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研究成果

第二节　关于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研究

一、国外关于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研究

我们所谓的人口流动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一种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西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出现较早，因而其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历史也较长，早期主要从宏观方面关注人口流动的原因、流动规律、流动阶段等，形成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拉温斯的“迁移规律”理论、扎林斯基的“五阶段”理论等。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步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关注流动人口的家庭以及流动者本身，关于流动人口婚姻的研究也形成一定的研究理论或视角。

（一）不分性别的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研究理论

1.社会（结构）同化理论。认为流迁人口在城市中有一个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文化适应，可能经历几代人，流迁人口才会逐渐接近城市人口的婚姻观念与行为。这一理论将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婚姻家庭意识与行为的差异归为他们在社会经济特征上的差异，即当流迁人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特征接近于城市人口的特征时，二者在婚姻家庭生活模式上的差异必将逐步消除（Stephen，1992）。另外，还通过对流动者聚居社区功能的探讨来考察流动者的婚姻家庭观念与行为。有学者认为，流动者聚居有利于其对新环境的适应，使其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其婚姻家庭观念与行为更容易趋同于流入地的婚姻家庭的模式（Kaplan，2004）。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流动者聚居区因为其所依赖的社会资本障碍，不利于其婚姻家庭行为的改变（Zhou，et al.，2004）。

2.选择理论。认为流动行为本身是有选择性的，流动者是具有某些特征的人群。相对于农村未流动的人口而言，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强烈的发展愿望，而原居住地农村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等许多方面都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要求，因此他们希望流动迁移到更优越的地方，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存环境，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多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对他们而言，发展需求占了主导地位，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自身发展上，因而会有意识地较少关注自己的婚姻家庭，会主动地推迟结婚和控制生育规模（Kahn，1988；Erick，2004），进而对其婚姻产生一定的影响。

3.交换理论。把婚姻看成是双方为了获取回报而又真正得到回报的自愿性活动。把交换理论运用于婚姻家庭的研究最早为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1998）。他们认为从择偶时的各方面考察与要求，到婚后的情爱需求、家庭分工，到婚姻解体的成本考虑、财产分割等整个婚姻过程都是婚姻双方进行各方面条件与资源的交换过程。对于流动人口，交换理论者认为婚姻家庭是当事人各自所拥有的资源理性交换的结果。异地创业的不稳定性和压力强化了外来人口的婚姻交换意识，促成了婚姻市场上许多社会经济长处和非社会经济优点相交换而形成的婚配（Strong，et al.，1986）。

4.人口结构理论。认为外来务工者的婚姻家庭行为是本群体人口规模、适婚人口性别比和居住分布密度等变量的共同函数，来自同一个迁出地的人口越多，性别比越均衡以及居住越集中，同乡婚配就越多，婚姻稳定性就越高（Guttentag，et al.，1983）。

5.社会地位理论。认为外来务工者的外来身份以及由此而生的边缘感觉和不安全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安排。与当地居民对比，他们的个人发展具有更大的婚姻家庭代价（Halli，1987）。

6.亚文化假说。这是相对于主流文化的概念，指为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群体特有的文化，一般不与主流文化相抵触或对抗。亚文化假说认为，外来务工者多有自己的聚集地，形成自己的包括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含有流出地的农村文化和流入地的城市文化的因素，但又区别于二者。婚姻家庭实践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亚文化（Swicegood et al.，1988）。

7.资源理论。资源包括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流动有利于增加家庭的经济资源，因而对婚姻有益（Parrado，1998）。学者认为，流动带来社会资源的丰富，婚姻市场的扩大，机会的增多，有利于择偶的方便（Jampaklay，2006），但对婚姻的稳定也造成一定的威胁。也有学者认为，流动的弱势地位使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增加了不确定性，因而对其婚姻造成影响（Limanonda，1983；Chattopadhyay，1999）。

（二）针对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研究的成果(www.xing528.com)

国外关于流动妇女婚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妇女婚姻迁移的研究，即对因婚姻而流动的妇女婚姻的研究。研究认为，妇女流动是婚姻的结果，即嫁到另外一个地区才实现了流动。而农村妇女受到性别身份、农村户口、低受教育程度等的限制，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生活圈的排斥，加之其迁移婚姻更多的是想改变贫穷与落后的环境，因而其婚姻生活质量较低（Fan，et al.，1998）。二是对迁移家庭妇女婚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多与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的研究混在一起，多数会在对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研究中分性别的讨论。如在资源理论的应用研究中，学者提出，迁移对婚姻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女性来说，迁移直接影响其婚姻，而对男性则需要通过其他生命事件如就业来影响其婚姻（Jampaklay，2006）。另外就是集中于对研究阶层、社会地位、家庭收入、社会互动网络、妇女参加工作等对婚姻质量影响的研究（Upchurch，et al.，1999；Sucoff，et al.，1998；Julien，et al.，2000；Rogers，et al.，2001），其运用到流动妇女的研究中就是流动家庭社会地位低下、家庭收入较少、社会互动网络小、妇女参加工作受到排斥因而其婚姻质量低于流入地妇女。

二、国内关于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研究

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于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突起，农村人口的流动形式多为离土不离乡，到90年代，农村人口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既离土又离乡地向城市流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年龄较轻的“打工妹”、“打工仔”现在也步入了婚姻；而同时，随着流动规模的扩大，已婚已育农村人口也加入了流动的行列，因而对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的研究也逐步从最初的对流动人口婚恋观念、择偶方式的研究向婚姻与生育转变。但总体来看，专门研究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文献甚少，多以流动人口婚姻家庭为题，其中涉及婚姻质量的章节。

（一）不分性别的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研究

国内对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对特定地区流动人口婚姻质量状况的分析，如迟书君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深圳市流动人口的婚姻关系。情爱方面，大多数流动人口与配偶保持爱的情感，除夫妻间的交流外，与朋友交流也成为流动人口情感交流的重要渠道；性生活方面，性行为进一步开放，婚前性行为比例增大，首次发生性关系的年龄提前，大多数人对夫妻性生活满意，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差成为夫妻性生活不协调的首要原因；夫妻冲突方面，夫妻冲突与夫妻感情有直接关系，由经济引起的流动人口夫妻冲突问题突出；夫妻关系方面，多数人靠感情维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文化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对夫妻平等、独立的评价较高，但对和谐、幸福关系的评价较低；婚姻评价方面，大多数流动人口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产生失望的感觉（84.6%），对婚姻持满意的态度（85.2%）（迟书君，2006）。韦克难等对四川省大邑县、新都区、茂县、安县等四地农村流动人口进行调查后发现，流动人口对自己婚姻的满意度较高；随着人们的年龄增大，夫妻彼此更加容易适应，婚姻满意度也随之有所提高；受教育程度对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取得的收入以及夫妻分离时间都与其婚姻满意度无关（韦克难等，2008）。王玲杰等采用总括性指标和多维度指标相结合的办法来考查流动人口对配偶的满意度水平。总括性指标采用对配偶的总体满意度，多维度指标包括对于配偶的能力、收入以及对配偶对自己信任、尊重、体贴这几方面的满意度。测量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对婚姻生活基本达到比较满意的水平，婚姻满意度随结婚年数的变化曲线呈现不规则的、微弱的U形变化趋势，而其对于自己配偶的满意度比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高。他们还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解释流动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丈夫比妻子满意度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婚姻满意度越高、功利型的婚恋意愿对流动人口的婚姻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现代婚姻家庭观中个人本位、注重情感需求的观念则会明显提高流动人口的婚姻满意度。夫妻之间积极主动、利他主义的解决冲突方式都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婚姻质量（王玲杰等，2008）。

二是考察在流动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的婚姻变迁。以非农化为背景考察婚姻家庭的变迁，从1994年雷洁琼主持的“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课题”开始涉及（雷洁琼，1994）。接下来就是杨善华等从城乡比较的角度研究了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家庭和婚姻的种种变化，他们认为，在非农化背景下，农村婚姻关系从男主女从到男女平权，体现在夫妻从事职业的相当、收入差距的减小、家务的共同承担以及夫妻彼此的顺畅沟通（杨善华等，2000）。张一兵等人也分析了城市化后农民夫妻的婚姻关系的转变，研究结果为：（1）城市化后，农民夫妻拥有了更多的婚姻自主权，自由恋爱结婚的是转移前的2倍，夫妻的婚姻基础更趋稳固。（2）农村夫妻的通婚圈由地域封闭走向开放，30.4%的夫妻是“同省异地农村”结婚。（3）82%的夫妻认为彼此关系更好了，婚姻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4）有冲突的夫妻比转移前下降了29.44个百分点，但夫妻矛盾的主要原因由家务琐事向子女教育和经济纠纷转移。（5）认同道德是维系夫妻关系主要因素的夫妻比转移前下降了2个百分点，认同爱情的丈夫比转移前增加了6.1个百分点，妻子比转移前增加了6.7个百分点。（6）81.8%的人觉得转移前后性生活没有变化，10.7%的人觉得性生活质量下降，7.5%的人认为性生活有所提高。同时他们还指出，转移后的职业阶层和生活的地域对夫妻关系的影响最大，主要体现在：社会地位高的多数夫妻感情好于社会地位低的；社会地位提高的多数夫妻感情好于社会地位变化不大的；社会地位高的夫妻对感情问题比较重视，社会地位低的人相比之下要平淡一些；社会地位高的人婚姻问题也多于社会地位低的人。转移后在两类社区中居住的和睦夫妻都呈增加的态势，就夫妻争吵的原因来看，因为“经济纠纷、子女教育、家务琐事”而争吵的都有较大幅度下降，就地转移者在其他原因上也是下降或不变；而向城镇流动者因为“一方有不良习惯、一方长期在外不管家和婆媳与亲属关系”等原因发生夫妻冲突的都呈增加趋势。他们认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夫妻婚姻质量提高的同时，矛盾也在增加（张一兵等，2003）。

（二）关于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的研究

国内对流动妇女婚姻的研究多为婚育观念的研究，对婚姻质量的研究较少，仅有的几篇文章对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的分析，主要分两个角度展开：

一是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分析流动妇女婚姻存在的问题。如张国平通过对江苏461名外来妹婚姻状况的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其婚姻存在结婚比较仓促，违法婚姻多；非法同居、未婚先孕、早婚早育、超生逃生现象比较突出；生活困难，人际关系紧张；增高了外来妹流出地的男女性别比等问题（张国平，1996）。黄润龙等把流动妇女的婚姻状况分为随遇而安、攀龙附凤、堕入风尘、经济发展等四种类型（黄润龙等，2000）。他还通过对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一些专项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农村的外来未婚女性以“第三者”插足他人家庭的比例较高；在城市家庭生活中被歧视，甚至被打骂现象较多；夫妻间的和睦程度较差；家庭收入与社会地位较低（黄润龙，2002）。

二是从流动妇女自身生活质量的角度考察其婚姻质量，仰和芝分析了跨地区婚姻模式的流动妇女婚姻问题，她认为，距离遥远产生的差异冲突，会成为婚姻的不稳定因素；因为距离遥远，婚前缺乏了解，婚姻基础不牢；外嫁女背井离乡，有时会有孤立无援之感，陷入情感危机（仰和芝，2006）。她还以安徽等10个省份的跨地区远嫁的农村打工女性220人作为观察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村打工女性的跨地区婚姻满意度较低，婚前交往、丈夫信任、夫妻调适、夫妻沟通、丈夫帮助、性格相容与婚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是否为经济担忧与丈夫是否暴力与婚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而气候、饮食、生活与风俗习惯、语言障碍、父母认同、娘家联系、社区接纳对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仰和芝，2007）。叶文振等的《流动中的爱恋与婚育》一书中婚姻质量一章从流动妇女的家庭地位、性生活状况、婚姻调适和婚姻满意度等四个方面，以流动经历和性别文化规范变迁为背景，对流动妇女的婚姻质量现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了描述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的多数指标得分位于农村未流动女性和城市常住女性之间，但都低于男性，夫妻资源差、流动经历、结婚目的与维系因素、家庭权力模式、夫妻冲突、婚生孩子、多重角色冲突等对流动妇女婚姻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叶文振等，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