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对莫里森的研究成果

二、批评家笔下的莫里森

(一)国外莫里森研究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恰逢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种批评理论相继兴起的时代，因而，批评界对其作品的整体评价和诠释一直处于多样化的发展变化之中。不过，总的来说，莫里森研究围绕作品中的思想意识、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展开。莫里森本人则更为看重小说中的文化特性，在于她为弘扬黑人文化所作的种种努力。莫里森曾在访谈中提出，所有的关于她的小说的阐释都应该基于她“写作的文化、世界和品质”。她希望评论家能够清楚地知道她在说到“教堂”、“社区”或“祖先”时的意图。^[12]

事实上，过去40年中的关于莫里森的研究资料已经浩如烟海。2010年4月15日，笔者通过网络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检索到题目含有“莫里森”的专著100部，在“Literature Online”检索到美国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莫里森”研究论文1446篇，在Proquest检索到题目含“Toni Morrison”的UMI博士论文106篇。

这些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总体研究莫里森其人其作，即莫里森的生平、言论、思想;其二，个案研究，即具体研究莫里森的一部或多部作品;其三，比较研究，对比研究莫里森与黑人男作家(如赖特和鲍德温等)、黑人女作家(如赫斯顿和沃克等)、白人女作家(如伍尔夫和奥斯丁等)、白人男作家(如福克纳和海明威等)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女作家(如谭恩美和汤亭亭等)的创作思想或艺术特色。

具体而言，早期的莫里森研究者运用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分析莫里森小说中的种族意识(Phipip Royster，1977;Odette C.Martin，1977)和女性意识(Cynthia Davis，1980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莫里森研究呈现多角度多层面的趋势，大量研究专著陆续出版，涉及女性主义角度(Barbara Christian，1985;Marjorie Pryse ＆ Hortense Spillers，1985;Susan Willis，1987;Jan Furman，1996;Heather Ingman，2004;Joyita Sengupta:2007等)、黑人文学传统的角度(Trudier Harris，1991;Dorothea Drummond Mbalia，1991; Denise Heinze，1993等)和比较的角度(Christina Rossetti，1998; Danielle Russell，2006;Patsy J.Daniels，2001等)，批评方法出现了心理学、叙事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趋势。1985年，贝希·W.琼斯(Bessie W.Jones)和奥德瑞·L.文森(Audrey L.Vinson)合作出版了第一部莫里森研究专著《莫里森的世界:文学批评方法探索》(The World of Toni Morrison:Explorations in Literary Criticism)。作者在书中探讨了多个与莫里森小说相关的题目，附录了一篇重要的访谈录和作者设计的讨论题目。此后，莫里森研究有了飞速发展，批评方法也开始出现多元化。1988年，耐莉·Y.麦凯(Nellie Y.Mckay)编著出版《莫里森评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Toni Morrison)。该书包括书评、专访和论文、小说评析和讨论话题四部分，对莫里森的生平、创作和主要思想提出了在当时比较新颖、独到的观点，包括《最蓝的眼睛》中的非洲民间文化传统、《所罗门之歌》中奶娃的寻根意义、《柏油娃》的文化内涵、《秀拉》中记忆与“缺失”的主题、莫里森小说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主题的聚合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着重研究莫里森对黑人历史的重构，以及对历史、记忆与创痛之间关系的阐释(Harold Bloom，1990;Hill Rigney，1991;Sam Durrant，2004;Andrea O’Reilly，2004;Victoria Burrows，2004;Naomi Mandel，2006等)。

1990年，切尔西出版公司出版了哈罗德·布鲁姆编辑并作序的《托妮·莫里森》评论文集，共收录有关莫里森的评论文章11篇，并收入了莫里森自己的文学批评文章《不可言说之事未被说:美国文学中非裔美国人的在场》。^[13]

格林·格里瓦尔(GurleenGrewal)的著作《悲苦的圆，挣扎的线:莫里森小说研究》(Circles of Sorrow，Lines of Struggle: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1998)从种族、性别、文化、阶级、社会历史等角度切入，研究作品中的黑人文化特色、种族政治色彩和女性人物性格特征等。林登·皮茨(Linden Peach)的《莫里森研究》(Toni Morrison，2000)主要探讨莫里森作品中独特的后现代叙事特点，包括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和叙事话语等。总体而言，前者主要着眼于思想内容，后者是艺术形式，体现莫里森创作中“神话色彩与政治敏感有机结合”的特色，即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雷斯·E.希金斯的专著《虔诚、宇宙观和民间传说: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影响》主要探讨了非洲文化对莫里森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了小说文本中的非洲文化元素。论著的第一部分围绕《所罗门之歌》、《宠儿》、《柏油娃》和《爵士乐》中体现的非洲生活中的神、众神和灵魂，再用四章论述了莫里森小说作品中的非洲影响:“《所罗门之歌》中古代祖传的民间传说”、“《宠儿》中非洲宇宙信仰的影响”、“《柏油娃》和非洲古老的民间传说”、“《爵士乐》与非洲先民的文化和传统”。论著的第二部分围绕《最蓝的眼睛》、《秀拉》、《柏油娃》、《宠儿》、《爵士乐》和《天堂》讨论莫里森小说中女性人物组成的社区中的朋友圈:“《最蓝的眼睛》中社区的失败”、“《秀拉》中社区的排异(拒绝)”、“《柏油娃》中的‘传统特性’与公共关系”、“《宠儿》中社区的力量”、“《爵士乐》与社区价值”、“《天堂》:最后的边界”。^[14]

多萝西·D.穆巴里(Doreatha Drummond Mbalia)所著的《托～妮·莫里森阶级意识的发展》(Toni Morrison’s Developing Class Consciousness，2004)侧重分析莫里森小说中彰显的阶级意识、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和阶级对立所呈现的不同态势。该书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文本出发，分析莫里森的阶级意识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在文本中的表现。该部分先总述恩克鲁马主义(Nkrumaism)与莫里森阶级意识的发展，然后从7个方面论述了莫里森阶级意识在小说中的体现:“《最蓝的眼睛》:满足种族认同的需要”、“《秀拉》:满足个体追求的奋斗”、“《所罗门之歌》:满足种族和阶级意识的奋斗”、“《柏油娃》:莫里森完善阶级意识的反映”、“《宠儿》:以团结为出路”、“荒野中奔跑的女人:《爵士乐》中姐妹情谊的需要”、“《天堂》:对剥削‘非洲化’的预警”、“对莫里森阶级意识发展的合理化和评价”、“结论:赞颂莫里森，号召读者行动”。第二部分引述莫里森自己的话语，论证生活经历在莫里森作品中的体现，揭示莫里森作品的自传性色彩。^[15]

伊丽莎白·安·博兰(Elizabeth Ann Beaulieu)编辑的《托妮·莫里森百科全书》(The 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归纳了莫里森研究视角:生态的批评方法、女性/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教学法的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方法、心理分析的批评方法、妇女主义的批评方法等，为莫里森研究的切入提供了指引。更为可贵的是，该书不仅简短介绍了莫里森2003年之前发表的所有作品，而且具体分析了莫里森作品中所涉及的所有主题、人物和地方，为莫里森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用。^[16]

无独有偶，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 Press)也在2003年出版一部参考书性质的研究专著，即格洛丽娅·G.罗伯逊(Gloria Grant Roberson)历时三年的心血之作《托妮·莫里森的世界——莫里森小说人物和地方指南》(The World of Toni Morrison:A Guide to Characters and Places in Her Novels)。^[17]

安吉尔·欧雷莉(Andrea O’Reilly)的《托妮·莫里森与母性:心灵的政治》(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a Politics of the Heart)于2004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六章。第一章“心灵的政治:托妮·莫里森的母性理论”、第二章“母亲链的断裂:《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柏油娃》中的性别霸权与传统特性的缺失”，第三章“母亲链的断裂:《所罗门之歌》和《宠儿》中的奴隶制、移民和同化”;第四章“母亲链的复归:《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娃》中的判决与放逐”;第五章“母亲的干涉:《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娃》、《宠儿》和《天堂》中的抵制与力量”;第六章“母亲的疗伤:《爵士乐》和《天堂》中的调和与拯救”。^[18]

这些专著从不同的角度对莫里森小说进行分析，为解读莫里森创造的艺术世界提供了多种观察方式。与此同时，部分专著中所涉及的莫里森研究的章节也不容忽视。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在其论著《虚构的权威:女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中以《无以言说的声音:托妮·莫里森的后现代叙事权威》(“Unspeakable Voice:Toni Morrison’s Postmodern Authority”)探讨了莫里森小说中叙事声音的变化及其与莫里森文化立场的关系。^[19]兰瑟认为，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既建构了克劳迪娅·麦克蒂尔(Claudia MacTeer)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个人叙述声音，也创立了一个作者型叙述者全知的叙述声音。这两种声音与文本中的两组标题和两种排版方式一起建构了小说中双重的、互相置换的叙事结构。而到小说的最后部分，这两个叙述声音又合二为一。这样的叙事格局解构了传统“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模仿声音和故事声音的对立，把个人的声音作者化的同时又把作者的声音个人化。^[20]这种做法既树立了“莫里森”式叙述者的权威，同时又动摇了全知叙事的常规。兰瑟还进一步指出，莫里森应用了两种特别重要的策略手段来建立那些对于她的政治目的至关重要的“格言”。“其一，在具体的场景中确立一些用过去时态表示、具体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评论话语，不让这些评判之论成为那些高高在上、号称通晓万物‘本性’的叙述者的话语。……其二，莫里森采用一种否定的总述话语来‘标示’美国的种族歧视，以此综合了后现代意识和美国黑人政治意识”^[21]。

丹尼尔·罗素对比阅读了凯瑟和莫里森小说作品中的空间与身份之后，在2006年出版了《点与线之间——绘制薇拉·凯瑟与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性别、种族、空间与身份的地图》(Between the Angle and the Curve:Mapping Gender，Race，Space and Identity inWilla Cather and Toni Morrison.2006)。他认为空间在这两位作家的小说中是流动的而不是僵死的，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彼此对立的。呈向“家庭空间自然化，自然空间家庭化”的倾向。在同一个场景中，人物(和读者)可以同时感受到亲密感和浩瀚感。而身份与空间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对家的渴望和对冒险的冲动形成一种张力。他还指出，凯瑟和莫里森在她们的小说中“通过扩大其疆土反驳了美国风景一元化的神话”。^[22]

应当指出的是，罗素在分析莫里森小说中的空间问题时始终致力于空间与人物身份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笔者对莫里森小说中空间的认识和阐述将围绕空间在小说叙事中的类型和功能展开。

(二)国内莫里森研究

国内莫里森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从论文的发表和论著的出版情形中略见一二。2010年4月15日，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莫里森”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1980年～2010年4月发表的论文数为1457条。其中1980年～1993年共有39条记录，仅占总数的3.37%;2007年141条，占总数的10.0%;2008年149条，占总数的10.6%;2009年225篇，占总数的15.4%;而2010年1月至4月有49条，占总数的3.5%。截至2009年，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硕士论文127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莫里森”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从1999年以来的论文数量为9篇。这些数据表明，莫里森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和焦点。

对于国内莫里森研究发展阶段的划分，批评界一致认可“二分法”，即以1993年作为国内莫里森研究的一个分界点。该观点的代表性文章是杜志卿在《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托妮·莫里森研究在中国》。作者将美国莫里森研究作为参照系，引述了美国学界莫里森研究的三个阶段之后，将国内的莫里森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3年)，以译介为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成果屈指可数;(二)发展与深入阶段(1994年至今)。接下来，作者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所做的文献梳理和研究评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认为研究主体在起步阶段主要是胡允桓和许友轩，是他们在“译者序言”中开启了莫里森专题研究，提出莫里森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莫里森作品的女性主义主题、黑人文化主题、历史内涵和社会意义以及叙事艺术，进而提到国内莫里森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主要涉及女性主义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当代西方叙事学、语言学和文化批评。^[23]

然而，笔者认为，“二分法”虽然明确了1993年莫里森得奖之后兴起的“莫里森研究热”，“至今”二字却极具模糊性，无法体现莫里森研究与时俱进的多维特色。此外，该文中所谓的“至今”是在2006年，所以没能够纳入近5年的研究资料。基于莫里森研究的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倘若将1994年到2010年的莫里森研究纳入一个阶段似乎稍嫌笼统。因此，笔者认为应依据莫里森研究文献类型的发展，将1999年作为国内莫里森研究第三阶段的开始。在世纪之交，王守仁和吴新云合著出版了《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1999)。该书将莫里森此前发表的全部小说置于性别、种族和文化的框架内给予系统的分析，对当时国内莫里森研究作出了较全面的总结，是莫里森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该书2004年修订再版时增补了莫里森的新著《爱》，使其研究更为全面。因此，将该书的出版作为国内莫里森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有利于彰显国内莫里森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拓展。(www.xing528.com)

事实上，在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内批评界对她的了解相当有限，只有一些译介和评论文章散见于报纸杂志。然而，正是这些“译介”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为莫里森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例如，在《读书》1981年第11期的《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一文中，董鼎山先生称赞莫里森和鲍德温(James Baldwin)一样“已进入美国主流作家之林”^[24]。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莫里森的译介和评论文章开始零星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和学报(胡允桓:1987;王家湘:1988;罗选民:1993;周长才:1994等)。

王家湘发表于《外国文学》1988年第4期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作品初探》对莫里森的前四部作品(《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孩子》)的情节和主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莫里森的作品关注的是“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在他们各自生活的环境及集体中，在被种族歧视扭曲了的价值观的支配下对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她的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在当代美国社会中黑人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25]。同年的《杭州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了王黎云的《评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主要从小说写作特点入手，指出引言的反复出现、按照大自然运转而安排的结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角度的切换等都是为了深刻地揭示主题服务。^[26]1993年，罗选民在《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的论文《荒诞的理性与理性的荒诞——评托妮·莫里森的〈心爱的〉》中分析了《心爱的》(又译为《宠儿》)的主题批评和叙事技巧，指出作品运用荒诞的事件、荒诞的形象和荒诞派的叙事技巧等手法对荒诞社会进行的理性批判。^[27]

以上评论文章构成了国内莫里森研究的第一阶段。该时期的鲜明特征是围绕着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和作家整体创作思想进行评价。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是国内莫里森研究的转折点，莫里森的获奖开启了国内莫里森研究第二阶段的大门。根据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显示，1994年，全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登载了17篇以莫里森为题的文章。^[28]

进入第三阶段之后，国内莫里森研究走向深入，大量高品质的莫里森研究论文开始发表于各类文学核心期刊，以莫里森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也开始涌现。继王守仁和吴新云之后，国内学者陆续出版了多部莫里森研究专著。2004年，宁夏出版社出版了胡笑瑛编写的论文集《不能忘记的故事——〈宠儿〉的艺术世界》，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莫里森单部作品的研究专著。2004年12月，朱荣杰出版了英文版专著《伤痛与弥合——托妮·莫里森小说母爱主题的文化研究》。^[29]2005年12月，王玉括出版了《莫里森研究》。^[30]该书由“莫里森与美国文学传统”、“重读美国文学经典”、“重写非裔美国女性形象”和“莫里森的文化立场”四个部分组成。作者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将文本分析和文献考证相结合，考察了莫里森的文化立场，详细论证了莫里森对白人文学传统的重读、重写和抗拒。书中翔实的研究资料为广大莫里森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借鉴。2006年8月，毛信德出版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论》。该书由十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回顾了黑人文学的发展与白人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黑人女性”部分简单介绍了莫里森的生活经历及其对日后写作的影响、“初涉文坛”详细分析了《最蓝的眼睛》，认为这部作品“以现实与幻觉、生活与理想的极大反差衬托出佩可拉命运的悲惨性”(毛信德，2006:020)，既是“整个黑人民族的悲剧”，也是“美国社会的悲剧”，同时是一部“在结构上独具匠心的心理小说”;“寻找自我”部分对比分析了苏拉^[31]与外祖母伊娃在感情经历、个人性格和行为准则方面的相似性，认为她们都是“能爱能恨、个性刚强，可以在情感驱使下做出不寻常的事情”，她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的血统”，也有“一脉相承的思想行为和比较相似的个人追求”(毛信德，2006: 024);“关注命运”部分提出“《所罗门之歌》不再如莫里森以往的作品那样局限于对黑人女性人物典型的描绘，而是突出了一个黑人青年寻求自我的成长和一个黑人家庭百年来历史演变的记录”(毛信德，2006:045);“弘扬精神”、“爱的颂歌”、“爵士时代”和“人间乐园”等八章，分别论述了莫里森的八部小说^[32]，最后结语提出，莫里森的小说创作为“美国黑人百年历史”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同年出版的莫里森研究专著还有王泉的《拉康式解读莫里森的三部小说》、唐红梅的《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33]和章汝雯的《托妮·莫里森研究》^[34]。《托妮·莫里森研究》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莫里森的创作理念”、“莫里森与黑人民族文化”、“莫里森笔下的黑人形象”、“作品中的社会政治成分”、“黑人的审美意识”、“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和“文本分析”八个部分组成。整部专著以文本分析为依托，通过梳理莫里森的创作理念，着重论述了莫里森小说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黑人审美意识、对保持民族文化传统表现的高度责任心，剖析了作者表现其思想时所使用的高超的现代/后现代创作手法，并在最后一部分详细分析了莫里森当时已发表的所有的小说。该书为莫里森研究提供了借鉴作用。此后出版的论著还有:胡俊著作《非裔美国人探求身份之路——对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研究》^[35];赵莉编著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36];蒋欣欣著作《托妮·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37];焦小婷著作《多元的梦想——“百衲被”审美与托妮莫里森的艺术诉求》^[38];田亚曼著作《母爱与成长》^[39]和王烺烺著作《托妮·莫里森〈宠儿〉、〈爵士乐〉、〈天堂〉三部曲中的身份建构》^[40]。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紧密相关。研究视野确定研究内容的范围，研究内容决定适用的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的正确运用有利于展开对研究内容的分析和理论深化。因此，笔者在梳理莫里森研究文献的时候采取了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作为划分标准，归纳出莫里森研究中的六个类别: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叙事学批评、生态批评和多维研究。

(一)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无论从作者的族裔女性身份，还是从作品人物的身份诉求来说，“性别、种族和文化”都是最先吸引批评者关注的对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莫里森的“女性”身份。根据笔者目前搜集整理的资料显示，国内莫里森研究论文中涉及女性主义批评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在整个莫里森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010年4月10日，以“莫里森”为关键词在CNKI进行全文检索，其结果是7302篇。再以“女性”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得到结果为412篇，占总数的5.6%。这一数字彰显了莫里森研究中的“女性”特色。不同于以往美国文学中的黑人女性形象，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不再是黑保姆、混血儿或萨菲勒等类型化的黑人女性形象，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佩可拉、秀拉、彼拉多、雅丹、塞丝、维奥莱特等黑人女性都是现实生活中具有独立意识的鲜活生命，不必再依附于他人的阴影之下。然而，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不少重复现象也不容忽视。例如，该领域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秀拉》的人物形象分析上，杜维平、胡俊、李喜芬、乔雪瑛、章汝雯等研究者都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秀拉是一个极度张扬个性的反传统女性角色。为了过上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秀拉刚一回家就将外祖母送进养老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秀拉不断勾引社区的男子又将他们一脚踢开，从而与整个社区为敌。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他们认为，虽然秀拉最终走向了毁灭和死亡，她为此抗争的精神却像“红杉树”一般傲然挺立，她的孤独也是自己追寻的结果，而不是别人制造的“二手货”。^[41]

(二)文化批评的角度:与女性批评关注作者的女性意识类似，文化批评关注作者的文化立场和种族意识，该领域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种族/民族色彩，关注作品中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的冲击和侵蚀，以及由此造成的肉体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创伤。黑人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是莫里森小说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在莫里森的作品中，小说人物通常处于白人主流文化和黑人文化的夹缝中。白人主流文化中的审美标准和金钱至上观对黑人的心理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黑人民族的弱势地位、自我保护意识和种族歧视待遇又将黑人排斥在白人主流文化之外。与此同时，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故事和布鲁斯、爵士乐、呼喊—应答等元素赋予了小说作品浓郁的黑人文化特质。莫里森本人也最为看重其小说中的黑人文化特性，主张从黑人文化的语境来解读其叙事作品，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并支持她对弘扬黑人文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三)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莫里森小说中浓郁的黑人文化气息和古希腊罗马神话色彩是评论界进行神话—原型批评的基础，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所罗门之歌》，以孙洪红、曾艳钰的文章为代表，认为“黑人飞翔”的神话是莫里森继承黑人文化传统的重要表现。王玉括认为，莫里森的小说改写了民间故事“柏油娃”、古希腊传说中的“飞翔神话”和《圣经》中的“乐园”。^[42]

(四)叙事学的角度:批评界普遍认为，莫里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高超的叙事艺术有关。正如瑞典文学院的评论，莫里森“用诗意的语言和非凡的想象将美国现实生活的一个基本面写活了”^[43]。胡笑瑛、杜志卿、焦小婷、王晋平、王玉等学者都曾撰写文章，运用叙事学理论评析《宠儿》、《爵士乐》、《乐园》等作品。仅2009年，CNKI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218篇文献中就有22篇涉及叙事，占当年总数的22%。该领域的研究文章深入探讨了莫里森小说中的叙事模式，如奴隶叙事、哥特式叙事、模糊叙事和“碎片式”叙事等;叙事策略，如以时间为策略、以音乐为策略等;叙事结构、叙事声音，如女性叙事声音、叙事声音的权威、声音与色彩等;叙事时间，如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断层的叙事时间等;叙述话语和叙事手法等。

(五)生态批评的角度:21世纪是生态学的世纪，文学批评的“生态学转向”为莫里森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研究者开始运用生态批评，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研究莫里森的小说作品，揭示作者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焦小婷:2004，梁志健:2007，等等)，研究托妮·莫里森小说对黑人精神生态困境出路的理性探讨(许红:2008，王小春:2008，李美芹:2009，等等)。该领域的研究认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压迫、物质主义和极端拜物化是造成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精神真空化”和“存在疏离”的根源，要想走出精神生态的困境，就必须去掉“精神疾病”的根源。

(六)多维研究:总体而言，21世纪的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处在一个多元的时代，相对而言，莫里森研究正呈现多元局面，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多种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交叉结合，使得莫里森研究的探索走向全面和立体的趋势。目前批评界较多运用叙事学理论、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进一步探索莫里森的女性意识(甚至生态女性意识)、黑人民族意识、宗教思想等。例如，洪增流和姚学丽合作的《为分裂的灵魂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析托妮·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宗教思想》，这是目前国内较有代表性的、从宗教视角分析莫里森作品的论文。^[44]而程静、郭庭军的《走出白人文化霸权的樊篱——对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的后殖民解读》是莫里森研究在后殖民理论领域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是对莫里森小说的“文化批评”^[45]。此外，研究者更多地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解读莫里森的小说作品。“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叙事声音”也已构成莫里森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笔者特别关注了从叙事角度展开的莫里森研究。2010年4月28日，笔者在CNKI以“莫里森”并含“叙事”为关键词检索到文献37篇，其中期刊论文23篇，硕士论文14篇。用同样的方法，在“读秀”以“Toni Morrison Narrative”为关键词检索到英文文献47篇。在这些文献资料的努力之下，莫里森小说中的叙事艺术已经得到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同一天，笔者以“莫里森+空间+叙事”进行检索，在“Literature Online”、Proquest中收录的UMI博论文和CNKI上检索到的相关论文6篇。尽管它们在浩瀚的莫里森研究资料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论文《托妮·莫里森小说中作为心灵图画的南方山水》^[46]研究了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及文化空间之间的关联。该论文以物理空间为存在的基础，对空间概念进行了划分。《重新定义女性空间——托妮·莫里森的〈宠儿〉》^[47](Usha，Puri.1993:27～34)探讨《宠儿》的女性叙事在黑人叙事中的空间，空间概念在这里被抽象化了，与本文的空间概念不属于同一层面。《哥特式空间——托妮·莫里森〈宠儿〉的政治美学》^[48]讨论非裔文学与白人传统的关系。罗晓云在《手中的鸟——析莫里森〈宠儿〉中的环境描写》中分析了《宠儿》中的三个场景:甜蜜之家、124号和林中空地，并指出三个场景的象征意义及其对人物命运的影响。^[49]论文《〈柏油娃〉的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50]认为“小说采取的空间策略对于莫里森反思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文化冲突、探索当代黑人的文化身份具有重要作用”，提出小说背景设置在加勒比岛的深刻用意在于“有力地控诉了白人殖民统治者对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的实质是对《柏油娃》的后殖民主义解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叙事解读。^[51]《〈爵士乐〉的空间解读》运用空间批评理论，结合黑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通过解读《爵士乐》中小说人物身份在都市空间中经历分裂、异化与重组，最终达成群体内部和解的过程，分析黑人社群空间的瓦解与重建，探讨了黑人社会空间、地点的移位与黑人身份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52]《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刊载了赵莉华与石坚合著的《〈宠儿〉中的空间表征》一文。作者将文本置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框架之内，在强调“空间表征”规训社会成员的“空间实践”前提下，提出作为《宠儿》“空间表征”构想主体的白人裂分为两大阵营:以“学校老师”为代表的南方种植园主和以鲍德温兄妹为代表的北方废奴主义者。作者认为两大阵营所构想的“空间表征”基本一致，都强调白人/黑人的二元对立，差异在于前者将黑奴视为牲畜而排斥在社会空间之外，后者则将黑奴视作低等臣民纳入社会空间。两者的交锋实质上折射出19世纪美国南北不同经济体制所导致的种族意识形态冲突。^[53]《空间结构与权力关系——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的空间政治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静态空间定位，将空间从其作为人物活动场景的被动地位拯救出来，而且突破以往将空间视为文化、精神隐喻等空间表意研究模式，将空间置于政治语境，提出空间政治论说，讨论《所罗门之歌》所构筑的虚拟社会体系与空间网络体系之对应，探讨小说空间关系所蕴含的种族权力关系，揭示空间结构与意识形态之关联。”^[54]

从以上学术论文来看，文学批评中的“空间转向”已经对莫里森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莫里森小说中的空间问题正在引起评论界的注意。然而，从空间叙事的视角对莫里森及其创作进行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见。^[55]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国内外的莫里森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莫里森研究总体上呈多角度多维度态势，在主题思想研究和叙事艺术研究上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如种族对峙、母爱、记忆(重忆——这是莫里森创造的一个新词，意指《宠儿》中塞丝的“重新记忆”)、创伤和疗治等都已得到深入挖掘;作品的叙事艺术，如黑人文学的口头传统、黑人“呼喊—回应”的语言艺术、蓝调和爵士乐的语言风格、后现代的多角度叙事和碎片式叙事等方面都得到了详细分析。

(2)国内莫里森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对其小说创作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有待发展，对莫里森的文论思想和文学教学成果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56]

(3)莫里森研究文献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叙事学，在莫里森小说作品的叙事结构、叙事声音和叙事时间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小说叙事不仅仅是关于时间的艺术，同时也是关于空间的艺术。事实上，莫里森叙事研究中较为缺乏的恰恰是对莫里森小说空间维度的关注。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尝试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对莫里森的小说进行整体上的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