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西哈石窟研究：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成果

伯西哈石窟研究

伯西哈石窟研究^[1]

伯西哈石窟位于吐鲁番市木头沟乡、火焰山北麓一条小沟壑内，东距柏孜克里克石窟仅2公里。沟壑呈东西走向，谷内曾是流水潺潺，今已变成干沟。洞窟开凿在沟南平台后面的崖壁上，坐南偏东，面向西北，隔干沟与用土坯垒砌的寺院遗址相对。遗址仅存残基，其中一座方形建筑物仍巍然耸立，可能是昔日佛塔的遗存。这里原是由佛塔、僧院和石窟组成的一处完整佛教建筑遗址。

和其他石窟一样，伯西哈石窟也早在20世纪初就引起外国“探险”、“考古”家的垂涎而纷至沓来。首先是德国人格伦威德尔于1906年11月底带着在柏孜克里克“丰收”的喜悦来到这里，测绘，拍照，揭取壁画，并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勾勒了一些壁画的线图。1912年出版了他的第三次考察报告《中国新疆的古代佛寺》^[2]一书，书中称这里为“木头沟第2区”（Murtug 2Anlage）。英国人斯坦因是在1915年1月中旬来到伯西哈的，在其著的《亚洲腹地考古论》^[3]中叙述了考察的情况。法国人哈肯（J.Hackin）写的《中亚考古研究》中也谈到这里的壁画。^[4]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雅尔蒂茨和法国人莫尼克·玛雅尔（M.Maillard）在其著作中也提到这处石窟。^[5]伯西哈壁画还收集在国内出版的《新疆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和《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吐峪沟柏孜克里克》卷中。^[6]

目前，尽管已经有上述著作，但多数都局限于一般的调查，刊布画面，而对其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该文将就其洞窟形制、壁画内容、特点及其所反映的佛教思想等方面作一点探讨。

洞窟形制和壁画内容

伯西哈（baixihaor），维吾尔语即五个洞窟的意思。顾名思义，这里仅有五个洞窟，呈东西向“一”字形排开（插图1），前面似有昔日前廊的痕迹。窟群所在的台地隐约可见围墙基，中央还有入口处的踏步，从沟谷通向窟群区。左侧壁正中残存一龛迹。

插图1　伯西哈洞窟分布图

一、洞窟形制

位于这五个窟群中央的第3窟是伯西哈唯一的一座中心柱窟，洞窟平面呈长方形，地面中央凿出中心柱，中心柱的四壁开龛。中心柱前面的主室，宽约4米，进深为2.15米；顶为横券式，最高处距地面约3米；前壁开门，宽约1米。中心柱左、右、后三面形成可供礼佛时右旋的行道，宽约0.85米。左、右行道长约2.9米，顶为纵券式，后行道为横券顶，行道顶距地面约2米。该窟在这五个洞窟群中显得高大，气势雄伟，是主要的礼拜窟。

其左侧（东面）的依次编号为第1、2窟。第1号窟的平面近方形，顶为纵券式。洞窟进深约2.75米，宽约2.9米，最高处为2.3米。第2窟的平面呈不规则的横长方形，窟顶为横券式，宽约3.22米，进深2.65米，窟顶距地面最高处为2.5米。

中心柱窟右侧（西面）洞窟编号依次为第4、5窟。第4窟平面为正方形，进深和宽均约为2.4米。窟顶略呈纵券式，距地面最高处为2.2米。第5窟也是平面呈方形的纵券顶窟，面积最小，仅有2.2×2.2平方米。

这处石窟群中，除第3窟壁面规整，修饰讲究外，其余四座方形窟的壁面凿筑得不够平整，抹泥层粗糙，地面都不见基座遗迹。在第5号窟外侧、围墙遗迹的外面（不在同一台地上），还有一座墙壁刷成白色，但没有壁画，面积较大的洞窟。此外，在窟群西面，沟的另一侧也有几座洞窟，可能是僧人的生活区。

伯西哈是一座完整的寺院，由五座佛堂组成。这种五佛堂组合的洞窟也修建于吐鲁番的大、小桃儿沟，同时，在克孜尔、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石窟中也有出现^[7]，不过多为改建的晚期窟。而伯西哈是根据佛教经典精心设计的，为研究五佛堂窟的内涵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

二、中心柱窟的壁画布局和内容

仅有的一座中心柱窟——第3窟位于这五座洞窟的中心，壁画琳琅满目，内涵丰富，绘画技术水平较高，对解读该窟群所宣扬的佛教思想至关重要。

该窟主室正壁、中心柱前壁的主尊塑像早已毁坏，龛上方描绘的茶花纹图案仍很鲜艳。中心柱的其余三壁仅在龛外两侧壁保存有胁侍者的图像痕迹，据格伦威德尔记录是“祈祷的罗汉像，作为胁侍人物”^[8]，当应为弟子像，现隐约可见其形影。

该窟的壁画丰富多彩。主室正壁龛两侧、两甬道口上方的画面部分被切割。左甬道口上方保存得比较完整：法师披土红色袒右袈裟，侧身坐在方凳上，前方地上跪一瘦弱的比丘。法师跣足踩在前面的莲上，双手伸向前方分别置于比丘头的上、下方；旁边站立一菩萨，两手捧着带流的净瓶，正向比丘头上倒水；旁边跪一菩萨合十（插图2）。该画面当为灌顶图。与这幅画相对应的右端甬道口上方的壁面，仅见法师形象与左侧相同，左臂屈曲，手持说法印契，右臂抬起稍曲，似在与前面跪着的菩萨交谈。格伦威德尔曾经勾勒这幅图像（插图3），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插图2　灌顶图

插图3　授经图

主室右侧上方是在果实累累的葡萄纹图案中描绘了五尊佛像，下方描绘《维摩诘经变》。遗憾的是墙壁裂缝，右侧坍塌，其余的也严重剥落。整个画面呈纵长方形，左、右侧有竖式条幅，布局与敦煌的经变故事画相同。中堂中央大幅的维摩诘和文殊菩萨相对而坐。维摩身披茜红色三瓣花纹丝绸上衣，跪坐在铺着毯子的高座上，手置膝上；对面的文殊坐莲花座，左手置胸前，似在说着什么。周围众弟子围绕，此即“文殊师利问疾品”。上面描绘“佛国品”，表现释迦牟尼在毗耶离庵罗树园说法，菩萨、弟子和信徒们静心聆听，十方诸佛前来赴会的情景。紧接着是“不思议品”中的借座灯王，狮子驮着方座腾云而降（图版四八）。维摩和文殊之间的后面，化菩萨捧着莲纹盘送来香饭，即“香枳佛品”。画面下方中央长方形格内书写回鹘文发愿文，两侧回鹘供养人敬立。画面左侧的条幅原有八幅小画，可能是“方便品”，旁竖书回鹘文榜题。

主室左侧壁原绘观音变，现仅见切割痕迹。据格伦威德尔考察时记录，“我发现主要画面已被剥掉。画面原来是多手观音菩萨，在绚丽的华盖下，头光放射出长长的光芒，菩萨四周围绕着立姿天神。画面上方有群山，里面坐着佛陀。下方一长列供养人像”。目前，在这幅画的边饰中还可见到回鹘供养人的形象。

主室门上方半圆形壁面，仅残存左侧的画面，有两身菩萨、两比丘和三身世俗人，下方是六身力士。格伦威德尔对这幅壁画作了记录：上方残存树和乐器。中央为“地藏菩萨或不空索观音，大型，坐姿，手持锡杖与钵的佛陀样子”，周围弟子、菩萨、力士等围绕。从其描述的执持来看，主尊无疑是地藏菩萨，因而在其两侧绘燃灯和悬幡图。前方右侧一枝直立的灯树上，七排灯盏正熊熊燃烧，前面两人，一人点灯上举，另一人接过灯盏，正蹬木梯安置。旁边置一三足盆，内盛满香油（插图4）。与此相对的是一支顶端弯曲的长竿，上饰狼头纛，悬一幡，长幡下垂；前面两人正将鸽子放飞（插图5）。前壁门两侧分别绘大型立佛和供养人像。

插图4　燃灯图

插图5　放生图

券顶的壁画最为精美。中央是一圆形图案，内绘菩萨装的佛像（图版四七）。艳丽的葡萄卷草纹缠绕，布满整个券顶，并围绕佛像组合出八个椭圆形，内填绘菩萨像。现仍存佛上、下和右方的六身菩萨像，左侧的约两身菩萨已塌毁无存。佛左、右两侧还有两身较小的菩萨。券顶左侧的边饰——茶花纹图案饰和垂帐纹保存较好。

左、右、后三行道的券顶是在白色地上彩绘散式莲花纹图案。右行道外侧壁和后行道后壁的壁画已被毁坏。只有左行道外侧壁残留着残缺不全的绘面：上方一条宽宽的赭色卷云纹边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间绘一幅故事画：一位法师立在高高的山峰上，山前竖着两架木梯，一位身着褒衣宽袖的人已经爬到梯子的顶端，空中飞着一比丘，地下立着一比丘。下层有一大火盆。

三、方形窟的壁画

第3窟——中心柱窟两侧的第1、2、4、5窟都是方形窟，窟内仍残存些壁画或其痕迹。

第1窟仅窟顶隐约可见忍冬纹图案。

第2窟残存券顶的画面，色泽鲜艳。四周绕以茶花纹图案边饰和垂帐纹，中央是一朵大莲花，由18个莲瓣环绕着圆形图案。菩萨乘骑巍然立于圆形中央，左手握缰绳，右手前伸。头戴髻珠宝冠，头后有绿色头光；袒上身，下结裙，络腋斜披，赭色帔帛后扬。马身为白色，昂首，筋丰腿细，臀尻圆实，尾巴打结而后扬，似处于奔跑状。菩萨前面跪着四身头有髻珠、裸上身、接结裙的人物，似为四天王（插图6）。此图当为菩萨逾城出家图。四角隅图案由卷草茶花组成，内绘带头光和身光的菩萨装人物像，头戴花冠，佩耳珰、项圈、臂钏，袒上身，披帛，结长裙。现隐约可见两身，一身结跏趺坐，两手相叠置腹前，另一身仅见双臂上举，两手伸头上方。整个图案卷曲自如。其两侧仍残存侧壁的几尊坐佛像。

插图6　菩萨逾城出家图

第4窟的壁画全部残存，但剥蚀过分严重，漫漶不清。正壁中央可见佛的头光和身光，似为说法的阿弥陀佛；诸圣围绕闻法。右侧上方有弹琵琶和吹笙的飞天，可能是阿弥陀净土变。

两侧壁为经变故事画，其构图形式为中堂和两侧纵向条幅式的组合，与敦煌莫高窟的同类画相同。右（西）壁的中央为单檐大殿，回栏连接两侧重层配殿。佛坐殿中正在说法，四周圣众围绕，殿前的平台上，乐师弹奏，舞伎旋转。从其布局来看，可能是观无量寿经变。左（东）壁也是佛坐中央，周围菩萨胁侍，虚空中，天乐——曲颈琵琶和箜篌等飘荡，不奏自鸣，一派佛国景象。两侧的条幅中隐约可见有塔、幡、城和礼佛男子等，剥落严重，内容难以辨识。前壁门两侧也绘立佛图，门上方书写回鹘文发愿文。(www.xing528.com)

窟顶沿纵向被划分成三区。中间纵向描绘三个白色圆形图案，里面的画面剥落，两端和角隅装饰宝相花纹。四面围绕一周蔓藤卷叶纹图案，纵向半圆形的图案内，相间填绘菩萨坐像（插图7），或葡萄纹样。最外层是装饰茶花纹的边框和垂帐纹。

插图7　图案中的菩萨像

第5窟窟顶也装饰卷叶纹图案，中央的石榴色泽艳丽。左壁可能也有一铺经变画，内有并坐的二佛，上方有日、月，周围有持华盖和香炉的菩萨等。画面不全，难以辨识。

壁画内容分析

在识别出伯西哈各窟的壁画内容后，我们再对这些壁画所依据的主要经籍进行考证，进而了解该窟群所宣扬的佛教思想。

该窟群中心的第3窟是一座较大的礼拜窟，洞窟修整得较细致，壁画内容丰富，画面较精美。因而，对其壁画内容的分析研究是了解整个窟群的关键。

该窟正壁两端上方的灌顶图是高昌现知壁画中仅有的内容，最引人注目。灌顶是密教“为令佛种不断”而效法古代印度王位加冕的一种仪式。密教仪规中规定有种种灌顶法，前面所述其右端上方壁画可能就是《大日经疏》卷八所述的“以甘露水法，而灌佛子之顶”。灌顶还有“使投花而授本宗之印与真言”，该壁左端上方则描绘了法师持印契和前面跪着的菩萨形象。原画面在菩萨右侧还蹲跪一身服菩萨装的人物，双手捧一小儿，合十而立。身后蹲跪的天王执香炉供养。虚空中，飘荡着梵唱佛经，一小儿合十坐莲花中，身后火焰升腾。法师的手印和梵唱似乎就象征着印契和真言。密教很重视仪规，阿阇梨（法师）必须为弟子灌顶，传授参禅的姿势、密印和曼陀罗的仪规，引导弟子体识与佛的同一性。

举行灌顶仪式就要设曼陀罗，《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日经》）卷二《入曼陀罗具缘真言品》谈到曼陀罗时说：“行者次于中，定意观大日，处白莲花座，发髻以为冠……”窟顶中心服菩萨装的主尊可能就是大日如来，头戴五髻珠宝冠，缯巾后垂，天衣斜披络腋，帔帛绕臂，腰结长裙，佩项圈、璎珞、环钏等，结跏趺坐于白鹅负载的莲花座上。佛经说，大日如来“座上置白莲花台”，“其相似菩萨，作天人之状，头垂发，戴五智之宝冠”。并解释说大日如来“结跏趺坐有大威德，色如白鹅，一切相和好，悉皆圆满显，具宝冠垂发，以缯采轻妙天衣绕腰被拽而为上服”。这一叙述与画面中央的尊像相吻合，此像当应是大日如来。其四周由蔓藤卷草纹缠绕成八个近圆形心状图案，内各填一身菩萨，共八身，形成四方、四隅各有一身菩萨的画面。《大日经》说“当广说灌顶……对中曼陀罗，图画于外界”。又说“八叶正圆满，须蕊皆严好”。看来，窟顶的壁画可能就是曼陀罗了。

但这幅画描绘的是哪部曼陀罗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大日如来所结印契看：两手相叠置腹脐下，两拇指相触，持法界定印，当为胎藏界主尊。其主尊“位于曼陀罗之中位，横表平等之义”。同时，胎藏界为未来圆满之果德，则为日轮，并住于莲花以“表理之摄持”。而四周的八身菩萨坐于莲花中，表示“华基八叶，圆满均等，如正开敷之形，莲华叶是大悲方便也。正以此藏为大悲胎藏曼陀罗之体”。当是胎藏界曼陀罗，也称为莲华曼陀罗。如佛经所说的“曼陀罗本为现于空中”，称为“现图曼陀罗”。传说，天竺金粟王皈依善无畏三藏，建塔置其寺，三藏祈祷经七日，大悲胎藏曼陀罗现于空中，即图绘之而流布。因而，胎藏曼陀罗一般都描绘在窟顶。

胎藏界曼陀罗分为三部。首先是佛部，佛部就是画诸佛形象，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上述中台八叶院中的大日如来。同时，《大日经》卷二又提到“次想四方佛”，四方佛即东、西、南、北方四佛，“东方号宝幢，身色如日晖。南方大勤勇，遍觉花开敷……北方不动佛，离恼清凉定。西方仁胜者，是命无量寿”。应是中心柱四壁龛内的塑佛像，可惜早已无存。除大日如来外，有的佛经也写为南方开敷华王如来，东方宝幡如来，北方天鼓雷音如来、西方无量寿如来。此外，还有莲花部和金刚部。莲花部表现诸菩萨，如前所说，该窟主室三壁以经变画的形式，描绘出文殊、观音和地藏菩萨的形象。金刚部绘诸世天像，即护法天神，因为壁画已严重残损，现已无法辨清，也许前壁门上方力士形象的人物就是护法。

《大日经》还说“次住第二院，东方初门中，画释迦牟尼”。该窟群位于第3窟东侧旁的第2窟窟顶就绘释迦牟尼逾城出家图，与经文相符。第3窟西侧第4窟的主室三壁均绘净土曼陀罗，正壁为阿弥陀净土，右壁为观经曼陀罗。该经中虽然还有“次至第三院，先图妙吉祥”等，但由于第1和第5窟画面无存，无法探讨。

从以上分析及佛经对照来看，伯西哈石窟壁画与《大日经》所述“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出家相的释迦牟尼和二乘众圣置于外围”相吻合，根据胎藏界曼陀罗规议，中台八叶院周围排列四重外院，共有十院，或十二院，第3窟两侧的四座窟可能就是四重外院，其壁画内容应该包括十院或十二院。

《佛光大辞典·曼陀罗条》指出，胎藏界之曼陀罗“乃根据大日经之绘图而来。其图形不一……而部院之废立及所列之诸尊皆有差异”。因为胎藏界曼陀罗原本就有现图曼陀罗与阿阇梨所传之分，而后者是口口相授，《大日经疏》指出，“此是如来之秘藏，为防诸慢法人不从师授者乱变经文，故须口传相付也”，秘密性较强，因而图像显示出差异性。伯西哈的五座洞窟相互联系，紧密结合，是有计划地凿筑的，那么，是否一个窟就代表一重外院，其所绘壁画都能表现各个院呢？抑或是其他。许多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何况壁画又剥落不全，更必须进一步观察分析。

洞窟特点与艺术风格

伯西哈是吐鲁番市境内较小的一处石窟群，由五座洞窟组成，无论是壁画内容或艺术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伯西哈是一座由五座洞窟组成的完整石窟，中心柱窟位于中央，中心柱四壁龛内塑置佛像，窟顶描绘胎藏界曼陀罗，还有灌顶图、燃烧的火盆等，表明该窟是为弟子进行灌顶和举行宗教仪式的殿堂。其两侧的四座洞窟可能就代表四重外院，现知有释迦佛和描绘净土曼陀罗之洞窟，其余的不可辨识。这种洞窟组合和内容，是新疆境内现知仅有的一例，对我们研究和认识五佛堂窟具有启示的意义。

其次，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这五个洞窟的壁画是密教胎藏界曼陀罗，现存洞窟中主室两侧壁保存壁画的，全是经变故事画，曼陀罗与经变故事画组合于一窟，至今我们仍未在高昌其他洞窟中发现。第3窟窟顶的曼陀罗中台八叶院描绘得很精美，主室左、右壁侧壁为经变图。其中右壁的《维摩诘经变》画面不大，仅宽2米，内容却较丰富，现存“佛国品”、“问疾品”、“不思议品”、“香枳佛品”和“方便品”，可能还有“观弟子品”等。这是现知新疆境内仅有的一幅《维摩诘经变》图。

再次，曼陀罗与图案的组合在该窟群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该窟群现存壁画中的图案所占面积大，尤其是窟顶。图案以蔓藤为主体，旋转环绕，卷叶附其上，莲华、茶花充满其间。如上所述，第3窟窟顶的图案是壁画内容的需要：窟顶满布蔓藤卷叶莲花纹，主尊端坐中央，四周的菩萨被图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既符合教义，又富有美感。其他四个窟顶也有大量蔓藤卷叶，填充莲华和茶花纹图案，如第2窟窟顶蔓藤旁围绕着茶花，边饰也多以茶花装饰。这是壁画内容的要求，抑或是装饰，有待进一步探讨。

该窟群壁画的人物造型明显地表现出回鹘特色。由于画面塌落严重，完整的人物形象几乎无存，仅从斑驳不全的画面中隐约看出人物的体型：菩萨多为宽肩细腰，体型较苗条，而世俗人则面形丰满，多为双脚直立，端庄挺拔，强调健壮之美。尤其是第3窟经变故事画中的世俗人和前壁的燃灯者、放生者的体型和衣冠服饰是典型的回鹘人装束。

壁画的线条不完全一致，可能出自不同画家之手。如第3窟以铁线为主，兼用兰叶描，具有早期回鹘画的特点。第2、3窟则大量运用兰叶描，极似汉风壁画，其中也可见少量铁线。这些壁画都以白色为地，以土红、红、黄等暖色为主，配置大量的石绿色，浓艳富丽，体现出回鹘人对强烈色泽的爱好。

该窟中的装饰图案丰富多彩，描绘得较精美，如窟顶的蔓藤卷叶纹，活泼流畅，周围的莲华、茶花纹细致，又充满动感。连续的云纹图案和佛头光、背光中的火焰纹也是该窟中较多的装饰纹样。有的如“不思议品”中的借座场面，狮子驮着方座，则粗狂而风动；画面中的峦峦山峰如洞外的火焰山，写实性很强。

但就整个洞窟的绘画技艺水平而言，没有柏孜克里克、胜金口等石窟细腻。

该窟群的时代

伯西哈石窟壁画所依据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为善无畏所译。善无畏，中天竺人，早年弃王位而出家，曾住著名的那烂陀寺研习密法。后东行弘法，路经乌苌国，并“讲《毗卢》于突厥之庭，安禅定于可敦志树，法为金字，立在空中”。登雪山大池，路出吐蕃，至大唐西境。“以驼负经，至西州”。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到长安，开元十二年随玄宗至洛阳，奉诏于福先寺译出该经七卷，常称为《大日经》。^[9]该窟群的壁画无疑是在该经译出并广泛弘布之后而描绘的。

伯西哈石窟群中的题记都用回鹘文书写。如第3窟《维摩诘经变》中堂下方和第4窟前壁、门上方的发愿文、供养人的题名等全墨书回鹘文。再综合前面所述，人物形象、衣冠服饰、装饰图案以及壁画风格的特点皆表现出回鹘特色，无疑这五个洞窟应是回鹘时期的遗存。但是，从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王朝建都高昌，到13世纪，前后统治高昌400多年。那么，伯西哈石窟的壁画又应为何时呢？

该窟群的壁画中，以经变画为最多，与柏孜克里克第24、35窟相似。壁画中大量使用蔓藤卷叶和莲花、茶花纹图案，又与库木吐喇石窟第12、42、45窟相同。^[10]据研究，上述这几个洞窟均被认为是回鹘高昌中期，约10世纪中叶的洞窟。同时，第3窟主室右壁《维摩诘经变》两侧条幅中的题记也用回鹘文书写，不像回鹘高昌早期，仍使用汉文佛经，用汉文作榜题，而是已经将佛经翻译成回鹘文，回鹘的译经事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左侧壁被切割经变故事画的下方，剩余了几身漫漶不清的供养人像，隐约可见女供养人身服绿色圆领、窄袖上衣，头戴黑色圆帽，发辫下垂，与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王延德在高昌见到妇人戴黑色油帽，称为“苏幕遮”的记载一致，也说明，该窟大约在10世纪。碳14测定数据为：第2窟776—938年，第3窟650—797年。后者数据偏早，第2窟的数据与我们分析的洞窟年代相近。这是现知回鹘高昌地区最早出现的密教曼陀罗图像。

伯西哈虽是高昌回鹘时期的石窟，但与柏孜克里克有着较大的区别：洞窟小，壁画内容单一，画面不够精细；再从供养人看，不像柏孜克里克那样多为王室贵族，而应是民间信徒们的供养场所。但它为我们提供较多的资料和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注释】

[1]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04（2）。

[2]A.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ate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lin，1912.

[3]A.Stein，Innermost Asia，Oxford，1928.

[4]J.Hackin，Recherches Archeologigues en Asie Centrale，Paris，1936.

[5]Monique Maillard，Grottes et Monuments D’Asie Centrale，Paris，1983；M.Yaldiz，Archa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 Chinesisch－Zentralasiens（Xinjiang），New York，1987.

[6]新疆博物馆编：《新疆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6）·吐峪沟柏孜克里克》。

[7]参见晁华山：《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石窟寺院的组成》，见《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3卷（日文版），平凡社，1984。

[8]该文中所引格伦威德尔的记录，请参见《中国新疆的古代佛寺》，由赵崇民先生翻译。特此致谢！

[9]《宋高僧传》卷二。

[10]参看《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第6卷《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第4卷《库木吐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