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研究：关键结果

第一节　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

婚姻是当代人的主流生活方式，婚姻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们家庭的幸福与生活质量的高低。国外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早，历时较长，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国内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并且具有相应的理论假设作为前提来检验或最终归纳为一定的解释模型，研究较为规范。

一、国外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

西方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对婚姻调适的讨论开始的，到70年代进入学术探讨的繁荣时期，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发展史（许传新，2008），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和Family Relations等杂志，研究视角涉及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研究内容从最初的婚姻质量的概念、统计度量的探讨，到近年来对婚姻质量某一个或几个影响因素的分析等。

（一）婚姻质量的概念与测量

关于婚姻质量的概念，在西方最初来源于婚姻调适（Marital Adjustment），1933年科特里尔把婚姻调适定义为配偶双方试图重新确定在他们自己的早期家庭组合中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系统的过程。直到1973年科林提出用婚姻质量取代婚姻调适的概念，随后文献中越来越多的出现婚姻质量（Marital Quality）的概念（徐安琪等，1999）。尽管同用婚姻质量，但纵观西方学者的婚姻质量概念的内涵，分为个人感觉（Individual Feelings）学派、婚姻调适学派以及多维混合学派。婚姻质量的过程性、不稳定性以及主观控制性决定了婚姻质量测量的复杂性。婚姻质量的测量以婚姻质量的概念操作化为基础，与婚姻质量的概念相似，西方学者对婚姻质量的测量也出现了对婚姻客观调适质量的测量、对婚姻主观感知质量的测量以及对婚姻质量多维混合的测量。

1.婚姻调适学派

调适学派强调婚姻质量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夫妻之间关系的结构特征或这种特征的具体存在和统计表现，已婚者对婚姻关系的调适性质、方式、频率和效果构成了婚姻质量的基本理论内涵。如Smith认为婚姻质量包括对夫妻陪伴、沟通、关系的紧张与后悔的感触等方面的调适（Smith，1985）。相对个人感觉学派而言，调适学派的概念尽管操作起来较为复杂，但测量内容较为客观，对于群体的测量标准也易于统一。关于婚姻调适的测量，学者们也发明了“婚姻调适测试”（MAT）和“双方调适量表”（DAS）等系统测量量表。洛克和华莱士提出的“婚姻调适测试简约测试法”（Locke and Walleance，1958），包括对婚姻幸福感程度、夫妇家庭生活的一致性程度、对性生活评价的一致性、对配偶的信任感等15个项目，同时各项目不是均等处理而是进行程度不同的加权，以便对测试不同结果的婚姻关系的综合能力进行区分。由帕尼尔设计的“双方调适量表”（Spanier，1976），包括家庭理财一致性、一起参加户外活动的频数、交换意见的频数等32个项目，经因子分析后，提取了婚姻质量的四个因子，即夫妻一致性、关系满意度、双方内聚力、情感的表达等。后来，Fincham等以MAT和DAS为基础，根据感情体验划分为积极感情和消极感情两个独立维度，编制了积极和消极婚姻质量问卷（PANQIMS），比传统的MAT能解释更多的变异（Fincham，et al.，1997）。

2.个人感觉学派

个人感觉学派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主观概念，它主要表示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感性认知和体会，指当事人对配偶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婚姻质量也就是当事人对婚姻的主观感知质量（Satisfaction Quality），即认为婚姻幸福感越强或满意度越高的夫妻则其婚姻质量越高。这一学派通常也用“婚姻满意度”、“婚姻幸福感”的说法来代替婚姻质量。宾夕法尼亚大学Rogers用“Marital Happiness”的概念研究妇女收入与婚姻满意度以及离婚风险的关系（Rogers，2001）；南佛罗里达大学的Sacco等用“Marital Satisfaction”的概念来研究配偶评价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Sacco and Phares，2001）。相对应的，个人感觉学派对婚姻质量的测量主要针对已婚夫妇对自己婚姻关系的主观评价作为测量手段，学者们一般运用当事人对婚姻满意度问题的直接回答或对婚姻关系一个或几个方面的评价来对婚姻质量进行简单研究，如Hatch等三位学者从询问当事者对配偶、婚姻以及和配偶关系的满意程度来测量婚姻质量与宗教的关系（Hatch，James and Schumm，1986）。当然也形成了如“婚姻满意度量表”（MSS）、“婚姻质量指标”（QMI）和“堪萨斯婚姻满意度量表”（KMS）等婚姻质量测量的系统量表。其中“婚姻满意度量表”（Roach，etal.，1981）包含“我总是相信我的配偶”、“婚姻充实了我的生活”等48个项目，每个项目的问答都分为5个刻度，即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依次赋以5—1分。由诺顿设计的“婚姻质量指标”（Norton，1983），包含“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我们的婚姻是强固的”等20个项目，设计者试图通过变量的规范化处理，使所选用的项目能集中反映被调查者婚姻关系的基本品质，把婚姻质量的测量指标与影响因素区别开来。“堪萨斯婚姻满意度”量表（Schumm，1983）最为简单，包括对婚姻的满意度、对配偶的满意度、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3个项目，每个项目分为7个刻度，从特别满意到极其不满意依次赋以7—1分。尽管此量表简单易行，且信度和效度也经过实证验证，但是其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非随机小样本，且仅为女性，所以缺乏代表性。个人感觉学派针对已婚夫妇对自己婚姻关系的主观评价作为婚姻质量测量的手段，最大的优点是在实践操作中简便易行，但其存在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即个人对婚姻的理解不同，对婚姻质量的期望不同，导致对婚姻关系的评价标准也就不同，因而对从群体层面研究婚姻质量造成一定难度。

3.多维混合学派

多维混合学派认为婚姻质量应该是指一对已婚夫妇对他们婚姻关系主客观的综合描述与评估（Spanier and Cole，1976）。婚姻质量包含了婚姻互动、婚姻整合、婚姻沟通、婚姻角色关系紧张和冲突、婚姻幸福感、婚姻满意度等。多维混合学派以Olson等人的婚姻调查表（ENRICH）为开端，近年来越来越受学者们的欢迎。Olson等认为婚姻质量是个体对婚姻的需求与期望达成的程度，据此编制了婚姻调查表（ENRICH），包括过分理想化、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业余活动、性生活、子女和婚姻、与亲友的关系、角色平等性及信仰一致性12个维度（Oloson，etal.，1983）。由于ENRICH量表的项目较多，给实际操作带来不便，Fowers和Olson又于1993年编制了简版的ENRICH婚姻满意度问卷（EMS），并且其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同时效度和结构效度都经过了验证（Fowers，etal.，1993）。Johnson等也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多面的现象，提出了JWEB模型，包括婚姻幸福、婚姻互动、婚姻争执、婚姻问题和离异倾向5个维度。同时他们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将婚姻幸福和婚姻互动归为积极因子，婚姻争执、婚姻问题和离异倾向归为消极因子，这两个因子为负相关，这种五个维度、两个因子的模型在多个样本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中都得到了验证（Johnson，eta l.1，986）。这种混合学派的观念在西方实证研究中也应用广泛，如Johnson和Booth就认为婚姻质量包括婚姻幸福感、离婚的想法以及婚姻沟通等方面（Johnson and Booth，1990）；Rogers从婚姻冲突与婚姻幸福感两方面来考察婚姻质量与母亲的工作时长的关系（Rogers，1996）。这种混合性的概念把婚姻质量看成是一个多面体，对婚姻质量的表述内涵较为全面，但对具体的操作与度量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尽管到现在为止，西方学者关于婚姻质量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权威的概念，但关于婚姻质量的争论对于我们对婚姻质量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婚姻质量测量设计尽管存在各自的局限，但西方学者们强调婚姻质量的多维性与综合性，同时研究大都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提高了设计的科学性，为我们对婚姻质量的测量，特别是指标的选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婚姻质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婚姻质量研究的理论

西方学者在对婚姻质量的实证与经验研究中，运用到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一些经典的理论，也通过实证研究以及假设检验后归纳出新的理论。

（1）从微观角度来看，婚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是个体行动选择与双方互动行为的结合，因而西方学者在对婚姻质量进行研究中运用了理性行动理论、互动理论等。理性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科尔曼，借鉴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认为人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在本身资源和社会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力求付出最小但收益最大。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即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认为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人们拥有的某一种商品或某种服务越多，那么对这种商品或服务消费的效用就越低（Coleman，1990）。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在婚姻生活中，最典型的就是对婚姻中性生活的解释，婚后婚内性生活的增加，导致婚内性生活满意度的降低，进而婚内性生活的吸引力降低，增加了婚外性发生的几率（Chien，2000）。互动理论又称符号互动理论，是一种通过分析在日常环境中人们的互动来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理论派别。婚姻生活是婚姻双方的互动生活，婚姻调适是对婚姻双方互动方式与互动结果的调适，婚姻质量的研究就要对婚姻中夫妻陪伴、沟通、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Smith，1985）。其创始人米德认为，人们可以借助于符号理解他人的行为，也可以借此评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人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体的我（I）与客体的我（Me）之间的互动过程。就好像他人是一面镜子，我们在他人那儿看到了自己，并且认为那是真正的自己。在婚姻质量的研究中，Sacco借用互动理论，研究配偶的评价以及配偶评价与自己观点的一致程度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Sacco and Phares，2001）。

（2）从中观的角度来看，婚姻关系又是一种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关系，因而性别的平等与公平也成为婚姻质量的重要内容，学者们在对婚姻质量的研究，特别是对女性婚姻质量的研究中也运用到社会性别理论、性别阶层与公平理论等。社会性别区别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理论，强调社会对性别角色、行为、道德、自我意识的建构和期望。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被社会建构为“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弗里丹，1999），即女性最大的幸福就是当贤妻良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生活使男性有更多的经济收入，在家庭中也拥有更多的权力，套用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韦伯的阶层理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拥有高于女性的性别阶层定位，这种关于社会性别角色与性别阶层的定位在西方学者中也被普遍运用于婚姻质量的研究。妇女参加工作是对传统家庭性别角色期望与角色分工的挑战（Smith，1985），妻子参加工作会增加妻子在家庭与工作中的角色冲突（Voydanoff，1989），增强妻子对家务分工的不公平感（Hochschild，1989），进而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特别是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家务劳动的增多，妻子参加工作对婚姻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Rogers，1996）。同时，如果丈夫能公平分担照顾孩子等家务，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力相当，则对婚姻质量有积极作用（Coltrane，1996；Blumstein，1983；Suitor，1991）。另外，西方学者认为家庭的经济收入增多对婚姻质量的提高有积极意义，妇女收入的增多，能提高女性的满意度，但对婚姻质量的提高并不是完全的积极作用（Rogers，2001）。

（3）从宏观角度来看，婚姻关系作为大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婚姻质量必定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学者们对婚姻质量的研究也运用到社会阶层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社会阶层理论是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马克思和韦伯提出了社会阶层理论两大理论传统的基本模式和分析框架，前者以经济地位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划分标准，强调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又称为“关系论”；后者主张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的不平等，强调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又称为“分配论”（李路路等，2002）。社会阶层理论运用到婚姻质量的研究中则体现为整个家庭在社会中的阶层以及夫妻双方各自所属的社会阶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阶层理论紧密相连，认为人们由于交往互动以及资源占有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网络，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网络结构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以及布迪厄、帕特南等的社会资本理论等。网络结构理论从结构功能论出发，把社会网络看作是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即社会结构（格兰诺维特，1998）；社会资源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分层体系，地位高低不同，拥有的社会资源（如金钱、权力、声望等）多少不同，因而人们之间的远近关系也不同（Lin Nan，2001）；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人们所处的社会网络规模不同，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不同，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比较顺心，容易产生信任，有利于协调和交流，因而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帕特南，2000）。社会网络理论运用到婚姻质量的研究中较多的是对邻里环境、朋辈群体以及亲密朋友对婚姻质量影响的研究。研究表明，邻里环境包括邻里的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对人们的婚姻观念与婚姻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婚姻质量（Billy，et al.1，994；Upchurch，et al.，1999；Sucoff，et al.1，998；Plotnick，et al.，1999）。也有学者认为，邻里环境特别是经济状况低下对离婚的影响应该解释为邻居丈夫收入低而产生沮丧情绪，因而邻居的社会地位对婚姻的稳定性并没有直接影响（South，2001）。而朋辈群体、亲密朋友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与其进行婚姻生活的沟通交流，获取建议与得到理解支持，进而缓解夫妻的敌对心理与冲突情绪、寻求解决夫妻矛盾的方式，增强婚姻的幸福感与稳定性（Oliker，1989；Harrison，1998；Julien，et al.，2000；Milardo，etal.，2000）。还有研究指出，与亲密朋友的交往并没有对婚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而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夫妻与朋友所形成与创造的社会网络环境（Helms，2003）。

2.婚姻质量研究的方法

西方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研究仅有个别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如密歇根大学的Tichenor通过报纸广告招募了居住在美国东部妻子收入高于丈夫的30对志愿夫妻，通过对其进行深度访谈，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进而采用比较分析和归纳分析的方法，分析婚姻中的权力与双方经济收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妻子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中，夫妻权力不再符合资源交换理论中收入越高拥有越多权力的论述，而认为夫妻婚姻中的权力更多的与性别有关，而不是彼此的收入和地位（Tichenor，1999）。其余大部分多为定量研究，即根据大量已婚者样本（或个人或夫妻）婚姻状况的调查，对其婚姻质量进行描述，并选取一个或多个变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Rogers等致力于研究女性收入对夫妻双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收入提高，增加了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但降低了男性的婚姻满意度，而两者都对降低离婚的风险有益（Rogers，et al.，2001）。另外一些研究者试图建立解释模型对婚姻质量进行解释分析，包括综合模型和控制模型两种类别。综合模型即在一定的理论思考和推敲的基础上把更多的影响因素吸收到模型中来，以提高整个模型对婚姻质量的解释能力，或从更多的角度透视婚姻质量差别的主要原因，同时，通过对各自变量影响强度的相互比较，确定与婚姻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其代表为格林和刘易斯，格林等运用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分别在1973、1974和1975年进行的“综合社会抽样调查”中搜集到的资料，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估计了由家庭收入、初婚年龄、妻子就业情况等10个变量构成的模型对婚姻幸福感的总影响（Glenn，et al.，1978）。刘易斯等通过三段理论架构来解释婚姻质量，他们首先列出74个分别反映婚姻状况、夫妻社会经济特征以及配偶之间人际关系特点的第一段决定因素，又根据因素之间的内在属性和关联，归纳成13个第二段决定因素，最后进一步负荷为社会与个人资源、生活方式的满意度、夫妻互动产生的效益三个对婚姻质量有直接影响的第三段因素（Lewis，et al.，1979）。控制模型主要是通过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统计控制来揭示和估计所感兴趣的某个决定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性质和强度，它所关心的是研究某个特定的决定因素是否具有理论所假设的影响方向和解释能力，其引入一些其他变数，但目的在于尽可能有效地控制有关的变量，以便能够更准确地估算所研究的决定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净影响。控制模型关心的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结婚年数、子女、女性就业、宗教信仰、双方同质性等，如瓦格纳学院的Chien Liu通过控制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教育、宗教、孩子数量、健康等因素来研究婚姻时长对婚外性的影响（Chien Liu，2000）。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关于婚姻质量的概念尽管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没有形成权威的话语，但他们对于婚姻质量的深入探讨和争论为我们提供了启发与思路。他们关于婚姻质量测量与量表的设计，严谨的态度与科学、规范的研究方式值得我们学习，而他们关于婚姻质量的解释方法与解释变量也为我们的研究打下基础。

二、国内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

国内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但国内学者通过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浏览与梳理，沿着西方学者搭建的婚姻质量研究的学术阶梯，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研究，因而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研究领域来看，国内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研究包括社会学、人口学、女性学、心理学、医学等领域。从研究地域来看，中国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研究有集中于对某个地区的研究，如北京（李银河，1996；卢淑华，1996）、成都（袁亚愚，1991）、武汉（易松国，1997；刘庆等，2006）、广州（王玲等，1997）、深圳（迟书君，2006）、厦门（王玲杰等，2008）、无锡（黄润龙，2000）、澳门（张锦涛等，2009），也有对全国性的研究，如徐安琪等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哈尔滨的城市以及甘肃、广东的农村随机抽取3205对夫妻，对中国人的婚姻质量进行调查与研究（徐安琪等，1999）；程灶火等用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对湖南、广东等9个省份，1303名已婚者的婚姻质量状况进行分析（程灶火，2005）；赵江涛更是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3000对夫妻进行问卷调查，建立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赵江涛，2009）。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学者有不分群体的整体研究，也有对特定群体的专门研究，包括对农村居民（郑晨，1997）、在职护士（谢玲红，2005）、教师（刘庆，2006；赵美玉，2006）、在校硕士研究生（胡芳，2007）、军人（张彬，2000）、职业女性（吕杰，2001）、流动人口（韦克难，2008；王玲杰等，2008；叶文振等，2009）、聊天网民（张宗丽等，2008）、残疾人（吕红平等，2008）、离婚者（刘学俊，2001）等群体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学者对婚姻质量的研究包括了对婚姻质量的概念、度量、影响因素及其模型的建构。

（一）婚姻质量的概念

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明确提出婚姻质量概念的人并不多，多以婚姻关系（周福林，2006；迟书君，2006；周伟文，2002）、婚姻满意度（王厚亮等，2004；周小花等，2008、叶文振等，2009）、婚姻状况（施建伟，2002；黄润龙等，2000）等来代替。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婚姻质量的概念，国内学者也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定义婚姻质量，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总括性概念和混合性概念（许传新，2008）。总括性的婚姻质量概念的持有者强调主观方面，相似于西方的个人感觉学派，认为对婚姻关系的描述和对婚姻关系的评估不能混为一谈，婚姻质量的概念侧重于已婚夫妇对自己婚姻关系的总体性的、综合性的评价。如沙吉才在《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一书中将婚姻质量定义为“夫妻间的各种关系的和谐程度，包括夫妻关系的矛盾，矛盾表现形式与解决方式等”（沙吉才，1995）。卢淑华等把婚姻质量定义为“与社会发展相一致条件下的人们对自身婚姻的主观感受和总体评价”（卢淑华，1999）。孙丽岩等人认为婚姻满意度即已婚夫妇对其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评估是衡量婚姻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婚姻满意度越高，婚姻质量越高（孙丽岩等，2002）。王宇中等指出夫妻对婚姻生活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最真实的婚姻质量（王宇中等，2009）。混合型的婚姻质量概念把婚姻质量看作是涵盖了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个总体。如徐安琪等就把婚姻质量表述为“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它以当事人的主观评价为主要尺度，并以夫妻调适方式和结果的客观事实来描述。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凝聚力强（徐安琪等，1999）。可见混合型概念既强调夫妻关系的事实特征和客观状态，也强调当事人对婚姻关系及其配偶的主观评价和感受；既强调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感受，也强调婚姻质量的社会评价，是主观与客观、个人感受与社会评价的统一，比总括性概念更加完善。(www.xing528.com)

（二）婚姻质量的测量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从最初的婚姻侧面的列举到后来测量框架的建立到最近量表的设计，可以说对婚姻质量的测量方法日趋先进、测量内容日趋全面。

1.早期婚姻质量侧面的列举

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学者开始对婚姻质量进行专业的测量与研究，其测量方法主要是对婚姻质量侧面的列举。

1994年李银河为首的婚姻家庭研究会对北京市2 000多名男女婚姻质量进行了调查，这也是中国关于婚姻质量的首次专业研究和测量。此研究把有关婚姻质量的多个变量归纳为7个侧面，包括“夫妻感情和婚姻满意度”（对夫妻感情的评价、婚姻满意度、配偶是否爱你、你是否爱配偶）；“相互关心和交流”（夫妻是否经常谈心、配偶是否体贴你、配偶是否关心你的心情）；“家务劳动分工”（各项家务如做饭、洗衣、打扫、洗碗、照管孩子或教育孩子谁承担多些、对家务分工的满意度）；“男女权力和地位”（家庭钱财谁管理、家里大事谁做主、发生冲突时谁占上风、谁在家庭生活中地位高、对“女人社会地位高于男人”的看法）；“夫妻性生活”（谁主动提出性要求、性生活的和谐程度、对“女方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的看法）；“夫妻暴力”（是否吵过架、丈夫是否打过妻子、妻子是否打过丈夫）；“保持现有婚姻的意愿”（是否有过离婚的念头、是否愿意白头到老）（李银河，1996）。此项研究尽管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框架，但其列举的婚姻质量的侧面为我国婚姻质量的测量开了很好的先河。另外还有袁亚愚在《中美城市现代化的婚姻和家庭》一书中对成都的调查仅采用“婚姻满意度”一项指标来测量婚姻质量（袁亚愚，1991）。易松国对武汉的千户问卷调查同样也采用“婚姻生活满意度”一项来度量婚姻质量，对问题的设计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五个答案（易松国，1997）。

2. 中期婚姻质量测量框架的建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者开始致力于运用因子分析等科学统计方法建立婚姻质量的测量框架。

张贵良等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奥尔逊婚姻幸福量表中的12个因子中选取了3个因子来测量已婚者的幸福感。他以1995年中国电视观众调查网51个调查站中的2900多对城市夫妻的资料为基础，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其测量的24个变量组成“婚姻满意度”（我很满意夫妻间表达感情的方式、我非常满意双方在婚姻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非常满意夫妻间的谈话方式、我赞成夫妻目前的价值信仰、我非常满意夫妻现在的工作和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我很满意我们解决冲突的方式、我谈话时配偶总是认真听着、我希望配偶愿意与我分享各自的感受）；“夫妻交流程度”（我满意夫妻间的交流，但配偶并不理解我、有时我不敢找配偶要我需要的东西、我不满意承担做父母的责任分工、有时候我很难相信配偶告诉我的一些事情、我不满意我们和双方父母、朋友的关系、配偶有时发表一些贬低我的意见、我不喜欢配偶的性格和个人习惯、因为担心配偶发脾气，所以我不总是把心里的一些烦恼告诉对方）；“角色平等性”（我们家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应更加顺从丈夫的意愿、对于我们来说，丈夫的职业比妻子的职业更重要、我认为妇女主要应待在家里、除非经济上的需要，妻子不应外出工作、在我们家丈夫在大多数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妻子在重要问题上应相信并接受丈夫的判断、如果家里有很小的子女，妻子不应外出工作）3个因子，总解释量为32.5%（张贵良等，1997）。该研究首次科学地运用了因子分析的方法，但是其选取奥尔逊的3个因子而放弃其他9个因子，显然对婚姻质量的测量缺乏全面性。

卢淑华等以“对配偶的评价”、“对夫妻相处的评价”以及“对婚姻美满的评价”三项指标为基础在北京市进行了500份随机抽样调查。同时他们还认为“对婚姻美满的评价”较之其他两项指标更具贯穿性，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最为直接（卢淑华等，1999）。

徐安琪、叶文振在对婚姻质量进行测量时，对前人的测量量表进行综述并作出评价后，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方案，采用主客观综合度量法，借助因子分析确定反映婚姻质量的复合指标，建立了“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MQMCM）。主客观指标分别包括三个侧面，其中每个侧面又包含多个变量。主观侧面为：“对配偶评价”（外貌风度形象、生活能力、尊重本人、体贴本人、理解本人、信任本人、家庭角色合格）；“婚姻关系满意度”（感情生活满意度、性生活满意度、两性平等、个人独立自由、夫妻和谐、婚姻幸福、夫妻感情深度、婚姻以爱情维系）；“物质生活评价”（住房满意度、收入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余暇生活满意度）。客观侧面包括：“夫妻互动”（浪漫性、亲密性、均衡性、沟通性）；“性生活质量”（性快感体验、性抚爱时间、性感受交流）；“夫妻内聚力”（经济支配不自主、常指责否定对方、冲突频率、冲突程度、对婚姻的失望感、离异意向）（徐安琪等，1999）。后来，张一兵根据以上指标，对婚姻质量的测量进行简化，指出：婚姻质量（H）＝婚姻基础（A）＋婚后调适（B）＋夫满意度（F）＋妻满意度（Q），其中婚姻基础可采用自由恋爱比重或分值，婚后调适可采用离婚率或夫妻冲突频率，加上由专家经验估计确定的权数W，最后公式可写为：H＝WA＋WB＋WF＋WQ（张一兵，2007）。

可以说徐安琪、叶文振在美国福特基金的资助下，采用了科学的、规范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婚姻质量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婚姻质量的研究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3.近期婚姻质量量表的设计

以徐安琪等的研究为基点，近年来学者们试图尝试编制婚姻质量测量的量表，以求对婚姻质量测量的标准化。

程灶火等试图测量对婚姻不同侧面的满意程度，编制了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CMQI)，共包括性格相容、夫妻交流、化解冲突、经济安排、业余活动、情感与性、子女与婚姻、亲友关系、家庭角色和生活观念10个维度，共9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得出总分，评分高说明婚姻质量好（程灶火等，2004）。

王宇中等对我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城乡6143名已婚者进行评定，经过因素分析得到包括：夫妻互动（了解配偶的优缺点、夫妻做事默契、夫妻意见一致、夫妻物质生活富足、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夫妻思想情感沟通、夫妻生活习惯相似、对婚姻十分满意、夫妻性生活十分和谐、夫妻角色心理准备）；家庭关系（感到婚姻十分幸福、与我的家庭十分和谐、与配偶家庭十分和谐、父母对我的婚姻满意、我佩服我的配偶）；夫妻冲突（我是独身主义者、配偶对我不忠诚、婚姻十分不稳定、夫妻时常打架、夫妻经常吵架）3个因子共20个项目的婚姻主观感受（MPS）量表（王宇中等，2009）。

从以上归纳可看出，中国学者对婚姻质量的测量逐步走向正规化与系统化，为我们后人的研究做了很有价值的积垫，但也给学术界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三）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中国学者对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的解释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领域，他们都以对婚姻质量的测量为基础，采用线性方程、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个人背景条件、婚前因素、婚育状况、家庭形态、婚姻观念、性别角色、心理特质等方面。

李银河对北京市婚姻质量的调查发现，男性、年轻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回答自己“非常爱配偶”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男性、教育程度和职业层次较高者，夫妻感情要好一些；年长的、教育程度高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较少在夫妻冲突中动手；年轻的、女性有离婚念头的则更多些；男性感觉性和谐的概率比女性大些（李银河，1996）。袁亚愚的研究探讨了结识途径和结婚年数对成都夫妇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由恋爱夫妻的婚姻满意度高于父母包办的婚姻，婚后5—8年和9—14年分别是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夫妇婚姻满意度的低下时期（袁亚愚，1991）。易松国对武汉的调查研究发现，影响城市人口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即配偶理解程度、家庭关系以及是否为用钱闹不和，而其他变量如工作满意度、居住满意度、家庭发言权和家庭收入等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较小，且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易松国，1997）。卢淑华等运用线性结构方程模型（LISREL）探讨观念、家庭形态和婚姻质量这三角的关系，发现婚姻价值取向与性别观念对婚姻质量有重要影响，即当人们对婚姻关系的期望愈高，那么对婚姻质量的主观评价愈低，同时如果丈夫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女性具有更多的决策权，对婚姻质量的评价将高些（卢淑华，1999）。

徐安琪等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现实，对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婚姻质量的解释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对城乡婚姻质量具有基本一致影响的因素依次为：双方一致性——夫妻同质性与婚姻质量呈较强的正相关；婚前因素——婚前感情基础好、择偶时注重般配的当事人婚姻质量明显更高；凑合意识和配偶替代机会——凑合意识、配偶替代意识强或再婚机会多的当事人，有更大的概率认同婚姻生活不尽如人意；性意识和性互动模式——认同性生活很重要、在性活动中表现主动，对婚姻质量具有正效应；性别角色差异——丈夫较豁达忍让对婚姻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个人资源——社会阶层较高者的婚姻质量更好；夫妻年龄差——妻子大于丈夫的婚配模式质量更好；居住方式——夫妻有独立居室对城乡婚姻质量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城乡婚姻质量具有不同影响的因素有：家庭生命周期——随着结婚年数的增加婚姻质量呈“U”字形变化的规律在城市模型中表现较明显，婚后 3—13年的夫妻更多地表示婚姻不尽如人意。但在农村模型中虽仍显示“U”字形变化趋势，但夫妻关系低谷期延至婚后14—19年，并于婚后20年起再度上升，然而变化幅度较小，统计显著性呈弱相关趋向；家庭结构——核心小家庭有利于夫妻调适，但只在城市具有统计意义，而在农村则未呈现显著性；家庭权威模式——妻子拥有家庭实权与农村婚姻质量呈正相关，但与城市夫妇关系无显著相关；性生活频率——在农村较活跃的性生活对婚姻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城市则无统计意义；两性资源差异——丈夫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与农村婚姻质量呈正相关，而在城市模型中的统计意义不显著；是否赡养老人——在经济上赡养老人对农村夫妻关系有积极影响，而对城市婚姻关系却有负面影响（徐安琪等，1999）。

程灶火等以婚姻质量总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婚龄和受教育年限、EPQ个性4个维度（内外向、精神质、神经质、掩饰性）和婚姻动因 4个维度（人际情感、物质经济、家庭社会、自身方面）等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际情感、精神质、神经质、自身方面、物质经济、婚龄因素对婚姻质量有影响作用（程灶火等，2006）。

赵江涛和王宇中等分妻子和丈夫分别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层次，包括12个婚姻资源要素，共104个项目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社会及家庭层面上，夫妻各自的“事业发展状况”、“是否有孩子”、“父母的婚姻美满度”、“结婚时的收入水平”等变量都进入了方程。不同的是进入方程的有关丈夫的社会家庭层面的项目还包括“孩子出生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而妻子的项目还包括“较好的居住条件”和“结婚时的受教育程度”。在心理、行为和婚姻态度层面上，夫妻双方的“自信能做一个好丈夫或好妻子”、“与周围人和谐相处”两个项目都进入了方程。丈夫的“夫妻意见的一致性”、“认为夫妻努力能解决大多数冲突”、“应给予亲朋好友帮助”、“做事更理性”、“喜欢与人交谈沟通”、“认为应弘扬儒家文化”、“主张严加管教孩子”、“认为婚姻幸福受周围人影响”等项目进入了方程；而妻子的“有做母亲角色的心理准备”、“喜欢文艺创作”、“有明显的宗教倾向”、“认为幸福由命运决定”、“有独身主义倾向”等项目进入了方程。在性和健康层面，丈夫的“性行为正常”、“对性生活的兴趣”、“婚前性幻想频度”等项目进入了方程；而妻子的“性生活满足”、“身体健康”、“性高潮出现频度”、“婚前有同性恋倾向”等项目进入了方程。其中丈夫的“主张严加管教孩子”、“认为婚姻幸福受周围人影响”、“有明显的宗教倾向”和“婚前性幻想频度”的Beta值是负的；妻子的“有明显的宗教倾向”、“结婚时的受教育程度”、“认为婚姻幸福由命运决定的”、“婚前有同性恋倾向”和“有独身主义倾向”的Beta值是负的；夫妻其他项目皆为正值（赵江涛，2009；王宇中等，2009）。贾离斋编制了婚姻态度量表（MAS），包括“婚姻心理准备态度”、“家庭关系态度”、“婚姻控制态度”三个方面因子，把MAS总分以及各因子得分作为自变量，分夫妻互动、婚姻态度、夫妻冲突的婚姻主观感受量表（MPS）的夫妻均分、丈夫和妻子的总分作为因变量，结果表明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高度相关（贾离斋，2009）。

可见，对于婚姻质量的解释，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心理学，中国学者都在西方研究的基础上，从一开始就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线性结构方程模型（LISREL）等科学的范式去解释中国人的婚姻质量，因而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和可信度。但是解释因素的选取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模型的理论提炼和理论解释框架也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