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遗址北部佛寺的历史学研究成果

尼雅遗址北部的佛寺研究

尼雅遗址北部的佛寺研究^[1]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南部民丰县城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地当古代尼雅河的尾闾。分布范围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是汉代精绝国故址。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总管新疆一切军政事务，精绝国归西域都护府统辖，直至魏晋。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曾在此大肆挖掘，破坏了遗址原貌，掠取大量珍贵文物。^[2]1949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3]，并于1959年发掘了几处居住遗址和两座墓葬，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4]从1988年至1997年，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连续多年数次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清理和发掘了部分遗址和墓葬。在1993年考察中发现了一处佛寺遗址，编号为93A35。斯坦因曾详细考察过该遗址，编号为N.Ⅴ，但他仅挖掘了其中的一部分，并未揭示整个寺院遗址的全貌；且发表在《古代和田》图版中的平面图还搞错了方向。1995年10月，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的中方队员（新疆考古研究所）对这处佛殿（FS）遗址进行了发掘。1996年10月又发掘了佛殿周围的遗址，编号为93A35FA、FB、FC、FD。^[5]这两次发掘证明，这里是一处较完整的佛教寺院遗址。它向人们展现了汉晋时期精绝地区佛教寺院、佛教艺术和佛教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使尼雅遗址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下面仅从发掘后所知的情况作一探讨。

佛寺的布局

这处佛教寺院遗址（93A35号）位于整个尼雅遗址以佛塔（东经82°43′14.5″，北纬37°58′34.5″）为标识点的中部偏北、距佛塔直线距离仅2.9公里处（插图1），地理坐标为东经82°43′43.8″，北纬37°59′53.6″。^[6]寺院建筑在靠近河床左岸的一处孤岛式的台地上，东西长，南北窄；台地东、南面横竖倒置着许多枯死的杨树、柳树和果树，树干长10余米，似为一条人工林带，长达100米。尼雅河的干河床由西向东绕过台地两侧，河床内地势平坦。整个寺院的地势高敞，河水环绕，绿树成荫，寂静而幽雅，实是沙漠中修建佛寺的理想场所。

插图1　佛寺位置示意图

寺院的门（FA）开在东面，门道的平面呈长方形；北部有用篱笆捆扎的牲畜棚；其南面为佛殿（FS）。西端是僧房和讲经堂（FD）。北面有一组带前廊的房址，其中一间较宽阔（FC）。据发掘者说，佛殿西面有一低凹处（FB）可能是冰窖。寺院中央有一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广场。整个遗址的东部和南部有一道用红柳枝围成的篱笆墙，西部和北部均为台地的慢坡。这是一座由五组单元建筑构成的完整佛教寺院，布局规整，组合有序（插图2）。

插图2　佛寺遗址布局图

寺院的主体建筑——佛殿构筑在高于寺院其他房址的台地上，方向呈西北—东南。墙体采用“木骨泥墙”^[7]法修建，东西长5.3米，进深5.2米，面积为28平方米，平面呈“回”字形，门向东南。佛殿中央用木板围成一个正方形，四隅各有一木础，上面卯口内立木柱，侧面固定木板，形成一正方体，内再填土，构筑基座。基座的边长约2米。基座与四壁之间形成的行道：东和南侧1.1米，北侧1.2米，西侧1.4米。根据出土的木立柱长3.72米推测，该佛殿的高度在3.5米左右（插图3）。在行道东北角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些坍塌成碎片的壁画，经加固处理揭出佛和菩萨像各一尊。

插图3　佛殿遗址平面图

位于整个遗址北面的一处房址（FC）东距门道16.5米。可分为东西两组，两组之间以狭窄的走廊相隔，每组有两间房址。东面的两间面积较小。西面的两间面积较大，其中最西面的房址（Ⅳ）长14米，进深7.5米，从出土的木柱高3.75米看，该屋原高度也在3.5米左右。其中发现的遗物也不少，有玻璃器碎片、紧绳器、木纺轮等，特别是佉卢文和汉文木简牍的出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佐证。在这组房址的前（南）面有用篱笆墙围筑的平台，长19米，从东至西的宽为3至8.5米。看来，这所房址应是寺院中重要的建筑，可能是管理寺院事务的办公场所，或为“客堂”，供会客之用。

遗址西面的房址（FD）整体布局呈长方形，可分为北、中、南三个单元。北面似为两间居室，其中东面的一间（Ⅱ）仍残存土炕，应为僧房。最南面的两间破坏严重。中间的房址（Ⅲ）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0.15米，进深7.1米，面积较大。北、东、南三面筑“木骨泥墙”，南墙残高0.7米。东面用木以榫卯结构修筑精巧别致的栏杆。房址内出土了大量的木柱、柱础及木构件等建筑遗物。在其中间偏北处发现有相距约1米的两柱础，相对的偏南处也应有两个，但现仅在西侧发现一个木柱础，且上面残存有高1.7米的木柱。在木柱周围出土了四件木雕天人像。其地面用黄土铺垫，坚硬平整。这显然是一处供僧徒集会的活动场所，当称讲经堂。

尼雅这座佛教寺院修筑在高高的土台上——与我们在交河故城调查的佛教遗址相同——是修建佛寺选址的重要条件。《摩诃僧祗律》卷33规定：“起僧伽蓝时，先预度好地作塔处。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若塔近死尸处……应作垣墙。应在西、若南作僧房。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塔应在高显处作……四面作龛。”对照这座佛寺：佛殿在东，又高于寺院其他建筑；西有僧房和讲经堂；北面为佛寺管理者的办公场所；东、南面有垣墙，西、北面是陡坡。其布局符合佛教仪规，也与中亚贵霜时期的寺院有许多相似处。如贵霜夏都贝格莱姆（今喀布尔附近）的塔夫提拜（Takht－i－Bahai）寺院遗址，佛塔位于山坡，中间有一低洼的中庭，佛塔对面的僧院区为长方形院落，包括僧房和讲经堂，前面是广场。在印度和中亚地区僧徒们集会的场所面积较大，需要立柱支撑，而这些立柱和周围的墙壁上，往往有伎乐、天人、图案等。既符合佛教思想，又富于装饰性。但中亚早期的佛教聚落中，大多中央为塔院，周围有较多塔和佛殿，与尼雅遗址的这座寺院稍有不同，看来，这座寺院的时代应当晚于前者。

总之，这是一处大型的佛教寺院，布局严整，符合仪规；四周散布着参天树木，环境幽雅。遥想当年，香火缭绕，诵经声琅琅，实乃沙海圣地。

壁画和木雕像

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93A35佛寺遗址发掘中发现的佛教艺术品，仅有佛殿（FS）行道东北角地面发现的壁画——一尊佛像、菩萨像和讲经堂（FDⅢ）出土的四件木雕天人像。现仅能根据这点资料进行对比探讨。

佛像的上半身保存比较完整，头顶以上残缺，看不到肉髻的痕迹。佛为正面像，头左、右两侧有由红、黄、白三色组成的项光。用黑色线条勾勒出头部轮廓及五官：脸庞呈椭圆形；墨黑的头发，不见涡旋和波形；额际线为倒“U”状，在弯弯的新月形长眉间有一圆形白毫；大大的眼眶中，眼显得细长，双目微闭而俯视；高直的鼻梁与眉骨相接；红色的嘴唇上方，两撇“八”字小髭十分引人注目。被拉长了的耳朵，圆形耳垂约呈“V”形。佛的体形健壮，双肩宽厚，身披的袈裟似为田相式，袈裟从右裹向左，一角搭在左肩上，贴近脖际的边缘呈倒三角形（插图4）。

插图4　壁画佛像

这尊佛像体型健壮，双肩宽阔有力，嘴上留有“八”字小髭，造型粗犷端庄，充满现实人的生活气息。新疆米兰壁画的“佛和六个弟子”图中的佛像与之相近，也有着较健壮的躯体，嘴上也留小髭。但米兰的佛像双目圆睁，炯炯有神，而尼雅佛寺出土的这身佛像，却双目微闭而俯视，一副超尘脱俗的表情，具有能最终修成佛陀的标准品格。释迦牟尼被神化了，比米兰的壁画更向前迈进了一步。这种形象在犍陀罗佛教雕刻中也可见到，如现藏于拉合尔博物馆的佛陀像等。但佛身披的田相式袈裟，在犍陀罗的雕像中还未发现，这个问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菩萨为侧面像，头像仅存眼睛以下至胸部。脸形椭圆，鼻梁高而直，两目微睁而下视，耳饰珰，颈佩项链、华绳，鬓角飘下一绺黑发。黄色天衣从两肩垂下，左、右两襟有赭色羽毛状饰带。菩萨的头部轮廓用墨线勾勒，衣服等以赭红色线描绘。白色背景上残存点缀着的红色花卉。

讲经堂出土四件木雕像，其形状和人物形象基本相同。在高约64厘米、宽9厘米、厚3厘米的木板正背两面分别浮雕出一站立的人物形象。人物头微侧，顶梳螺髻，身着长天衣，圆领、短袖、长裙，腰结带，裙下端呈波浪状。左臂屈曲，手上举，右手叉腰间。用黑色线条勾画出五官、手指及衣服上的褶襞，有的在下腹部有四个类似手指的黑色印痕（插图5）。该像无头光、身光、白毫等，不披袈裟，不应是佛像；从其形象及头梳螺髻、身服长衣来看，似与龟兹壁画中的梵天相似，当为天人。这几件木雕像发现时散落在立柱周围，应与建筑装饰相关。与这种内容与形象较相似的石雕或石膏像，在中亚一些地区有所发现，如前苏联考古工作者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铁尔梅茨发现了伎乐天石质浮雕像，后来的发掘证明，是阿伊尔塔姆佛寺建筑的装饰。其他佛教寺院中也有这种遗物出土。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同，尼雅是用木雕，形象也比较简单，不过装饰建筑的作用应是相同的。

插图5　木雕天人像

综上所述，尼雅的佛教艺术比较简朴，造型粗犷，反映古代新疆早期佛教艺术的特色，同时，也可看出尼雅佛教艺术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汉文木简和佛寺的时代

该佛寺北面的大型房址中出土了5件佉卢文木简牍和9件汉文木简。其中佉卢文的文字现已剥落；汉文的有两件可粘接，每件上有3～6字。现录文如下：

1残长5厘米、宽1.4厘米。墨书：□□籴不知所至□(www.xing528.com)

2残长8厘米、宽1.4厘米。墨书：□到明如书摄诸国勤加□

3残长4.8厘米、宽1.3厘米。墨书：□游？诣诸州□□

4残长5.5厘米、宽1.4厘米。墨书：上大行令刘林言？□

5残长5.5厘米、宽1.5厘米。墨书：□诸州下郡□□

6残长2.9厘米、宽1厘米。墨书：□各一人□□

7残长3厘米、宽1.1厘米。墨书：□密？候？□□

8残长3.1厘米、宽1.4厘米。墨书：诏书送□

这批木简的内容大都牵涉到国家诏书、政令等，可惜残断不全。从上述“如书摄诸国”、“诏书送”等看，应是中央政权下达的政令。其中的“大行令”当是官名，出现于西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汉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将秦代“掌诸归义蛮夷”的典客，更名为大行令。后来几经更名：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更名为大鸿胪，下设行人、译官等属官，后又将行人更名为大行令。东汉承袭此制，大鸿胪设卿一人、丞一人，下置“大行令，六百石”。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拜之”。^[8]直到晋代沿用不改，大鸿胪仍“统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9]。“大行令”和“典客”并行，均属大鸿胪所统。这件简中所说的“大行令”，就是中央王朝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从其共出的木简中有“州”、“郡”等建制看，当为晋代木简，木简中所说刘林应是晋代的大行令，管理西域有关事务。从这些木简的内容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中原王朝与尼雅统治者直接往来，在政治上的统辖关系。

斯坦因在此（N.Ⅴ）拿走佉卢文木简牍250件，汉文木简50余件^[10]，内容与这次出土大致相似。在佛教寺院FCⅢ房址中出土很多与国家政治生活有关的文书，不仅表明该房址是“一处与官方活动有关的活动场所”，而且说明精绝佛教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它也和龟兹一样，有“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的制度。^[11]看来，这是古精绝境内一座最重要的佛教寺院，和车师前部、龟兹一样，精绝也以高僧为国师。这些制度很可能在古代新疆很多地区盛行。

这座寺院遗址的时代，没有准确的文字记录。但从上述的木简推测，当不会晚于晋代。斯坦因在FCⅢ（斯编号N.XV）发现编号为326号（沙畹、马伯乐、孔好古编号KH.13，见王国维、罗振玉《流沙坠简》补遗22）的汉文木简，墨书：“泰始五年十月戍午朔廿日丁丑敦煌太守都□”。“泰始”为西晋年号，“五年”相当于公元269年，说明该寺院在公元3世纪中叶时仍很繁盛。再从壁画—佛像的特点看，该佛殿遗址的修建时代，应晚于米兰出土Ⅲ号塔（壁画为“佛和六个弟子”），早于龟兹现存的壁画，大约是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遗存。6世纪当唐代玄奘路经尼雅时，这里已是“芦草荒茂，无复途径”^[12]，早已废弃。

几点认识

尼雅93A35号遗址的发掘，展现了古代精绝佛寺的原貌。如此完整的佛教寺院遗址，不仅在尼雅遗址是第一次发现，就是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也是首次。这一发现给尼雅遗址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对研究佛教在精绝的发展、地位及其特点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同时，也是研究古代新疆，尤其是南疆佛寺的珍贵资料。纵观上述浅见，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93A35佛教寺院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寺址的选择和整个设施都符合佛教仪规，且主次分明，布局严谨。

2.当时的佛教在精绝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里可能存在以高僧为国师，决定国家大事要访及高僧的制度。

3.93A35号遗址是精绝境内的一座重要佛教寺院。许多有关国家政令、政治生活的重要文件在这里出土，说明这里居住着高僧或国师。

4.自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府以来，精绝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属中原王朝统辖，直至魏晋。

5.这座佛寺的佛和天人像，与米兰壁画有许多共同点，深受中亚，特别是贵霜佛教艺术的影响。同时，又有本地艺术的特色，如佛殿中壁画最多，用木质雕刻神像，而不是用石料。再如佛披田相式袈裟等。

尽管这座佛教寺院遗址已经倒塌，佛教艺术品的发现又破碎、不够完整，但就是这些遗址、遗物和艺术品也足以使我们振奋，因为它对古代新疆佛教及其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原载《敦煌学辑刊》，1999（2），原题目为《尼雅93A35佛教寺院遗址研究》。

[2]A.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Chinese Turkestan，2vols（《古代和田——新疆考古调查详细报告》，2卷本）。

[3]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1960（6）。

[4]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载《考古》，1961（3）；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60（6）。

[5]张铁男、王宗磊：《1995年尼雅遗址93A35佛教寺院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8（1）；王宗磊、张铁男：《1996年尼雅93A35号遗址中FA、FB、FC、FD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1999（2）。

[6]于志勇：《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上海古文献出版社，1997。

[7]“木骨泥墙”，塔里木南缘墙体的一般构筑法，至今仍可在一些地区见到。方法是：先架设四根地梁成方形或长方形木框，四隅用木柱以榫卯法连接成立体形的框架。再在地梁上等距离凿出孔洞，内也插木柱。然后用草绳将芦苇、红柳枝等捆扎在小木柱内外侧。最后在其两侧抹草拌泥，即形成墙壁。

[8]《后汉书·百官志二》。

[9]《晋书·职官志》。

[10]承蒙于志勇先生提示，特此致谢！请参看A.Stein，Ancient Khotan，Oxford，1901；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1]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