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北凉洞窟的比较研究

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北凉洞窟比较研究

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北凉洞窟比较研究^[1]

一

吐峪沟石窟位于火焰山吐峪沟峡谷内，现属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西至吐鲁番县城60公里，距著名的高昌故城10公里，古代称为“丁谷寺”。吐峪沟的沟谷两岸，石壁峭立，沙坡斜倚，沟水穿谷。洞窟散布在沟谷两岸，背靠山崖，叠嶂相错，排列有序。古籍记载“寺基依山构，揆疏阶，鹰塔飞空，虹梁饮汉，岩峦纷虬，丛薄阡眠。既切烟云，亦亏星月。上则危峰迢，下则轻溜潺湲。实仙居之胜地，谅栖灵之秘域”^[2]。这个石窟群现已编号的洞窟有46个，其中第44窟就镶嵌在沟东的南端半山腰中^[3]。历经千百年沧桑，遭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昔日的一些建筑和登窟的山阶已不复存在，现只见洞窟所处，地势高峻，攀登困难。

第44窟的平面近方形，窟门朝西，南北宽3.6米、东西宽3.7米、高约3米。门高约2.5米、宽1.2米，门道深1.2米，也呈方形。窟室地面中央残存一座高1.15米，南北宽1.45米、东西宽1.3米的土台，前面稍呈弧状，可能是基座的遗迹，地面上也可见立佛的两只脚痕迹。窟室四壁与中原汉末晋初的墓葬形制相似，即上窄下宽，各壁上端比下端缩小0.3米左右。窟顶平顶状，中央起拱为穹窿式，穹窿直径约2.5米（插图1）。

插图1　吐峪沟第44窟形制图

该窟穹窿顶中央绘有莲花，中心剥落，残存外圈的29个莲瓣纹和伞状似的白色放射线，将穹窿划分成29个纵梯形条幅。每一条幅内上、中、下各绘一身佛，形成围绕莲花的三圈佛像：第一层为立佛，手持钵，或作说法印，分别穿土红、石青、红、石绿色袒右袈裟；第二、三层均为禅定坐佛，两手相叠，坐莲台上，分别以土红、石青、粉红（已氧化。呈灰黑色）、石绿色和土红、石青、土红、石绿色通肩袈裟成组地循环。穹窿下方绘一层黑、土红色相间的白边三角形垂帐纹，三角形内分别各绘土红、黑色袒右袈裟的立佛。穹窿四周的平顶土红色上绘三层或更多的禅定千佛。佛之间，或佛的身光上方，填充白色天雨华，既表现了天部，又增加了动感。最下层和靠近四角的佛莲座下方，绘莲挺、莲叶和蔓茎，旁边还有莲蓬等。穹顶的四角，用白色画出圆拱顶龛，内绘天王——佛教的保护神。天王戴三髻珠宝冠，着裙，披铠甲，蹲跪，合掌，面向窟中心的佛像。

窟室正（东）壁和两侧（南、北）壁的壁画均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中央绘一佛二胁侍菩萨的说法图，画面高0.5米，宽0.7米。其余满绘禅定千佛，每壁九层。佛均披通肩袈裟，“各放光明”，有头光、身光，服色以红、土红、石青、土红、粉红、土红、石绿、土红依次排列成组地循环，形成斜向的条条色带。正壁与南北两壁相邻的角隅各绘一塔。塔为中国式“架木为之”^[4]，无基座。塔身方形，单层，中空，并起拱形券顶，内绘一坐佛，上方有多层叠涩挑出。塔刹有方形基座，复钵式顶，上置相轮。前（西）壁与南北壁相连的角隅上方模糊可见一尖状物，可能象征塔。东、南、北三壁中段绘一排佛本生故事图。图的下端有宽约0.15米的装饰图案；上、下方为凹凸式砖砌纹，中间绘半圆形涡纹。佛本生故事就在这层图案上展开，画高0.35米，每壁7幅，三壁共21幅（图版三九）。每幅画旁有白色竖条幅，墨书汉文榜题，大部分漫漶，隐约可见字迹与吐鲁番出土东晋文书的字体相似。现可辨认的佛本生故事有：正壁南侧第1幅为忍辱仙人本生。第2幅为昙摩钳太子为求法投火坑，榜题上“请梵”、“烧身”四字清晰可辨。紧接着似乎是萨埵那太子本生。南壁最东的一幅是毗楞竭梨王为求法身上钉千钉。北壁从东数第1铺为慈力王施血饮夜叉。第2幅榜题可见“尸毗大王”，画面也是尸毗王割肉贸鸽图。第3幅榜题有“昔有国王曰妙光”，但画面无法辨认。前壁和这两段画面相对的壁画：门顶上方绘一佛二胁侍菩萨，其余均为禅定千佛。四壁的最下段，高约0.95米，整个画面全部剥落，仅残留一些土红色和石绿色小色块。1961年阎文儒先生调查时记录为“交角纹”，即三角形垂帐纹。

第44窟的窟顶画面残破，四壁画面剥落，但在吐峪沟石窟群中是一个窟形完整、画面较清晰、色泽鲜艳、保存较好的洞窟，它是吐峪沟现存唯一的穹窿顶窟，从其洞窟形制、壁画内容、绘画风格来看，它又在该窟群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5]对它的研究，对其他洞窟的断代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会有所帮助。

二

吐峪沟第44窟与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三个北凉时期的洞窟，尤其是第272和275窟，无论洞窟的形制、壁画布局和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还是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6]下面就七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第一，洞窟的形制，吐峪沟第44窟窟室前面虽早已塌圮，但从现存窟门外壁没有前室痕迹来看，该窟和莫高窟第272、275窟相同，均为单室，窟室平面呈方形。窟顶为平顶，中间筑拱为穹窿顶，也和莫高窟第272窟的穹窿顶相似。

第二，窟室四壁四面的布局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吐峪沟第44窟的正（东）壁和两侧（南北）的画面和莫高窟第272、275窟相同，均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和272窟的南北壁相似，中间是一佛二胁侍菩萨的说法图，其余的均为禅定千佛。中段绘一排佛本生故事，与275窟的南北两壁相似。下段也和上述两窟一样，都绘三角形垂帐纹饰。

第三，吐峪沟第44窟的三壁（东南北）中段所绘佛本生故事和莫高窟第275窟相同，均以最富特色的一二个情节来表现故事主题，如忍辱仙人本生：画面左侧羼提婆利仙人坐拱形顶建筑内的一束腰座上，右腿置左腿上，身体微前倾，右手伸向前方；前面歌利王两腿相交而立，右臂下垂，手握刀鞘，左手持刀上举，向仙人砍去；前方地上是羼提婆利被砍下的两手两脚。画面右侧，菩萨倚躺，右手支颐，即将苏醒。慈力王施血饮夜叉图则只有一个情节：慈力王位于画面中心，坐方台座上，头戴三髻珠宝冠并侧向右方，左手叉腰，右手置膝上，周围夜叉围坐。这种构图法与莫高窟第275窟十分接近，特别是尸毗王割肉贸鸽图。尸毗王坐画中央台座上，右腿置座上，左腿下垂伸向左侧，面侧向右方；前面一婆罗门蹲跪，持刀正割尸毗王的股肉（插图2），与莫高窟第275窟的尸毗王本生故事如同出一粉本（插图3）。

插图2　吐峪沟第44窟尸毗王本生图

插图3　莫高窟第275窟尸毗王本生图

第四，莫高窟北凉时期的洞窟多塑弥勒为主尊，吐峪沟第44窟只有一尊塑像已不存在了。但从现有各壁说法图中的主尊的结跏趺坐等看，可能也是弥勒佛。窟室四壁满绘的千佛也和莫高窟上述几个窟一样，结跏趺坐莲上，两手相叠作禅定印，千佛也以袈裟的不同颜色成组地循环。这些都和我国北方当时重禅行的佛教信仰有关。修禅就需坐禅观想，当然也要观弥勒像，如修禅多年未见佛影，便可“往兜率陀天，至弥勒所，具宣上事，请决所疑”^[7]。其次要观“十方诸佛”。“念十方诸佛者，坐观东方，廓然明静，无诸山河石壁，唯见一佛，结跏趺坐，举手说法”，“西南北方，也复如是”，“既见之后，更增千百，乃至无有边际”^[8]。壁画以千佛袈裟组成斜向的条条色带，表示“十方诸佛”，“佛像相次，光光相接”。此外，还要静观佛的各种“生身”，即绘佛本生故事画等。这一切都说明，高昌和敦煌一样也是禅法盛行，反映了北凉时期人们把希望寄予未来佛的信仰。

第五，吐峪沟第44窟的人物比例适度，尤其是面形与莫高窟上述三个洞窟相似：浑圆而略长，两赜丰润，眉修长，鼻梁高直通额际，嘴大唇薄，嘴角上翘微含笑，且与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77号北凉高昌太守且渠封戴墓出土的泥俑面形也相似。佛和菩萨体态健硕，神态庄静恬淡。佛穿僧祗支，外披袒右式或通肩袈裟。菩萨头戴三髻珠宝冠，长发披两肩，袒上身，披帛，着裙。衣服褶襞密集，且呈平行线，随身圆转。

第六，吐峪沟第44窟和莫高窟上述三个洞窟都是用我国传统的线描造型的，粗犷有力的线条勾勒轮廓，纤细的铁线描绘眼嘴和衣纹等细部。再用烘染法表现物体、人体或服色。也有采用凹凸晕染法，尤其是人物面部的晕染十分近似。如忍辱仙人本生中砍落地下的手脚，立体感很强。值得一提的是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北凉时期洞窟相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色彩相同，均以土红色涂壁为地色，用土红和墨线勾勒轮廓，以土红、红、粉红、黑等暖色敷彩，石青、石绿和白色相间，这样就显得浑厚而温暖，热烈而不华。

第七，吐峪沟第44窟装饰图案较少，窟顶的莲花和佛本生故事画下方的建筑，既有实际意义的绘画和道具，又富有装饰意匠效果。窟中最多最显目的是穹窿顶和四壁下端的三角形垂帐纹。这些也和莫高窟第272、275窟相同。

总之，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第268、272、275窟十分相似。目前，既然举世公认敦煌上述三窟属于北凉时期，那么，吐峪沟第44窟也就自然当是北凉时期的洞窟了。这一事实，对于我们了解高昌和敦煌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佛教及其艺术间的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我们再进一步就当时吐峪沟所在高昌和莫高窟所在敦煌的政治历史背景和出土文物等方面进行论证。

北凉是公元4世纪末在我国北方建立的政权，当时高昌和敦煌曾一度为其郡，并置太守。公元400年，敦煌太守李暠脱离北凉政权，建西凉，高昌也归西凉统辖。匈奴人且渠蒙逊接北凉王位后，改元玄始。玄始十年（公元421）北凉灭西凉，又占据敦煌。玄始十二年（公元423）遗司马隗仁任高昌太守，其人“为政有威惠之称，然颇以受财为失”^[9]。这时高昌和敦煌又都成为北凉之辖郡。敦煌于太延五年（公元439）为北魏统一。北凉且渠无讳西出玉门，先奔鄯善，又据高昌，并于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在高昌建都，直到和平元年（公元460），高昌一直归北凉政权统治。由于高昌和敦煌长期处于北凉政权的统辖下，自然就会出现相同的佛教艺术。(www.xing528.com)

吐鲁番地区曾出土了一些北凉时期尊尚佛法的实物。众所周知，北凉王且渠氏是虔诚的佛教徒，“素奉大法，志在弘通”。西避高昌后，由于国势衰落，统治区域缩小，为挽救行将灭亡的命运，就愈益推崇佛教。更“隆法施之弘弥勒菩萨”，并“三涂草为道场”，“声声念佛”^[10]。且渠安周于承平二年（公元444）接王位，第二年就造寺刻石，这一点高昌故城宫城东南出土的承平三年《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可证明。凉王造寺刻石，官员撰文监造。碑文第一行记有“中书郎中夏侯粲作”，末行是“监造法师法铠，典作御史索宁”。此外，高昌故城还出土了“岁在己丑”（公元449），署有“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题记的“《菩萨藏经》第一”抄本残页。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北凉在高昌大弘佛法之一斑。

当时的高昌地区曾经连年混乱。先是柔然控制高昌，接着，西凉李宝之舅、晋昌太守唐契攻高昌。此后，柔然与且渠无讳联合讨杀唐契，契兄和又联车师前部王车伊洛攻打安周，最后是且渠安周与柔然又一起驱走车伊洛，占领车师前部。政局混乱，战火纷飞。人民流离颠沛，贫困交加，于是各阶层把希望寄予佛教，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加之统治阶级的推崇，从而出现了高昌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时期。佛塔高耸、寺院林立、石窟栉比的情景今虽不复存在，但火焰山沟谷内、高昌故城等处曾出土了北凉时期的石塔等佛教文物。

高昌曾是东来中土弘法和西去拜谒圣迹的僧人云集的地方，因而，诸经广布，译场活跃。著名的《大涅槃经》是智猛“从天竺将来，暂憩高昌”时，且渠蒙逊遣使至高昌取回，命昙无谶译成汉文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观世音经》则是且渠蒙逊的从弟安阳侯京声在高昌译出的，《出三藏记集》记载“此二观先在高昌郡久已译出，于彼赍来京都”，后流传中原的。《贤愚经》乃是河西沙门昙学、威德等，“结志游方”后，“还至高昌仍集为一部”^[11]。高昌沙门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诣印度，返国后作《菩萨投身饿虎起塔因缘经》一卷”^[12]。总之，高昌是当时我国的佛教重地之一。

正因为公元5世纪时，高昌和敦煌同归北凉政权管辖，又都是当时的佛教中心，因而形成了像吐峪沟第44窟和莫高窟第272、275窟那样相似的佛教艺术。

四

高昌和敦煌地理位置接近，同扼古代东西方交通要冲，很早就有经济和文化的频繁交流，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发展，使两地成了东西方文明的荟萃点和佛教及其艺术东传的必经之地。

高昌位于敦煌西面，是古代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其文化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有较多的西域文化特点。吐峪沟第44窟就具有这种典型性。它一方面与莫高窟272、275窟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有不少西域佛教艺术的成分，有些是高昌的地方特色。

第一，吐峪沟第44窟四个角隅绘有四座塔，中央残存塔基，共五塔，当是五塔窟了。《大唐西域记》引《印度记》说：“昔无忧王建八万四千窣堵波已，尚余五升舍利，故别崇建五窣堵波。制奇诸处，灵异间起，以表如来五分法身。”7世纪初，玄奘到摩揭陀时，这五座塔基仍存在。这一传说也传到西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古龟兹石窟中的克孜尔、森木塞姆、库木吐喇等就演变为五佛塔堂组成的寺院，今克孜尔残存七处，库木吐喇残存四处。^[13]而吐峪沟第44窟既是佛堂，又有“五塔”，显然与印度、龟兹虽相似而又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二，就形制来讲，吐峪沟第44窟是穹窿顶方形窟。克孜尔最早山现于第二期第76、135窟等，库木吐喇出现于沟口区的第20、21窟等，它们都同样在穹窿顶中心绘一莲花，并以放射状的线条将穹窿分割成若干梯形条幅，内绘佛和菩萨或菩萨像表示天部。现存龟兹石窟却没有在窟顶绘画帆拱的。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群中，在窟顶四周与侧壁相交的角隅筑有凹入式帆拱，如第51、129窟等，但这些帆拱内多是梯形状，内绘佛像。吐峪沟第44窟在窟顶四隅绘帆拱，帆拱中绘天王像，看来，这很符合佛教保护神四大天王的经义，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

第三，吐峪沟第44窟与龟兹石窟除窟顶形制与壁画内容相像之外，人物造型也很接近，都重视人体的解剖，对人体有强烈的审美要求。具体描绘中，先是用线条勾勒轮廓，再烘托，或晕染。线条如“屈铁盘丝”，遒劲舒展，圆转洒脱，使人物富有抒情味。人体形态，丰满精美，呈“S”形扭曲，肌肉丰满，具有韵律感，如说法图中的胁侍菩萨、忍辱仙人本生中持刀的歌利王等。

大量使用铁线描和烘染、凹凸法晕染等，吐峪沟第44窟与莫高窟北凉时期的壁画相似，同是受龟兹壁画的影响。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吐峪沟第44窟：（1）在佛教信仰上尊弥勒，崇禅法。四壁的画面上段中央绘说法图，其余满绘千佛；中段为本生故事画；下段绘三角垂帐纹。这些以及佛本生故事画的构图、画法、敷彩等都与莫高窟北凉时期的洞窟，尤其是第272、275窟相似。（2）洞窟形制为穹窿顶方形窟，窟顶绘莲纹和以放射状线构成梯形条幅，内绘佛，表示天部。人物造型多用“屈铁盘丝”线条，烘染等又具有龟兹石窟的风格。（3）但在绘造五塔、窟顶四角绘帆拱等方面，又与印度礼佛习惯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形制近似。这些特点足以说明：当时的吐峪沟石窟与唐时的库木吐喇石窟一样，是中原与西域地区佛教艺术的交融地，因此，吐峪沟第44窟就具有东西方文化中的成分，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水乳般地融合在自己的文化中，从而形成了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佛教艺术。

【注释】

[1]原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2]《敦煌石窟佚书·西州图经》。

[3]1961年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编号为东南区第4窟，见《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文物》，1962（7）、（8）。

[4]《洛阳伽蓝记》卷五。

[5]拙文《吐峪沟石窟探微》，见《丝绸之路造型艺术》。

[6]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付法藏因缘经》卷6。

[8]《法苑珠林》卷31《敬佛篇·观佛部》；《禅秘要法经》卷上。

[9]《晋书·且渠蒙逊载记》。

[10]《承平三年且渠安周造寺铭》，原石存柏林，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拓片。见蒋文光：《谈清拓孤本〈北凉且渠安周造佛寺碑〉》，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4）。

[11]《出三藏记集》卷八。

[12]慧皎：《高僧传·智猛传》。

[13]晁华山：《クㄙトテ石窟概说》，见《中国石窟·クㄙトテ石窟》，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