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研究：探索汉代瓦当文化

汉代瓦当文化研究　武　梅

(西安临潼博物馆)

瓦当的造型千姿百态，它不但是绘画、工艺和雕刻相结合的艺术，也是实用性与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在古建筑上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瓦当不仅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同时也是考古学年代判断的重要实物资料。此外，瓦当还是我国书法、篆刻、绘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对研究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何谓瓦当?瓦当文字中有自名曰“当”的，如“京师庾当”之类，也有曰“瓦”的，如“都司空瓦”、“长水屯瓦”之类，又有曰“裳”，如“长陵东裳”等，曰“甬”，如“庶氏冢甬”等等。前人训当为“底”，谓瓦栉比置于檐际，瓦瓦相值，而带瓦头的筒瓦正当众瓦之底。瓦当的下面是椽头，当可以抵挡风吹、日晒、雨淋，具有保护椽头免受侵蚀、延长建筑寿命的功效。

陈直先生引用班固《西都赋》“裁金以饰珰”句，释“珰”为“椽头饰也”。以今瓦当之位置考察，正是位于筒瓦之端、椽头之上，用于蔽饰屋檐口出头之木，故“瓦当”之得名很可能因其位置和作用而来。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筒瓦顶端下垂部分。在瓦当这一小小的图形空间内，古代匠师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属于我国特有的古代文化艺术遗产。

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瓦发现于4000年前的宝鸡桥镇遗址，是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有筒瓦、板瓦、槽型瓦，是我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的重大发现，把我国用瓦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堪称“华夏第一瓦”^[1]。瓦分为板瓦和筒瓦两种。在房屋的顶部覆瓦时，相对宽大的板瓦先顺次仰置于屋顶，然后再以相对弧度较窄的筒瓦覆扣于板瓦与板瓦纵向相接的缝上。在最接近屋檐的最下的一个筒瓦头部有一个下垂的半圆或圆形部分，即瓦当，俗称瓦头。

目前发现的瓦当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集中发现于陕西扶风岐山的周原遗址，这里是西周的发祥地，多为素面半圆形瓦当，个别的有重环纹半瓦当。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所用的瓦当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图像瓦当为多，如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树木双兽纹半瓦当，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陕西凤翔秦都雍城出土的动物纹圆瓦当和咸阳出土的云纹、葵纹瓦当等，其中以秦动物纹瓦当最为杰出。秦代以后，云纹、葵纹瓦当流行了起来。

早期的瓦当多为半圆形，主要纹饰为兽面纹，后来逐渐向卷云纹等其他纹饰发展。当时各诸侯国烧造和使用的瓦当图案种类繁多，各不相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瓦当在图案形态和题材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丰富多彩。秦代主要盛行各种动物图案的瓦当。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西汉初年，经过了70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得到逐渐恢复，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建筑方面也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西汉时期的宫室台榭之类建筑，在继承秦代基础上，规模更为壮丽宏大，以国都长安为中心的宫殿建筑，如长乐宫、未央宫、明光宫、北宫、桂宫、建章宫以及上林苑，各抱地势，连属成群，华丽豪奢，能容“千乘万骑”，可见当时建筑的规模之宏伟。而在这些建筑上必用瓦当以显示皇家的气派与威严。这就为瓦当在汉代大放异彩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

汉代瓦当集绘画、浮雕、工艺美术及书法于一身，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装饰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一个极具特色的艺术种类，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

每一个时代的创造物和艺术品都是其社会物质文化水平和精神风貌的反映。汉代是瓦当艺术登峰造极的时代，这是建立在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物质和精神所发展的基础上的。当时的建筑装饰构件体现了雕塑艺术的成就，“秦砖汉瓦”是古代建筑构件上的艺术典范。

汉代瓦当是在秦代瓦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秦瓦当相比，汉代瓦当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更加丰富，制作也日趋规整，纹饰图案井然有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瓦当的大量出现，不仅完善了瓦当艺术，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和研究范围，更加鲜明地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意识形态。总之，汉代瓦当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时代特征之鲜明、文化内涵之丰富，把我国古代瓦当艺术推向了最高峰。

瓦当本来是应建筑构件之实用需要而产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向装饰化的整体发展，从而导致了瓦当亦趋于装饰化。因此，瓦当由素面发展到画像瓦当、几何纹瓦当、文字瓦当等。从西汉全盛时期开始，文字瓦当与文字砖的装饰功能日渐突出。就书体而言，瓦当文字以篆书为主、隶书间之。由于装饰的需要，这些文字瓦当也会因不同的文字内容以及不同的适用场合而有不同的变化。一般而言，文辞为吉语一类的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宜子孙”、“宜富贵”、“毋相忘”、“永受嘉福”等，装饰意味浓;文辞为纪年的，装饰意味次之;文辞为记事、记名一类的，则装饰意味少，甚至完全不考虑其装饰性，如西汉的“盗瓦者死”瓦当等。在装饰性强的瓦当文字中，几乎都以篆书为载体。原因之一是篆书本身的象形、会意成分较明显，其点画、结构的可塑性较强;原因之二是篆书在汉代已经不作为日常实用。

汉代是瓦当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瓦当做工精细，新出现了装饰有篆体文字的瓦当，这些文字瓦当多为小篆书体，排列组织和谐匀称，布局讲究，显示出汉代质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文辞多为一些祈福的吉语，其艺术观赏性可与精致的印章相媲美。西汉瓦当以“延年益寿”、“长生无极”等吉祥语作为装饰内容，动物纹样多采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在圆面范围内，尽量体现形体的伸展力度，神态性格明显，是一种艺术性极强的装饰浮雕作品。

汉代的瓦当纹饰精美。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形神兼备，力度超凡，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各种动物、植物等纹样，如龟纹、豹纹、鹤纹、玉兔纹、花叶纹等。汉代瓦当中以文字瓦当和云纹瓦当的数量最多，特点是在形制上分区划界，中心为乳钉，给铭文安排一个固定模式，在此范围内作上下左右的变化。文字数目不定，最长可达十多字，最少的是一个字。例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万寿无疆”、“永受嘉福”等，字体有小篆、鸟虫篆、隶书等，布局疏密相间，用笔粗犷，成为我国陶制品中独具魅力的珍藏。

汉代的瓦当继承了秦及以前的瓦当的形制，有半圆形和圆形两种。半圆形瓦当流行于汉初，圆瓦当的形制变化是:汉初与秦代瓦当风格近似，武帝以后特点较为明显。制作时用模子将瓦面印好，再附在瓦筒坯上，因此一般是瓦面变大，背面光平，没有切痕和棱角，瓦当边轮较宽且平整，质地明显较秦瓦好。陶色为灰色或浅灰色。

西汉素面瓦当较为少见，所见者多为饰纹瓦当和文字瓦当，其饰纹瓦当亦可分为图像画和图案画两类，图像种类繁多，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有麟凤、狻猊、飞鸿、双鱼、玉兔、蟾蜍等数十种，构图巧妙，独具匠心。值得注意的是，与秦图像瓦当取材于现实生活不同，汉代瓦当图像多是取材于现实而又经过了高度艺术夸张的超脱于现实生活的珍禽异兽，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构思、细腻而不繁琐的线条勾勒，将汉代质朴浑厚、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根据汉代瓦当纹饰，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图像纹瓦当、图案纹瓦当和文字瓦当。

图像纹瓦当

龙纹瓦当。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直径19.5厘米，边轮较宽，当面为一鼓目长髯，张牙舞爪的盘龙形象，龙身饰细密的鳞甲。

蟾蜍玉兔瓦当。直径18厘米，边轮主齿轮状。当面主纹是蟾蜍和玉兔，蟾蜍圆目鼓腹，身后有短尾，四肢屈张做跳跃状，玉兔鼓目长耳翘尾，做腾空奔跃状，周围衬以蔓草纹，取材于民间传说月宫里的蟾蜍、玉兔形象。

四神纹瓦当。由各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的四种瓦当组成，分施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殿阁之上，汉长安城遗址多有出土。由这几种动物组合成的一组图案，又称“四灵纹”。四神纹在汉代应用极为广泛，铜镜、漆器、石刻、砖瓦等各种工艺品的装饰上都时有出现。汉代将四神视作与避邪求福有关，它又表示季节和方位。青龙的方位是东，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代表冬季。这四种动物中，玄武比较奇异，它是龟和蛇的合体。“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

汉代人们更深信四神与天地万物、阴阳五德关系密切，有护佑四方的神力，因此托古改制的王莽特以“四神”瓦当装饰其宗庙，祈望以此驱邪镇宅，保佑宗庙乃至社稷江山永固。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地皇元年(20年)，王莽拆除长安城西苑中的建章宫等十余所宫殿，“取其材瓦，以起九庙”。九庙“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钜万，卒徒死者万数”^[2]，于地皇三年(22年)正月完工。可惜风雨飘摇的新莽王朝好景不长，次年九月，绿林军在一路攻陷洛阳的同时，另一路已将长安城围得铁桶一般，他们掘了城外王莽妻子父祖的陵墓，“烧其棺椁”，并将长安城南的九庙、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付之一炬，“火照城中”。十月一日，城破;三日，王莽被杀。由于这种“四神”瓦当为王莽九庙专用，历时极短，又遭到了刻意的破坏，所以其存世量相当有限。

青龙纹瓦当。直径为18.6厘米，边轮宽约2厘米。表面构图半浮雕饰一条青龙，身躯健壮，龙口大张，气势非凡。龙在古人的心中至高无上，龙又是神灵和权威的象征，历代的皇帝称之为“真龙天子”等。

白虎纹瓦当。直径19厘米，边轮宽2.1厘米，雄壮的虎身躯，围绕着中心圆，姿态威武，口张目瞪，利齿露出，首与爪前后对立，虎尾弯曲向上，正巧填补了多余的空间，协调了整个画面，使其构图均衡。

朱雀纹瓦当。直径15.8厘米，边轮宽2厘米。朱雀是古人想象中的吉祥物。它是孔雀、锦鸡、绶带鸟等类飞禽的综合体。由于时代的变动形象也在不断地变化。瓦当中的朱雀口衔宝珠，昂首直立，尾翘卷起，更显得威严凶猛。

玄武瓦当。直径18.5厘米，边轮宽2.1厘米。瓦面构图为龟做爬伏状态，为了谐调空间，蛇弯曲盘绕着蛇身，使呆笨的龟与灵敏的蛇成为龟蛇合体。这样一来，多余的空间参差错落，使整个画面紧凑而不呆滞，而却显得活灵活现了。

图案纹瓦当

图案纹瓦当是图像瓦当的发展和变体。图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有对生活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才能概括归纳出生动的图案形象来。虽然它们的象形性不强，其造型和图案不是对生活的直接模拟，而是一种间接的曲折的反映。初看起来似乎离生活较远，但我们能够找得出它们生活的源头以及追溯出它们所模拟的凭借物。

图案纹又可分为生活图案纹和纯粹的图案纹，前者以图案的形式表现生活的某些内容，如树木纹，树枝笔直，成双成对，平行对称;云纹，或钩状，或单尾，双尾，或连干树枝，置于空间，都是自然中少见的。此外还有穿云的箭纹、山形纹及一些变形的动物纹等，还可以看出其本来具体形象的痕迹，纯粹的图案则完全脱离其具体直观形象，而不能直接看出所依据的来源形象。

以云纹为主题的瓦当，与秦汉时期都城以象“天汉”、祥云缭绕、求仙升天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祈求太平、永受嘉福的享乐意识。是西汉瓦当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其花纹特征是:当面中心多为圆钮，或饰以三角、菱形、分格形网纹、乳钉纹、叶纹、花瓣纹等。云纹占据当面中央大面积的主要部位，花纹变化复杂多样。

图案纹是对现实生活中具体形象的高度提炼和抽象，是国画艺术的最高阶段。它运用几何线条简略地勾勒，是线的艺术。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的对象被简化、变形，其本来的含义已被逐渐忘却，而线条本身却在不断产生新的内涵。

文字瓦当

文字瓦当在汉代最具时代特色，占有突出的地位，内容丰富，词藻极为华丽，内容有吉祥颂祷之辞，如“长生无极”、“长乐未央”、“长生未央”、“富昌未央”、“千秋万岁”、“延年益寿”、“与华无极”等。也有涉及自然、生态、神话、图腾、历史、宫廷、官署、陵寝、地名、吉语、民俗、姓氏等等，反映了丰富的自然景观、人文美学、政治内容和历史文化。文字瓦当绝大多数为阳文，字数从一到数十字不等。

一字瓦当:

衛:传世很多，大都出自汉长安城遗址。当面为一“衛”字，通常占满当面。有的“衛”字较小，字外有一周网纹。有的当面或涂朱色，或涂白垩。如在陕西淳化县凉武帝村甘泉宫遗址采集的一件，直径15厘米，边轮宽1.2厘米，当面为隶书的“衛”字，从出土地点来看，应属汉甘泉宫卫尉官署所用之瓦。西汉时长安城及周围的主要宫殿均设有卫尉，执掌守卫或防卫，如长乐卫尉、未央卫尉、建章卫尉等。《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衛”字表示守卫之义，此种瓦为汉代卫尉或城垣、宫门的卫屯屋亭所用。过去一般认为“衛”字瓦当是秦始皇灭六国后，仿效卫国宫殿作之于咸阳，故在所施瓦当上标有“衛”字，此说不足为信。

“冢”:1996年，甘泉县博物馆同志在县城北的鳖盖峁采集到形制相同的4块“冢”字云纹瓦当。瓦当为泥质灰陶，直径15.6厘米、厚2.4厘米。窄高边轮宽1厘米，在边轮内单线弦纹将当面括成一个圆，中部为一方格，格内篆书一“冢”字。方格四角伸出界隔线与四乳钉相连，四分当面。

还有“关”、“郿”字瓦当。最近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眉县尧上遗址还发现一个“利”字瓦当。

二字瓦当:

佐弋: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直径13.3厘米，厚2.3厘米，当面自右向左横书篆体“佐弋”二字，字外有弦纹一周。《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秦官……属官有考工室、左弋。”“佐弋”即“左弋”，此瓦应为佐弋官署建筑所用。(www.xing528.com)

千秋: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件，直径18.5厘米，篆体“千秋”二字并列，自右向左横读，写得很散，布局似“千火禾”三字，另见山东所出土者，多为半瓦当，当面中间以双道凸线相隔为左、右区，每区一字，“秋”字也写成“禾”、“火”二字，章法绝妙。

还有“万岁”、“上林”、“甘林”、“年宫”、“梁宫”、“冢上”、“冢舍”、“华仓”、“成山”、“船室”等瓦当。大多表示官职、地名等。

三字瓦当:

有“宜富贵”、“益延寿”、“甲天下”等瓦当。以吉祥语为主。

四字瓦当:

四字瓦当在文字瓦当中是数量最多的，这是因为四个字在瓦当上比较容易排列。而四字瓦当中，以吉祥语瓦当最多，如“长生无极”、“千秋万岁”、“延年益寿”、“泱茫无垠”、“长生无极”、“长乐未央”、“大宜子孙”、“六畜蕃息”、“马甲天下”、“鹿甲天下”等。还有记事瓦当，如“汉并天下”、“单于和亲”等。

“千秋万岁”瓦当在吉语瓦当中数量最多、使用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长生未央”瓦当流行于西汉中期。^[3]

五字瓦当:

有在蓝田鼎湖宫遗址发现的“鼎湖延寿宫”瓦当。

六字瓦当:

有“千金宜富景当”等瓦当。

八字瓦当:

有“千秋万岁与地毋极”、“千秋万岁与天无极”、“大吉祥富贵宜侯王”等瓦当。

九字瓦当:

有“长乐未央延年永寿昌”、“延寿万岁常与天久长”等瓦当。

十二字瓦当:

该瓦当阳文篆书十二字:“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分三行竖列，行间及四周为乳钉和四叶纹。篆有方圆两种，婉曲刚劲，秀整可爱，布局协调，纹饰随圆形当面而变化。表达了“天命”、“神授”及“千秋万岁”的思想。在汉长安城武库遗址曾经出土几品这样的瓦当^[4]。

“与民世世，天地相方，永安中正”十二字瓦当是在茂陵陪葬墓霍光墓东侧发现的，是对汉代儒家的社会观的一种归纳，也是极为罕见的瓦当珍品。

二十一字瓦当:

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古代瓦当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文字瓦当，是一个残件，直径15.6厘米。据介绍该瓦当周围用篆文书写着:“程氏富贵为天思福禄延年保子孙长宜官秩寿万年”，由此可推测该瓦当应是程家所用。

文字瓦当是汉代瓦当的主流，内容丰富，其高妙的书法艺术价值更被历代文人墨客推崇备至。

瓦当艺术

汉代瓦当融书法、绘画、雕刻和工艺于一身，是实用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是值得称道的，故有“秦砖汉瓦”之誉称。其艺术性表现在:

其一，取材美

汉代瓦当纹饰的题材是十分丰富的，瓦当纹饰的取材几乎囊括了天上、地下、神话世界和人间生活的各个部分。从幻想中的猛兽饕餮、龙凤、四神图腾，到自然界各种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房屋、人物、云彩以及各种抽象的几何线条组成的图案和文字表达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情感等等，描绘出了一个龙飞凤舞、鹿奔虎啸、鸟飞鱼跃、祥云缭绕的极为丰富饱满、充满着非凡活力和旺盛生命力的艺术世界。以艺术特有的敏感触觉，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容纳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内容。

其二，造型美

瓦当艺术也是一种造型艺术，除瓦当自身体积的造型外，更着重的是纹饰的造型。我国古代瓦当一般都是半圆形和圆形，圆弧是一种富有动感和韵律美的造型，作为纹饰造型的背景和映衬，能更加突出整个画面静中有动、方圆结合的呼应和统一，增强了艺术形象的整体性美感。汉代艺术的浪漫色彩在瓦当的造型上被很好地贯彻融汇进去了。它以大幅度的动作、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颇具野性地塑造出一个个飞扬流动而又古朴可爱的艺术形象。如四神、蟾蜍与玉兔纹瓦当，完全是粗线条、粗轮廓的大手笔，不做任何细部的直接描绘，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却增加了它们力量与气势的美，构成汉代艺术古拙质朴的风格，简而不俗，夸而不饰。

其三，结构美

瓦当是兼实用与装饰为一体的建筑配件，这就决定了瓦当必须在相当高度的屋顶、檐头的位置上，在有限的面积上，在仰视和远视的重重局限下，尽可能以最为醒目突出的构图形式来实现自己的装饰性。古代瓦当纹饰不论是在中轴线对称结、辐射圆旋结构，还是在任意灵活性结构上，都力图作到主题突出、结构匀称，并顾及装饰效果的最大发挥，在这一点上是颇费匠心的。

其四，艺术美

瓦当文字多为篆书，也少见隶书，在圆这一特定范围内，以圆就势，促长行短。互为辟就，不取方正。其书法不拘一格，烂漫天真，气韵安定，丰满舒畅，艺术价值很高。充分发挥了篆文书法的装饰艺术效果。据统计，瓦当篆文的变化就有120种之多，可谓奇丽壮观。篆书之美是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状结构之上，即在于它们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瓦当书法正是利用有限的空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美，达到了与印章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

东汉以后，瓦当艺术走向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东汉以后，瓦当越变越小，瓦当艺术的光焰逐渐黯淡下去。我们怀疑这与此后建筑技术不断提高，瓦当已不像战国秦汉时期直接扣挡于椽头而又有保护椽子的实用功能有关。瓦当被椽子上横置的檩条架高而脱离椽子，实用功能的丧失最终导致瓦当蜕变为无足轻重的纯粹装饰。同时伴随着佛教的传入，文字瓦当和图案瓦当逐渐衰落，莲花纹瓦当兴盛起来，还有少数的佛像瓦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瓦当当面较小，纹饰以卷云纹为主，文字瓦当锐减。在唐代，莲花纹瓦当最常见，文字瓦当几乎绝迹。宋代开始用兽面纹瓦当，宋以后，瓦当艺术日落西山，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汉代瓦当的造型千姿百态，它不但是绘画、工艺和雕刻相结合的艺术，也是实用性与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在古建筑上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不仅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同时也是考古学年代判断的重要实物资料。此外，瓦当还是我国书法、篆刻、绘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对研究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代瓦当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图案、文字有助于了解古人的历史渊源、习俗，并对古代历史地理、思想意识的研究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唐宋以来，瓦当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随着不断发现新的瓦当，汉代瓦当的研究会更深入。

【注释】

[1]新华网，2009年10月21日。

[2]《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3]刘庆柱:《汉代文字瓦当概论》，见《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4]对于此瓦当，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秦的瓦当。对其出土地点学术界看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