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遗书与和田佛教遗址：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研究

敦煌藏经洞遗书与 和田佛教遗址

敦煌藏经洞遗书与 和田佛教遗址^[1]

100年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遗书发现后，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语言、文字、文学等多学科进行了研究，使敦煌学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同时，也为研究敦煌附近，包括甘肃、新疆、宁夏、西藏等多民族地区，和周围各少数民族，如回鹘、党项、吐蕃等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有关新疆的资料也十分丰富，例如《西州图经》（P.2009），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唐代时期新疆东部的道路情况，而且记载西州有“山窟二”、“古塔五区”，“丁谷寺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即今天仍残存的吐峪沟石窟。该《图经》中提到的“宁戎寺”就是今日的柏孜克里克石窟。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吐鲁番学、西域学及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和发展。

敦煌遗书中有一批关于古代于阗的遗书，其中有汉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等。于阗与敦煌地域相连，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频繁的往来，在反对吐蕃的统治中，特别是在摆脱吐蕃的统治以后的公元10世纪，两地的统治者联姻，结成甥舅之亲，关系更加亲密。这两个地区又都是我国佛教中心，因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提到于阗的一些佛寺。对于这个问题，张广达、荣新江先生^[2]已经做了很多阐述。近年来，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地区的佛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工作。本文拟就藏经洞发现文献中所记的于阗佛教寺院与现存遗址相对应，进行对比研究（比定），以抛砖引玉，愿于阗佛教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1.赞摩寺（Tsar－ma）

该寺是于阗最早修建的佛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汉、于阗、藏文文书中多处提到。如P.2139《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是由藏文译为汉文的，现收集在《大藏经》第51卷。该文叙述于阗阿罗汉预言佛法毁灭时，“于阗国王年少不行佛之正法……一切众僧集拶摩寺，评议是事”。S.6264《天兴十二年正月八日南阎浮提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八关戒牒》记载，后晋僧人“左街内殿将讲经谈论兴教法性大师赐紫沙门道圆”从印度返回中原，经于阗时曾在匝摩寺为弟子曹清净受戒事。这两件文书中提到的“拶摩寺”、“匝摩寺”都是赞摩寺的同音异译。

提到该寺的于阗文文书更多，P.4099《文殊师利无我化身经》是一部长达400余行的于阗文写经，其题记中说赞摩寺的住持是Maledapranya。P.5537《佛说帝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题记和P.2025杂文中都提到赞摩寺。P.T.960藏文的《于阗教法史》也多次谈到赞摩寺，王尧、陈践先生译为“杂尔玛寺”^[3]，说弥勒和文殊“降世至于阗，先到杂尔玛之园”，后来“国王尉迟森缚瓦为圣者文殊菩萨、比丘毗庐遮那首先修建于阗杂尔玛寺庙”。后来，当圣教毁灭时，“全体比丘从杂尔玛寺出走”，逃往吐蕃。从上述敦煌汉文、于阗文、藏文文书中可以看出：赞摩寺是于阗兴建的第一座，也是最重要的一座寺院。

关于赞摩寺的记载，汉文文献最早见于公元6世纪的《宋云行记》：“有胡商将一丘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比丘毗卢旃。旃语王：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比丘击钟告佛，罗睺罗变形为佛而至。”^[4]于是王于杏树下置立寺院。该寺当在于阗王城南，根据《北史·西域传》、《水经注》和《大唐西域记》等的记载，很多学者早已指出，此寺即为赞摩寺，位于都城南十五里。

关于赞摩寺的比定问题，学者最关心的是于阗王城的确定和研究，其应是解开这一问题的关键。根据近年来新疆的考古调查，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位于白玉河和乌玉河之间、约特干和阿依登库勒（湖）之间的阿拉勒巴格遗址，与史籍记载吻合。据文物普查者说，阿拉勒巴格范围大，出土遗物丰富，从其位置和规模看，可能是于阗首府。现在紧邻其东南的纳格拉罕那仍存在传说中的“鼓室”伽蓝遗迹。据当地老人说，在其西面的索米亚，30年前仍残存一座大“拱拜”，方形基座，外砌以方砖，圆形“拱拜”中能容30多人。斯坦因指出“索米亚”是“沙摩若”的古地名。该遗址的东南有一地名巴塞，李吟屏先生认为是古“麻射”的遗留。^[5]规模宏大的城市虽被摧毁了，但其地名人仍通过突厥语保存了下来。

20世纪8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市西南18公里处，北至上述古城南偏西15公里的布扎克乡阿孜那巴扎村发现了一处墓葬群。这是一批公元10世纪左右的墓葬，前后共清理发掘了4座。墓葬形制多为竖穴土坑，或竖穴偏洞室墓，葬具有制作精细的木棺，上面彩绘四神，葬式为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陶、木器和丝绸等。文物工作者整理了其中的三座墓葬。其中1984年清理的84HBYM1，死者是一位男性，约50岁，脸上蒙一浅黄色花卉纹绮覆面，长74厘米，宽57厘米。正面一端书写汉文“夫人信附男宰相李旺儿”。背面为于阗文。众所周知，于阗王族为李姓，国王李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6]。当时的于阗王国与沙洲归义军政权政治上结盟，血缘上联姻，官职也使用中原名号，死者李旺儿官至宰相。当然，这种情况只符合五代至北宋时期。同时，《宋云行记》记载，于阗“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其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李旺儿应是王族，该墓葬群当是王族墓地。

我们在新疆天山以南的寺院旁边发现过墓葬群，如焉耆县的七个星寺院旁，库车县苏巴什遗址的佛塔旁。和田发现这种王室墓葬，也应在国家重要的大寺院旁。文物工作者曾在距此不远处采集到佛教寺院中的石膏装饰图案，说明该墓葬群附近原来有一座佛教寺院。就其地理位置来看，与上述文书和史籍记载的赞摩寺相吻合，很可能是于阗国赞摩寺的所在地。

2.牛头山寺（Hgehu－to－can）

牛头山，或称牛角山（Giu－mgo－ri），是于阗最著名的佛教圣地。《大方等大集经》第四十五卷《护塔品》说，在“于阗国中水河上，牛头上边今河侧”有瞿摩沙罗大塔，是过去诸菩萨居止处。过去佛迦叶佛就曾至此说法。释迦牟尼时，此山建有瞿摩罗乾陀大宝塔，释迦牟尼也从灵鹫上飞来说法。这里常有天神守护，释迦牟尼佛还曾嘱咐龙王守护……被佛教打上浓厚的宗教色彩。因而，不少佛教著作和佛经对牛头山进行宣扬，如《日藏经》。敦煌遗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述，如P.2139《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中说“牛头山寺，贤劫一千五佛常当履践，以为宫殿。……故行法人多于余国”。P.T.960《于阗教法史》记述，夜叉王遍胜“至牛头山下大塔处”，建议于阗王“修建瞿摩帝寺庙大宝塔”。藏经洞出土有关牛头山“瑞像记”的汉文遗书，如S.2113和P.5659中，有“释迦牟尼佛从灵鹫山向牛头山说法来”，“释迦如来从灵鹫山至牛头山顶为八部众说法”和“本师释迦牟尼佛令住牛头山”等。同时，莫高窟洞窟壁画中也多处出现了相关的画面，如第9、98、146窟描绘有牛头山的情景，第231、237等窟均绘出牛头山瑞像，前者榜题曰“此牛头山瑞像，从耆山腾空而来”。后来甚至发展成大型经变故事画，如榆林窟第33窟南壁等。^[7]

关于牛头山的位置，《大唐西域记》记载“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伽山，唐言牛角山。山峰两起，岩崖四绝，于崖谷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烛光明。……牛头山岩有石室，中有阿罗汉，入灭心定……近者崖崩，掩塞门径”。对其方位、形势、伽蓝、石室等，传说记载得很清楚。学者一致认为是位于喀拉喀什（墨玉）河畔的库玛尔山，不必赘述。但对牛头山寺在库玛尔山上的具体位置和遗址却一直没有找到。

我们最近终于寻觅到了古代牛头山寺之所在，即位于喀拉喀什河畔，库玛尔山面向河床的陡峭悬崖上，真是危岩绝峭，凿岩建寺，至今仍保存的遗迹有：中央筑成上下两层，上方两峰（牛角）突起，中间残存踏道（敦煌壁画中绘有木梯），牛角两侧凿出通道。确实是“山峰两起”，“岩崖四绝”，其形势与玄奘的记载和莫高窟壁画中的牛头山寺相似。山顶丘峰屹立，山崖间“有石室”，今仍存。石室上下两层，其间以木梯相通。山下有16个人工开凿的小石窟，背山面水，排列有序，有的长、宽、高仅1米多，仅能容一人坐禅，可能是禅屋。石室与禅屋之间，上下以木梯相连。

需要说明的是，瞿室伽山，即牛头山寺与瞿摩提寺，不仅不是同一座寺院，也不在同一地点。

3.西玉河萨迦耶仙寺（Sakaya）

关于西玉河萨迦耶仙寺，藏经洞发现S.2139《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一开头就说：“有于阗国来，六代王已过至第七代王，名毗尼耶讫多。治国之时，彼国有寺，名萨迦耶般罗诃那。去此寺不远有一山谷，名萨迦耶几那。”S.2113汉文遗书“瑞像记”中有，“虚空藏菩萨如来于萨迦耶仙寺住”、“虚空藏菩萨于西玉河萨伽耶仙寺住”。P.5659也有同样的记录。P.2893于阗文写卷记虚空藏菩萨Akasagarbha的住所是Sakaya－gira，译为萨伽耶仙寺。^[8]P.T.960《于阗教法史》叙述，虚空藏菩萨的住所是Skohi－brog，并说“当王建瞿摩帝寺时，一直带着小王子。不慎遗失了，到处寻找”，终于，在牛头山和文殊菩萨住地之间的小山沟里找到了，于是在此建寺，安置过去佛舍利，取名为“阿赖耶斯登寺”。但在汉文古文献中，没有看到相关萨迦耶仙寺的记载。

敦煌莫高窟第237窟西龛顶东披描绘了一身菩萨，头戴三髻珠宝冠，顶上华盖飘荡，袒上身，佩项圈、华绳、环钏、帔帛，腰结长裙，跣足，坐在两侧有龙形的方座上。榜书“虚空藏菩萨于西玉河萨迦舟仙寺住瑞像”。第271窟也有同样的画面和榜书。

西玉河，即今喀拉喀什河。从上述文书看，萨迦耶寺当在喀拉喀什河畔的深山峡谷间。1995年，新疆文物工作者在喀拉喀什河畔的山谷中、东距牛头山仅1.5公里处发现了一座佛寺遗址^[9]，也许当是昔日的萨迦耶仙寺。该寺现存残址南北长约1 000米，东西宽约100米，地表采集到立佛像、有莲花纹石膏装饰及其范等佛教文物和装有骨灰的陶罐。

4.瞿摩帝寺（Guma－tti）

瞿摩帝寺是著名的大乘寺院。敦煌遗书中的于阗文文书中多处提到该寺，藏经洞发现的Ch.00296、P.2958两份于阗使臣的报告，分别提到瞿摩帝寺大师与太子一起出访，路经沙州、甘州等地。看来，瞿摩帝寺和赞摩寺一样都是于阗的大寺，《钢和泰杂卷》有写于925年的“张都督命人为瞿摩帝塔制一新帐，长二十丈”，说明直到公元10世纪，瞿摩帝寺仍是于阗境内一座很有影响的寺院，敦煌归义军的张都督都要为其塔制造长20丈的新帐，以为供养。其法师可与太子同作为使者，Or.8212、162等于阗文文书中，提到瞿摩帝寺两位大师的名字^[10]，同时还记述有国王尉迟僧伽罗摩在瞿摩帝寺一带兴建伽蓝的事情，看来，瞿摩帝寺之所在，地域宽广，还可以再修建佛寺，当应是一处佛教建筑群。但没有对其方位的记载，为我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P.T.960《于阗教法史》详细叙述了瞿摩帝寺修建的起因。“尉迟森缚瓦王在城楼向东南方向巡视，见城市外面有一金银色麋鹿，国王与随从尾追，至牛头山下大塔处，见那麋鹿变为夜叉王遍胜。遍胜请王为四位阿罗汉建大塔。四位罗汉立即来到，向王讲法，王顿生敬信”，“于是，就在此地树起建塔的橛子，修建了瞿摩帝寺庙大宝塔”。据此可知，瞿摩帝寺当在于阗都城的东南。《于阗国史》则说得更清楚，四位阿罗汉挂锡牛头山，国王在城楼上向瞿摩帝河畔凝视，见一麋鹿，王尾追而去，麋鹿却变成夜叉，建议王在此为四阿罗汉修建伽蓝，这就是瞿摩帝寺。在建寺过程中，国王率领的小王子丢失了，后来在牛头山的小池附近的迦叶舍利塔侧找到了。这一叙述将牛头山和瞿摩帝寺区分得十分清楚。

汉文史籍对瞿摩帝寺的记载主要见于东晋时的《法显传》，说国主安顿法显于瞿摩帝僧伽蓝，并说该寺“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因是大乘寺，王最敬重，举行一年一度的行像活动时，最先行像。《高僧传·昙无讦传》记，北凉高僧且渠京声在瞿摩帝大寺遇天竺禅师佛驮斯那，从其受禅法。瞿摩提寺是于阗境内修建较早，且很有影响的一座寺院。

1973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从和田地区档案馆得到一件于阗文木函，经解读原是一件买卖人口的契约。^[11]根据木牍记载，居民买卖人口要向瞿摩帝寺院提出请求，如记：“现有家住瞿摩帝人新区维兰，向瞿摩帝僧众提出以下请求：‘我将出卖自己家生的女子，名叫萨兰，并连同她的儿子喀严纳克。你们是否屈尊为我裁决？’”处理这件事是“在全体大瞿摩帝僧众之第二伽蓝中，有僧众的代表大师Lama ka……”，这次集会的主持人是大师Karabhadra。最后，“只要诸执事大师当着僧众以僧伽印封”，“这份契约随即生效”。该木牍的上盖有“暨全体瞿摩帝僧众执事大师以僧伽印封”。居民签订契约由瞿摩帝寺僧伽处理，可见该寺在于阗国内的地位。既然有“瞿摩帝僧众之第二伽蓝”，而且是“瞿摩帝人的新区”，想必当有第一伽蓝，瞿摩帝人的旧区。看来瞿摩帝大寺是包括数座寺院的大型佛教建筑，规模一定十分宏大。

综观上述文献，瞿摩帝寺确实是于阗一座大而古老的寺院，在于阗境内与赞摩寺齐名，同样参与国家事务，有对民事的裁决权，其寺所在地广阔。

现在的玛利克瓦特遗址，位于于阗都城东南，是一处大型的佛教建筑群。南北长约1 400余米，东西宽450～745米。遗址地面有塔和墙基建筑痕迹，散布石础、陶片、货币等，采集有单耳陶罐、带柄陶杯，人头、兽头、扛陶罐的裸体人像等陶片。做工精巧，造型生动。黄文弼先生曾于1929年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在西面一土堆的2米以下处，发现有墙基，上贴六个佛头像。“大者高约66厘米、小者33厘米，后者头上仍存金叶。”黄先生认为，“此地为古代大寺庙”，并“疑此废寺，即《法显传》之瞿摩帝大寺”^[12]。1977年，该遗址中部发现窖藏汉代五铢钱45公斤。1979年，新疆博物馆在遗址的北端进行了试掘^[13]，共开5×5米的探方5个，在深57厘米下的杂灰色砂质土层中发现有柱础、烧焦的木柱，看来这是一座被烧毁的佛教寺院遗址，佛像、装饰物、壁画等散落地面。从这几处发掘情况看，玛利克瓦特遗址主要是佛教建筑遗址，可能有佛寺多处，应该说是佛教建筑群。

这里位于东经79°50′，北纬35°57′，北距今和田市25公里，西临玉龙喀什河，南接昆仑山脉，西北沙丘环绕。玛利克瓦特是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的名称，原来称为库玛提（Kumati），至今保持着古代的地名。库玛提，应该是瞿摩帝的同音异译。这里西距牛头山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靠山临河，也符合《于阗教法史》所传说的“于阗毁灭，变为海子，行十不善时”，“龙王将盛昆两山之间的山沟封闭，榭水上游、下游治之水乃汇集在于阗的大伽蓝之处，即现在大集市之上面，在瞿摩帝大有婆罗跋舍神之寺庙门前”的传说。

通过上述考证和比定，我认为：今日的玛利克瓦特遗址可能就是于阗瞿摩帝大寺所在地——佛教建筑群故址。这里不仅有瞿摩帝大寺一座寺院，而且还有其他寺院，但有待今后的进一步考察和研究。

5.勃伽夷瑞像

藏经洞发现的S.2113B中，记有“昔仁王相侵，行阵两边，锋刃交战，忽有此佛，踊现军前。仁王睹已，息甲休兵，□□□略，净心便息，其像便住于阗勃伽夷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个故事：“昔有罗汉，其沙门弟子，临命终时，求酢米饼。罗汉以天眼观见瞿萨旦那国有此味焉，运神通力，至此求获。沙弥啖已，愿生其国，果获宿心，得为王子。既嗣立已，威摄遐迩，遂越雪山，伐迦湿弥罗国。……时阿罗汉谏王，勿典兵也，我能退之。寻为瞿萨旦那说诸要法。初未信，尚欲兴兵。罗汉遂取此王先身沙弥时衣，而以示之。王既见衣……释兵而返。奉迎沙弥时所供养之佛像，随军礼请，像至此地，不可转移，环建伽蓝，式招僧侣，舍宝冠置像头。”据研究，这一内容的壁画也出现在莫高窟晚唐时期的第126窟甬道顶，只见一罗汉与一似国王式人物正在对话^[14]，榜题“于阗国太子出家时……”。而第9、231、237等窟的瑞像图中，有一佛像顶上没有肉髻，只见头戴宝冠，冠前有饰物，帛带后垂。与北魏惠生、宋云等见于阗王“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的记载相符，也就是说瑞像头饰与于阗王冠式相同。唐代玄奘曾在勃伽夷城停留七日，也见到“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余，首戴宝冠，威颜圆满”。

《大唐西域记》说“王城西行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根据其距离推算，当在今皮山县东南的藏桂乡一带。藏桂乡北约7公里的沙漠边缘有一汉唐时期的遗址，面积近1平方公里，地表散布着陶片、石膏雕塑残块、钱币、小件饰品等。黄文弼先生曾进行过考察，称其为“徒诺克”，“陶片散布甚广，房舍遗迹犹存，井渠巷陌历历可辨，秃垣甚多，类似城墙遗迹，周广约10余里，可能为古城遗址”。^[15]该遗址的南面有一佛教寺院遗存，人们称其为布特勒克，维吾尔语意为有佛陀的地方。近年来，和田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此采集到一批有关佛教的文物，其中一件飞天泥塑像保存比较完整。^[16]

6.媲摩（Phema）城中雕檀瑞像

有关此寺的记载主要见于“瑞像记”，如P.3033、S.2113、P.3352和P.5659遗书。P.3033记“此像从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中，今现在，殊灵瑞”。S.2113有与此相同的记录，只是后面多了“下，其像承云”数字。P.3352和P.5659记“赏弥国佛来住于阗国”，未写明“媲摩城”。莫高窟第231、237窟的瑞像图中榜题有“于阗媲摩城中雕檀瑞像”。《大唐西域记》载，“媲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余，甚多灵应，时烛光明。凡有疾病，随其苦处，金箔贴像，即时痊愈。虚心请愿，多也遂求”。相传此佛为赏弥国王所作，该佛灭度后，飞到曷劳落迦城。此城被风沙掩埋后，遂至媲摩。北魏时，惠生、宋云称其为捍么，记载得更为详尽，说在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内“有金像一躯，举高六丈，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像边造丈六像者，及诸宫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也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可见，昔日的盛况！(www.xing528.com)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玄奘法师“自发都三百余里，东至媲摩城”。又说“从媲摩城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泥壤城”。《新唐书·地理志》载“有宁弥故城，一曰达德力城，曰汗弥城，曰拘弥国”，学界认为，汗弥、拘弥、媲摩皆为同名异译，即唐代达德力城。该书又说“于阗东三百九十里有建（达）德力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媲摩城位于今和田县与民丰县间，当在今策勒县境内。英国人斯坦因在今克里雅河下游丹丹乌里克以及其南面的乌宗塔提、喀达勒克、雅里勒克、巴拉瓦斯特、法哈比雅拉等老达玛沟以北一带发现了众多的佛教寺院遗址和佛教造像等遗物^[17]，此地应是古代媲摩城所在。遗书中记载的雕檀瑞像可能就是丹丹乌里克遗址佛教寺院中的造像。

7.坎城（Kam－Sheng）瑞像所在遗址

藏经洞发现S.2113“瑞像记”：“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来坎城住下（其像手把袈裟）”。莫高窟数座洞窟中描绘了这一形象，有的墨书榜题，如第220窟榜题曰“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来坎城住”。第231、237窟榜题为“于阗坎城瑞像”。

史籍中对坎城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地理志》，称“于阗东三百里有堪称镇”。五代时人高居诲，于10世纪30年代到于阗时，从仲云西行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新军州，遂至于阗。”据此，坎城当在今策勒县达玛沟一带。

近年来，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收集到一批文物，其中不少是有关佛教的遗物。同时，还发现了两座佛塔和一座佛寺。佛塔在乌宗塔提附近，似用泥块垒砌而成，现已严重残破。一座在今策勒县良种场北18公里处，另一座在前座塔的西北5公里处的尕孜雅昂。斯坦因和德国人椿克尔曾在丹丹乌里克以南，沿克里雅河下游的乌宗塔提、喀达勒克、雅里勒克、巴拉瓦斯特、法哈比雅拉等老达玛沟以北一带挖掘了众多的佛教遗址和佛教造像。^[18]这两座塔的平面均呈菱形，前者残高2.7米，底径3.5米，每边有5个角；后者残高2.6米，底径3.5米，每边有4个角。这种形制的塔，在印度建筑中较为常见，后来密教的塔也与此相似。它在于阗的出现，与当地密教兴盛相关。佛寺位于策勒县城北面，达玛沟乡政府东南约10公里的荒漠中，地表散布陶片、石膏残块，见有佛殿和壁画残块。^[19]

以上仅在尝试将目前所知敦煌遗书中的于阗佛教寺院，与和田地区现存的佛教遗址相互参照比定。从敦煌遗书看，古代于阗的佛教建筑遗址还很多，如P.T.960《于阗教法史》记载，“在牛头山、瞿摩寺、贡邦、杂玛、卓帝尔、达玛帝、桑帝、桂仲等地，寺庙有灵异者计三百三十座”，数量众多。尤其是“瑞像记”中多次提到的固城（Ku－Sheng）等都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从上述敦煌遗书记录的佛教寺院与和田现存佛教遗址的对应比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历经千年沧桑，尤其是宗教的更迭，昔日众多和宏伟的佛教寺院遗址大多数已经被毁坏，甚至夷为平地，但很多地名仍然以当地语言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这又为我们的考察、探讨提供了有利条件。

目前和田境内保存的一些佛教遗址可以证实古籍的记载，但据我所知，却未见于藏经洞发现的遗书中。如位于墨玉县扎瓦乡西北沙漠中的库木拉巴特遗址^[20]，现可见有三座佛殿遗址和一处墓葬群。其中一座佛殿长17米，宽9米。出土了一批影塑小佛像、飞天和装饰图案，均为以石膏模制而成。从这些遗物的造型和制造特点看，其时代当应在公元5—7世纪。《大唐西域记》说，于阗“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其方位、里数与库木拉巴特相符。其南为现在的“鸽子塘”，稍南有地名曰“玉木拉克沙康”，可直译为“圆老鼠”。那么，该遗址应为“鼠壤坟”了！据玄奘记载，瞿萨旦那王为感鼠助战之厚恩，在此“建祠设祭……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祭以祈福”。这里的佛教寺院遗址当应很多，库木拉巴特，也就是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所说的“小胡麻地”，当地人也称为“库玛提”，与前述瞿摩提寺所在的玛利克瓦特相同，是否有可能是第二瞿摩提寺之所在？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其南面的杜瓦还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石膏范：有佛头像、比丘头范、对鹿和装饰图案等。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佛教建筑遗址，如热瓦克、布盖乌于来克等等，也无法与敦煌遗书、莫高窟壁画或古籍记载相对应。

和田地区现存的佛教建筑遗址不少，且延续的时间也很长。从出土的造像、舍利罐看，既有约为公元4世纪的遗物，也有11世纪的图像。这些遗物向我们展示了大乘佛教塑像，特别是《华严经》盛行时的风采，又有密宗金刚乘绘画艺术的遗韵。

所有上述这些丰富的遗书、古籍、遗址、遗物，都有待我们努力探索和研究。遗憾的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与和田地区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大多藏在国外，甚至有的一件文书分别藏在不同的国家，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注释】

[1]原载《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1。

[2]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拙文中所引用的于阗文文书大部分转引自该著作。

[3]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之四《藏文记载的吐蕃周边其他民族情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4]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李吟屏：《古代于阗国都再研究》详述了学者对于阗国都的研究情况，载《新疆大学学报》，1989（3）。

[6]《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

[7]参见《敦煌石窟全集》12，孙修身主编：《佛教东传故事画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参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之《于阗佛寺志》。

[9]新疆文物局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

[10]参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之《于阗佛寺志》。

[11]段晴：《新疆新出土于阗文木牍文书研究》，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1997。

[12]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13]李遇春：《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载《文物》，1981（1）。

[14]参见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和《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内容考释》（二）—（八），《敦煌研究》连载，从总第1期—总第14期。

[15]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16]参见新疆文物局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

[17]A.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Chinese Turkestan，2vols，1907；A.Stein，Seirondia，1912，London.

[18]A.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Chinese Turkestan，2vols，1907；Seirondia，1912，London.Die Trinkler－Sammlung im Ubersee—Museum，Bremen，Archa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1974.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07（4）。

[20]参见和田地区文管所编著：《新疆历史文化丛书·于阗》，118～121页，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