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性

二、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价值取向

构建民族精神的过程，实际上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真善美是民族精神的永恒主题。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在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中具体体现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个性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传统精神和与现代精神、民族性精神与世界性精神的相互统一。这体现了“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思维，无论是对当今各民族文化的融和，还是对消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统一

科学是人最有效的工具和武器，人是科学的出发点和目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根共向，共同以理性为基础，理性是人类精神发展到现阶段的最高形式，科学精神更偏重于工具理性，而人文精神更偏重于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统一在于：一是防止人类创造出来的缓解人同自然的紧张关系的文化，由于被不恰当的应用，转而加剧人同自然的紧张关系，甚至危及人的存在；二是防止人创造出来的用以提高人和解放人的文化异化成贬低人和压制人的异己力量。

科学精神不仅是西方物质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其精神文化中最光辉的篇章。从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这种尊重客观现实，注重缜密的逻辑分析并强调其技术化而造福人类的科学精神，就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经过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繁荣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精神更是达到了灿烂辉煌的顶点。现代化直接依存于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又直接依存于“科学技术理性”，因此，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但在科学技术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自身又有走向物化、工具化的倾向，内在的人性也越来越显现出机械化的倾向。《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强调，在信息社会应注意物质文明与人性需要的和谐，因为科学与人文的背离已成为当代文明和人的内心世界失去平衡的重要诱因。海德格尔考察了新时代的技术后认为，现代技术的表现意志使人物质化、单一化、功能化和平均化了，技术成为人的存在的机器人是作为技术的服务者和机器的零部件而出现的，每个人的生命精神的独特性消失了，仅仅作为一个在机器上发挥职能的固定部件存在着，生产过程也是单调和千篇一律的，人没有自己的特质，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对人的本质的最大的威胁。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之物、生命之机器、人想控制而竭力用力学解释的自然，都变成了随心所欲地操纵人的主人；‘物’日益聪明、强劲、美好、伟大，创造出物的人日益渺小、无关紧要，日益成为人自身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个体被高科技下的工业和社会的秩序固定化了，人的价值只有以可估算的有用的工具价值来设定。这说明，虽然没有物质的文明化过程，就没有文明的整体发展和人生的健全，但是，只有物质过程的文明化，没有精神世界的文明化，也不能实现人类的尊严与崇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文明的健全与完善。现代人力求通过宗教生活、道德修养和人文追求，使人的存在、人的发展保持其主体性，能在更高层次上使人生的意义得到实现。所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过程中，重视科学精神的同时，更应高扬人文精神，使人能超越异化而实现人与人生所固有的意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统一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的重要价值取向。在我国古代，虽然有令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自豪的“四大发明”，虽然也有墨家的“逻辑学”，但客观地说，科学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空缺。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把“科学”作为改造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鼓励科技发明和创造，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大标志。自从我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学科学、用科学、尊重科学的风气在我国已经形成，科教兴国的战略也在普遍实施，这使得科学精神的确立有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尤其是在邓小平理论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科学真理的务实态度，使科学精神成为我国当代民族精神所倡导的核心精神之一，与形成科学精神有着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意义的问题是人文精神的培植。人文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而规定性又并不确定的概念。人文精神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尊重人的尊严。中国历代先哲的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人文精神，比如实用理性、民本主义、修身意识和社会人格塑造等等。人文精神传统表明了人类对意义世界的探寻，意图建立更美好的精神家园。这种探索，并非开始于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也并非等到社会全面富裕以后才起步。只是到了全球化过程大大加快，工业主义遍布全球，科学主义一统天下，工具理性日益与价值理性分裂，并进而压抑着价值理性，价值观念与价值承担也日渐分离，从而导致道德关怀对终极关怀的取代，实利追求对理性价值的取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融合的要求愈发迫切。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已经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融合的新时代，这是21世纪人类文化的新景观。西方文化界通过对近代以来的工具理性膨胀所导致的文化危机的恶性循环的批判反思，正在重建价值理性的人文根基，提出了科学技术的道德价值要求和精神含量问题，使工具理性融入价值理性，走出技术统治的机械化的单一价值领地。我国的文化理念中则一改过去不重科学技术，不以功利、效率为原则的老路，强调要赶上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必须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的效率为原则去大力加强物质文明的建设。这实际上是在传统的价值理性中注入了新的工具理性的内容，试图辩证地解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既强调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效率为原则（工具理性），大力发展物质技术文明；同时，吸纳中外古今人类人文精神的精华，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其进行创造性的阐释，把它们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时空之中，力图发展出一种新人文精神，这就是蕴涵自由、民主、平等、科学、法治精神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相结合的人文精神，从而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应统一于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中，片面诉诸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的一个向度，都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以人文精神作引导，科技发展就会背离正确的方向，导致科技的非人化、物质化；缺乏科学精神引导的人文追求，会导致盲从与非理性，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二者的整合可以使真与善、情与理、主与客对立两极得以平衡，为人类走向健全发展与整体幸福开辟道路。

（二）个性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的相互建构

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发生并通过现实的社会主体的思想和实践体现出来，它是以个体形式体现的整体性，是在现实历史中提炼过的“类意识”。民族精神是普遍性原则，又以个体形式体现出来，民族精神体现类意识，而类意识正通过那些发展最丰富的活跃个体体现出来，个体的挺立是民族精神的根基。(www.xing528.com)

个人本位的观念在西方现代文化体系中一直是主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以个人个性的理想状态来审视社会的合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相反，群体本位、社会国家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个体性在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中是个盲点，这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突出体现出来。“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13]（梁漱溟语）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兼及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主体性的确立，堪称是迄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进展及其巨大成就的全部哲学概括和总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升迁和飞跃。市场经济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得以区别的基础。它是一个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体系，其前提就是造就出无数利益相对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历史功绩首先就是使人们发现了自我，造就了自由存在的个人，社会成员通过对自身利益的确认发现了自我的存在，促进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并承诺了人的多种需要，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唤醒了被抑制的“自我”与“自主”。它甚至以一种无情的方式使人们感受到个人在生活中的自由：个人必须作出选择，必须对自己的选择、生活、存在负责。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自由在带来某种解放的同时，亦带来自由个性的发展。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群体意识，是由个体的独创性活动推动的。它的价值目标指向始终是使社会与个人达到和谐统一。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精神价值体系也在发生裂变和重构，个体意识又可能被扭曲，成为个人主义的衍生物。一方面，个体欲望的解放推动了个性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体欲望的膨胀，如果失去必要的约束和控制，就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个体性与西方近现代曾经确立的个体性有所不同，它不是完全被从整体割裂开来而导致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而是愈益关注到主客体的联系从而愈益建立在主客体统一基础之上的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化，培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的历史使命，构建当代民族精神应使社会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社会责任与个人权利，物质价值与道德价值达到和谐统一。

（三）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的相互融合

民族精神有两种表现形式——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从某个特定的时空坐标来说，传统精神就是这个特定的时空以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以往的活动中形成的表现民族整体面貌的精神内核”。^[14]现代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这个特定时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体现民族精神面貌的精神内核，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精神离不开传统精神，传统精神必须接受现代精神的选择。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建构，既要完成民族精神的时代性转换，即完成向现代性民族精神的转型，又要处理好民族精神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化之间的张力，即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所以，传统精神和与现代精神的相互融合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建构的重要内涵。

如何发扬优秀的传统精神，从自己的传统中汲取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吴宓先生早就说过；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才能冀建我们民族的自尊。”^[15]贝尔也说过：“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16]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对何谓欧洲传统有一段准确的描述，值得我们借鉴。他说：“每一时代对科学和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都是全部过去的世代所积累起采的遗产——一个神圣的庙宇，在这里面，人类的各民族带着感谢的心情，很乐意地把曾经增进他们生活的东西，和他们在自然和心灵的深处所赢得的东西保存起来。接受这份遗产，同时就是掌握这份遗产。”所谓接受和掌握遗产，黑格尔认为，就是要保存和增加知识领域中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切，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样也是每一个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对于已有的科学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希尔斯这样说：“既使是最合乎理情的人类事业，要取得效果也取决于现有传统的‘合适性’。只有在过去的‘发展’已到达了某种特定的时刻，人类理智才能脱离它而向前发展。”^[17]传统精神中的一部分内容，如人世的价值取向崇尚道德，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平衡的特点，主张民本主义、经世济民，强调君子自强和民族自强的特征，就应当加以改造和发扬。

“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18]在发扬这些优秀传统的同时，要结合现代精神创造出“过去”所没有的东西，使“传统”带着时代的要求，按照现代所规定的新的维度走向未来。希尔斯认为，如果传统给继承它的人带来了明显的和普遍的不幸后果，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了，一个传统要延续下来的话，就必须“发挥作用”。一个传统反复带来灾难，或反复被证明明显不灵，那就行将灭亡了。中国传统精神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形态。它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经过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检验、过滤修正、充实的凝固，并与封建政治结缘，凭借统治者政治权力的宣传倡导，灌输推行，逐渐强化，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久而久之，积淀成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成为人们遵行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指导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传统精神本质上是与自然经济、家庭社会、权威政治紧密联系的，所以单纯的传统精神远不足以建构当代民族精神，建构当代民族精神既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必须将民族精神置于全球性的观照之下，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中。没有一种民族精神是静止的，它总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于已为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合理化和先进的精神理念应促使其与本民族传统相融合，例如，作为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影响的积极成果，个体意识的觉醒、求利动机的诱发、法制观念的增强，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给与足够的估计和肯定。经过实践证明是具有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价值的精神，就应吸收借鉴，但也不能盲目照搬，抽象的原则必须与本国实践相结合。传统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根基，现代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两者相互融合必须以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其存在基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只有在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被保存和发展，凡是不能通过与物质生产的相互作用而参与社会实践的民族精神，必然会丧失其生命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只能抽象地存在于历史典籍中。而一种先进的民族精神，必然是以先进的生产力为其生长的根基，在人们所创造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及其成果中，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结晶。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文明不断进入更高的阶段，也为传统精神和与现代精神的相互融合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和更具活力的力量源泉。

（四）民族性精神与世界性精神的相互契合

所谓民族性精神，就是具有各民族自身特性的精神；所谓世界性精神，就是具有现时代“全球意识”的精神。在全球文化多元格局中世界性精神与民族性精神是任何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所必然具有的双重规定。世界性精神与民族性精神之间体现了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包含。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在具体形式中体现共性。在现实形态上，现代化的世界性以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为存在的载体，离开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多种多样的现代化模式，它就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物。因此，世界性精神的弘扬是以民族性精神的发展为基础的，民族性精神丰富和发展着世界性精神的内涵。迎接全球化发展的挑战，对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建构来说，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世界性精神与民族性精神的关系。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中国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大力开发和利用本国各种资源，而且要积极主动地利用国际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财富来充实自己。如果不以偏狭的眼光看待世界文明的发展，就不应断言只有本民族的哲学思想才能拯救全人类，就不必宣扬本文明如何优于其他一切文明，本民族和人种的智力如何较其他民族和人种发达，以至坚信连语言文字，也是自己的比其他人的更优美，更精妙，并企图以这种虚幻的优越感，来增强排他性的民族凝聚力。其实，人类历史上真正不朽的思想家，如孔子、柏拉图、康德、马克思，都不仅仅属于某一文明或民族，而是属于全人类。世界化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影响着人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渗入人们的习俗、礼仪、道德及普遍性思维中。但是，与此同时，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体系有其自身特点，在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中各有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因而形成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于共性中透显出鲜明的个性，对本土的关怀和认同也日渐强烈。美国的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说：“在未来几十年中，对价值体系的求索将成为人们的一个中心要求。当前，意识形态在各地衰落，务实主义受到称颂，功利导向的政策导致对物质的追求，经济处于优先的地位。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济成功之后又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复苏。我们亦不时听到那些唤起种族和民族感情的大声疾呼。这些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都代表了一种在一个失范的和混乱的世界上急于找到归宿的渴望。”^[19]饱受殖民地、半殖民地深重苦难的中国人民，特别珍惜民族独立、民族自主的权利：在世界性的竞争和交往中要取得优势，更有赖于保持和发挥自己的特色。因此，对本土语言、历史、文物、风俗的眷恋，对乡音、田野、传统艺术、民族文化的特殊钟情，汇合而为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它成为制约被西方文化同化的最有效的力量，也成为接纳和消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化的基础。正是有了这一本土主义的基础，才能够将各种文化资源汇合而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混合物或文化的大杂烩。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成果，也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和各国人民一道，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贡献。”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中华民族精神建构时所应采取的态度。上述四种新的价值取向、新的社会精神，一是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规范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规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四是规范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四者相契合而构成一个整体。从其架构可以看出，它们确实根植于中华文明所固有的“中和”传统，但它们并非固守传统，传统在这里已经被超越，因为人们对传统的东西已经进行了再创造。由此可见，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必须以开放的眼光，恢弘的气度，博采众长，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成果，并根植于中华的传统、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加以融会贯通、发展创新，从而使中华民族精神能够始终立于时代大潮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