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路式”空间意象的叙事功能
“道路式”空间意象即巴赫金所提出的“道路时空体”。如果说“家园式”空间意象为人物提供了生活的基本物质空间和情感与回忆的支撑点，“道路式”空间意象则为人物行动的位移提供了可能。“道路式”空间意象在小说叙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属于荷兰文艺理论家米克·巴尔所谓的“行动着的地点”:
一方面它只是一个结构，一个行动的地点。在这样一个容积之内，一个详略不等的描述将产生那一空间的具象与抽象程度不同的画面。空间也可以完全留在背景中。不过，在许多情况下，空间常被‘主题化’:自身就成为描述的对象本身。这样，空间就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Acting Place)，而非‘行为的地点’(the Place of Action)。……一个起动态作用的空间是一个容许人物行动的要素。[24]
由此可见，空间意象的叙事功能由空间本身在小说叙事中的地位确定。当空间在小说中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它的作用主要是为故事中的行为提供一个展现的平台。当空间在小说叙事中处于运动状态的时候，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转换有力地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展开。与此同时，空间本身也成为一个行动元。道路式空间显然是最积极的“行动着的地点”。正是从这个层面出发，在莫里森颇具后现代意味的小说作品中，沉淀了民族历史的意象——尤其是空间意象，为小说文本的建构增添了巨大的叙事张力。值得指出的是，“道路式”空间意象包括但不局限于街道和马路，它还包括河流、航线和铁路等空间地点。所有的这些“道路式”空间场所既构成人物相遇的地点，也是不同空间相连接的纽带，从而能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能深化小说文本叙事意蕴。
(一)联结不同空间，为人物命运转换提供契机
道路在联结不同空间场景的同时，也为小说人物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提供了可能。对于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而言，道路为他们转换命运提供了契机。从大的空间转换来看，《最蓝的眼睛》中的波莉和乔利、《爵士乐》中的维奥莱特和乔以及《宠儿》中的塞丝和保罗·D，都曾走过了由南到北的旅程，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人生转换。而对于《所罗门之歌》中的彼拉多和奶人来说，由北到南的旅程使得他们更好地认识了自我。彼拉多靠步行走到了弗吉尼亚，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次重大变化，最后意识到自立自强才是人生的真谛。奶人则是依靠现代交通工具从北方城市飞到了南方。然而，他最终是在南方打猎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以往的过失，找到了民族文化之根。正是依靠道路对空间的联结作用，这些小说人物命运的转换才成为可能。从小的方面来看，“道路式”空间意象联结了文本中的不同空间场景，为人物生存体验提供了转变的契机。
《宠儿》中的保罗·D用自己的双脚走完了从南到北的路程，从而完成了从奴隶向自由人的命运转换。当“甜蜜之家”的奴隶们集体逃跑失败被抓之后，西克索被烧死，保罗·A被吊死，黑尔失踪了。保罗·D成了他们当中最后的男人，像牲畜一样被套上轭具，随即被转卖到了乔治亚。幸运的是，保罗和其他45个奴隶在一场持续十天的豪雨之后逃出了坟坑。在切罗基人的指引之下，保罗·D追随着春天的脚步一路北上，期望到达自由、神奇、好客、仁慈的北方。在这个过程中，鲜花盛开的果树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经过18年漫长的跋涉，保罗·D终于来到了塞丝的身边。而对于塞丝来说，实现人生命运转换的道路式空间意象是俄亥俄河。在白人女子的帮助之下，塞丝在河边生下了女儿丹芙。母女两个乘着一艘破船，在半昏迷状态之下横过了俄亥俄河。河流在此不仅联结了两岸的物理空间，而且为塞丝开启了新的人生。
在小说《天堂》中，修道院与鲁比镇相隔17英里，两者之间有一条路相连。这条道路在联结两个不同空间的同时，也为在修道院获得新生的迷途女子提供了转换命运的契机。正如鲁比镇的智慧老人娄恩所言:
……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石或绿片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的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一带风像男人似地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路上。[25]
很显然，这是一条专供女人行走的道路。玛维斯、比莉、斯维蒂、西尼卡和阿涅特先后遭遇到了命运中的坎坷与艰难。幸亏有了这条不算宽阔的小路，这些不幸的女子才得以来到修道院这个独立空间，疗治心灵上的伤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道路为人物命运的转换提供了契机。
(二)道路形成隐喻，深化叙事意蕴
小说叙事中的道路成为隐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众多的文学作品都存在用道路隐喻人生的例证。例如，鲁迅先生在《故乡》的结尾写道:“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6]此处的道路既是人生的隐喻，也是希望的象征。只要有人走就会有路，只要有路就会有希望。不同的道路将产生不同的人生结果。这种现实道路对人生道路的隐喻描写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著名诗篇《未选择的路》中也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描绘。诗人在一个秋天的清晨来到树林里。面对两条分开的道路，他选择了其中更为幽静美丽的一条，却又感叹另一条道路可能带来的风景。走在林中小路上，诗人的思绪飘到多年后的时空: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www.xing528.com)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27]
如果说弗罗斯特从诗歌创作的角度隐喻了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选择，巴赫金则从理论上详细论证了生活道路与人生道路之间的密切联系:
小说首先一个特点，是人的生活道路(指其基本的转折关头)同他的实际的空间旅程即他的流浪，融合到了一起。这里把‘人生道路’这个隐喻变成了现实。……人生道路这一隐喻以各种形式变成现实……选择走的路就是选择人生道路;十字路口总是民间创作中人物一生里的转折点;离家上路和返乡，通常就是人生中不同的年龄段(出门是青年，返乡是成人);路上的标记便是命运的标记，如此等等。[28]
正如巴赫金所言，文学创作以各种形式将“人生道路”这个隐喻变成了现实。小说人物选择自己所走的路，便是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在莫里森的小说中，直接的道路描写虽然不多，道路的隐喻功能却不容忽视。在很多情况下，黑人并不能自由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而当他们真正做出选择的时候，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于黑人女性而言，她们的人生道路就是结婚生子。因此，当秀拉选择不同于其他黑人女性的人生道路时，她得到的是敌视与孤立。
《所罗门之歌》中，奶人也是独自一人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当听完父亲对往事的讲述之后，奶人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这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在与他相反的方向上。
奶人闭了一下眼又把眼睁开。街上的人更多了，都朝着他来的方向往前走，都急急忙忙地走，撞着他擦身而过。过一会他发现大街的另一侧没有人走。街上没有汽车，街灯也没有亮。现在天已经黑了，但街对面的便道上是完全空旷的。[29]
在这个不算很重要的空间场景中，奶人正处于内心的纠结状态。由于知道了一些往事，他急于去南区找好友吉他，以便倾诉内心的烦闷。然而，在他去的过程中，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大家走的是同一个方向的同一条路。奶人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却与“大家”处于相反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人走的是由南向北，而奶人走的是由北向南。联系到小说第二部的“寻宝”情节，此处道路的隐喻功能便不言而喻。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批的黑人从南方前往北方寻找机遇，而奶人却要从北方前往南方寻找“宝藏”。因此，即将承担家族重任的奶人必然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旅程。此时此地的独行，正是奶人即将开始单独旅程的征兆。不同的是，此时的奶人还处于无知的不自觉状态，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走到路的另一边去。
奶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始于他对金钱的追逐，为的是摆脱父亲对自己的控制，从而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为了寻找父亲记忆中的金子，奶人在瑟斯的指引下去寻找当年藏金子的那个山洞。要到达山洞就必须越过一条小河。脱掉鞋袜的奶人磕磕绊绊地在小溪中朝梦想的金子前进，摔倒数次之后，象征其身份地位的衣物、手表等物质的东西全被打湿了。整个山洞寻宝的经历使得奶人吃尽了苦头，却一无所获。[30]然而，物质上的失落却是奶人精神上成长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讲，奶人南方寻宝这一人生的道路的选择正是他逐渐摆脱物质依赖获得精神成长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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