原因。《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譬如《北征》既抒发了“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沉郁感情，写出了诗人对苦难现实的深切忧虑，又写了“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表现了自己对借兵回纥的意见，借以引起皇帝的警惕。同时还写了“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情绪，因此得出了“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结论。中间则以大段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表现了战乱年代人民生活的苦况：“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写出了自己儿女衣服补绽百结、食难饱腹的真实情景。所谓“道途感触，抵家悲喜，琐琐细细，靡不具陈，极穷困之情，绝不衰馁”^[54]。总之，他在诗中，通过叙事、议论、抒情，精炼而又详尽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原委，抒发了自己深沉的感情，表示了自己对现实问题的卓见，又以生动真实的细节描写，使声音笑貌、喜怒哀乐之情，跃然纸上。

李白是我国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与现实主义相比，浪漫主义则更强调感情的真实，更富于主观色彩。它往往用丰富奇特的想像，异常大胆的夸张，表现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因此诗中孕含着浓烈的主观情绪，感情的急剧的起伏跳跃，意象的飞驰，显示出光怪陆离、瑰奇多姿的画面。它不像平面镜映照的现实事物那样客观、真实，毫不走样，而是像多棱镜映照的变形的生活画面：既有聚光的特写镜头，也有散光的变形的等等，光怪陆离，奇形怪状，错杂纷出，出现非现实的、超乎寻常的或非常人能够理解的画面。这些画面，虽然不是现实的影像，然也绝非纯乎超现实的，它的确是现实生活的映照与折射，是对现实生活多角度多侧面的反映，能够更强烈更真实地反映现实。如果我们不只是习惯欣赏平面的画面，不拘泥于一枝一节的真实，而又能对浪漫主义创作认真地把捉玩味，则不难窥破在这光怪陆离的画面背后所掩盖的真实情景。《远别离》、《玉壶吟》、《梁甫吟》、《梁园吟》、《赠何七判官昌浩》、《宣州谢纘楼饯别校书叔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都是感情强烈、主观色彩异常浓郁的诗篇。诗人通过感情的抒发，写出了鲜明的自我形象，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譬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人以无比愤怒的感情，抒发了对黑暗现实强烈的不满情绪。由于感情的过于激动，以致“造语叙事，错乱颠倒，绝无伦次”^[55]。诗人如关在铁笼子里的一匹雄狮，他焦灼、愤怒，企图撞破这异常坚牢的铁笼回到山林，从诗人无比焦灼的神态和强烈的愤怒情绪中，我们不难窥破当时无比黑暗的现实景况。诗人在这一首诗中，并没有全面具体地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是在抒写愤激之情的时候，透露出生活画面的点点滴滴，如正直之士不容于社会，李邕、裴敦复的无辜被害；宵小的得志与猖獗，斗鸡之徒气焰熏天；武人的骄纵恣肆，哥舒翰之流以数万人生灵为赌注以邀功。如此正气不张，奸邪当道，误国害民之辈横行，诗人拍案而起，对此作了愤怒的申斥。虽然诗人是抒情的而非叙事的，诗中出现的是诗人感情与现实碰撞的激情火花，而非叙事的完整画面，如果读者能够发挥欣赏再创造，把诗中揭露抨击的光点连缀起来，就能构成一幅光怪陆离的画面，出现壮伟的奇观，从而窥视诗人表现的社会现实。由于诗人对黑暗现实的某些部分作了鞭辟入里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描绘，因此对黑暗现实的某些部分看得更清晰、更透彻，这犹如在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因其放大而细部历历可见。

综上所论，可以简括地说：杜甫诗是通过叙事的笔法，以情节与细节组成了现实生活的宏伟画面。“可以为史，可以为疏，其言时事最为悚切，不愧古诗人之意，盖亦诗之仅有者也。”^[56]因此他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绘出了更生动感人更为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李白诗通过抒情的笔法，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颇为奇特壮观的写意画。“以气为舆，以神为马，以高远自然为极。”^[57]是以情感的真实为极则而不受客观现实约束的画面：感情跳跃，意象飞驰，造境奇特，衔接突兀，处处以主观的涂染而非客观的写实，但他对现实的描绘却更为真实与深刻。故文学史家认为：“李白他是想以自身奇特的幻想，来包容整个世界……可以说，他是一个从‘无’中产生‘有’的诗人，与此相反的杜甫，则一般是从对确实的存在的观察出发，是从‘有’中产生更高的‘有’的诗人。”^[58]这一段话足以概括李、杜二人运用不同的创作方法，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所表现的不同艺术特点。因为杜甫的诗歌创作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点，是从对客观的现实的观察出发，“是从‘有’中产生更高的‘有’”，其诗歌是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故其诗史特点，一目了然，容易为人所接受。李白诗歌是以主观想像的丰富见长，“想以自己奇特的幻想来包容整个世界……是从‘无’中产生‘有’的诗人”。因此诗中充满了主观性与虚幻性，这与以真实为基点的历史似乎是大相径庭的，因此“诗史”之誉，不易为人所接受。其实他诗中的幻想，诗中所写的“无”，都是以坚实的现实生活为前提的，是更本质的更高层次的真实。所以李白笔下的诗史更富于诗的特点，是诗化了的现实。他以烂漫天真的诗笔，更典型更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www.xing528.com)

三

如上所述，由于李、杜观察生活角度与运用创作方法的不同，所以他们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显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首先，李、杜由于个人经历、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创作特色。

杜甫一生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很深，又长期生活在社会基层，他对封建社会底层生活有着相当的熟悉与了解，关心民瘼而又忧虑社稷。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经常执著于现实生活，使他皱着眉头看现实中发生的事事物物。或者可以说，苦难的现实逼着他皱起眉头，使他笔底波澜中显现出忧郁的特色。他以沉郁苍凉的笔调，抒写了对国计民生的重重忧虑。诗人对国计民生的忧虑，时刻萦怀，这种心情，就是在登塔游览时也难幸免。他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写道：“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此诗为天宝十一载所作，诗人有很深的感慨。他采用比兴与象征的手法，把对社会现实的感触与讽刺融化在景物的描写里。“秦山”两句，既是写登塔所见的景物，又非仅仅是单纯的写景。而是在写景中，蕴含了社会内容与色彩，以景物的模糊，写时局昏暗，情寓景中。“回首”四句，诗人对现实深致感慨，并对唐玄宗作了尖锐的讽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登高》、《诸将》、《秋兴八首》等沉郁苍凉，蕴含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绪。

李白主要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又受道家、纵横家等各种思想的影响，他乐观、豪放、自信，带着笑脸看生活。对于不顺心的事，不是自认倒霉，灰心丧气，而是寄希望于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行路难》）“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当安之。”（《梁甫吟》）“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这种希望虽然是渺茫的，自信乐观是近乎盲目的，然却是他碰壁之余的精神支柱，鼓舞他对理想的执著的追求，同时也使他写出许多情调飘逸的诗篇。所谓“李青莲是快活人，当其得意，斗酒百篇，无一语一字不是高华气象”^[59]，他笔下的形象往往有着自由、闲逸、飘洒的神姿与风韵。《赠孟浩然》、《古风》其十九，都是具有飘逸风格的诗篇。

杜甫皱着眉头观察生活，在他的诗中更多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凄苦与人民的苦难；李白含着微笑看生活，因此他的诗在揭露和鞭挞腐朽势力的同时，显出若干亮色。因此，他们在反映现实生活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和艺术特长，诚如严羽所云：“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60]

其次，李白诗大都是抒情的，他主要是通过诗人主观形象的抒写反映现实的。出现在李白诗中的画面，不是客观生活直接的再现，而是诗人主观情绪、感情的激波荡漾，是现实生活的折射或曲折反映。由于诗人在写诗时情绪的过分激动或愤激，感情往往是强烈的迸发的，因此诗的意象是激剧跳跃的。诗人时或在抒情过程，写了现实中某些典型事物，然它并非诗人重点描写的对象，而仅仅只是诗人情绪的爆发点或加油站，起着催化诗人感情的作用。《宣州谢纘楼饯别校书叔云》、《赠何七判官昌浩》、《玉壶吟》等，都具有这种特色。譬如《宣州谢纘楼饯别校书叔云》，作为“饯别”诗，就没有直接写到“饯别”的意思，只是一味写自己忽喜忽悲的情绪，实则以喜衬悲，写自己怀才不遇的牢愁。其中虽点到时地景物事件，而都是为诗人抒发感情服务的。“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只是为写诗人今日之忧烦情绪；“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也只是写二人怀才不遇，发抒不得志的牢愁而已。总之，诗人反映客观现实，主要是通过抒情方式而非叙事手段，是对现实的曲折反映而非直接的展示。因此，它反映出的现实生活是隐约、含蓄、朦胧的，故往往被粗心的读者所忽略。然而，他这类诗，因其感情的充沛，有着更强烈的感人的艺术力量。

与李白相较，杜甫的重要诗篇多是叙事的，它通过客观的叙事与描写，形成完整的画面。虽然诗人在写诗时并不排斥抒情，而且在以叙事为主的诗中，甚或有着十分浓郁的抒情味，然它毕竟以首尾完整的叙事为主，在诗中把事情的原委交待得清清楚楚，读其诗并不感到有感情突兀或衔接不紧之处。而其抒情或在叙事完毕之后，或将丰富的感情全部渗透在叙事之中。因此，它对现实的反映是直接展示，而抒情的成分则使被反映的客观现实更富于倾向性与感情色彩，更有感人的艺术力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悲陈陶》、《赠卫八处士》等等，无不是以叙事为主的。譬如《赠卫八处士》，写沧海桑田、别易会难之感，全诗充满了咏叹抒情的味道，然毕竟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抒情和咏叹，而非相反。总之，杜甫对生活的反映多是直接的、叙事的，因此，杜诗所反映的现实内容与诗的主旨，都是较为清晰、明朗，透明度更大，读者在对诗的主题的把握上，一般不会产生较大的分歧。

第三，李白继承了庄子、屈原等人的浪漫主义笔法，在反映现实上多用诗笔，所谓“杳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61]。故其诗旨往往惝恍莫测，所表现的现实内容不易确指，然其内涵却极丰富，表现的感情更为典型。杜甫继承了《史记》纪实的传统，在反映现实上用史笔。所谓“史笔森严，未易及也”。故其诗旨恳恻如见，更为真切。关于李、杜对前代文学的继承，清代的徐增、宋长白均有精辟的论述。徐增云：“子美歌行纯学《史记》，太白歌行纯学《庄子》。”^[62]宋长白云：“李、杜长篇全集中不多见。《北征》一首沉著森严，龙门叙事之法也。《忆旧书怀》一首，飘扬恣肆，《南华》寓言之遗也。”^[63]“飘扬恣肆”与“沉著森严”，可谓李、杜诗风之的评。

对于李、杜反映现实的不同特点，古人多有精到的论述。严羽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64]前者言其诗法之严格，后者赞其诗法运用之灵活，一语中的，可谓要言不烦之论。胡应麟对李、杜乐府歌行，也有精辟的论述。“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忄兄莫测。《兵车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恻如见”^[65]；“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电，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李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66]这就是说，李白乐府歌行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电，凄风急雨”的浪漫主义写作特点，因而诗旨“出鬼入神，惝恍莫测”；杜甫乐府歌行具有“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的现实主义写作特点，故其诗旨“述情陈事，恳恻如见”。

李白、杜甫由于各自立场、观察角度、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的不同，使其诗歌表现出各有千秋的艺术个性。只有对其艺术个性充分掌握与仔细比较，才能对其诗作在反映现实上做出正确的评价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