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实现路径及进展

三、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实现路径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意义支撑的中华民族精神，其理论形态的建构和实践中的建构是相互促进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与高科技时代的特殊性相对应，与中国后发型现代化的现实基础相结合，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的具体途径主要为：

（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为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内生

性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系统和历史传统事实上内在地包含着许多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对中华民族精神来说，是积淀深厚、内容丰富的本土资源宝库。况且，“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或论说及其对应的社会实践由于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精神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而日益丧失其说服力，而非西方文明所蕴涵的丰富的传统生存智慧在‘后现代’语境中却日益彰显。”^[20]对它进行现代的诠释和转换，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一个民族的自信、自尊、自强是深深植根于它的传统文化之中的。传统不单是我们进入其中的某一先在条件，传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参与传统的演变，从而传统就由我们进一步决定，传统也是由我们创造的。自近代以来我国对传统文化，多批判而少建设；只有解构，而无建构。这种历史浪潮已超过“临界点”而走向反面，导致信仰迷失、价值混乱和道德失范。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包含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建构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应继承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从整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解释世界、阐释生命、整饬民族精神、适应和回应各时期、各类型历史挑战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践理论系统，其中对世界、精神、价值、认识、社会、信仰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究。这种探究及其理论成果在整个当代人类历史中都具有深刻的思想里程碑意义，对于我们面临当代现代化实践中的问题具有智慧参考和思想启发作用。例如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观念，文化中国的包容意识，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守成创新的进化观念，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成圣成贤的人格追求，以及崇尚节俭的生活态度、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伦理道德等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与现代化的要求相契合，我们应该继承改造，赋予它们现代的内容和形式，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光大，成为建构当代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建构具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获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同时要看到它内在的缺陷与弊端。这些缺陷弊端，一方面来看，是由于其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决定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自然经济的产物，代表的是，小农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由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所决定，传统精神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所以，传统文化作为以封建宗法社会和手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文化观念，就其整体来说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其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等，许多已与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民主法制精神、科学创造精神、平等竞争精神等是不适应的。如传统精神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唯书唯上的教条习气，不注重社会公德的生活恶习，官本位的等级观念，拉帮结派、唯我独尊的宗派意识，安时处顺、知足常乐和因循怠惰等思想观念和行为，往往使得人们固步自封、各自为政，形成一种狭隘、落后、封闭、守旧意识的禁锢，成为妨碍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转换，就必须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采取扬弃的态度，认真开发利用好传统精神文化的精华，用时代精神加以改造，用人类最新文明成果进行引导，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当代精神文化的积极因素。

（二）以现代西方文化为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借鉴性资源

西欧地区是世界现代化历史的发源地，西欧诸国家是原发型、先发型现代化实践形态的始作俑者。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按其内容来说很多正是我们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有待完成的，按其本质来说正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前提，中国现代化实践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与西方社会先行原创的现代化运动一脉相承。由于这种客观的历史联系，则西方社会现代化所体现出的精神无论逻辑上还是实际上都对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现代化实践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处于逻辑上的历史基础地位。构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民族精神：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精神元素。资本主义启蒙精神对现代化实践的贡献，主要在于提供了理性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由此树立了一种新型的实践观理念系统。

所谓理性，概括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反省的批判的精神。恩格斯对此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有过非常精彩的明确论述：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其二，通过理智，努力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意志。其三，确立并严格依循一以贯之的分析、分解和结合、构建的认知方法，这种近代所兴起的理性主义精神把认识进一步引向全面、科学、深入和高水平的方向，摧毁了崇尚神秘启示和宗教教条的中世纪文化精神及其给人类理解力发展所造成的压制和阻滞，有力地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实际上成为一种近代西方社会自我反省、全面重建的精神基础和理论支柱之一。

“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与近、现代西方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是对“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论反叛，它与理性主义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共同的基本精神。西方近代哲学对现代化实践的贡献，还在于提供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由此树立了一种新型的实践观理念系统。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哲学“以人为中心”批判考察了人类的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揭示了三者的区别和联系，说明人类精神的各种要素的存在意义和地位。黑格尔哲学力图把人的精神与世界和历史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和过程来把握，揭示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具体性和历史性。费尔巴哈则力图拨开唯心主义思辨的烦琐性直观人本身，希望从“人的本质力量”中开发出人类幸福的直接道路，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虽然互相之间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但是他们同样主张从“意志”这种层面和视角反省人类的文化和生存样式，重新评估和设计人类生存的历史道路。从根本上看，无论任何一种精神要素都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某一个层面或个别要素而已，它的存在理由和合理性根据主要在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存方式，以便能够更加自主、有效、高水平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以人为中心”的新价值观才能最大限度地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新的生存方式的创造和发展过程中作出更加积极和杰出的贡献。

理性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是西方启蒙精神赖以立基的理念核心。现代社会特有的诸领域，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大众传播等等都来源于启蒙精神或与之相关；我们所珍视的价值，包括自由、平等、人权、隐私权、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法制等等也与启蒙精神密不可分。18世纪以来，我们在这些精神价值的指引下取得了各方面的进步，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因此而能更加有效地运作，更富有意义。所以，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建构只能是在保持本有传统资源以期充实并矫正启蒙精神的同时，首先涵化由西方现代化所开出的利益领域及其核心价值，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即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的积极内容、原则和经验教训。

当然对西方国家利用其在科技和信息技术的优势，实行其文化扩张主义，甚至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进行遏制和消解的情况，也要保持高度警惕。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2]我们要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会通中西，在借鉴吸收和融合中，加速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以开放的心态，现实的精神迎接挑战，主动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成果，才能铸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民族精神。

（三）以塑造现代人格为民族精神现代化的主体性载体

具备现代人格，才能有建构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资格。所谓人格，心理学上是指一个人在其生活实践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个体心理特点的总和，也称为个性。它包括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以及兴趣爱好等等，是一个人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情绪反映。人格有两重含义：一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格，泛指做人的资格、尊严和权利；二是个体意义上的人格，是指人的个体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文化素质、意志、情感等心理特征及行为特征的总和，构成个体人格的各种素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人格的内在机制。人格内在机制的作用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内化作用，即调整和改善人格的综合素质，使人格不断完善；二是外化作用，即提高主体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通过实践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鲁迅在日本与许寿裳讨论国民性问题至今，一个世纪已经过去。革命已使中国社会几度沧桑，科学技术方面也在追赶西方，缩小差距，然而国民性的改革步履维艰。事实上，由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由于价值判断的错位，国民人格再次出现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四种倾向：物欲化（拜金主义）、粗俗化（享乐主义）、冷漠化（道德意识薄弱）和躁动化（急功近利）。国民人格中这四种扭曲异化倾向严重抑制了民族精神的生长。因为以人格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文化素质、意志、情感等心理特征及行为特征的反映，是社会民族精神现状的真实写照。人格的畸型或人格的残缺不全必然会导致整个民族精神的衰退。要使民族精神现代化，必须培育现代人格。

一方面，公民是国家的主体，是民族精神的基础载体。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点。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英国著名学者克莱夫·贝尔说，一个文明人造不成一个文明社会，只有在足够众多的文明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向外放射光芒、渗溢甘露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文明社会。即是说，民族精神的创造与传承一般是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命形态或存在方式，而非少数精英的纯智性活动。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没有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他们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没有现代化人格的公民，就没有民族精神的现代化。一个社会与它的成员的精神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社会的习俗和法律反映着其成员的精神；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民族精神要通过该民族绝大部分成员的精神表现出来，离开了民族成员个人的精神，民族精神也就失去了它的安顿之所；个人的精神一般说来是由民族精神转化而来的，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内化。不过，民族精神的健康向上并不能保证个人的精神也一样健康向上，也许在民族精神仍然维持其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个人精神出现与民族精神偏离甚至背离的现象。既然个人的精神可以改变，就应该使先进的民族精神占据人心，使人们远离不健康的思想观念，追求先进的精神支柱。没有积极活跃、素质优良的社会主义公民，中华民族精神就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因此必须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和完善公民素质，使全体社会成员认同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认知个人与社会的权利与义务、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牢固树立民主法制观念和自由平等精神，激发自主自律的主体精神，激发深厚的民主活力，努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主体承担者和载体。

另一方面，我们要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道德建设。研究认为，个体人在群体聚集的情况下，有时也会在率先者的诱导下，不自觉地产生出一种不假思索、追随大流、亦步亦趋的态度——即所谓“去个性”现象。因此，舆论的导向、榜样的力量的群体的规范的社会的要求等，总是会显示出强大的个性导向或制约的效能。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既是人民的公仆和社会的表率，也是当代民族精神的中坚载体。因为个体意志的内部规定的外在化、客观化，又表现为群体的、普遍的行为方式，也就是社会的道德风尚作为客观精神，或者作为伦理精神，是一种普遍理性，也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表现为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乃至世界精神。不同的个体人格状况通常都会以具体人的意志品质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华民族精神发挥重要影响。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道德高尚、政治坚定，将使国家、民族有依靠的栋梁，人民获得坚强的信心、力量，民族精神也才能得以高扬。以雷锋、孔繁森、郑培民，以及抗击“非典”的一线医护人员和抗击冰灾的党员干部等为典型代表的优秀社会人，他们那不畏艰苦、不怕牺牲、乐于奉献、一心为公的良好人格，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影响和教育着一大批社会人，无私无畏地团结群体去克服艰难险阻的奋力实现共同的远大目标。而腐败蔓延，是国家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死敌，将会导致社会成员信仰体系坍塌，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社会发展失去希望。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道德建设既是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关键。当前，必须努力学习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从严治党方针，真正解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一历史性课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扎实有效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道德建设，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在人民心目中确立道德崇高、政治坚定的形象，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的考验中，始终成为现代性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四）以建立现代社会制度为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工具性基础

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路径，并且构造人类社会发展的框架，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级阶段，是人类文明的特殊进程，因此更需要制度的路径依赖。现代化的民族精神必然依存于它所处的制度结构之中，要实现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就需要优先考虑其制度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制度对文化的保障作用体现得非常明显。儒学正是在被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之后，统治者采用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确保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也正是在全新的制度体系中，儒家的合法性不复存在，缺乏制度支撑的儒学的式微及其影响的消退成为必然。因为价值系统自身不会自动地实现，而要通过有关的控制来维系。在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因此，现代社会制度应是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工具性基础。

首先，现代社会制度为人的精神现代化提供了刚性的保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再好的规划只能是一纸空文。因为个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意识都是有限的，仅靠个人之道德理性，难以确保个体作出合理的道德选择。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什么是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道德观。个人道德意志的有限性，决定了从大众层面来说，不可能指望依靠自我道德约束，使所有个体的行为都纳入符合于社会普遍要求的轨道之上，实际上，由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利益诱惑，并且，如果没有外在的强制约束和责任制裁，个体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往往更易获得成功，因此，个人的道德意志从社会的意义上说是靠不住的，在没有制度的刚性保证的情况下，任何道德教化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实现社会精神风貌的根本好转也无从谈起。而现代社会制度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成为遵纪守法的人，成为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而且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活动，以及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活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实活动方式制度化本身就可以使人们受到良好的精神文明教育。所以，社会制度作为社会生活秩序的规则系统，直接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现代制度的开放性，也为民族精神的演进提供了契机。

其次，现代社会制度为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特质确立了可能性空间。民族精神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保存其历史性，又要培育新的特质。制度通过把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进步思想观念具体化、固定化，通过反复训练，使人们逐步接受某一制度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并将其由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形成适应现实生活世界的新的符号系统，这也就是新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民族精神现代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吸收各种已有文明成果和社会发展中涌现的新鲜文化因素，不断创新，营造新的文明体系的过程。而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柔性社会特质，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刚性社会制度的规范、引导和灌输。现代社会制度本身也促进新的民族精神特质的生成，如民主精神、法制意识等。因此，现代社会制度才能保证民族精神现代化的长效性、稳定性。要实现民族精神现代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具体讲，就是要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传承久远而不衰，兴旺发达而不败，无不需要有一种能够兼蓄世界各民族优秀品质的健康向上、不懈进取的民族精神，无不需要有一种能够包容历史、直面现实、拥抱未来的时代精神。实现民族精神现代化，最终是要把民族精神内化为民族发展的动力，内化到民族品格中去，锻造出整个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脊梁，推动国家民族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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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2]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转引自刘军宁：《经济民主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1页。

[3]温宪元、陈金龙：《民族精神的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3年5月6日。

[4]转引自邱亿通：《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与价值选择》，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5]胡治洪：《全球化语境中的儒家论说》，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0页。

[6]刘文富：《网络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82页。

[7]费朗西斯·福山著，刘榜离等译：《大分裂：人类本性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年版，第18页。

[8]费孝通：《反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9]高永晨：《跨文化交际境中的文化自觉》，《苏洲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12]［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3]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14]温宪元、陈金龙：《民族精神的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3年05月06日。

[15]吴宓：《中国的新与旧》，载《中国学生》月刊，1921年1月，第16卷第3期。

[1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17]［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18]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英文版，第31页。

[19]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0页。

[20]胡治洪：《全球化语境中的儒家论说》，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2页。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22]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