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博自媒体看舆论的新闻化
○崔天醍
摘 要 新闻与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自媒体很容易形成强大的网络公共舆论,导致传统媒体将这种舆论作为新闻进行报道,从而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化。但同时,网络舆论的感性化等问题使得新闻丧失了理性与客观公正。如何使新闻化的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推动社会发展是新闻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虽说新闻与舆论时常相提并论,然而新闻跟舆论之间是有明确界限的。新闻是对客观发生事实的叙述,而舆论则是社会自然产生的自在的意见形态。简单说,新闻是事实,舆论是观点。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新闻报道要想做到客观公正,完全不掺杂作者的立场、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谓的新闻客观性,不过是观点隐藏得深浅的问题罢了。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或社会背景下,新闻与舆论的界限更是变得模糊不清。如我国改革开放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新闻媒体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倡导建立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舆论。又比如西方的政党报刊时代,政党所办的报刊多数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政党造势。
新闻的舆论化是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有些新闻可能反映了舆论,但是多数新闻因为报道的是具体的、无关大局的事实,谈不上反映舆论。传媒是新闻的载体,但传媒是否代表了舆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而现在,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自媒体的出现,很多网民的意见、公众舆论,逐渐演化成了新闻,甚至成为了新闻的主要线索与来源。记者们不再守候在新闻现场或是天南地北跑新闻,而是守在电脑前,浏览各大网站网民发的微博。
“微博即微型博客,是一款Web2.0的新产品,一种非正式的迷你型博客,一般长度不超过140个字,用户可通过电脑网络、手机短信或手机上网等形式来更新内容、查看页面。”[1]
2009年起,微博客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是微博客新闻传播的新特点之一。相对于博客、播客、维基等都需要用户事先组织语言陈述事实或者上传、编辑视频等相对繁琐的准备,微博仅需只言片语就可以即时发布信息。这种快捷地发布信息的方式,更加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和及时表达、浏览、收发信息的需求。
新浪的微博用户数量早已突破一亿,微博的使用者遍布全社会各个阶层,其中不乏演艺明星、知名学者、作家、企业家、政府官员等社会名流。然而“草根阶级”仍是微博用户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职业、年龄、性别、学历,每个人都有在微博上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综合了博客、即时通信、手机传播优势的微博客凭借其互动性强、使用门槛低、更新便捷的特性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微博传播中。”[2]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的形式,刚一出世,便显示了其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强大优势。无论是2010年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时微博发回来的现场报道,还是2011年大S、汪小菲婚礼被张朝阳偷拍后用微博直播,都从正面或侧面反映了微博的强大力量。
随着微博影响力的增大,很多新闻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已经逐渐将微博当做自己的重要新闻线索来源之一,很多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则是通过微博找到新闻线索,进而加以深度探寻,将其制作成为新闻。很多传统媒体,如北京电视台的《首都经济报道》、《新闻晚高峰》等,开辟了专门的栏目与时间段,交给主播来播发微博上的内容。这其中一部分是由微博爆出来的新鲜事,大到社会民生、小到生活情趣,无所不包。另一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则是网络上探讨的热门话题。可以说,是微博上网民意见的分类与汇总。更是对网络上形成的公共舆论的播报。
网络媒体则直接将微博内容加以简单评论制作成为新闻的内容。这种微博新闻化的趋势一方面体现了新闻记者对于新媒体的应用以及新媒体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某些新闻记者为了图自己一时方便,不去亲自调查采写直接借用微博上的新闻线索。
门户网站等网络媒体由于与微博是“一奶同胞”,对于微博上的新闻尤为敏感。网络媒体将网民在微博上发布的内容当做新闻在网站上发布可谓屡见不鲜。从明星的私人八卦,到社会的奇闻异事,无所不包。最有代表性的可属女星霍思燕运用微博指责女星黄奕利用自己炒作,攻击诽谤自己。一个简单“@黄奕”,就让霍思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线女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娱乐头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如果说霍思燕事件只是她的个人意见,算不上公众舆论的话,那么郭美美事件则可以算是网民公众舆论的一个代表。从郭美美在微博上炫富,到网民对其声讨,再到传统媒体介入进行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其中,助推郭美美事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件的主要力量便是网民的意见合力。
在一定的范围内,持某种意见的人数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将这种见视为舆论,它开始对全局产生影响,持某种意见的人数接近三分之二时,这种舆论可以影响全局。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新兴的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可以称之为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而且由于其可以有效搭建公共话语平台、降低人际交往成本、彰显独立精神和理性批判气质[3],使得微博营造的新“舆论场”较之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影响更大,力量更强,辐射面更广,可以效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所以,在微博上形成的公众舆论,更有可能对现实生影响。
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将传统的大众媒体当做公共领域的场所与媒介,从现在来看,显然是不合适的。公共领域要求公众自愿、自由地发表对有关公共利益的事件的看法,并企图由此影响政府决策,实现民主政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的传统媒体始终处于某种势力的把控之下,我国的传统媒体全部属于国营,自然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即便是在西方新闻自由的环境中,媒体报道新闻的立场依然不能摆脱其所有人的利益。但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却能做到这一点。“微博中的民间‘舆论场’表现出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自主性、跨界化等多项特征,成为公共领域重建的有利因素。”[4]
在这种场所与媒介中形成的公众舆论,更加彰显了其公共性与批判性、理性的特征,所以,被传统媒体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传统媒体本身的社会责任感也促使其对于相当数量的民众意见予以关注,特别是当这种意见能够起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时。
对于社会问题予以关注本身是媒体的重要职责之一,然而媒体的职责是报道新闻,传递事实,消除或降低不确定性,事实永远是第一性的。时下流行的将微博当做新闻的做法,似乎与传统相悖。即便媒体在报道公众意见时采用的是客观中立的态度,没有在报道中夹杂自己的价值判断,但由于意见本身就是带有倾向性的,报道谁的意见,不报道谁的意见,报道多少,都可以有不同的倾向,从而表达传播者的态度。这种操作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违背了新闻客观性原则。新闻客观性的一般要求就是将事实与意见(价值判断)分开,而将公众热议的事件加工成为新闻,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将事实与意见混为一谈。
特别是网络所产生的公意,其匿名性、不确定性较强,特别是微博特有的评论转发模式,可以使意见产生裂变式的传播,从而强化“沉默的螺旋”效应,使意见“一边倒”,强势意见占据绝对优势。所以网络上的意见很容易变得十分偏激。新闻客观性的另一要求是努力做到公正和平衡,为事实涉及的各方提供应答的机会,给受众提供全面的信息。但网络上的民意却很难做到公正理性和平衡。诸如“小悦悦”事件,网上的舆论一边倒的谴责路人的冷漠,但却鲜有人愿意深入思考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刻社会问题。人们沉醉于狂欢式的谴责与怒骂,甚至不避讳污言秽语。在网络尤其是微博上,一旦出现了热点事件或话题,网民便会发起一场巴赫金所说的“仪式性”、“全民性”的狂欢。网民在一边倒的巨大意见漩涡中倾倒自己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情绪。这种狂欢使得网上的舆论偏重于感性的表达,而丧失了公共领域应有的理性精神。
在“小悦悦”事件中,著名作家六六在其微博中发言说其实此事小悦悦的父母也应负有一定责任,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应该看管好,两岁的孩子在街上乱跑难道父母没有责任吗?这样的言论本身无可厚非,稍有理性的人经过思考便会想到。而且,如果以此提醒家长加强责任感,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便会减少很多类似悲剧的发生。如果一味把责任推给社会和路人,可能会使更多的家长对孩子疏于看管,一味依赖他人的帮助。可是六六此言一出,立时引来众多网友的攻击与谩骂,甚至还有网友恶意诅咒六六自己的孩子出现类似事故。
可悲的是,传统媒体由于受到网络意见的影响,居然也没有一个记者或者媒体去探究事件的深层原因:小悦悦为何一人爬到了大马路上;或者提出发展性意见:加强家长对于未成年人的看管意识。报道与评论无一例外地指向了社会的冷漠,而事实上关于路人见死不救,反映社会冷漠的报道这些年在媒体上屡见不鲜,已经不能称之为具有时新性的新闻。报道指责社会冷漠,只能是拾人牙慧,看不到新闻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同时,这种报道也十分不公平,只是反映了网络上的一部分人的强势意见。
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归咎于网络公意的强大,一方面,强大的舆论压力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思维框架,导致他们在处理事件时偏向于用网络上既有的框架来处理新闻。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恪守新闻客观性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问题。另一方面,强大的舆论压力也迫使新闻工作者不得不采取与网络舆论一致的报道倾向,否则便会受到读者的唾骂。之前提到的作家六六便是实例,但传统媒体由于其政府导向性、新闻宣传化等问题,长期以来饱受网络舆论的诟病,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的强势崛起,传统媒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也使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不得不开始顾忌网民的意见。
不过,从这点来说,微博相对于天涯等论坛,由于其是以个人账号发布的自媒体,而非论坛发帖回帖式的讨论形式,独立性相对较强,人们受到其他人的干扰相对较弱。每个人的微博就相当于一块独立的领地,在自己的领地里可以自由地发言,当然“客人”(评论者或粉丝)也可以进入,但是一旦“客人”与主人意见相左时,主人有权力采取相关措施(微博博主可以随意删除别人在自己微博的评论)。这点与天涯等论坛发帖的楼主不同,因为只有版主才有权力进行删帖,其他人无权删帖。这也令人们发布微博更加的自由。(www.xing528.com)
当然,传统媒体重视网民的意见,甚至将之编写成了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媒介与社会的进步。民主与自由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两大标志。长期以来,我国媒体称自己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政府的“传声筒”。虽说历届领导人都要求媒体“倾听民声、反映民意”,但是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表现一直欠佳。即便是在落实中宣部“走转改”方针时,制作的民生新闻也难摆脱传统自上而下的话语套路与窠臼。
传统媒体的舆论新闻化,或者说是网络舆论新闻化,公众舆论新闻化,是传统大众媒体关注普通民众、受众意见与诉求的一种体现。很多事件由于传统媒体的关注与介入,加强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因为举报官二代而被跨省追捕的王鹏,以涉嫌诽谤罪被刑事拘留9天后,在舆论和公众的关注下终于恢复了自由”,[5]便是由于媒体对意见(舆论)的放大报道,促成了民主与社会进步的实例。诸如“宜黄强拆”和上文提到的郭美美事件等,由微博首发,后被传统大众媒体关注报道,进而一定程度上促成事件的解决与真相的揭露,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传统媒体的舆论新闻化也促成了大众媒体逐渐成为公众赖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并使之对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公共权力形成影响、约束乃至监督、控制的媒介和场所,即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媒介”。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的舆论新闻化是由于微博等新媒体强势崛起,形成网络公意对传统媒体的强大压力所造成的。其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化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当然同时,它也存在着如意见不理性等问题。我们无法断言其是好还是坏,关键在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利用它,如何行使把关人的职责。新闻工作者只有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新闻价值的判断严格地把控,重视职业操守,秉持新闻专业主义,才能真正践行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责任与使命。
[1]高翔:《探析受众微博使用心理》,《青年记者》2010年第12期,第62—63页。
[2]白麟:《从“新浪微博”看微博客的传播力》,《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4期,第242—243页。
[3]王杨:《微博中的“舆论场”及其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作为》,《东南传播》2011年第6期第27—29页。
[4]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邓若伊:《论自媒体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变动》,《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第167—168页。
[6]彭虹:《涌现与互动——网络传播表现与动力机制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8期,第128—133页。
[7]陈萍:《从大众传播学角度分析“微博热”》,《大众文艺》2010年第134期。
[8]陈力丹、汪露:《论新媒体人际传播的客观“监督”效果——以“柑蛆”事件为例》,《现代传播》2009年第1期,第25—27页。
[9]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注释】
[1]高翔:《探析受众微博使用心理》.《青年记者》2010年第12期.第62—63页。
[2]白麟:《从“新浪微博”看微博客的传播力》,《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4期,第242—243页。
[3]王杨:《微博中的“舆论场”及其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作为》,《东南传播》2011年第6期,第27—29页
[4]王杨:《微博中的“舆论场”及其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作为》,《东南传播》2011年第6期,第27—29页。
[5]王杨:《微博中的“舆论场”及其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作为》,《东南传播》2011年第6期,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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