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唐代安西密经译僧利言

唐代安西密经译僧利言考

唐代安西密经译僧利言考^[1]

安西，指唐代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即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当时的安西，不仅在政治上是唐王朝的一个地区，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与中原，特别是长安及其附近地区密切相关。就佛教传播来说，这里很早就是我国古代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之一。它不仅培育了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石窟等驰名中外的佛教艺术宝库，同时，还哺育了一批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如鸠摩罗什等。

早在公元4世纪，龟兹就出现了杂密经籍。当密教于七八世纪在中原兴盛时，也已在龟兹地区流行，并产生了一些翻译家，利言就是其中之一。唐代高僧圆照撰集其文集时，题曰《翻译大德、翰林待诏、光宅寺利言集》^[2]。遗憾的是，这些史籍早已佚逸，现在，我们只能从佛教经籍中纂集有关资料，钩沉他的事迹，使人们能够了解龟兹佛教发展的点滴。

利言，龟兹本名地战涅罗^[3]，义即真月，字布那羡，也称利言，或礼言。有关他的家世史籍没有记载，仅知他是安西人，曾师从东印度来的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唐言法月，修习密典。达摩战涅罗教授利言记持梵本《月灯三摩地经》满七千偈，及《历帝记》一万偈，《瑜伽真言》获五千偈。他聪明锐敏，悟性很强，《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第十四卷赞扬利言是“一闻于耳，恒记在心”。于公元726年（开元十四年）受具足戒。此后，他更刻苦钻研，听习律、论、大小乘经，还学会了梵书、汉书、唐言文字、石城、四镇、护密、单于、吐火罗语等。龟兹有利的地理、历史和民族环境，为他学习印度、中亚和中国的各种语言文字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他对各种语言的学习“眼见耳闻，悉能领会”。因而，“便令译语”，与其师“形影相随”。

利言曾两次到长安参与译经。第一次是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其师法月入朝赴长安奉献《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和《秽迹金刚禁百变法》等。这三部经，是由北天竺沙门阿质达霰、唐言无能胜将，在安西译出的。当时的安西节度使吕休璟表荐法月入朝，利言即随师充当“译语”。从安西出发，路经焉耆大镇、伊西等州、摩贺延碛、瓜、沙、甘、肃，转次凉州，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到达长安。“所司奏引对大内，进奉方术、医方、梵夹、草药、经书，称惬天心”。

利言随其师法月挂锡光宅寺。公元738年，法月三藏翻译《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利言译梵语并笔受。《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记载“《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二纸，右开元二十六年东天竺国三藏沙门法月译，沙门利言译梵语并笔受”。看来，利言不仅能口译汉语，而且还可以书写汉文。《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评价该经说，其与姚秦时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唐代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同本异译，前者经后略赞修持功德，后者是大神咒、大明咒等等，“但有正宗，并无序分及流通分”。而法月所译者“三分具全，正宗经文不异玄奘者”。也许是由于当时利言的翻译或是书写汉文的水平还欠佳，该经后世又几次重译。法月三藏在长安深受唐玄宗的赏识，往往是“天骑迎送锡赉重重”，并参加了当时所有重要的宗教活动。如为庆祝玄宗亲注《金刚经》和立般若台，众僧等建百座道场，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举行的系列讲经会上，法月三藏是当然的讲授者之一，利言仍充当译语。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大型宗教活动，“上陈墨制”，由玄宗批准，“依许八月十日在安国寺开经”。仪式十分隆重，于前一日即聚集，即“九日暮开西明寺齐集，十日迎赴安国道场”，讲解玄宗所著的《金刚经注》和《仁王般若经》。法月三藏演梵本经，利言译为汉语。据说“凡是听者虚往实归，七难永清，七福咸集”。在长安停留的十年间，利言的翻译水平得到锻炼和提高，将其师奉献的方药、本草等译成汉语，并进奉于上。740年（开元二十八年），玄宗“诏蕃僧归本国”，而法月三藏仍被“恩尚延留”。

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法月年老思乡，请返本国，7月26日“远辞丹阙，路取西凉、沙碛、伊、西、焉耆、疏勒”，至式匿国，天竺在望，遇其国乱，而退入疏勒城。后至于阗国，住金轮寺，一年有余，“道俗瞻觐”，至743年11月（天宝二年）染疾圆寂。丧葬仪式由当时的四镇节度副使夫蒙零祭监护，可见其威望之高。弟子比丘利言等衔哀啜泣，按佛教葬礼荼毗起塔。法月所进奉和翻译的经籍虽不及入开元目录，但准敕编入《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此后的利言如何，史籍没有记载，从后来的情况看，可能他又回到了安西。^[4]

唐玄宗应河陇节度使哥舒翰所请，诏不空三藏至武威翻译密典。不空到武威后，住开元寺，译经，演瑜伽教，置曼荼罗，灌顶。据《宋高僧传·不空传》记载，不空到武威的时间是天宝“十三载（754年）”。同年十月就牒令利言到河西译经，即（天宝）“十三载甲午十月使牒安西追僧利言河西翻译”。当时的四镇伊西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知节度事、上柱国封常清火速护送，给家乘马两匹，使“日驰六驿”，急驰送利言。他们于11月22日从安西城出发，于第二年，即755年的2月10日到达武威，被安置在龙兴寺及报德寺，与不空“同案译经”^[5]。当年七月即发生了“安史之乱”，直到天宝十五载（公元756）5月“敕下河西追不空入朝”为止，这样，利言又在武威同不空“同案译经”共一年多。^[6]

这里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宋高僧传·不空传》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第十五卷都记载，不空“谙异国书语”，曾“听习律仪、唐梵经、论，随师译语，稍得精通”。正是这个“稍得精通”的不空，在翻译一些难度较大的经籍时也需要其他译语人，可知利言的翻译水平是较高的。利言在这次翻译中所起的作用和翻译了哪些佛经，我们查找不到有关的资料，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发现和探索。佛籍只记载不空在武威译出《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五卷、《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卷、《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规轨》一卷及一些小经。这些佛经是密宗金刚界的重要经籍，弘扬了金刚界的思想，促进了后来金刚界的流行，与法门寺出土佛真身银宝函上錾刻的曼陀罗形象相关。^[7]根据史籍记载，利言确实曾参加了不空在河西的译经活动，而且译的都是密教经籍，因而，利言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我想应该追踪历史的本来面貌，对利言的功绩予以肯定。

《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记载，利言也回到长安参与译经活动。利言何时赴长安？是与不空同行，还是在其后到长安的，史籍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仅知他这次到长安也挂锡光宅寺。

光宅寺位于光宅坊，唐仪凤二年立，武后二年置七宝台。该寺中有尉迟所画之降魔变，其普贤堂也为尉迟所绘，其画“颇有奇处”，“四壁佛像及脱皮白骨，匠意特险，又如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等享誉古今^[8]。如此多且精美的尉迟画，看来该寺似与西域有联系，如前所述，当年，利言随其师法月三藏来京也挂锡于此。直至贞元十年（公元794）圆照集《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时，光宅寺仍保存有法月奉献及翻译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三卷，三十五纸；《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一卷，五纸；《秽迹金刚禁百变法》一卷，三纸……《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二纸，今见在光宅寺”。圆照将“玄宗朝所翻经遗漏未入古今录者，其经本或有寄入般若经部龙字号帙内”。

我们从《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中知道，利言于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参与了《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的翻译。当时的职位是“翻译大德、翰林待诏”。在利言参与翻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之前两年，罽宾三藏沙门般若曾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译为七卷。但般若不懂胡语，也未解唐言；而景净不识梵文，又不明释义。“虽称传译，未获半珠”，“理昧词疏”，译本被德宗否决。于是，帝敕“令王希迁与所司精选有道行僧，就西明寺重更翻译”，在贞元四年（公元788）4月19日传牒京城诸寺：“大德罽宾三藏沙门般若宣释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言译梵语，西明寺沙门圆照笔受，资圣寺沙门道液、西明寺沙门良秀、庄严寺沙门圆照并润文，慈恩寺沙门应真、醴泉寺沙门超悟、光宅寺沙门道岸、西明寺沙门空并同证义。”开题名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6月8日遣高官、将军等护送梵本至西明寺翻译，“六律五声八音合韵，四部云集，歌呗交渲……车骑满于天衢，士女溢于闾里”。同年11月28日译成上进，也是大设威仪彩车音乐，引入光顺门，进帝览。在译经过程中，译经僧众“恭寻梵字对译唐言，理奥必穷，文深悉究”，译本共九千五百颂，十品十卷。朝廷也以一切金钱、茶、香等供养；绢、衣、床等送赐，一应俱全，并“敕旨再三往来劳问”。又于8月24日敕旨“翰林院待诏官等宜命：每月假日，两度于西明寺礼谒，翻经僧利言等，事了日停”，进行休整。很多官员依旨接踵而至。

该经译完后，又于进经日，奉恩旨再译《六波罗蜜经》中“真言、契印、法门”。于贞元五年（公元789）2月4日缮写毕功。又译《六波罗蜜经》，德宗为该经作序，成题之经首，并赐千福寺和章敬寺各一经，令转读流行。接着，又请般若译《佛说大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虽然，佛籍没有一一明确指出哪些是利言参加翻译的经籍，但《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第十七卷指出，“宣布译语笔受润文及证义沙门，并同《六波罗蜜经》更无增减”。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言当也是译语者。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除了讲菩萨的六度修行，阐述三宝的内容外，着重强调了波罗蜜的护国作用，突出了密宗的地位，被认为是“如来之密印”，“众法之津梁，度门之圆极也”。它的译出如“得白马之宝函，启青龙之秘藏”是得“真般若之旨”。该经宣扬其“能除重罪，令众生解脱生死，速达涅槃，安乐法身”，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因而，德宗为之作序。长安各寺纷纷安置，讲演，般若所在的醴泉寺奏请本院为六波罗蜜经院，令僧七人讲诵，德宗敕准并亲赐院额。章敬寺僧智通更请每一寺置一院为大乘理趣经院，在京城佛教界掀起了一个崇奉弘扬大乘理趣经的高潮。该经译出的第二年，即贞元五年，沙门超悟、良秀等奉旨各作《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疏》十卷，“欲使后学知归，众生易度”，并以隆重的仪式上呈皇帝；道岸、智道修《新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疏义例诀》一卷、《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疏义目》一卷；圆照注《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音义》二卷等。

利言协助其师法月译出《普遍智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空一起翻译密教经籍，又参与翻译了《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心经》、《佛说大华严长者向佛那罗延力经》等。当利言作为译语人而参加翻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时，距他受具足戒已经62年，可谓老迈之岁，被授予“翰林待诏”，被称为“翻译大德”。关于贞元五年以后的利言情况，我们毫无所知，当贞元十一年（公元795）令般若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时，般若宣梵文，“频使催迫无译语人，访得东都有善语者”，逐令东都天官寺沙门广济百里跋涉，赶来充当译语。^[9]当时，利言也许已经逝去。(www.xing528.com)

上述记载是我们现已查找到的一些有关利言的资料，对他一生中的所有贡献，我们还不太清楚。《宋高僧传·圆照传》记，圆照曾撰《翻译大德、翰林待诏、光宅寺利言集》二卷。圆照编撰的《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中内也有“《翻译大德、翰林待诏、光宅寺利言集》二卷”的记载，与《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音义》二卷、《三教法王存殁年代本纪》三卷、《翰林待诏、西明寺沙门良秀集》二卷等四部九卷，同收在第五帙内。可见利言的撰述一定不少，否则无法形成二卷书，且与奉诏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心经疏》十卷的良秀同样可集为二卷。可惜此利言集早已失佚，在现存《宋高僧传》的《圆照传》后面只附“利言”二字，但内容却不存在了。

现在的《大正藏》中收集有《梵语杂名》一书，署名为“翻译大德兼翰林待诏、光定寺归兹国沙门礼言集”。这里的光定寺，当为“光宅寺”之误，“归兹”应是“龟兹”之音译，“礼言”就是“利言”的同音异译了。该书收集了1 250多个名词，以汉文和梵文相对照，并用汉字注出梵语的读音，如“天”下注“泥缚”，又“素罗”；“大”为“摩诃”；汉国“支那泥舍”……其内容与他从事的翻译业务是一致的。我认为《梵语杂名》应是利言所集，结合前述他一生的译经事业，我们也可称其为翻译家。

总之，唐代时期的安西，不仅设有译经的译场，所译经籍中的密藏也不少。沙门昙倩在安西译出《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上述法月奉献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和《秽迹金刚禁百变法》是北天竺三藏沙门阿质达霰、唐言无能胜将，在安西译出。还有莲花寺的莲花精进，曾应悟空之邀翻译《十力经》，龟兹僧人若那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并授与崇福寺僧普能，等等。其实，在当时安西的社会语言条件下，培育出利言这样的译僧是历史之必然。

我们可以说，龟兹不仅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一些著名的翻译家，甚至直到公元7—8世纪，也有译僧翻译出一批密宗经籍。这些经籍对当时和以后我国的，特别是长安一带密教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应是龟兹对我国密宗发展的贡献。这也就是我们在克孜尔、库木吐喇等石窟中，之所以能看到一些杂密和密宗壁画的宗教思想基础。

【注释】

[1]该文原载《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2]《宋高僧传·圆照传》，3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3]《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第十四卷称为“地战湿罗，唐言真月”，据利言著《梵语杂名》，梵文“月”音“战奈罗”；又其师“法月”，该文即译为达摩战涅罗，因此，利言名应为“地战涅罗”，“湿”应为“涅”之误。

[4]以上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请参看《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第十四卷。

[5]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254页称，“封常清等与不空‘同案译经’”。按《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至十三载甲午十月使牒安西追僧利言河西翻译”。

[6]以上引文，请参看《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第十五卷。

[7]请参看韩伟：《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陀罗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载《文物》，1992（8）；罗诏：《略述法门寺塔地宫藏品的宗教内涵》，载《文物》，1995（6）。

[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段成式：《寺塔记》。

[9]以上引文请参见《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第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