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空间与时间的互逆关系处理
中外文学发展史和批评史表明,任何叙事作品都必须同时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展开,时间维度显示事件发生发展的延续性和时序性,空间维度则显示其延展性,而特定的时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叙事是否可靠。因此,“何时何地”展开叙事是作家创作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从文学批评来讲,事件发生的时空对于作品解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时间和空间在文学批评史上受到的关注却迥然相异。自从莱辛在《拉奥孔》中将文学定性为“时间的艺术”,将绘画和雕塑定性为“空间的艺术”,文学批评家们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聚焦在叙事时间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叙事中的空间问题。热奈特提出的“时长、时序、频率”无疑是叙事批评中时间问题研究的典范,并在较长时间和较大范围内主导着叙事研究的范式。保罗·利科尔更是出版了《时间与叙事》(Ricoeur,1988)专门讨论叙事中的时间问题[22]。相比之下,叙事中的空间问题虽然一直存在却长期受到冷落。批评界的“空间转向”直到20世纪中期才初露端倪。
对小说叙事中空间与时间关系作出辩证的观察的是巴赫金。巴赫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因而将之统称时空体。他指出“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23]。
关注空间叙事的理论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叙事中空间与时间的密切关系。他们从来就认为对空间的考察应该以时间为坐标系,正如对时间的考察应以空间为坐标系一样。龙迪勇研究员所指出:
只有在完全弄清楚了小说的时间线索,并对整部小说的结构有了整体的把握之后,这种“空间”才能在读者的意识中呈现出来。构成现代小说空间形式的要件是时间,或者说时间系列。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创作伟大小说的条件,也是未来小说发展的趋势所在。[24]
在研究者的眼中,空间早已超越了具体的物理空间。龙迪勇认为,现代小说叙事结构中的空间非指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的物件或场所,而是一种抽象空间、知觉空间和虚幻空间。[25]对空间的认识必须与对时间的认识相结合才能更为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小说叙事中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两大因素,不仅存在互为依存的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此消彼长”的“互动”态势。在“时间性”占主导地位的小说叙事中,叙述者总是力图将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甚至最琐碎的细枝末节也要用细腻的语言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在这种“线性”为特征的叙事中,“空间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只是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而存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空间问题开始凸显。海德格尔说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这个图像的时间维度是古代、现代与未来,空间维度是西方与东方。福柯也曾指出,20世纪是一个空间的时代。“这是起始于伯格森还是更早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和辩证的”。[26]
诚如福柯所言,19世纪是历史的世纪,是沉湎于历史的时代。而且,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初仍未改变,尚未完全为思维和经验的空间化所取代。一种本质上是历史的认识论,继续蔓延于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意识。
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十九世纪沉湎于历史:……目前这一时代也许将会超越以往任何的空间时代。我们处于同存性的时代。我们处于并置的时代,是近与远的时代,是肩并肩的时代,是事物消散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是,对在时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漫长生命的经验比不上对联系各个点并与其自身的线索交叉在一起的网络的经验。人们或许会说,推动今日辩证的某些意识形态冲突,对峙于虔诚的时间后代和坚定的空间居民。[27]
福柯的这段言论宣告了空间时代的来临。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是空间的社会。无独有偶,现代主义作家们也敏感地感受到了新时代中的这种“时空观”的转变。于是,现代小说中的“空间性”开始取代传统小说中“时间性”的主导地位。在空间维度的大肆扩张之下,现代小说中的时间维度开始退缩,甚至出现时间“凝固不动”的现象。“压缩”时间、“凸显”空间在意识流小说中尤为普遍。《尤利西斯》和《达罗卫夫人》的叙事时间被压缩到了一天之内,小说中的人物却走过了海滨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体验着生活的平凡和内心的不平凡;《墙上的斑点》中叙述者神驰千里、思绪万千,穿越古今的时间却不过是打了个盹的功夫,是为伍尔夫所谓的“重要的瞬间”。
1.时间对空间的控制
作为康奈尔大学的文学硕士,莫里森熟悉各国的文学经典,尤其是对福克纳和伍尔夫的意识流有过深入的研究。诸种因素在她的小说中不无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莫里森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既有传统小说中的“此消彼长”,也有现代小说中的“互为依存”。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的表层结构是以时间为分界点,由表示大自然轮回的季节表示。然而,时间的排列是混乱的,这便否定了时间在小说中的主导地位,而将同样,甚至更加凌乱的空间问题推向前台,让各种场景充斥读者眼帘的同时,搅乱叙述者和受述者的感觉和思维。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秀拉》当中。虽然作品章节的安排采用了非常明晰的时间顺序:“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和“一九六五”。如图11:
图11 《秀拉》小说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分布
然而,由于整个叙事空间总是在梅德林的“底层”社区,而且这里的居民也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时间的安排也就失去了它表面上所应该享有的地位和待遇。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中间缺失的时间正好是秀拉外出求学的十年,也是“底层”社区没有秀拉存在的十年。而恰好是在这期间,秀拉走过了邻居们没有走过的路,到了他们中无人曾去过的另外的空间。从纳什维尔、底特律、新奥尔良、纽约、费城、麦肯到圣地亚哥,秀拉看到的是一个“大的梅德林”:“……所有这些城市都住着同样的人、动着同样的嘴、出着同样的汗。那些带着她到一个或另一个地方去的男人们都熔铸成一个博大的人格:同样的爱情的语言、同样的爱情的欢娱、同样的爱情的冷酷。”[28]花了十年的时间走过美国的南北城镇,秀拉看到了生活的本质,明白所有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像她一样在“等死”,只不过在她看来,有的人是像枯木一样倒下,而她自己则像红杉一样挺立。
2.空间对时间的压缩
前两部小说中对时空的“否定”在《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娃》中显然有了很大的改变。《所罗门之歌》中的空间具有明晰的“在场”,空间的转换也有着清晰的路径,而时间则忽隐忽现,其轨迹亦是模糊不清的。《柏油娃》的第一空间是远离美国本土加勒比海上的骑士岛,此外还有纽约、巴黎和森的家乡,空间的延展性具有极大的体现。相比而言,时间被大大地压缩了。整个故事开始于圣诞节前不到一周的时候,而直到小说第八章结束的第243页,故事时间仍停留在新年的第一天,而且十分明确的时间节点也是屈指可数。在小说第九章,雅丹跟随森回到他的家乡——地处佛罗里达南部的埃罗。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庄里,雅丹几近窒息。当森毫无音讯地在家乡待了不知多长时间回到纽约之后,这对恋人之间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打架争吵。此后,叙述者难得地用一个具体的日期——9月16日——标识了雅丹和森之间最尖锐的一场争斗。于是,不愿再次被伤害的雅丹独自离开了。应当指出的是,在该部分,故事发生的空间从埃罗转换到了纽约,时间则跳跃性地前进到了他们相恋九个半月之后的终点。到文本的最后一部分——第十章,空间再次回到了骑士岛。先是雅丹回去收拾她的毛皮大衣,然后是森去岛上寻找雅丹。耐人寻味的是,故事结束于森的脚步声中。时间不再重要,空间依然承载人物的梦想。
另一个表现时间压缩空间的作品是《爵士乐》,文本故事发生在大都会纽约,时间也只是从1926年春天至春夏之交短短数月之间。然而,在前文所分析的各项空间转换策略作用之下,整个故事在空间上经历了南方到北方的跨越,在时间上则经历了1873年至1926年先后50多个春秋。如图12。
图12 《爵士乐》小说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分布
由此可见,整个《爵士乐》的当前故事发生在1926年春天的纽约大都会,其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都没有很大的改变。然而,叙述者的目的不是要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讲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因此,在故事的开篇,女主角之一的维奥莱特在1926年1月大闹多卡丝的葬礼。此后,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叙述者提供的信息越来越多。这些信息的大部分都指向过去。先是维奥莱特和乔在南方的生活。那是在1906年。然后,他们来到北方并经历了种种变化,然后又回到20世纪20年代,讲述了乔与多卡丝的约会。到小说的第三章,叙述者先回顾了发生在东圣路易斯的种族骚乱,揭示多卡丝如何成为孤儿,然后在姨妈的监管下成为颇为叛逆的少女。小说第四章借助维奥莱特的回忆,描绘1888年她12岁时遭遇的家庭变故。4年后,维奥莱特在采摘棉花时遇到了乔。该章结束时,故事时间还是提示我们1926年的春天来到了大都会。第五章描绘了乔生活中的7次变化,讲述他一次又一次地前往荒野寻找母亲。故事时间一度推移到了1873年,章节结束的时候时间再次回到1926年。到第六章,小说叙述了乔的出生,整个故事的空间和时间再次转移到了1873年的南方。第七章从1926年元旦开始,讲述乔在纽约街头寻找多卡丝。作为呼应,第八章描写的是多卡丝在同一时期的所思所想。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故事空间都是在乔和维奥莱特的家里。这对夫妻在经过整整一个季节的纠结和调整之后,终于在1926年的春夏之交实现了和解。
整体而言,莫里森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因素相比,小说中的空间因素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在莫里森“碎片式”叙事处理之下,空间与时间重叠交错。因此,阅读莫里森的小说,读者必须打破叙述的先后时序,依靠想象把相关的场景拼接起来,建构起新的故事框架。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还必须积极参与其间,将文本当做一个艺术整体来加以接受和认知,进而理解整个文本的意义。
【注释】
[1]余新明:《〈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14页。
[2]本论文中所探讨的心理空间、权力空间和宗教空间都是生存空间在社会文化影响下衍生的虚构空间,是小说人物的生活和环境的产物。
[3]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译本前言”。(www.xing528.com)
[4]莫里森:《爵士乐》,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序”,第I页。
[5]莫瑞森:《最蓝的眼睛——托妮·莫瑞森长篇小说集》,陈苏东、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第3页。
[6]莫瑞森:《最蓝的眼睛——托妮·莫瑞森长篇小说集》,陈苏东、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第23页。
[7]Toni Morrison.Sula.New York:Alfred A Knopf,1994,p.3.
[8]Toni Morrison.Sula.New York:Alfred A Knopf,1994,p.5
[9]都岚岚:“《柏油娃》的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24—128页。
[10]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1]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110页。
[12]莫里森:《所罗门之歌》,舒逊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13]同上,第44页。
[14]龙迪勇:《空间叙事学》,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3~96页。
[15]莫里森:《所罗门之歌》,舒逊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5页。
[16]莫里森:《所罗门之歌》,舒逊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4~145页。
[17]莫里森:《所罗门之歌》,舒逊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18]Toni Morrison,Tar Baby.New York:Plume,1987,p.57。
[19]Toni Morrison,Tar Baby.New York:Plume,1987,p.57。
[20]糖果大王即“瓦莱里安·斯特里特”(Valerian Street),“S’s”是一种标记,意味着它归“斯特里特”所有。
[21]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22]关于小说叙事中的时间问题已有多人论及,最主要的可以参见热奈特的《叙事话语》(Ge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An Essay in Method,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中的“Order”、“Duration”和“Frequency”以及保罗·利科尔的《时间与叙事》(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23]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5~276页。
[24]龙迪勇:《空间形式: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第102页。
[25]龙迪勇:《空间形式: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第102页。
[26]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27]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28]莫瑞森:《最蓝的眼睛——托妮·莫瑞森长篇小说集》,陈苏东、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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