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空间与人物的互动

二、空间与人物的互动处理

在小说叙事中，空间与人物存在互动关系。空间为人物活动提供场所，空间的边界为自身提供限度的同时也限定了人物活动的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物活动的自由。反过来，人物为空间提供移动的因素，从而赋予空间活力和动力。二者相结合为故事情节的开展提供推动力，也为人物塑造起到辅助作用。在莫里森的小说作品中，我们主要发现了两组空间与人物的相互作用:封闭空间对小说人物发展的负面影响、开放空间对人物发展的正面影响、小说人物对空间的正面影响和小说人物对空间的负面影响。

1.空间对人物的影响

在莫里森的小说中，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封闭的生存空间往往造成人物行动自由进行的障碍，从而对她们的心理空间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在大房子对小女人的压抑和扭曲。正如《所罗门之歌》中梅肯一家生活的大房子既是男主人财富和成功的象征，同时也是女主人生活的牢笼和生命悲剧上演的舞台。在那些应邀去喝下午茶的人当中，有的羡慕城里最受尊重的黑人医生给女儿鲁斯留下的“有十二间居室的深色大房子和绿色轿车”。这正是物质空间通常在人物内心空间产生的社会效果。然而，事实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女儿来说却充满悲哀。正如某些熟知内情的邻居所知道的那样，“这座大房子并不是什么宫殿而是个监狱”。毫无疑问，正是在这座空洞的大房子里——除了表面上的物质上的富有——限制了房子里三位女性的行动自由，成了她们生命的藩篱:露丝在打扫卫生和准备全家饮食的岁月中消磨了所有的青春年华却无法逃离，两个女儿则在父亲的威严之下过早萎缩并凋谢了她们的青春，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他们和那辆“只供星期日使用”的道奇轿车一样是父亲的财产，曾经穿着干净漂亮的裙子一起穿街过市，成为父亲向邻居炫耀财富与成功的一种手段。父亲的财富和为人使得她们在同学中形单影只，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到巴黎去上过大学，她们终究没有能够从家庭中走出去。这三个女人虽然有年龄上的差距，她们却在同样的沉默中扮演着同样的家庭角色，为家里的父子两个男人牺牲自我。

鲁斯与所处空间的互动关系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场景，那便是她在一间小小的绿色房间中给儿子哺乳。尽管这个儿子已经穿上了裤子和鞋子，已经能够站起来走路，也已经用杯子喝牛奶和其他的代乳品，鲁斯仍然在每天下午都让儿子吮吸自己早已不再甘甜的乳汁。

她从中得到的快感的一部分在于她享受这种快感的那个房间。阳光由紧靠窗户的一株常青树形成的湿漉漉的绿色叶丛滤过，那只是曾被医生叫做书房的一间小屋。除去和衣架一起立在屋角的一架缝纫机之外，只有一把摇椅和一个小小的脚蹬。她坐在这间房里把她的儿子抱在怀里，凝视着他那紧闭的眼帘，聆听着他的吮吸声。^[15]

毫无疑问，这个几乎没有任何摆设的小房间是鲁斯的私密空间。在这里，她可以宽衣解带，将早已超过正常哺乳期的儿子抱在怀里，感受乳汁从体内被吸出的快感，沉浸在欲罢不能的幻想世界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满足，以弥补丈夫剥夺自己性福的缺憾。鲁斯之所以在十二个居室中选择了“这一个”而不是别的房间，不仅是因为这里小，而且这里曾经是她父亲的书房，可以让她感受到逝去的父亲往日的气息。这个房间因为小，更因为梅肯对医生父亲的憎恨而从不进去，便为鲁斯的所作所为提供了隐蔽和保护。然而，当那个随便出入他们家的弗莱迪从窗口发现了这一“奇怪而错误”的举止时，房间的小反过来限定了鲁斯行动的自由，它的缺乏摆设使得无地自容的鲁斯无处可躲，甚至在慌乱中将儿子掀翻在地。既然被人撞破，羞愧无语的母亲只好任凭对方取笑自己的怪异行为，给自己的儿子取了“奶娃”的绰号。从此以后，鲁斯不得不放弃了她长期以来舍不得放弃的一种享受。

应当指出的是，鲁斯对于自己与空间的关系，或者说空间对自我的压抑深有感触。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住的是与别人家不一样的豪宅。母亲的早逝使得自家这栋巨大的房子显得更为空洞。社会地位的悬殊和经济条件的差距拉开了鲁斯与同龄人之间的距离，使得她从小就没有朋友，而只有一些想要摸摸她白色丝袜的同学。但是，因为有高大强壮的父亲和无所不在的父爱，小鲁斯仍然觉得满足和幸福。成家之后的鲁斯也因优越的物质生活而免于大部分黑人妇女迫于生计的辛劳。然而，在父亲死去之后，在她与丈夫之间不再有夫妻之实以后，亲情和爱情都离她远去了，这座外人眼中的豪宅便成了鲁斯和女儿们的监狱，损耗着她们的青春，消耗掉她们对生活全部的渴望，将鲁斯变成一个“倔强而细小的背影”，将姑娘们变成在沉默中埋头做红色丝绒花的身影。

实际上，鲁斯对自身的“小”和所处空间的“大”有着深刻的认识。当她去父亲墓地的行动被儿子跟踪后，鲁斯终于发表了她的自我认识宣言，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怪女人，而是一个屑小的女人:“……我是一个屑小的女人。我的意思不是身子小;而是我这个人微不足道。我所以这么屑小是被压小的。我住在一座大房子里，这座大房子把我压成了一个小小的包裹。”^[16]

“屑小”和“巨大”这种极度不平衡所组合成的画面显示出鲁斯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寂寞。为了孩子们，她没有任凭自己快乐地死去，而是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倔强地抵抗着孤独。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为了排解无人接触的寂寞生活，她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每月一次，跨越漫长的路程，前往父亲的坟墓，寻找一个倾听自己声音的对象。鲁斯这种隐秘的行为，就是为了“要找个人谈话，找个愿意听我说、不耻笑我的人谈话。一个我能信任的人，一个信任我的人，一个对我关注的人。为了我自己。我不在乎这个人已长眠地下了”^[17]。

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似乎有意刻画这类“大房子里的小女人”，并探索其内心的孤独与苦闷。继鲁斯之后，莫里森再次创作了一个无人注意、无人在乎的玛格丽特，在丈夫的大房子里过着“屑小”的生活。当她出生时，相貌普通的父母看着这个红色头发的漂亮婴儿，心里是无言的震惊与慌乱。小女孩柔和的皮肤、蓝色的眼睛和红色的头发一起使得她与众不同，更令她的父亲困惑得抓狂。当他终于想起自己一对双胞胎姑婆也有着红色的头发和白色的皮肤时，不惜一切代价把她们请过来，只为向朋友们证明家里这个孩子的美貌的合理性。当她们来到后，老太太们昔日的红发已经变成了咖喱色，唯一能做的就是愉快地告诉其他人，这种状况理所当然会隔代遗传再次出现在她们家第四代人的头上。从此以后，玛格丽特就生活在孤独中。她的美貌吓坏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决定听之任之。他们虽然照顾她，却对她不闻不问。他们一心做的就是在一个不希望他们存在的国家生存下去。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玛格丽特是孤独的。这种孤独的深刻性，甚至在她结婚离开娘家时，没有带来丝毫的难舍。“当她高中毕业八个月就结婚时，她根本不用离开家，因为她早就不属于那里;她也不用离开父母，因为他们早已抛弃了她”^[18]。

现在，除了花钱买的礼物和简短的电话问候，她仍不属于他们的生活。这种情形历来如此:她早已离开而其他的人都在自己应待的地方。她不停地在台阶上上上下下而其余的人总在某个地方怡然自得。她在库房的两层水泥台阶上，在手工建造的房子那六层木质台阶上，在戴选美大赛皇冠时体育场的三十七层台阶上，在瓦莱里安·斯特里特家数不清的宽阔台阶上。^[19]

玛格丽特因为出众的美貌而在孤独中长大，又因这种美貌获得了“缅因小姐”桂冠。就在她头戴桂冠的时候，恰好在此出差的瓦莱里安一眼看中了她。于是，16岁的美少女嫁给了39岁的糖果大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婚姻生活不仅没有让她走出孤独，反而走向了孤独的更深处。这种孤独和压抑主要来自空旷的大房子。(www.xing528.com)

瓦莱里安家的房子比玛格丽特曾经待过的小学校园还要大。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栋三层楼的房子里，处处都是“S’s”——杯子上、碟子上、玻璃上、银器上，甚至床单上和枕头上。^[20]得知这一切与丈夫的前妻无关，玛格丽特如释重负。但这丝毫无助于缓解她精神上的紧张。当瓦莱里安不在家，她独自面对这栋大房子里的空旷时，总是觉得自己即将溺水而亡。“在房子里独自一人，朝某个房间偷偷看一眼，似乎一切正常，但在转身的一刹那，她总是听到‘隆隆声’，而这一切又能向谁倾诉”。

作为一对“不怀好意”的黑人夫妇的女主人，玛格丽特似乎还不够格。17岁的她甚至还不会用“本来该用”的方式向仆人们发号施令，而且在接过他们送来的东西表示自己的感谢时，在他们的黑脸上看到令自己讨厌的微笑。家里的一切都有别人照管，除了在孤独中自我娱乐，玛格丽特实在无事可做。她全部的生活就是陪丈夫去听自己不懂的音乐会，去餐馆吃他们两个人的晚餐，甚至独自一人待在家里。除此以外，就是只有那对黑人夫妻在房子里神秘漂浮外的孤独。

曾经有一段时间，玛格丽特与仆人建立了友谊。这种不合规矩的做法引起了丈夫的极度不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夫妻关系恶化，亲密的关系一去不复返。玛格丽特逐渐被巨大的房子和其中的孤寂压抑得心理扭曲。为了引起丈夫的注意，这个可怜的女人甚至不惜虐待自己的儿子。其结果是，儿子成年之后，离开骑士岛，外出追寻自己的梦想，再也没有回来过。于是，玛格丽特在忍受孤寂的同时，还要忍受对儿子的思念。

2.人物对空间的影响

从客观事实来看，“不叫医生街”上“大房子”里的母女三个和“台阶上”上的玛格丽特都是封闭空间中孤寂生活的牺牲品。反过来，象征着财富与地位的大房子主要是因为居住其中的“掌权”人物而变得“大而空”，从而在心理上压迫扭曲居住其中的“弱小”女性。

从这一层面来看，空间的主人毫无疑问地握有控制权。以《宠儿》中塞丝和丹芙长期固守的蓝石路124为例，其命运的变化紧密联系着住在里面的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反过来，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也影响着这座古老宅院的表现。

在相当长时间以前，蓝石路124号不过是一栋普通的住宅。楼上两间，楼下两间，前后带院子。这是支持废奴运动的鲍德温兄妹祖上留下的家产，当他们全家搬进城里之后，这栋房子便派上了其他的用途。它曾是地下工作者交换信息的场所，也曾是一大群修路工人的居家之所。它的历史比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的生命还要漫长。当萨格斯的最后一个儿子用8年的休息时间，将自己的劳动出租，换来珍贵的自由之后，奴隶主加纳先生亲自将她送过了俄亥俄河，到达自由的辛辛那提。慷慨的鲍德温兄妹安排这个获得自由的前奴隶住进他们祖父留下的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持房子的干净整洁。于是，她在这里浆洗、缝补、做罐头、做鞋、种菜。她在这里等到了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此后又迎来了儿媳妇塞丝和新生的第四个孙女。唯一没有到来的是自己最宝贵的儿子，于是，她宁可相信这个儿子已经死了。28天之后，这座古老的家宅，在见证了由两桶黑莓引发的全镇黑人们的狂欢盛宴之后，见证了第二天早上最惨绝人寰、最血腥、最悲惨的“弑婴事件”:身为孩子的母亲，却亲手锯断了孩子的喉咙。“灾难”之后，一家三代的生活开始与世隔绝。“124号关上了门，去忍受那鬼魂的胡作非为。再没有灯火通明，没有邻居来访。没有晚饭后低声的谈话。没有人在那儿看光脚丫的孩子们穿着陌生人的鞋子玩耍”^[21]。

124号的变化与居住这一空间的领袖人物——萨格斯紧密相关。当她以伟大的爱心拥抱世界的时候，124号灯火通明，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当拥有伟大心灵的圣贝比·萨格斯，终于被白人弄得心力交瘁后，悟出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是白人。因此，她坚决不肯搬到其他地方去生活。此外，124号闹鬼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车夫们路过门外时总是把马抽得飞跑起来，就连小狗都不愿走入家门之内。“一照就碎”的镜子和蛋糕上的小手印迫使丹芙的两个哥哥相继离家出走。风烛残年的老祖母用残余的一点精力玩味色彩之后撒手人寰。熟知内情的邻居们都为塞丝的行为和事后的傲慢所激怒，从而与她们断绝了来往。于是，这个忧郁的女孩就在孤寂中与母亲相依为命，在空寂的房子里度过自己孤独的少女时光。丹芙敏感封闭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所生活的空间。正是因为房子闹鬼，而且这个鬼魂是自己的姐姐，她的生命被自己的母亲亲手了断，丹芙才和母亲一起忍受着房子里充斥的恶意。

在非洲人的眼里，鬼魂的存在就跟人的存在一样平常自然。塞丝告诉女儿，一切都不会死去，即使事情过去了，“它仍然会在那里等着你”。贝比·萨格斯认为这个国家没有哪栋房子不闹鬼，没有哪个房间不充斥着黑人的鬼魂，所以她拒绝搬离124号。于是，房子里的一家三代以各自的方式忍受着小鬼魂的存在，后者却不买账。随着岁月的流逝，小鬼魂也在慢慢长大。她的成长直接影响着124号的安宁与否和亲人们的生活。在她的影响之下，124号整体上呈现了由“恶意充斥”到“喧闹不堪”再到“阒寂无声”的转变过程。在鬼魂小的时候，她对母亲夺去自己的生命充满怨毒。然而，因为小(她死的时候只有两岁)，她所能做到的反抗也只是小打小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能力也逐渐增强。她既可以使得丹芙失去听力从而听不到妈妈的话，也能让她恢复听力从而听到自己爬楼梯的声音。她甚至使出小鬼的伎俩赶跑了两个哥哥。

事实上，丹芙也曾在7岁的时候偷偷地溜出124号，到琼斯女士家，与其他的孩子一起学习拼写和算数。与同龄人一起学习的生活是如此的激动人心，快乐的丹芙甚至感觉不到同学们对自己的回避。幸福的生活总是难以持久。当一个同学终于开口问她是否曾跟着塞丝一起坐牢，而她鼓起勇气询问塞丝时，小鬼魂塞住了丹芙的耳朵，不让她听到塞丝的回答。她重新获得听力也是因为小鬼魂爬楼梯。

萨格斯去世后，塞丝带着丹芙一起召唤这个小鬼魂。作为互动，小鬼魂推动了一下柜子以显示自己的存在。然而，小鬼魂对124号的“统治”在文本故事开始不久后被打断了。当经历过18年的跋涉之后，保罗·D来到了塞丝的身边。他的到来使得塞丝从心理上回到了“甜蜜之家”，生理上也倾向这个“甜蜜之家”最后男人身上。为了争夺塞丝，小鬼魂发起了挑战，却被打跑了。不甘失败的她终于以肉身出现在124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个宠儿逐渐赢得了塞丝的母爱。为了彻底赶跑屋子里的这个男人，她不惜诱奸保罗·D。当塞丝知道宠儿就是自己当年杀死的女儿后，内心的愧疚随即被欣喜取代。为了弥补女儿欠缺的母爱，塞丝尽力满足宠儿的一切要求。宠儿则永不满足地索要一切。在她们最为疯狂的时候，“124号喧闹不堪”。房子里的一切再次回到宠儿的掌控之中。不同的是，此时的丹芙已经长大，为了保护母亲不被宠儿彻底摧毁，她终于鼓起勇气走出固守了将近20年的宅院。当邻居们得知124号的实际情形之后，宠儿被赶跑了，保罗也再次回到塞丝的身边。

由此可见，124号的兴衰荣辱与居住其间的人物状态或命运休戚相关，充分体现出小说人物对空间的控制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