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生平和创作简介|托妮·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

一、莫里森生平和创作简介

托妮·莫里森^[1](Toni Morrison，1931—)，当代著名的美国非裔女作家、文学批评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长期担任蓝登书屋出版公司的编辑和高级编审(1965～1984)、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科教授(1989～2006)。

1931年2月18日，莫里森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洛雷恩镇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家中浓郁的黑人文化氛围滋养了莫里森日后的创作之根，正规的高等教育进一步培养了她的文学批评才能。^[2]然而，促使莫里森关注黑人文化的是其南方生活经历。还在大学期间，莫里森就曾随学校剧团到南方巡演，这次巡演对莫里森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1955年文学硕士毕业后，莫里森更是先后到南德克萨斯大学和霍华德大学任教。在此期间，莫里森的种族意识开始觉醒。正如她在一次访谈中所言:“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为黑人，是在我离开康奈尔到南德克萨斯大学任教期间……在1957年至1958年期间，我开始思考黑人文化，将其看做是一个主体、一种思想和一门学科。”^[3]

莫里森的话表明，南方生活开启了她对黑人文化的思考。在此之前，莫里森一直身处北方，在美国主流文化氛围中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到了南方之后，生活环境的改变和不同的种族关系促进了她身为黑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从此以后，黑人意识开始在莫里森的“双重意识”^[4]中居于主导地位，黑人文化也开始成为莫里森终身思考的命题。更为重要的是，她开始用写作来保护和弘扬黑人民族文化。在过去的40多年间，她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努力将黑人文化推向世界的舞台。

莫里森小说创作的成功还得益于她身为编辑的工作经历。1965年至1984年，莫里森开始在蓝登书屋担任编辑工作，后因工作出色调到纽约总部担任高级编审。工作中接触到的大量有关黑人历史的真实材料对莫里森文学创作和素材积累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莫里森在编辑《黑人之书》^[5]时，接触到大量有关美国黑人300多年来为自由和平等而奋斗的历史资料。通过这些珍贵的史料，莫里森对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有了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也对种族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6]这种思考的结果便是莫里森成绩斐然的文学创作。

1970年，莫里森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作品《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此后，莫里森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秀拉》(Sula，1973)、《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柏油娃》(Tar Baby，1981)、《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1)、《天堂》(Paradise，1997)、《爱》(Love，2003)和《仁慈》(A Mercy，2008)等九部小说，论文集《黑暗中的游戏》(Playing inDarkness: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1992)以及大量散文、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品。莫里森的小说作品具有浓郁的黑人文化特质，主题思想深刻复杂，人物形象丰富立体，叙事话语凝重而不失活泼。因此，莫里森杰出的创作才华逐渐受到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各项荣誉接踵而至。1978年，《所罗门之歌》荣获美国小说类全国书评奖，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莫里森的创作开始赢得美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1980年，莫里森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委员;1984年，莫里森应邀成为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人文学教授;1988年，《宠儿》荣获普利策文学奖和肯尼迪奖，这标志着莫里森的文学成就得到美国主流文学界的认可; 1989年，莫里森受聘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教授，成为常青藤院校第一位非裔美国女教授;1993年，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说“紧握手中之鸟”，莫里森开始走向世界;1996年，莫里森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文学杰出贡献奖章”，发表演讲“舞动的心灵”，并以书的形式出版;2000年，莫里森荣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7]

众多荣誉是对莫里森小说创作的有力肯定。有趣的是，安妮娜(Annina)将莫里森小说的书名绘制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成为一种形象的概括。如图1:

安妮娜独具匠心的设计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莫里森扎根于黑人文化的创作理念。这棵“天堂”里的大树沐浴在“爱”的光芒中。“秀拉”和“柏油娃”拥有或渴望拥有“最蓝的眼睛”，与“宠儿”一起在“爵士乐”的伴奏下吟唱“所罗门之歌”。然而，残酷的事实总是走到理想的反面。莫里森的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是被迫脱离文化之根的无奈。究其根源，黑人被迫脱离自己的文化之根在于生活中爱和自由的缺失。^[8]

图1　莫里森小说创作树形图

莫里森的第一部作品《最蓝的眼睛》^[9]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可拉短暂而凄惨的人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佩可拉就因为自己“太黑太丑”而遭受母亲的憎恨，遭到周围人的歧视，从而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10]于是，为了得到周围人的爱和认可，她每天晚上都向上帝祈祷一双蓝色的眼睛。然而，最为悲惨的是，她多次遭到亲生父亲强奸，怀孕并早产生下一个死婴，最终在得到蓝眼睛的疯狂幻想中死去。应当说，《最蓝的眼睛》是一部典型的个人悲剧，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说的出版有力地打击了“黑色是美的”^[11]这种浮于表面的审美标准。(www.xing528.com)

如果说《最蓝的眼睛》受民权运动的影响，佩可拉无望地追求身体美的悲剧反映了白人价值观对黑人心灵的扭曲，将她们变成了精神上的奴隶，那么，《秀拉》则是对妇女主义运动的回应，同时也为20世纪70年代的黑人女权运动进行了文艺上的探索。该书通过讲述黑人女性秀拉和奈尔的生活经历及其对自我的探索，揭示出黑人社区“梅德林”的生活变迁。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性儿时都想要实现自我价值，却与周围环境有所背离。不同的是，奈尔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母亲的高压管制，逐渐抛弃了所有的梦想，最终选择了婚姻和平凡的社区生活。而在特殊家庭长大的秀拉既继承了外祖母夏娃独立专行的性格，又继承了母亲秀美可人的外貌。外祖母的独立专行源自为生存而奋斗的人生和随之拥有的绝对权威，母亲的美貌和温柔使之得以在众多的情人中游戏人生。然而，不想造就任何人，只想做自己的秀拉终于选择了一条社区民众看来离经叛道、我行我素的人生道路。好友奈尔结婚后，她外出求学。十年之后，秀拉伴随着知更鸟的灾难回到了“底层”社区，同时给社区带来了灾难。她回家后，先将外祖母送入养老院，抛弃了仅有的亲情;然后与好友的丈夫上了床，离弃了唯一的友情。此后的秀拉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想玩弄谁就玩弄谁，想抛弃谁就抛弃谁。她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周围邻居，也伤害了自己，将自己孤立于所有人之外，最后在孤独中死去。尽管如此，她依然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因为她的孤单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而别人的孤单是“二手货的孤单”，她可以高傲地将之踩到脚下。尽管无人知晓她的美丽，她仍是一朵盛开过的玫瑰花。《秀拉》的出版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黑人女性形象从此诞生。敢作敢为的黑人女性终于可以毫无畏惧地登堂入室，不再受制于白人主流文化，也不再受抑于黑人传统文化。

莫里森的第三部小说《所罗门之歌》是作者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该书的出版和评论界的肯定使得莫里森迈入了当代美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作品延续了前一部小说中自我追寻和自我成长的主题，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黑人青年梅肯·戴德。他因为母亲无原则地延长哺乳被人撞破而得到绰号“奶人”，这一称谓意味着他的不成熟和对女性的依赖。在富裕家庭中长大的梅肯从小受到父亲金钱至上观的影响，对亲情和爱情都非常冷漠。对于家里的母亲和姐姐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对姑妈的外甥女始乱终弃而遭到对方的追杀，对给予自己无限关爱和温情的姑妈不知回报反而实施盗窃。在与周围人关系矛盾混乱之时，梅肯听从父亲的建议南下寻宝以期在经济上摆脱父亲的控制而获得独立。然而，历经身体上的磨难和精神上的反省之后，梅肯意外地找到了家族失落的姓名和被淹没的神话，从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最终得以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作品的叙事结构对应了古代神话中“追寻”和“飞翔”的原型模式。与此同时，作品中的“飞翔”也是黑人文学传统中“飞翔意象”在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的生动再现。

莫里森的第四部小说《柏油娃》讲述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黑人青年男女在情感上相互吸引却因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分道扬镳的故事。黑人模特雅丹从小失去父母，在叔叔婶婶为之服务的白人主人资助之下完成了大学学业。由于接受了正规的西方主流教育，雅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被“白人化”了。然而，当“纯粹的”黑人青年森出现之后，她却不由自主地被其吸引。坠入爱河的情侣不可避免地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和冲突而走向分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再次提到了《最蓝的眼睛》中曾探索过的黑人外表美的问题，也再次探索了《秀拉》中女性追求自我成功的问题，更探索了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黑白文化对立问题。

莫里森的第五部小说《宠儿》开创了“爱的三部曲”，讲述塞丝悲惨的生活遭遇和纠结的内心世界。为了逃离非人的奴隶生活，身怀六甲的塞丝只身北上，并在俄亥俄河畔生下了女儿丹芙。在与婆婆萨格斯和先行到达的儿女们相聚一个月之后，奴隶主追踪而至。为了孩子们不再重复奴隶的命运，塞丝亲手割断了大女儿的喉咙。十八年后，昔日庄园中的同伴来到塞丝的身边，女婴的鬼魂也以少女的肉身出现在塞丝的生活中。凡此种种，塞丝深陷当前生活与往日回忆的纠结之中。作品的多声部叙事、碎片式叙事和奴隶叙事吸引了评论界对作者叙事艺术的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作品不仅为莫里森赢得了普利策奖和肯尼迪奖，而且为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莫里森的第六部小说《爵士乐》是“爱的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一对黑人夫妇从南方乡村来到北方都市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一个中年男子用无声手枪打中了移情别恋的情人，对方为了保护他而拒绝叫救护车或警车，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去。这个中年男子名叫乔。他刚一出生就被别人收养，知道自己身份之后一直无法摆脱对母亲的渴望和思念。无数次的追寻与失落之后，为了摆脱贫穷和暴力，他带着爱和梦想与妻子维奥莱特乘坐火车一路狂舞来到纽约这座繁华却浮躁的大都会。然而，物质上富裕的都市生活似乎磨灭了所有的激情，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拉开了这对夫妻的距离，俩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逐渐减少。面对维奥莱特的沉默不语，情感上孤独和失落的乔急需找人倾诉。他找到了18岁的少女多卡丝与自己一起互诉衷肠，相拥而泣。有了多卡丝的情感慰藉，乔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婴儿。他“从爱中站了起来”。他们就在邻居家的房子里约会。直到多卡丝厌倦了，乔因为害怕而开了枪。所幸的是，乔与妻子在痛苦和悔恨中历经反省之后重归于好。评论界认为，小说的题名自然而然激发了读者对20世纪20年代纽约哈莱姆的爵士乐即兴演奏的记忆。

莫里森的第七部小说《天堂》是“爱的三部曲”的第三部。与莫里森大部分的小说作品一样，《天堂》讲述的也不只是某一个人的经历或者某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是一部历史，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幅悲伤的地图。整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俄克拉荷马州一个“纯黑人”社区所在地“鲁比”和“纯女子”所在地“修道院”。19世纪70年代，南北战争刚刚结束，《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使得美国的黑人终于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自由”。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他们仍然处处受到排挤。白人自然是容不下这些“地下第八层”石头一样黑的人，浅肤色的黑人也容不下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群为社会所不容的自由人携妻带子一路西进，在某个祖先的指引之下建立起天堂般的纯黑人社区“黑文镇”。到了20世纪40年代，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些睿智黑人的后代不堪生活境遇的每况愈下，怀着与前辈们同样美好的愿望和宗旨，在摩根兄弟的带领之下，再次挺进俄克拉荷马的纵深地带。当他们的妹妹因种族歧视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死在医院过道之后，他们用她的名字命名了这座新建的城镇。到了20世纪70年代，鲁比的保守和落后开始引起年轻一代的不满。小镇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年轻人的道德观念淡薄，昔日的美德一去不复返。女儿把母亲推下楼梯，新娘在蜜月期间离奇失踪，兄弟在新年之时举枪相向，更不用说时有发生的偷盗、强奸、凶杀等令人发指的行为。与此同时，修道院的女人们却在修复了精神创伤之后，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于是，鲁比镇上心怀叵测的男人们，将道德的败坏归于修道院中这些可怜的女人们，并在一个清晨袭击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女人。

莫里森的第八部小说《爱》仍然在主题上探索女性生活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故事开始时，男主人公比尔·库什已经死去，但是周围的女人们对他的“爱”依旧存在，并为争夺他的遗产而钩心斗角。在20世纪50年代的佛罗里达，库什旅馆和库什旅游胜地为上层黑人提供高档享受。值得指出的是，《爱》的出版并没有给作者赢得很好的声誉。评论界认为，该书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莫里森以往作品中的诸多元素，如女性之间的情谊、母女之间的关系、年长男子娶幼女为妻等。

莫里森的第九部小说《仁慈》出版于奥巴马当选总统之时，故事却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整部小说以16岁的非裔美国女奴弗罗伦丝的视角剖析了17世纪的北美大陆。1632年，北美尚处于奴隶制发轫时期，一位母亲出于无奈卖掉了女儿，而买下弗罗伦丝的商人雅戈·瓦克，并不像后来的奴隶主那样形象残暴。瓦克是英裔荷兰孤儿，从小在救济院长大，来到北美后，从纽约到马里兰到弗吉尼亚，不停地为生计而奔波。瓦克的妻子丽贝卡也是苦命人，嫁给瓦克之前与丈夫素昧平生，仅仅是因为宗教观念不一样而被英国家人抛弃，作为“邮购新娘”来到北美殖民地与陌生人结婚。婚后的丽贝卡因丧子而身心俱损，瓦克买下8岁的弗罗伦丝，希望小弗罗伦丝能缓解妻子的伤痛。

总的来讲，莫里森以出众的才华和非凡的想象力，阐释出一个个穿梭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魔幻之间的黑人故事。这些故事既塑造了一个个可怜、可叹、可悲、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也勾勒了一幅幅悲怜、悲壮、悲凉的美国黑人生活画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小说叙事超越了以往的线性叙事传统。在她的小说中，空间因素对小说叙事中的人物塑造和主题深化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空间意象和场景事件突破了原来的时间序列，为空间式的阅读增加了难度。联系到美国黑人的历史际遇，生长在非洲的黑人被贩卖到了美洲，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正是生存空间的大转移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和命运。在这种背景之下，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命运才如此可信。正因如此，笔者决定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探索莫里森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类型、空间意象的叙事功能和空间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