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的研究成果

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基石和源泉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和发展的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具有深厚的文化品质。其中，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和源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八荣八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道德要求。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表征

1.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这种特色，正是通过“天人合一”的命题表述出来的。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天人合一”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但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天人合一”则是由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最先提出来的。西周时期，天意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神人关系。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他认为“礼”是天经地义即自然界的必然法则，人民必须按照天经地义的“礼”行事。这是把天与人事联系起来，反映出了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样的法则运作的思想。战国时期，孟子把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认为天有善善恶恶之心，人性天赋，善端与生俱有，因而性、天相通。《易传·文言》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思想。文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与天地合其德，是指人与自然界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所谓“先天”，即为天之前导，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之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从未而动。《易传·系辞上》说，圣人行事的准则，是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即认为人道是与天地之道相似的，懂得这个道理的圣人，就能周知万物的情态，以道匡济天下而又坚持原则，乐天知命而又发挥德行的作用，制约天地的变化而无过失，成全万物而不会有遗漏。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圣人通晓阴阳变化的规律。我们如果从哲学思维的角度考察，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天人协调的思想，即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较为全面正确的观点。

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种派别的思想家所接受。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认为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他认为，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的对立统一规律，它所体现的是自然界和人的共同的“性命之理”。张载还认为，性天相通，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性与天道具有同样的属性，即变易。张载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协调。根据《易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理想追求，他主张穷理尽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完成人道，实现天道，最终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是非常正确的有价值的一种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根据这种思想，一方面，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这符合人类的需要，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异已的本体，不是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了充满和谐的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更有着防患于未然的重大现实意义。

2.贵和尚中

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由此形成了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说，认识到“和”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所谓“和”就是“以他平他”，不同的因素、成分相互作用，以一定的关系构成和谐之整体，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从自然界的阴晴寒暑、风雪云雨，国家政治的礼乐刑赏、宽猛两手，到人体的阴阳寒热，心情的喜怒哀乐，都只有和谐平衡，才能正常发展；若有过分，破坏了和谐，即成灾病。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位，以和为最高价值。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宽和处世，从而创造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的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思是，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谋取私利。春秋时代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称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台，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也就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念，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以“道法自然”著称的道家学派更是主张人际和谐、避免冲突，实现社会安定、太平。在《道德经》五千言中，老子不仅给世人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衣、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而且提出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塾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以及“去甚、去奢、去泰”等主张，即人们要效法天道，“以有余以奉天下”，而不要“损不足以奉有余”，以实现社会的相对均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孟子的“人和”观，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贵和”思想，往往是和“尚中”之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庸》中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既然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是最高的理想追求，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和”的理想呢？儒家认为，根本的途径在于保持“中”道。“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此外，“中”也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狷”。孔子用“持中”的办法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在他看来，无过无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便是实现“和”的途径。而“中”又是以“礼”为原则的。如果为和而和，违背礼的原则，则是“乡愿”，是“德之贼”。《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原则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度，强调通过对待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总的说来，“以中为度，中即是和”是儒家和谐观的重要内容。“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汉代以后，历代思想家都认同这种观念，继承并努力实践这种观念。

正如中国文明的早熟一样，代表了中国古代贵和尚中基本精神的儒家和谐理论也是早熟的。它降生了动乱迭起、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其实质内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价值取向也与“争于气力”的时代大相径庭。然而，它表现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守成的一面在时代风云由“雷电交加”转为“天清气朗”之后，便凸现出了自己的重要价值。因此，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常轨，儒家这种贵和尚中的思想，正好既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又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从而成为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无论是汉代董仲舒的“三钢五常”和天人感应理论，还是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都是以“中”为度，以“和”为归结的，不过是先秦儒家和谐理论的不同表现而已。贵和尚中思想，作为东方文明的精髓，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积极作用和影响还是主导方面。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这些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3.刚健有为

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孔子提出了刚健有为思想。他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刚毅指坚定性。他高度肯定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认为是刚毅的表现，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便是其生动写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有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乱，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还说，吃饭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的失误，这才是好学的君子。儒家经典《中庸》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这些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的思想的表现。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易传》还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它把刚健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同时又要求刚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能够坚持原则，以“中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

中国历史上素有研究《易经》的优良传统，各个时代的学者对此的注解有千千万万，其中以文天祥的阐述最具代表性。他在考中状元的那篇对策中对自强不息精神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他认为，生生不息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春华秋实是大自然自强不息的结果；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人类自身的繁衍所表现出的生生化化是人自身自强不息的结果。总之，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环境和命运，一个民族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一个国家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要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都要不断地拼搏奋斗。那种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目光短浅者，便丧失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那种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自满自足、不思进取者，便与自强不息精神相悖；那种妄自匪薄、自暴自弃、崇洋媚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他人者，便与自强不息精神不沾边。由此可见，违背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就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违背了自然和客观发展的规律，背离了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其结果将一事无成。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如外族入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数志士仁人为此鞠躬尽瘁、不息奋争。诸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式的激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式的雄心等，都是以高度的自尊自信而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诸如岳飞、文天祥等，都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要时可以慷慨捐躯、舍生取义的精神。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集中体现了人生在世要为崇高理想竭尽力奋斗的正义追求，读来荡气回肠，至今仍然是激励人们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培育了中华民族自立精神和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突出表现，是“日新”、“革新”的观念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积极促进“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社会变革。《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种革故鼎新的思想，后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朝野上下津津乐道的变革观念，成为“有道”讨伐“无道”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改良、革命、维新、变法的活动，都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作变革的理论根据，体现了“日新又日新”的积极进取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刚健自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作为刚健自强思想之重要表现的，是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孔子认为，为了实行仁德，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决不苟且偷生。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在自己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不为统治者接受的时候，并不改变初衷，曲学阿世，而是实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原则。他始终坚持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人生准则，决不与黑暗统治同流合污，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成为后世坚持独立人格、保持自尊自重高尚气节的榜样。孟子明确表示，生存和道义，都是可贵的，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时，则舍身而取义。他认为大丈夫应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这种坚持独立人格和气节，不为物质利益或暴力所诱惑、所屈服的顶天立地的精神，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坚持真理，不“卖论取官”，便是受传统的独立人格思想熏陶的结果。这种坚持独立人格、注重“大丈夫”气节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

4.尚仁重义

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是与对道德精神的追求分不开的。崇尚道德成为中华民族最显著的特点，重视道德是中华文化延续不断的主题，其中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学说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它又是一种伦理体系，它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学说。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推崇道德成为中华民族自觉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成为中华民族国民性格、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

崇尚道德的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仁重义。“仁”是一个古老的伦理范畴，早在《尚书》、《诗经》等典籍中就谈到了“仁”。后来，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对“仁”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儒家那里，“仁”就是“爱人”，就是讲究忠恕之道——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就是修已安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则提出了“兼爱”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尽管存在某些历史局限性，它同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等奉献精神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利他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因而奠定了无私奉献精神的基础。像舍己救人、乐于助人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崇尚仁爱精神的具体体现。重义轻利也是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重要内涵。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义利二者的关系问题，认为它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价值选择上明确表示对于义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在义利二者间，以义为上、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和出发点。正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从“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出发，儒家非常重视道德境界的提升与道德人格的追求。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理想，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孟子则进一步将这种精神概括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主张先义后利、以义驭利、重义轻利，它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行义的道德品格，形成了中华民族坚持正义的凛然正气。

尚仁重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是统一的。舍己为人、克己利人可以说是爱祖国的道德基础，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一个不关心他人的人，决不会爱他的祖国，也不可能在他人、国家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今天，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泛滥，社会精神道德境界有所滑坡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现实，认真继承和发扬传统义利观中“尚仁重义”的高尚思想观念，使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把握好尚义与谋利的辩证关系，便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因为这有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培养公民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态度去妥善处理处人与国家、集体的矛盾，意识到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和全局的利益。(www.xing528.com)

（二）中华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石

1.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国传统的凝聚

中华民族从来就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儿女的爱国奋斗史。《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标志着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有了以天下兴亡、人民安康为已任的胸怀。在中国历史上，有“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样情系故土的朴实古语，也有“遥望中原怀故土，静观落叶总归根”这样寄情祖国、报效桑梓的深情诗句；有为国分忧、对祖国高度负责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国忧民情怀，也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急国家之所急、慷慨激昂的报国为民风范；有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生之责，为国家振兴、民族腾飞贡献出自己毕生精力的志士仁人，也有“一身报国有万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以身许国”的民族英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爱国主义伴随着中华民族历经沧桑、世代相传，使中华民族形成了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的宝贵的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伴随着我们民族生息、斗争与发展。在人类尚处于部族和部落时期，群体成员就有了抵御邻近敌人，群心协力，共同洒血奋斗的行动和相应的思想意识活动。为了有利于群体的安全、生存以及发展，这种群体意识世代流传而成为部族或部落的一种精神支柱，这是最初的爱国主义精神思想意识的萌芽，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实质是一种骨肉之爱。在古代，爱国者无不爱骨肉、爱亲人。他们对祖国爱之愈深，对骨肉爱之愈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前进，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内容的结构也在进行着调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由骨肉爱发展到了乡土爱。乡土爱有其广阔的生动的社会内涵。在自然经济时代，祖国母亲为人们提供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在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上，乡土是人们的衣食之源，是生命存在和发展的保障。所以说乡土感情是个人与祖国亲密关系的微观反映。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各自的优点都得到充分发展和表现，形成了各自引以为自豪的文明和斗争精神。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内容又与世界上一些单一民族的爱国主义不尽相同，即在爱同胞、爱乡土的基础上发展到爱整个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丰富的，建设家园、发展经济，这是民族精神的首要表现。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一部灿烂的文明史。各族人民以满腔的民族在自己世世代代生息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创造，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大都处于祖国边疆，因此，边疆地区建设和抗击外敌入侵首先就是他们进行的。各少数民族为本民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为整个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维护民族利益，发展民族关系，这是民族爱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中华各民族都积极开拓和发展民族关系，加强民族之间的合作和往来。在相互交往中，各民族把本民族的知识、技术、劳动成果传播出去，同时又各自互相吸收和学习，使中华民族文明得到发展。没有民族爱，各民族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出现如此空前团结的盛况。

对中华民族的爱还表现在反对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方面，同时，爱国主义也是近代中国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强大动力，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的优良传统，许多爱国志士都对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感。屈原在《离骚》中融注了对楚国存亡的忧患；宋代政治家范仲淹以“登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达了他对国家对人民命运的担忧；近代的魏源在鸦片战争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风气的两大弊端即“人心之寐患”与“人才之虚患”，认为“两患”是造成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则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表达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和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能够创造彪炳千秋之伟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形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传统，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渗透于炎黄子孙的血液里。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崇高的爱国情感是中华民族得以维系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之魂。

2.团结统一精神是“大一统”观念和民族团结传统的凝聚

中华民族历来以团结统一著称于世。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利益和目标基础上形成的、促进人们在意志和行动上和谐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人曰，众心成诚，众口铄金。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说的就是这种精神。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精神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观念。孔子修集《春秋》，主张“大一统”。孟子认为，天下归于一统，社会安定。到了秦代，秦始皇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到了汉代，“大一统”、“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九九归一”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大地上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力量。故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道谊也。“大一统”就是指中华民族是大的国家、统一的国家，不允许分裂，更不允许外族侵略。自西周以来，“大一统”的观念便深深根西于中华民族的心中，成为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牢固纽带，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

众所周知，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就一直成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国。中华文化是哺育炎黄子孙的源泉，历史上多少次分裂、阻隔和对立，总也挡不住文化上的依归和亲和，最终导向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以国家统一为乐，为江山分裂而忧，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这种“大一统”的观念，经过了解儒、法两家的论证，特别是经过秦汉时期建立的“大一统”国家而带来的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实践，进而转化为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心理，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定式，巩固了“大一统”的帝国机制。

中华民族历来珍视民族团结，尊重中华各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主张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并与之和睦相处。早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中华先民希望天下太平，同其他民族、国家友好相处的愿望，表现出天下一家、与人为善的博大情怀。这种追求和平的风范，表现了中华民族对民族、国家利益的独特态度，即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获得和维护只能建立在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携手共进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上。这种态度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对各兄弟民族持久的亲和力。

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自古以来，各族人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而自豪，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整体感和责任感。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切身感受到国家统一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都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颂歌。汉朝初年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唐朝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就是典型范例。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如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帝等，站在维护民族团结的高度，坚持“和为贵”和宽厚仁爱的原则，用信义、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化干戈为玉帛”，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亲同一家。中国从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国家政权虽屡次更迭，间有离乱，但主体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在迁移、聚集和战争中形成的民族大融合却从未中断过，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高度一致的整体感、责任感和忠实于群体的价值取向，在于各民族之间和睦合作、友好相待的优秀文化传统。离开了这种团结统一大的民族精神，一个庞大的多民族的中国要想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统一和繁荣是不可思议的。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长期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的主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一起保卫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并形成了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无论是在祖国顺利发展、兴旺发达的时期，还是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在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3.爱好和平精神是“和为贵”观念与爱好和平传统的凝聚

爱好和平的传统是指一个民族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历来具有的平等相待、友好相处、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贡献的传统。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天性。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使中华民族具有宽阔的胸怀，大胆地吸取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也努力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主张天下太平，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中国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直到16、17世纪，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强国。中国对待其他民族从不采取敌视态度，更不主张刀兵相加。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汉武帝派遗使者出使西域，唐太宗发展西域交通，历万难玄奘印度取经，为传经鉴真东渡扶桑，郑和七下西洋，著名的“丝绸之路”通中外等都是中华民族善于和勇于与毗邻异域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开展国际合作的历史见证，“和为贵”，孔子这句名言所体现的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一直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之中。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与各兄弟民族、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携手共进上，而且表现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休戚与共上。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奉行“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主张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和协万邦”、“德莫大于和”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四海之内皆兄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中国先哲们的著名言论精彩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海纳百川的宽宏胸襟。对此，许多西方思想家都有深刻的洞悉。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也说过，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希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崇尚团结、热爱和平、宽容豁达的胸怀。

4.勤劳勇敢精神是勤劳俭朴、艰苦创业传统的凝聚

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勤劳勇敢的传统是指一个民族勤劳俭朴、奋力拼搏的艰苦创业传统。中华民族总体上是一个农业民族，其主体世代定居在中华大地上，根据气候、季节的变化从事农业生产。同牧业民族的剽悍、渔业民族的冒险、商业民族的精明相比，中华民族在辛勤劳作中，深深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形成了勤劳质朴的品格。

勤劳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是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中华民族历来视勤劳为立身立国之本，认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难难困苦，玉汝于成”，“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强调“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倡导“克勤为邦”，“业广惟勤”，“勤”有三益：“可以勉饥寒”、“可以远淫辟”、“可以致寿考”。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传家宝。

在为学从政方面，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无一不是通过勤奋的攻读和顽强的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报德明功，勤勤恳恳”是为政的最基本要求，《尚书》中强调为政者要以周文王等人为榜样，不贪图安逸，废寝忘食。后世致力于事业学问的有志之士也无不刻苦。唐代杜佑30年时间写成了《通典》，明代的李时珍30余年修成《本草纲目》，清代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宋元学家》，是从黄宗羲正式开始，经过黄百家、全祖望、王梓材等先后补充充正才最后完成的。古人刺股悬梁、穿壁引光、积雪囊萤等勤奋好学的故事更是世代相传。

在中国，同勤劳紧密联系着的勇敢是和智慧、仁义并列的三大美德之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体证。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什么是勇敢，勇敢的不同类型、层次、境界，勇敢和智慧、仁义的关系等都有大量的论述，认为不同的人所达到道德层次和修养境界不同，对勇敢的含义的理解也不一样。“勇者无惧”。只有为了正义事业、为了真理而不惧权势、不畏强暴、不怕孤立、不顾利害、不计生死，才称得上大勇、真勇。这就是所谓的“率义之谓勇”，“见义不为，无勇也”。正是由于对勤劳勇敢有独到的理解并身体力行，所以，中华民族能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作出杰出的贡献。

5.自强不息精神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传统的凝聚

自强不息的传统是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立自主、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传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和倡导自强不息，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当推自强不息精神之第一人，他十分赞赏“刚毅”的性格，他自己就是自强不息的典范。这表现在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不懈努力和追求中，表现在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忍不拔的顽强奋斗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到战国时代的《周易大传》已见成熟。《周易大传》所说的自强不息还含有“及时”、“通变”之义。“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又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说明民间永恒变化的性质正是人应自强不息的根据。汉代到清代，自强不息的思相内涵深入人心，其刚健进取的观点为全社会所接受，推动了中国社会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地最大，包容万物，没有天地便没有一切。天地就是宇宙，宇宙就是天地。天地永不停息、周而复始、不知疲倦地运行，没有谁要求它这样做，也没有谁给它力量，其动力完全来自自身的生命力。古代中国人从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进一步引申出人生哲理，即人生要像天那样高大刚毅而自强不息，要像地那样厚重广阔而厚德载物。同样，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也来自自强不息。《孟子·告子下》中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自强不息体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刚毅精神，体现为“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为“因时而变”、“随时而制”、“与时偕行”、“与日俱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精神，体现为“革故鼎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开拓进取精神。这些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来自她的成员对国富民强的不懈努力，来自对民族自立、自尊、自强的强烈愿望，来自对至善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就民族、国家的发展而言，在民族兴旺发达、繁荣向上时期，人们总是怀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人们顽强地反对侵略，反抗民族压迫；就个人的人生价值而言，自强不息表现为仁人志士在强暴面前坚持正义，宁死不屈；在人生遭遇挫折时则奋发图强，为远大的理想的不懈奋斗。在中国，自古以来，自爱自立自强的人是受尊敬的，自暴自弃自屈的人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几千年来，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走向，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激励着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各种各样的风险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