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佺期与宋之问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沈佺期与宋之问

沈佺期与宋之问，是初唐诗坛极重要的两位诗人，在当时居于领袖群伦的地位。但因为他们都是典型的宫廷诗人，其人品也有许多毛病，特别是宋之问，史学家给他头上泼了许多脏水，在评价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第一或唯一的情势下，在要求诗品与人品吻合一致的标准中，文学史家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则不够重视。虽然学者一致肯定他们在五律的完成与定型方面的贡献，而对其他方面的贡献与成就则漠然置之，甚或不置一词。这种评价与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有着较大的距离。因此，有重新评论的必要。

一

沈、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在于对诗歌题材的开拓。他们使初唐诗歌由写狭隘的宫廷生活走向广阔的现实，为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谈到对唐诗题材的开拓，闻一多先生有个著名的论断，已为文学史家所接受。他说：“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其实，以宫廷诗人著称的沈、宋，由于迁谪与流放，其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沈、宋在四杰开拓题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诗的题材扩大，他们对田园诗与边塞诗的创作与实践，为盛唐以王、孟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与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

诚然，沈、宋长期处在庙堂之上，是武则天时期很典型的御用文人，他们把奉和应制、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视为自己的天职，并为之尽职尽责，得到皇帝的青睐与同僚的羡慕。他们也都以应制的诗才凌驾于同僚之上，大有鹤立鸡群之势，为此他们也感到骄傲与自豪。于是，当时诗坛以应制诗为标的的沈、宋体遂风靡一时。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风云变幻中，冰山急倒，一旦失势，他们都落入个人生活不幸的深渊。宋之问曾经两次被流放，最终赐死钦州；沈期先因所谓“考功受赇”下狱，再因与张易之关系密迩而遭贬。他们都由受宠的诗人，变为罪犯和囚徒，因流放而远离京国，长途跋涉，生活上备受艰辛，个人自由遭到严格的限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前后生活何啻天壤。生活的反差引起感情的深刻变化，从此也写出了许多真切动人的诗篇。在宋之问诗集中，写于流放途中的诗篇有二十多首，记录了他人生感情最真实的一页。《晚泊湘江》、《过蛮洞》、《经梧州》、《渡吴江别王长史》、《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都是长期传诵的名篇。这些诗写了他流放途中遭受的磨难与苦况，流露出深切的思国怀乡的情绪，异常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处境与心情。譬如《题大庾岭北驿》：“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古代的人，认为一过大庾岭便与中原隔绝，进入蛮荒瘴疠之区，因此，有生死离别之悲。被贬的人，悲痛之情尤甚，此诗就是表达这种心情的。诗人到了岭北，看到北雁南飞，至此也要转回，而自己还不得不继续南下。想像明日过岭之后，回头北望，中原风物，都被岭上梅花隔断，望不见了。悲痛而失望的心情自在言外。这类诗虽然抒写的是个人的不幸遭遇，但在封建社会却有着普遍的品格与意义。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发生激剧的矛盾，有许多人因斗争失败而遭贬，因此迁客骚人都有着与宋之问类似的心态，他的诗最易引起这些人的共鸣。就在今天，仍有着较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对朝廷的怨愤、对乡国的深切怀念、对自己前途的迷茫的抒写，构成这类诗的基调。它在中国诗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武则天长安四年，沈期在洛阳，以“考功受赇”下狱。他对此极为不满，在《移禁司刑》、《被弹》两首诗中，抒发了他的怨恨与不平。“任直翻多毁，安身遂少徒”（《移禁司刑》）。“平生受直道，遂为众所嫉。……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实。庶以白黑谗，显此泾渭质。……事间拾虚证，理外存枉笔”（《被弹》）。看来诗人被下狱是完全冤枉的，诗中写了他遭浮议而下狱的激愤情绪，在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尖锐矛盾以及司法与监狱的无比黑暗。在宋之问被贬泷州的同时，沈期被贬穌州，有《初达穌州》、《岭表逢寒食》、《穌州南亭夜望》、《题椰子树》、《入鬼门关》、《答魑魅代书寄家人》等，比起宋之问来，情绪更为激愤，感情更为沉痛。《初达穌州》写道：“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夜则忍饥卧，朝则抱病走。搔首向南荒，拭泪看北斗。”《入鬼门关》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写出了流放途中的苦况与心情。沈期的流放穌州，是因为曾经谄事张易之，对此事他也很不以为然。“自幼输丹恳，何尝玷白圭。承言窜遐魅，雪枉问深狴。”（《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古来尧禅舜，何必罪穌兜。”（《从穌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意谓你母后武则天与张易之长期鬼混，倒没有事儿，我们与张易之接近就要受严谴了，真真岂有此理？诗人的诘难与责问，非常符合情理。但在封建专制时期，哪里有理可讲，有公道可言呢？诗人这样写固然出于愤慨，但必须有胆识才行。因此，黄裳说：此诗“宋不能道。虽是愤语，却超卓不凡”^[2]。的确如此。沈期由于个人的性格以及不同的遭遇，比起宋之问来，他的诗写得很坦露，对唐王朝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至少不像宋那么恭顺和逆来顺受。因此，在他流放期间写的诗，有着更高的认识价值与社会意义。总之，沈、宋两人都有着个人不幸的遭遇，并写了较多的抒写个人不幸遭遇的诗篇，凝注了真切的感情，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

宋之问有陆浑山庄、蓝田山庄等有名的别墅，这两个山庄分别在东京与西京附近，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诗人在休沐期间，经常到山庄盘桓，写了许多有名的诗篇。《夜饮东亭》、《答田征君》、《蓝田山庄》、《陆浑山庄》、《陆浑水亭》、《陆浑南桃花汤》、《忆嵩山陆浑旧宅》等，都是一时的杰构。《陆浑山庄》云：“归来物外情，负杖阅岩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去去独吾乐，无能愧此生。”《蓝田山庄》云：“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考室先依地，为农且用天。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独与秦山老，相欢春酒前。”诗人以隐者的面目出现，俨然世外高人。对世情的澹泊、对田园生活的一往情深，都显现着田园山水诗的情调。这些诗意境的谐和、诗意的完美、诗格的淡远，以及语言的自然与本色，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差可与王维的田园诗比肩。因此，我以为他是以王、孟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先驱，他的诗上承陶、谢，下启王、孟，在诗史上无疑是起到了桥梁作用。有趣的是，王维后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写了著名的《辋川集》和许多田园诗，成为山水田园诗的一代诗宗，可见诗人写田园山水诗，固然与其经历与生活情趣有关，然得江山之助亦不可或缺。总之，宋之问的田园诗，在诗歌发展演进中，有其突出的地位，这应引起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他也写过送人赴边塞的诗，可以看做是高、岑边塞诗的前奏。譬如《送朔方何侍郎》一诗，可谓准边塞诗，颇有壮阔的气势，有着咄咄逼人的盛唐气象。这对盛唐边塞诗，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与宋之问相较，沈期则写了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边塞诗，其贡献则主要在边塞诗的开创上。他的边塞诗，启高、岑边塞诗之先河，在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掩没。如果说《骢马》、《关山月》、《被试出塞》是乐府边塞诗，其内容为乐府旧题所定，大多是承袭了前人的成绩，没有多少创新，那么《塞北二首》、《送卢管记仙客北伐》，则是地道的边塞诗了。尤其《送卢管记仙客北伐》，情绪遒举昂扬，感情慷慨激越，诗的气势磅礴，流荡着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余如“云迎出塞马，风卷度河旗。计日方夷寇，夜闻籟杜诗”（《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北征》）。也是颇有气骨的。这对盛唐时期高适等人的边塞诗，有着明显的影响。

如上所述，沈、宋是当时著名的宫廷诗人，他们都写了许多应制诗。一般地说，应制诗是酬应之具，那些御用文人，以揣摩皇帝的心性意向见长，以阿谀奉承为能事。写诗喜欢修饰、用典，讲究雍容华贵，诗里充满了虚假的感情，很少有真情实感的流露。他们只知仰承皇帝的鼻息，惟皇帝的好尚是颂，还谈得上什么诗格、人格？但也不可一概而论，粪秽中也可能偶尔生出一朵鲜艳的香花，产生一些特殊的例外。沈、宋的个别应制诗，也还有较好的意境，特别是宋之问的一些应制诗，写得是比较好的，甚至还值得我们一读。譬如：“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江山多娇而又春意盎然，令人神往。“野含时雨润，山杂夏云多。……悠然小天下，归路满笙歌。”（《夏日仙萼亭应制》）此诗不特意境好，有着较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且写出了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昌盛下诗人的气质与自豪心情，有着鲜明的盛唐气象。它虽然旨在阿颂皇风，但也较好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乐思回斜日，歌辞继大风。今朝天子贵，不假叔孙通。”（《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这种意境情调与诗的气势，远非前人可以比拟的。这些诗虽然旨在歌功颂德，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的应制诗稍逊宋之问一筹，但也时有可读的诗句。如：“霜威变绿树，云气落青岑。水殿黄花合，山亭绛叶深。朱旗夹小径，宝马驻青浔。苑吏收寒果，饔人膳野禽。承欢不觉暝，遥响素秋砧。”（《白莲花亭侍宴应制》）“步辇寻丹嶂，竹宫在翠微。川长看鸟灭，谷转听猿稀。天磴扶阶迥，云泉透户飞。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仙萼池亭侍宴应制》）有些写景的句子，颇有诗意。诚如翁方纲所云：“沈、宋应制诸作，精丽不待言，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所以非后来试帖所能几及也。”^[3]总之，沈、宋的应制诗，并非全都是文化垃圾。

二

沈、宋诗在诗歌艺术的演进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色，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以此促进了初唐诗歌艺术技巧的发展与成熟。

首先，沈、宋诗歌具有气势壮大、感情豪迈的特点。由于大唐国力无比强盛，经济空前繁荣，社会欣欣向荣，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人们产生了一种远大的理想与追求，有大干一番的豪情与壮举，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以及个人的锦绣前程，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自信。由此诗人在其反映现实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壮阔气势。初唐四杰，在诗的气势与豪情方面，一反以前柔弱的诗风，以刚健峭拔的风格，屹立于当时的文坛，诗风为之一变。继四杰之后，沈、宋更是发扬蹈厉，在转变诗人旧的习气形成一代诗风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唐诗的嬗变中，有其突出的重要地位。(www.xing528.com)

宋之问的《登禅定寺阁》，表现出磅礴的气势，有振奋人心的艺术力量。“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气魄，何等的笔力！然却的确是当时登临禅定寺阁的真实情景，是诗人胸中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一丝一毫的夸诞，诗人情绪是那么昂扬，诗的境界是那么开阔，已初步显露出盛唐诗的雄伟气象。

无独有偶，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也表现了诗人不凡的气魄与胸襟。虽系应制诗，阿谀奉承之情溢于言表，但却表现出非凡的诗的气势，写出了壮阔的胸襟，流荡着颇为豪迈的思想感情。余如宋之问的“六国兵同合，七雄势未分。从成拒帝秦，决策问苏君。鸡鸣将狗盗，论德不论勋”（《过函谷关》）；“闻道云中使，乘骢往复还。河兵守阳月，塞虏失阴山。拜职尝随骠，铭功不让班。旋闻受降日，歌舞入萧关”（《送朔方何侍郎》）。的“西北五花骢，来时道向东。四蹄碧玉片，双眼黄金瞳。鞍上留明月，嘶间动朔风。借问驰沛艾，一战取云中”（《骢马》）；“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长窦亘五里，宛转复嵌空。伏湍煦潜石，瀑水生轮风。……潭河势不测，藻葩垂彩虹”（《过蜀龙门》）。都是境界开阔、气势昂扬、感情豪迈之作。在扭转初唐柔靡诗风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其次，沈、宋诗歌表现出节奏自然、圆融流宕的特点。初唐时期的宫廷诗人，所写多为奉和应制之作，艺术上极力追求典雅精工，感情虚假，矫揉造作，在雍容华贵的诗风中，显露出雕琢的痕迹。沈、宋是当时典型的宫廷诗人，一生写了许多奉和应制诗，也有许多送往迎来的酬应之作，其诗大部分却能脱出以前应制诗与酬应诗的窠臼，在艺术上追求自然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并能注意质实真切的感情的抒发，有着构思精巧、表现自然的特色，流荡着颇为浓郁的诗味。譬如宋之问的《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不仅写江山胜景与山川形势了了如画，而且见春光春色似闹如狂，在浓郁的春的气息中，渗透着诗人愉悦欢快的感情，笔致流畅而自然。沈、宋诗集中，这类诗是比较多的，如沈的《幸梨园亭打球应制》、宋的《江亭晚望》和《使望天平军马约与陈子昂新乡为期及还而不相遇》。这些诗在遣词造句、写景抒情上，都表现得自然妥帖，珠圆玉润，琅琅上口。构思拟意的精巧、艺术技巧的纯熟、语言的精练自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显示出诗人卓越的艺术才能。他们凌厉前贤，超迈时辈，其诗风表现出与前迥然不同的态势，为盛唐诗歌的艺术发展铺平了道路。余如宋之问的“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送杜审言》），表现了与朋友依依惜别的真实感情以及因病未能饯别的歉疚心理，韵味悠然，感情深厚。“强饮离前酒，终伤别后神”（《留别之望舍弟》），表现了弟兄三人分离时的浓郁的感伤情绪。这些诗都可与盛唐同类名作媲美。

第三，沈、宋善于借景抒情，故多情景交融之作，以此受到诗论家的赞誉。诗人写诗追求含蓄蕴藉，感情往往依托于景物的描写，借景抒情。因此，诗中的景物描写，渗透了诗人的感情，或者可以说是感情化了的景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写景是为了抒情，写景就是抒情，诚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4]沈、宋诗中的写景的句子，以淡远见长，如沈的“树悉江中见，猿多天外闻”（《十三四时尝从巫峡过他日偶然有思》）；“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宋的“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江亭晚望》）；“山形无隐霁，野色遍呈秋”（《秋晚游普耀寺》）。以此受到冒春荣的称赞，他说：“写景之句，以工致为妙品，真境为神品，淡远为逸品，如‘芳草平仲绿，清夜子规啼’（）……皆逸品也。”^[5]沈、宋诗写景淡远，似不着感情色彩，其实，他们的感情在诗中表现得更为含蓄、隐蔽和深厚，因此被列为逸品。宋之问多灵秀之气，诗中多有佳句，如“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灵隐寺》），写得飘逸而富于诗意。“不寄西山药，何由东海期”（《寄天台司马道士》），写得委婉含蓄。总之，沈、宋的诗，是善于借景抒情的，在这方面，皎然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律诗之龟鉴也，但在矢不虚发，情多兴远，语丽为上……是诗家射雕之手。”^[6]

三

沈、宋诗歌，代表唐诗发展的一个新的特定的阶段，它为盛唐诗的发展与繁荣铺平了道路，它呼唤着诗国高潮的到来。因此，它不仅在唐代诗歌上，甚而在中国整个诗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首先，五言律诗格律的定型，是在沈、宋手中完成的。这是唐诗研究者公认的历史结论，兹不赘述。应当指出，五言律诗格律的定型为七言律诗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沈、宋的七律创作，特别是七律诗的创作，对七言律诗的成熟与格律的趋于定型，具有重要的意义。五言律诗格律的定型与七言律诗的趋于成熟，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在诗歌艺术的嬗变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唐诗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内容决定形式，而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也有着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反作用。律诗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应酬密切相关，但也有少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而且在有限的篇幅内，要容纳较丰富的生活内容，表现异常深厚的思想感情，不得不采用浓缩的手法，使诗人的思想感情如一束聚光，发出非常强烈的光亮。这就要求内容的集中与典型、感情的深厚与激化，它有着极严格的艺术要求，诗人要有高度的艺术技巧，才有可能写出较好的律诗。明顾谓：“五言律诗，贵乎沉雄温丽，雅正清远。含蓄深厚，有言外之意；制作平易，无艰难之患。最不宜轻浮，俗浊则成小人对属矣。似易而实难。又须风格峻整，音律雅浑，字字精密，乃为得体。”^[7]的确，写五言律诗“似易而实难”，要达到“风格峻整，音律雅浑，字字精密”，非得在炼字炼意上经过千锤百炼不可，在写作上不能稍微掉以轻心。正因为律诗的写作要求极严，经得起反复推敲，因此它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盛唐时期，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都写了大量的内容浑厚、艺术精湛的五言律诗，在诗坛绽放出异彩奇葩，这都是沈、宋为之开端的，其开创导路之功决不可没。而他们在流放期间所写的律诗，其艺术表现之完美、感情之真实感人，都是十分突出的。这些五律，成为后来诗人写五律的最早范例。

其次，随着五言律诗的定型，迫使诗人对诗歌意境的提炼与追求，俾达到最完美的艺术境界。唐诗不同于其他朝代诗歌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诗的意境的完美与浑融。五言律诗，其形式规范并限制着诗的内容的表达。诗人要用短短的四十个字，充分地表达自己一时的感情，不得不对诗意进行反复的提炼，以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律诗这种固定的格式，极难容纳千变万化、极端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但那些不畏艰难勇于攀登艺术高峰的诗人，却总要使自己复杂的感情在短短的八句内，得到充分而艺术的表现，在构思精巧与意境的锤炼上，不惜精思殚虑，以期达到预期的目的，宋刘昭禹云：“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屠沽辈不得。觅句者若掘得玉合，有盖必有底。但精心求之，必得其宝。”^[8]诗人对他掘得的矿藏，必须进行精心的筛选；诗人对他运用的每一个字眼，都要仔细地斟酌；诗人对每一个字的声调的轻重与抑扬，都得细细地掂量，以期达到尽善尽美。因此，可以说五言律诗的完成与定型，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大革命，使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以致诗的境界，都变得焕然一新。而沈、宋在这次诗的革命中，无疑是两个重要的元勋，他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在诗歌发展史上矗起了巍峨的艺术丰碑。

第三，五言律诗的完成与定型，引起诗人审美情趣以至时代艺术风尚的变化。诗人对诗味、弦外之音的追求，使诗凝练含蓄、浑厚清远。他们以其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表现个人一时的感情，使其诗变幻多姿，饶有特色。沈、宋的五言律诗，对后来的诗人起了表率和示范作用。沈德潜云：“五言律……神龙之世，陈、杜、沈、宋，浑金璞玉，不须追琢，自然名贵。”^[9]这个评价是确当的。宋之问的五律尤为特出，如“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以巧思胜，既切合情景，又浑融流畅，有悠然不尽之意。《初到陆浑山庄》在意境的锤炼与感情的表达上，都达到自然浑融的艺术境界。他在饯别酬应中写的一些诗，也非常真挚感人。如《送杜审言》、《留别之望舍弟》、《渡吴别王长史》、《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等，都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沈德潜云：“应酬诗，前人亦不尽废也。然必所赠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复一己之情性流露于中，自然可歌可咏，非幕下张君房辈所能代作。”^[10]沈、宋虽多酬应之作，但能切题，且有真情实感流注其中，因此“可歌可咏”，颇多精彩之笔。这种流荡自然而又贯注诗人真情实感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四，随着五言律诗的成熟与定型，中国的诗歌由原来的以叙事为主，渐次变为以抒情为主。由此形成唐代抒情诗不同于六朝抒情诗的重要特色。唐以前的古体诗与乐府，是以叙事为主，在写法上多用赋笔，诗人含情于叙事之中，或结尾抒情，诗歌古朴浑厚。随着近体诗的形成，诗歌比兴手法的运用更为灵活多样，诗人更注意艺术技巧的锤炼以及感情的宣泄与渗透，抒情味更为浓郁。抒情诗中，写景与抒情参半：中间两联，一般都是前二句写景，后二句抒情。若中间两联都写景，即使妙笔生花，也会受到责难。譬如沈德潜批评王维《山居秋暝》时说：“中二联不宜纯乎写景。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景象虽工，讵为模楷？”^[11]或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所谓“情中景，景中情”，诗人的情与志，诗中的情与景浑融，诗歌显示出与前迥然不同的形态，诗的格调起了鲜明的变化，由此形成诗的独特风貌。

沈、宋继往开来，推动了唐诗的发展与繁荣，对后代诗歌有着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