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比较研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诗

第二节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歌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他们对扭转柔弱的齐梁诗风、开创刚健清新的初唐诗歌，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并称且载入文学史册，就是后代文学史家对其功绩的充分评价。但人们评论四杰，往往只注意他们诗歌的共性，重视他们共同开创的文学业绩，这是应该的，也是无可非议的。然在重视诗歌共性的同时，对其诗歌个性的研究却不很充分，甚至有某种程度的轻视与忽略，这是值得重新认真考虑的。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确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是他们并称的基础，也是当时以及后来文学史家将其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但其诗歌创作，也各有自己突出的个性特征，这是他们在当时诗坛站稳脚跟名噪一时的根本原因。既然他们诗歌有同有异，这就有必要对其诗歌创作的异同分析比较，以便对其诗歌成就，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一

王、杨、卢、骆是当时诗坛涌现出的最杰出的四位诗人，他们都是早熟的天才，极富于文学才华。斯时正值国力强盛，朝野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景象，这种时代氛围激励着有志之士，大展鸿图，建不朽之功。王、杨、卢、骆都是想在政治上成就一番事业的。然由于出身寒微，又缺乏良好的机遇，在仕途上不免坎坎坷坷，未能展其鹏程万里之志。对于仕途上的不幸遭际，他们在诗歌中都有哀叹：“客书同十奏，臣剑已三奔。”（王勃《示知己》，《韵语阳秋》引）；“美人今何在？灵芝徒自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杨炯《巫峡》）；“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徒费周王粟，空弹汉吏冠。马蹄穿欲尽，貂裘敝转寒”（卢照邻《早度分水岭》）；“素服三川化，乌裘十上还。莫言无皓齿，时俗薄朱颜”（骆宾王《途中有怀》）。可见他们胸怀壮志而未能实现，这就形成了个人襟抱与实际政治地位的尖锐矛盾，不免有一种失落感。政治上的失意，却有助于他们文学才能的充分发挥，因此他们都写了许多可谓空前之作的诗篇。当绮错婉媚的“上官体”风靡诗坛的时候，他们以崭新的姿态走上诗坛，并带来新鲜而富于活力的刚健清新的诗风。四杰在摧毁旧的诗坛堡垒时，是目标一致桴鼓相应的。他们逐渐认识到那种“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的诗风必须革除，并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为己任，提出“体物成章，必寓情于小雅”（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以适意为宗……不以繁词为贵”（卢照邻《驸马都尉乔君集序》）。揭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他们不仅从理论上对当时风靡一时的绮媚诗风作了批判和廓清，为建立新的刚健的诗风扫清了道路，同时，在诗歌创作上，将其诗歌革新的主张付诸实践，创作了大量符合他们理论要求的诗歌，充分显示了诗歌革新的实绩，使诗风为之一变。其诗歌创作成就，旗鼓相当，四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文学史家对其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胡应麟云：“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委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12]虽然如此，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诗歌创作的风格也不完全一致。但王、杨、卢、骆并称，名耀于初唐诗坛，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确有许多一致或相似的地方。

首先，对于诗歌创作题材的开拓，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很突出的贡献。初唐诗歌的作者，大部分是朝阁元老与皇帝近臣，他们整天生活在皇帝周围，囿于本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感情，只能写一些奉和应制和歌颂升平之作，如魏征、褚亮、许敬宗、虞世南、上官仪等，其诗歌绝大部分是缺乏真实感情的颂歌与郊庙乐章。四杰则一反庙堂文学，其诗歌反映了较宽广的现实生活。他们把诗歌从狭窄的宫廷生活中解放出来，开始反映真正的人生，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康庄大道。闻一多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3]这个著名的论断，已为文学史家所接受，并写入文学史教科书中。从四杰诗歌的题材说，这一命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他们对诗歌创作题材的转移是很自然的，是为四杰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而不是他们有意识的主观的扭转。他们位卑，不可能有宫廷台阁生活的体验，也没有资格与机遇写奉和应制的诗篇，故在四人留存的诗中，只有杨炯写过一首《奉和上元宴应诏》诗。这在宫廷诗充斥诗坛的时候，的确是罕见的。他们经常接触的是较下层的社会与平民生活，他们只能写其所见所闻所感，故其诗歌创作的题材不移而自移了。质言之，他们不是在创作题材上立意要扭转风靡一时的风气，而只是老老实实地写生活体验与实感，因其诗出了名，在诗坛上成了气候，大家也就跟着他们学，于是诗歌创作的风气为之一变。如此，他们主观上并没有将诗歌创作题材移至江山塞漠的愿望，而在客观上却达到了这样实际的效果，这实在是“无心栽柳柳成林”了。虽然如此，他们的诗歌创作毕竟在客观上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是应予充分肯定并给予高度评价的。

关于题材的扩大，四杰有描写军事题材的边塞诗，有描写祖国壮丽山河的纪行诗和抒发友情的赠别诗等，如此等等，都是有感而发，非无病呻吟者可比，故倍觉亲切感人。骆宾王到过边塞，他的《边城落日》、《宿温城望军营》、《边夜有怀》、《在军营登城楼》、《久戍边城有怀京邑》，都是描写军事题材的边塞诗，这些诗反映了戍守边疆的士卒生活，表现了官兵以及诗人的雄心壮志，如：“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边城落日》），“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宿温城望军营》），都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杨炯、卢照邻虽未出塞，但都以乐府旧题写了一些军事题材的诗篇，表现了他们对豪侠的仰慕和建功立业的思想，读来也颇感人。杨炯的《从军行》、《出塞》、《有所思》、《折杨柳》、《紫骝马》、《战城南》、《送刘校书从军》，卢照邻的《陇头水》、《折杨柳》、《梅花落》、《关山月》、《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可读的诗篇。他们出仕游宦，到过许多地方，写了一些描写祖国山河壮丽的诗篇。王勃的《麻平晚行》、《易阳早发》、《深湾夜宿》、《泥溪》，杨炯的《广溪峡》、《巫峡》、《西陵峡》，卢照邻的《入秦川界》、《文翁讲堂》、《相如琴台》、《石镜寺》等，都是值得一读的诗篇。状物写景，颇见特色。如：“饬装侵晓月，奔策候残星。危阁寻丹障，回梁属翠屏。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峰形。”（《易阳早发》）“津涂临巨壑，村宇架危岑。堰绝滩声隐，风交树影深。江童暮理楫，山女夜调砧。”（《深湾夜宿》）“广溪三峡首，旷望兼川陆，山路绕羊肠，江城镇鱼腹。乔林百尺偃，飞水千寻瀑。惊浪回高天，盘涡转深谷。”（《广溪峡》）“陇坂长无极，苍山望不穷。石径萦疑断，回流映似空。花开绿野雾，莺啭紫岩风。”（《入秦川界》）都是感情真挚的优秀诗篇。总之，他们以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题材，抒写了人生的真实情感，一幅幅山河壮丽图，一张张山村风俗画，流泻笔端。这些诗歌，有着较高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

感情的真实与明朗，情绪的奋发与昂扬，这是四杰诗歌中又一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在扭转初唐诗风中的重要贡献。当矫揉造作、感情虚假的诗歌连篇累牍、充斥诗坛的时候，他们首先冲破了这种沉闷的艺术氛围，大写感情真挚、思想健康的诗歌，为当时诗歌健康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天地。

初唐时期，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诗，风靡一时，统治着当时的诗坛。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人，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人效之，曰上官体。这种诗，以华美的词藻，掩饰其空虚的内容与淡漠的情感，如同漂亮的服饰掩盖着的尸体，绝无生气。这种无病呻吟之作，表现出严重的唯美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如上官仪的代表作《咏雪应诏》云：

禁园凝朔气，瑞雪掩晨曦。

花明栖凤阁，珠散影娥池。

飘素迎歌上，翻花向雾移。

幸因千里映，还绕万年枝。

这是一首咏物诗，本应咏物以见志，然诗人似已意满志得，没有什么希冀与追求。因此，虽然典雅精工，雍容华贵，但却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就是这种毫无生气的僵尸般的诗歌，独霸诗坛，消磨人的意志，毒化人的灵魂，这实在是诗的不幸与悲哀。这种诗风与当时健康向上生机勃勃的社会风气是矛盾的，极不谐调适应的。于是代表当时社会风气、反映当时经济基础的诗歌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初唐四杰的降临和出现，他们的确够得上是当时诗坛应运而生的骄子。

王、杨、卢、骆都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脱颖而出，以矫健的姿态，走上诗坛，意气风发，情绪高昂，歌颂新的时代，抒写人生感慨。其诗无论是歌颂豪侠、咏怀壮志，抑或是描写羁旅，抒发友情，都饱含着时代内容，浸透着国力强盛、风气高扬的时代精神。都生气勃勃，促人奋发。诗的内容是健康而充实的，诗人的感情是真挚而激动的。如杨炯《骢马》：

骢马铁连钱，长安侠少年。

帝畿平若水，宫路直如弦。

夜玉妆车轴，秋金铸马鞭。

风霜但自保，穷达任皇天。

这首诗气凌霄汉，字挟风霜，感情昂扬而旷达，展示了诗人广阔的胸怀与精神风貌。余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卢照邻的：“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刘生》）骆宾王的：“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意气一言合，风期万里亲”（《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都是感情明朗、慷慨激越的诗篇。他们虽怀抱利器而不得重用，但绝不气馁、颓唐、沮丧，仍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与信心，情绪昂扬，感情纯真，以粗豪的嗓音来歌唱时代，讴歌时代与人生，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于是冲破了诗歌被台阁大臣垄断的局面，使之走向平民化与健康化，为唐诗的发展与繁荣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二

如上所述，四杰在诗歌艺术风格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新的诗派，而只是在题材的阔大、艺术的健康与明朗方面，有别于当时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贵族文学的柔靡诗风罢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各有突出的艺术特征。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同的贡献。

首先，四杰的诗歌风格与情调不同，可谓人各异面，各擅其美。

关于王、杨、卢、骆的诗歌风格，前人早有论述。明人陆时雍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14]

这一段话，作为四杰诗歌艺术风格的概括虽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明确地指出了两点：第一，四杰的诗歌，各有突出的特点，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第二，他们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可见四杰诗歌处于唐诗发展的过渡阶段，他们在继往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王勃的诗仍带六朝高华气象，感情细腻，风格清丽，但似嫌柔弱，不像杨炯诗那样刚健雄浑。虽偶有雄豪旷达之作，如那首被人艳称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但细检他的诗集，像这种意境开阔的诗篇仅有此首，绝大部分都是细致柔弱的，如另外两首被人称道的诗篇《别薛华》、《重别薛华》就是。《别薛华》云：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

这首诗表现的情绪是十分悲凉的。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抒写了这种凄苦痛断肝肠的别离情绪，表现了前途未卜的苦涩滋味，风格是偏于柔弱的。《重别薛华》则云：“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穷途惟有泪，还望独潸然。”感情凄苦，表现出对前途的怅惘与失望。尽管可以说：“作者说得真切，道得深透，想把不满现实的满腔苦闷愤激的情愫一齐吐出。”^[15]但感情毕竟是伤感而脆弱的。王勃诗歌还善于写景，他的一些诗能寓情于景，使诗歌在情景交融的表现上，有了长足的进展。“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春。”（《仲春郊外》）在整齐而又自然的形式中，写出了春意盎然的景色，透露出诗人十分愉快的心情。“泽兰侵小径，河柳复长渠。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郊兴》）“草绿萦新带，榆青缀古钱。鱼床侵岸水，鸟路入山烟。”（《春日还郊））“狭水牵长镜，高花送断香。繁莺歌似曲，疏蝶舞成行。”（《对酒春园作》）诗人对景物的观察和描写是很细致的，在诗的炼意锤字方面，也颇见功力。但风格仍似六朝的清丽高华，风骨略嫌不足。

杨炯的诗风是刚健而又精警凝练的。他在《王勃集序》中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他称赞王勃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在他的诗歌里，洋溢着昂扬慷慨之气，如用“壮而不虚，刚而能润”来评价，则是相当确切的。他以高昂的情绪，刚健的笔姿，抒写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其诗是颇有风骨的。如《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www.xing528.com)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诗人以雄健的笔调，写其爱国情绪与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读来有一股劲遒之气。杨炯今存诗三十三首，在四杰中他是存诗最少的一位，但他的诗中颇有慷慨激昂之作，这是他诗歌创作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白璧酬知己，黄金谢主人。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

——《刘生》

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

——《出塞》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紫骝马》

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

——《战城南》

诗人心情振奋，表现出生逢盛世大展鸿猷的豪情壮志，诗里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在写法上，则直抒胸臆，有一股雄直劲遒之气，这已开盛唐雄浑诗风的先声。胡应麟云：“盈川近体……整肃雄浑。究其体裁，实为正始。”^[16]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从他的诗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向上的心态，而且也看到唐代诗歌日趋刚健质朴的讯息。

杨炯有一些诗篇，极富于抒情味。它在悠然的情思中表现出一种天然的诗的韵味。“相思明月夜，迢递白云天。”（《有所思》）“行人断消息，春恨几徘徊？”（《梅花落》）“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夜送赵纵》）“美人今何在？灵芝徒自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巫峡》）这些诗写得空灵飘洒，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韵致天然，诗味无穷，绝似盛唐诗歌。因此，他在唐诗的继往开来中，其功之卓绝，实在足以彪炳千秋的。

在四杰当中，王居首位是否公允，是很值得考虑的。首先杨炯对这个座次，就很不服气，他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云：“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17]对于这一历史公案，唐诗专家萧涤非说：“史书上说‘议者谓然’，可见是得到当时公议的认可的。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有句诗‘王杨卢骆当时体’，最早的宋本就作‘杨王卢骆当时体’，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18]从以上引证的诗篇来看，杨炯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当不亚于王勃的。

卢照邻也很有几首雄浑豪壮的诗篇，特别是《上之回》、《紫骝马》、《战城南》等乐府诗，都是值得一读的壮美诗篇。请看《上之回》：

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

五营屯北地，万乘出西河。

单于拜玉玺，天子按雕戈。

振旅汾川曲，秋风横大歌。

诗人以高昂的情调与凌云的气势，抒写了大唐无比强盛的国威，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祖国强盛的自豪感。在整丽精工中充盈着豪宕雄放之气。但他的诗更多的则是饱含着悲壮的感情，流露出颇为悲凉的情绪。“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刘生》）“马系千年树，旌悬九月霜。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陇头水》）都是颇为悲壮的。余如《巫山高》、《昭君怨》等，读来都觉有一种悲凉凄苦的气氛。卢照邻因其遭遇不幸，诗里则含有更多的个人命运的哀叹。这就使他在感情上含有更多的悲苦成分，因此写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悲壮的诗篇。“草碍人行缓，花繁鸟度迟。……安知倦游子，两鬓渐如丝。”（《山行寄刘李二参军》）“鹏飞俱望昔，蠖屈共悲今。”（《酬张少府柬之》）都蕴含对命运的悲叹和不得志的牢愁。“沾裳即此地，况复远思君。”（《巫山高》）“仆本多悲泪，沾裳不待猿。闻君绝弦曲，吞恨更无言。”（《同崔录事哭郑员外》）流露出一种悲不自胜的感情。他说：“覆帱虽广，嗟不容乎此生；亭育虽繁，恩已绝乎斯代。”（《释疾文序》）“忧与忧兮相积，欢与欢兮两忘。”（《狱中学骚体》）个人的悲剧，使他完全绝望了。《释疾文三歌》是他的绝命词，他在悲苦中，离开了无限留恋的人生。

骆宾王在各种体裁的诗中，都有一些可读的好诗。他的五律一般都写得明白晓畅，时有雄劲之气，但韵味似嫌不足。所谓“宾王坦易”、“骨干有余，风致殊乏”^[19]，道出了他的部分诗的特点。除了《在狱咏蝉》那首寓物托兴之作以外，《从军行）、《途中有怀》、《至分水戍》、《望乡夕泛》，都是差强人意之作。他的五排，受到胡应麟的称赞：“唯骆宾王篇什独盛，佳者‘二庭相望断，蓬转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开天府’，皆流丽在雄浑，独步一时。”“至于排律，时自铮铮。”^[20]这些评价，似有过誉之嫌。他的五绝写得不多，但有几首，倒是凛然有生气的。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

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

——《在军登城楼》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殁，今日水犹寒。

——《于易水送人》

前者慷慨激越，后者气概横绝，允为一时之绝唱。他在七言歌行的创作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此后文还要论述，此处不赘。

总之，王、杨、卢、骆诗歌创作的风格与基调不大一致，各有风范，不能算作一个艺术目标完全一致的诗的流派。他们各自寻觅着并企图闯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尽管各人的艺术路子走起来还不十分通畅，但其披荆斩棘辟山开路之功，却万万不能一笔抹杀的。

第二，就诗体言，王、杨长于近体而卢、骆擅长歌行。故王、杨在诗歌创作上，更注意情景交融的描写与语言的锤炼，卢、骆则善于酣畅淋漓的抒情。闻一多说：“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21]刘开扬先生以为闻氏这一说法欠妥^[22]。其实，闻氏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四杰诗歌创作实际的，只是说得有些绝对罢了。譬如，王勃就写了《秋夜长》、《采莲曲》、《临高台》等七言歌行，颇得诗论家的好评，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有影响，只不过不如卢、骆的七言歌行罢了。卢、骆的七言歌行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当时来说，已是十分可观的。其篇幅之长大，内容之深刻，感情之充沛激动，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就是在整个唐诗中，也不失为上乘之作。史称骆宾王“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23]。胡应麟云：“长歌，宾王《帝京篇》为冠。”^[24]这篇古今盛称的作品，极力描写公主、王侯和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京城的空前盛况，揭示了表面繁盛掩盖着的重重社会矛盾，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感情。在写法上，诗人对哲理的思索伴随着感情抒发滔滔而下，通过时空交错变换的描写，显示对人生哲理的思索，以时间的短促，突出功业不朽的强烈愿望与迫切感。诗人感情汹涌，喷薄而出，故笔意洒脱而又淋漓酣畅，不愧为千古之杰构也。卢照邻的诗，也以歌行体为最佳。内容广阔，词采华美，意境清拔，以韵致取胜。或谓：“领韵疏拔，时有一往任笔，不拘整对之意。”^[25]其代表作《长安古意》，写汉代长安上层社会某几个人物骄奢淫逸生活和穷居文士生活相对照，突出统治阶级当权者的矛盾斗争。诗中对现实的讽刺与人生感慨，呈现出唐诗的新风貌。那种心花怒放的情绪和生龙活虎般的腾踔节奏，都显现着诗人富于创造的诗歌个性。余如卢照邻的《失群雁》、《行路难》、《明月引》，骆宾王的《从军中行路难二首》、《畴昔篇》、《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等，在当时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歌行诗篇。他们的歌行，对王维、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都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王勃现存的八十九首诗中，绝大部分是五言诗，这些诗清丽高华，在借景抒情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譬如《圣泉宴》，全诗除了“兴洽”二字外，都是叙事和写景，通过景物的描写，诗人欢乐的心态以及对祖国锦绣河山的赞美之情，跃然纸上。又如《饯韦兵曹》一诗，除了“别袂惨”三字以外，其余都是凄凉景色的描写，但对友人深厚的情谊以及惜别之意，写得入木三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26]诗人在这些诗中句句写景，但句句都饱含着诗人深厚的感情。杨炯全部是五言诗，他的诗意境雄浑，语言精警凝练，读来有一股雄劲之气。如：“赤土流星剑，乌号明月弓。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送刘校书从军》）“重岩窅不极，叠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莓苔烂锦章。”（《巫峡》）雄厚豪宕时带頶頷之音。这对高适、李白的五言诗，有着较深的影响。王勃、杨炯在五言律诗的创作与实践方面，有着不朽的功绩，“五言遂为律家正始”的说法^[27]，是符合格律诗的发展实际的。同时，他们在五言排律的创作上，做了有益的尝试。王勃的五绝“已入妙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28]。总之，王、杨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在五言诗方面。

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虽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也各自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对其诗歌创作的个性，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