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因素对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的影响分析

第一节　性别因素的影响分析

一、性别的涵义

性别表面上是生理特征构成的人类的自然属性，但更多的是社会、文化、政治等影响的群体社会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波伏娃，1988）。近年来，学者们提出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人们的性别特征与行为主要受社会的建构与文化的指导，性别角色、性别规范、性别价值都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进而影响着性别群体的生活选择、角色分工以及意识理念。如《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Candida March）中指出：“生理性别是人类生理上的事实，而社会性别不是。作为男性或女性的经历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相差很大。社会性别概念被社会学家用来描述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社会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及责任。因为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的社会性别身份决定了社会如何看待作为男人和女人的我们，以及期待我们如何去思考和行动。” ^[1]

作为生理性别不同的男女两性，有不同的生理特征与生理周期，必须承认与重视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生理差异，但认为女性就是天生的弱者，在公共领域中经常出现的工作机会较少、收入报酬较低的状况则是对女性的歧视。同样，在婚姻家庭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以及“相夫教子、孝顺公婆”的职责定位也不利于两性的协调发展。因而我们研究的性别，既包括生理性别也包括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别的两个方面。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不只是生物性别的影响，更是文化的建构，是社会化的结果，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社会性别的角色与期待都不相同。同时，社会性别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变化，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本书的研究对象流动妇女，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妇女走出农村，走入社会劳动的公共领域，离开传统的性别意识和文化环境，逐步实践着传统社会中男性的专属角色。生理性别没有改变的流动妇女，却接受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因而社会性别即性别意识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性别意识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生理性别不同的男女两性在变化的速度中是否也会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到婚姻质量。我们将把性别作为虚拟变量，对婚姻质量的各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分析性别对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影响。而对于社会性别与性别意识的变化对流动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我们将在本章第二节中通过“流动经历”与“性别角色与性别意识”两个变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进行详细阐述。

二、变量的处理

关于自变量，即性别，我们将其设置为（1，0）的虚拟变量。

对于因变量，即FFMQS框架中婚姻质量的各变量，我们将其分为二分变量和连续变量两种，二分变量包括互动机会、家务分工、经济地位、家庭事务决定权，冲突解决方式等，其余都作为连续变量，依变量程度从低到高连续以自然数赋值，如，互动状况中“从不”赋值为1“偶尔”赋值为2、“有时”赋值为 3“经常”赋值为4。而对于二分变量，我们分别分成两类，分别赋以1和0，互动机会分为在一起居住和不在一起居住两个类别，家务分工和经济地位，分为妻子和非妻子两类，家庭事务决定权分为夫妻共同决定和非共同决定两类。

对变量进行赋值后，由于家务分工、家庭事务决定权和冲突解决方式等变量项目较多，我们运用因子分析将其进行简化处理（见表6-1、6-2、6-3、6-4），重新组成传统型家务、非传统型家务、家庭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决定权、行为过激、回避冷战、主动解决等几个新的变量。

表6-1　流动人口家务分工的因子分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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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流动人口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因子分析

表6-3　流动人口个人事务决定权的因子分析

表6-4　流动人口冲突解决方式的因子分析

三、性别因素的影响分析

我们按照上述对变量的处理，以性别为自变量，对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各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对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影响达到0.005显著度的变量包括性生活主动性、性生活自主性、传统型分工、婚姻失望的感觉四个变量，达到0.01显著度的有互动机会一个变量，达到0.05显著度的有性快感体验、存款登记人、个人事务决定权、行为过激、主动解决的矛盾处理方式、婚姻幸福的满意度、配偶对自己体贴的满意度七个变量，另外还有性前嬉戏、冷战回避解决矛盾的方式和对配偶总满意度的评分两个变量受性别影响的显著度达到0.1。

总体来看，性别对流动人口客观的婚姻生活状况影响较对主观满意度的评价的影响大。受影响最大的是婚姻生活的和谐状况，除互动状况和性感受交流外，性别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均存在统计学的显著性，说明性别对婚姻的客观状况特别是性生活状况的影响确实存在。同作为流动人口，都接受了城市文化的影响，但流动男性在性生活中依然有较多的主动权，有较高的客观婚姻质量，可见，流动人口社会性别意识随社会环境改变而变化需要一个过程，与农村相比，城市性别文化的进步也存在落后于物质文化变迁的“文化堕距” ^[2]现象。其次为婚姻生活的矛盾与冲突，对婚姻失望的感觉以及处理矛盾的方式都受到流动人口性别的影响。这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定轨共同塑造的不同性格特质，使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处理矛盾的方式。再次为性别的平等与公正，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家庭具有不同的传统型分工，也就说明流动男性妻子较流动妇女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洗衣服、做饭等传统的家务劳动，同时存款登记人个人事务决定权受性别的影响也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说明流动妇女较流动男性妻子，对物质收入以及个人事务都具有较高的决定权，这得益于流动妇女参与公共领域的劳动，获得相应的劳动收入，家庭地位与家庭权力有相对的提高，但也再次证明，流动后女性的性别意识较男性变化快，而性别意识影响着性别分工与两性权力（石红梅，2007）。再其次为对配偶满意度的评价，流动男性和流动妇女对配偶满意度的评价有信任自己、体贴自己以及总的满意度等几个变量存在显著差异，这是传统性别观对女性顺从与慈爱的要求下，女性在家庭中多扮演关爱、体贴丈夫的角色的现实，也是两性性别意识变化速度不同，进而对配偶的不同期望的影响。最后是婚姻关系满意度的评价，仅有幸福变量存在性别差异的显著性，而性别对婚姻生活满意度评价各变量的影响均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说明尽管流动男性和流动妇女客观的婚姻质量状况存在差异，但其对婚姻质量的主观期望同样存在差异，因而主观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差异较小。总之，通过统计学的分析，性别变量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婚姻质量存在显著影响，验证了我们描述分析的结果，同样也证明了性别，特别是社会性别对流动人口的婚姻质量确实存在影响。

表6-5　性别对流动人口婚姻质量影响的方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