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信息传播研究：两篇经济报道的分析视角

发展传播学：值得借鉴的经济报道分析视角——以两篇同题经济报道为例^[1]

○范　敏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两篇有关青藏铁路通车改变西藏经济发展方式的同题报道的文本分析，提出中外媒体迥异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和提炼方式，是近年来中国媒体在推进“走出去”战略时经常遭遇的压力，如何看待这种基于对事实完全不同的基本理解之上的新闻选择，旨在研究如何通过大众传媒促进国家发展的发展传播学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　经济报道　发展传播学　国际传播

一、两篇同题经济报道

对同一个新闻事件，中外媒体各有表述、各有解读，这无论从新闻传播学、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符号学等角度分析，自然都各有其一套完整的价值理论体系，以及基于这种体系开发实践的成熟模式和套路。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系统交汇融通或者碰撞冲突都较少的时候，这些模式、套路的运动方式多为惯性滑行式的，它既塑造着“自我”也塑造着“自我”的接受者。但显然，在21世纪以“全球化”、“新技术”、“新媒体”、“融合”为关键词的今天，这样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哪一种传播模式和套路无疑都面临着显著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冲击。

中国的经济报道也经常面临这种冲击。下面这两篇关于青藏铁路通车改变西藏经济发展方式的同题报道将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样本。

第一篇是来自《西藏日报》2007年6月17日的报道：《家庭开旅馆农民办公司　青藏铁路正在改变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第二篇是来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06年8月24日的报道：《西方感受经济发展脉动》。

先来看第一篇报道。

此报道2008年荣获了第18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二等奖。报道以对一个受益于西藏铁路通车开办家庭旅馆，生意兴隆的“丹增贡嘎”的描述性导语开头，并以“仅在拉萨火车站附近，像这样的农牧民家庭旅馆就有40多家”做背景过渡，这是“华尔街日报体”的典型写法，很有故事感，也几乎一下就能让人捕捉到它的主题。接下来，“青藏铁路的开通，给西藏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拓宽了农牧民的就业和致富渠道”是整篇报道的中心句，紧跟其后的群众吃上“旅游饭”、村委会组建物流公司和装卸公司、开发无公害蔬菜和花卉种植、发展养殖业、从事园林绿化则是对该中心句的具体拓展。

多年来，经济报道尤其是非事件性经济报道，一直因其动态性不强、数字枯燥、概念抽象，容易流于宏大叙事的套路而缺乏可读性、有效性，这篇获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此类通病。而且，诚如《西藏日报》的推荐词所言^[2]，报道具备了以点带面的辐射力，在一个有限的消息结构容量内，涉及了青藏铁路开通在带动西藏思想观念转化、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交通结构优化、产业格局调整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效应。

再来看第二篇报道。

第二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写在青藏铁路刚开通之际，比《西藏日报》的早一年。该报道同样以一个故事开头，反映的是标题所言的“西藏感受经济发展脉动”的第一个新闻点：那曲县政府为了发展牦牛肉制品产业，在全县推行有步骤地宰杀牦牛的工作，但一个农牧民代表“尼玛（音）”出于家庭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太情愿。

接下来，记者宕开一笔使用了大段背景资料，主要包含下列信息：1.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西藏在许多方面都比较落后，中央政府拟用西部大开发计划和青藏铁路刺激经济；2.藏人珍视藏传佛教文化，“憎恨屠杀生灵的行为”，呼应了第一个新闻点中提到的宰杀牦牛一事，并间接提出了农牧民不情愿宰杀牦牛的另一个原因；3.“汉人正在控制当地经济”，这个观点多次借间接引语的形式夹杂在事实描述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消息源指代不清；4.那曲的地理环境；5.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全世界最严重的”；6.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来在西藏推行的经济政策。

然后，接续前面的第一个新闻点，报道引出第二个新闻点和第二个主要的新闻人物那曲县县委主管经济的官员“段祥铮（音）”，他告诉记者今年（2006年——笔者注）全县经济总量要增长50%，五年后要翻两番，而740万头牲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支柱。其间穿插对段祥铮的个人简介。

紧跟着是第三个新闻点：青藏铁路的开通将为实现全县的这一经济目标提供很大帮助，为此报道列举了一系列受益于青藏铁路的公司和个人——1.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2.玉龙铜矿；3.一家与北京某公司合作准备从那曲的盐湖里提取碳酸锂的加拿大公司；4.虽抱怨西藏人观念不够开放但仍渴望寻找商机的南方企业家吴勇攀（音）。其间附加一小段有关青藏铁路的背景资料，并借一位未署名的政府官员的话将它与“那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相比。

行文再次回溯至第一个新闻点，并引出第四个新闻点：重提宰杀牦牛中的文化问题，呈现藏民、一位西方学者、当地官员、中央政府多方对此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尽管存在一定分歧，但当地牧民还是希望能通过政府资助的牛奶合作社打进遥远的外部市场。

再附加一长段背景资料：1.有关牦牛及牦牛制品的市场销售情况；2.青藏铁路的货运量；3.前一年发生的一起藏族牧民抢劫和焚烧汉人屠宰场事件，第三次呼应宰杀牦牛的话题。

最后，报道结束在故事开头时的主人公“尼玛（音）”的话中，他肯定青藏铁路的经济效益，同时表示依然不喜欢宰杀牦牛——第四次呼应该话题。

经过这一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对材料的处理颇有草蛇灰线之感，但第二篇报道还是有其鲜明的主干和主题的：借宰杀牦牛一事记录青藏铁路使西藏感受到的经济发展脉动，其中的文化问题不容忽视。

二、新闻学的基本面分析

就一篇经济报道应完成的基本任务、达到的基本目标来说，笔者综合这两篇同题报道，总结出它们以下相同和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是两者都采用了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入题和点题的报道手法。中国记者找的点是以农业为主的堆龙德庆县，美国记者找的点则是纯牧业县那曲县，所以，中国的报道侧重在祖祖辈辈依赖土地为生的当地农民如何跳出“农门”，走出“山门”，美国的报道则关注畜牧业的转型。这说明中外记者在取材选题时都充分考虑到了经济报道不应满足于某一现象的浅层次呈现，而应做趋势性研究。无论是堆龙德庆县还是那曲县，它们都可以辐射、代表一大片具有类似区域经济特点的地域。

至于不同之处，则多一些。

第一，从信息量的饱满度看。第一篇报道只搭了一个骨架，充盈的内容有限，新闻故事所起的活跃文本的装饰作用远远大过支撑报道主体的结构性功能；第二篇报道恰恰相反，非常用心地讲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所有看似旁枝斜茎般的背景信息都与这个故事水乳交融，读它似乎不只是在读一篇“文章”更是在读一段“生活”。(www.xing528.com)

当然，这两篇报道的体裁不一样，第一篇是消息，无论是文字还是层次都不适宜太过铺排，第二篇则是长达近4000字的深度报道。不过，尽管有形式上的客观差异，但国内记者不够重视报道附加值的通病一直存在，而经济报道是当资源来使用的，信息越充分，决策力、行动力才越有依据。

第二，从议程设置的主动性和实际效果看。第一篇报道旨在正面解读青藏铁路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总体属于浮光掠影似的扫描，基本看不出对某个议程主动设置的意识和痕迹，其积极主题是透过“乐呵呵”、“越过越红火”等具有正向语义联想色彩的语词表达出来的；第二篇报道的主题显然没那么正向，但它却不是通过话语符号表达出来的——事实上，它的话语符号以中性词偏多，即使有少量诸如“管制”之类情绪较重的词，也尽量以人物引语的方式力显其“客观性手法”。第二篇报道的主题是通过对宰杀牦牛中的“文化问题”这一议程多达三次的反复强化、深描出来的，它给人的印象之深几乎替代了对青藏铁路给西藏带来经济利益这一在我们看来无疑是更主要的意义的感知。

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3]传媒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选题就是一个议程设置的过程，但比较了西方记者的报道后，我们是不是会受些启发：选题是设置议程的首要环节，可仅有设置还不够，议程还需要强化，否则选题最多提供一个话题，却不能形成主题。

以宰杀牦牛这个议程为例，对于如何描述它的性质，美国记者“设置”的材料看似平衡，实则有轻重主次之别，有些概念一笔带过，有些概念则迂回驻留。比如，报道提到中国政府推行有步骤地宰杀牦牛，是因为要发展“牦牛肉制品产业”，同时“西藏的牦牛数量太多，没有做到系统养殖，而且过度放牧已威胁到当地草场的存亡”，看来这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报道也提到藏牧民“尼玛（音）”不愿意宰杀牦牛，是出于家庭财产收益的原因，显然也属经济问题。但由于报道同时还提供了更多“汉人正在控制当地经济”、共产党政权在西藏的经济政策、藏民宰杀牦牛的仪式、一位西方学者对这种仪式赋予的“安详、朴素而有尊严”的评价等背景材料，一下子便把一个经济问题、生态问题强行设置成了“在发展牦牛业的问题上，文化问题似乎比较突出”，甚至不排除还隐含着民族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隐喻。

西方媒体一直尊崇客观报道的基本原则和手法，西方受众也有反感、警惕宣传、灌输的思想传统和文化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既有的倾向、立场和观念形态，只是要善于用“事实”、“议程”等合情合理的传播手段巧妙地表达罢了，否则很难想象“客观”的新闻报道如何还能承担起“发声”、“扬声”的功能——而这恰是第二篇报道的高妙之处，你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有偏好的，但你又不能断然指斥它是不客观的。

相较之下，中国记者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十分稚嫩。“丹增贡嘎”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像“尼玛（音）”的故事那样“开发”得更深入一些？“尼玛（音）”被“设置”成一个文化问题，那么不妨让“丹增贡嘎”回归经济问题。所以，记者报道家庭旅馆着力点不能只在“开”上，怎么想到“开”的、观念的转变有无阻力、前期资金是怎么筹措的、人力如何解决的、客源从哪里来、利润多少……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不能只停留在数字播报上；某种生产生活经验的推广不能大而化之地只给出一个结论，忽略了更关键的过程；人民生活的改善、幸福感的提升也不在于形容词用得有多么密集、圆熟……新闻有新闻的技术规范和报道技巧，它需要尽力做到客观，也需要尽力展现立场，其中的规律要尊重、要琢磨，西方记者的手法值得专心研习。总之一句话，重要的是，家庭旅馆不能只当做“话题”而要演绎成“议程”。

第三，从对事件的基本理解看。第一篇报道把青藏铁路视作发展的契机；第二篇报道即使不是反对、抨击，至少也是在忧虑。这一点不同是最本质、最根本性的，前两条不同均源于此。

三、发展传播学的视野拓展

通过对这两篇同题经济报道的分析，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清晰可鉴。这种差异是近年来中国媒体在推进“走出去”战略时越来越频繁遭遇到的。显然，我们碰到了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惑：对同一个选题，外媒怎么会有如此迥异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和提炼方式，尤其是在对事件的基本理解层面上？外媒的报道是否内含着某些普遍的规律？对于中国记者而言，该如何理解经济报道在当前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职责作用？

发展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或可提供一个值得借鉴的观察视角。

发展传播学是研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促进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这一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可怕的攀登”的过程，或使这一过程变得顺利。^[4]这项研究是美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施拉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及资助下于1960年代展开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二战后，那些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迫切希望像英、美等发达国家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发达国家出于抗衡共产主义运动等国际战略发展的多重考虑也愿意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帮扶这些国家，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手段。按照当时对现代化的理解，现代化是所有社会、所有民族都将经历的普遍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已经由西方发达国家走过，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摒弃落后的传统意识，接受西方的契约精神、工业文明和民主制度。要实现这一目标，彻底转变观念、积极学习科学知识至关重要，大众传媒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便承担起了这一社会教化的职能。

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传播学尽管经历了诸多研究范式的演变，但其中心议题仍然是：如何通过大众传媒促进国家发展。其基本立场包括：1.大众传媒应把国家的发展目标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是其最高的社会责任；2.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是合作而非挑战；3.大众传媒在塑造现代人格、促进民主参与方面功用显著；4.国家在独立发展传播体系方面应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意识。

发展传播学的主要研究者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可他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实践时却给出了与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不尽一致的建议，足见他们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的特殊性。这是令入赞佩的，同时更是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交往时应自知并时时自省的。

用发展传播学做经济报道视野拓展的理论平台，回过头再去看那两篇同题报道，可能有些疑问就好理解了。

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它既不得不用追赶的速度去完成西方两、三百年前业已完成的工农业的现代化任务，同时又不得不和西方一道面对高科技革命带来的第三次浪潮的产业冲击；它的东部沿海省市几乎已经追赶上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步伐，甚至已经出现了和西方相似的某些后现代的发展气息，但它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却还不时为温饱问题所困扰；它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尚未完全解决民众的生存发展权，却又必须和发达国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为全球气候变暖、水源污染、矿产枯竭等环境问题分担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报道像青藏铁路这类带有全局性质的重大建设工程，中国的媒体很自然会从优先考虑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的角度、正面引导的角度去裁夺事件的意义与价值。而西方媒体显然没有这样的认识背景，同时也不排除还可能抱有别的意图，所以他们的报道思路多少有点和我们“拧着”，甚至捕捉的新闻点都经常不是我们认为的重点。

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虽然当前冷战已经结束，全球化话语渐为主流，但另一方面，各民族国家坚定地追求国家利益仍是现实存在，而且相较冷战时期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军事战略利益不同，今天的国家，尤其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它的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金融利益；二是它的军事战略可以直接为实现其金融利益服务”^[5]。以这样的战略高度看待经济报道（特别是财经报道）的职责功能，看待不同国家对相同经济事件的不同理解，传媒、记者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唯物辩证的方法意识无疑都会跃升一个新台阶。可见，中国的经济报道既要显示出国际视野，又要凸显国家、民族立场，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贡献恰在于此。

范敏，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本文为北京工商大学重点建设学科—新闻学学科建设项目资助成果。

[2]中国记协网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8-05/24/content_8423229.htm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7页。

[4]参考自（美）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之《作者前言》，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5]转引自《乔良、陈志武：金融与国家安全》，《经济观察报》2011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