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拓边与长城修建[1] 樊 凡
西汉长城(包括修缮利用故塞的部分和西汉新筑的部分)一共二万余里，西极新疆，东至朝鲜，北达外蒙，是历代长城中最长的。是在汉匈战争期间，随着汉朝势力的发展及汉朝与匈奴斗争形势的需要，对前代长城加以修缮或者新建而成的。
西汉时期使用的长城，按照其始建年代，可分为故塞和新边两种。从秦末汉初，历经了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之前主要利用故塞与匈奴、西羌等界边;营建新边的时间则从元鼎六年的令居塞开始，先后修筑了疏勒河长城、居延塞、外线长城等新边，大致在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修建了西域长城烽燧线之后，汉朝便没有再营建新边了。虽然营建新边的行动停止了，并不代表长城的利用历史就此终止。文献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期，为了对付北方匈奴侵扰，就曾经派人修缮了前代长城。而此之后，汉长城就没有再建设了。
西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汉之盛世，又全部体现在汉武帝时代，不但国家内部安定，财富充盈，而且四海升平，汉之威德广播至西域东辽，遂在西起欧亚平原流沙地区，东至秽貊朝鲜苦寒之地，均可见到汉文化的痕迹。这些均是基于汉朝的扩张，随着汉人脚步的进入而留下的。汉朝在这些新地通过委派官吏、设立机构、移民屯垦等措施，加强了对这些新开发地区的统治，也加快了汉文化的定型与汉民族的形成。
汉长城的修建，可以说最主要的是与匈奴战和关系的体现: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徒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亦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者。”[2]
“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3]
上述文献均是后代对汉武帝开边筑塞行为的评述，其实修建于武帝时代的新边均位于汉代新开发的地区，又以河西走廊、西域为重，所以西汉新边的修建是与汉武帝时期，打通河西，断绝匈奴与西羌的关系，直通西域的行为有关的。
一、西汉长城修建简史
在汉朝拓展新边之前，据有的是战国时期的六国土地，以及秦始皇时期开拓的部分新地，在这些地区，无论是战国时代，还是秦统一时期，中原政权均有修建长城等塞防系统作为防御匈奴、西羌、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设施。如:“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4]其中的赵武灵王长城位于阴山南麓;“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5]所记载的燕北长城，则是位于燕山地区，防御东胡的。如:“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6]其所记载的秦昭王长城，是位于甘肃、宁夏，以及陕北部分地区的防御义渠的塞防。并且在阴山北麓、狼山地区、银川平原、贺兰山地以及洮河流域等地区还有秦统一后修建的长城，即“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7]所言的由蒙恬修建的秦长城。
上述几道战国—秦朝的长城，均位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对抗的地区，正是由于防御上的重要性，才会被后代反复利用，即称之为“故塞”。从根本上来看，历代的长城修建历史均与故塞分不开，使用故塞与修建新边的行为长期并存，根本原因就是当国土面积没有扩大时，没有修建新边的必要，而利用故塞无疑是节省国力民力的最好捷径。对于西汉来说，汉武帝之前，汉匈实力对比悬殊，汉朝不但没有开拓新地的实力，甚至大量秦之故土均没入匈奴，所以汉高祖直到汉景帝时期，均是利用故塞为主。
汉武帝早期(建元元年—元光六年)是为反击匈奴做准备的阶段，比如“(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8]，并且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遣郎官张骞应募出使西域。此行主要使命是联合大月氏对付匈奴，即为打击匈奴作外交准备。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龙城大捷”是反击匈奴战争的开始。自此集中于元朔、元狩年间的汉朝反击战大规模展开，此为汉匈战争的第一阶段，主要致力于收复故土。直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在稳定了河南故地之后，才开始了开疆过程。即使这样，第一条新边的建设，也等到了十年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此时不同于元朔、元狩年间的汉匈战争第一阶段，汉武帝发动的第二阶段战争，侧重点已经进入西域，开始了与匈奴、西羌等势力对西域的争夺史。所幸的是由于第一阶段已经将匈奴势力消灭殆尽，所以在这场从汉武帝晚期到汉昭帝、汉宣帝时期仍然继续的西域争夺战中，汉朝一直处于优势。经过了第二阶段的战争，到了西汉宣帝时期，汉朝的国界北已经扩展到了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中蒙交界处;西到新疆、西域三十六国境内，东达朝鲜境内。在西汉广大疆域内，固有的界边地区，对故塞的利用仍然继续，在新地则是建立新边。
汉匈战争第二阶段是汉代新边的集中建设期。在这一段时期内，西汉营建的新边从整体上包括河西汉塞(令居塞+疏勒河长城)、居延塞;汉宣帝时期在罗布泊—库尔勒建设的西域长城烽燧线、外线长城(蒙古高原上的外线长城南线、北线)五条新边。这几条长城塞防各自的修建背景、建设目的各不相同，分别具有外交、连接、军事等作用，所以相应的长城体系特点、建筑形式、沿边郡县的设立、后代的沿用情况等也不同。
二、西汉新边建设
(一)河西汉塞综述(令居塞+疏勒河长城+西域长城烽燧线)
“河西”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因位于西河以西而得名。从汉武帝开发河西以来，汉王朝在这里设郡县进行管理。从自然地理来看，汉代河西地区是东起汉代金城郡的西河以西部分，西到西域三陇沙(今新疆库水塔格沙漠东北)，北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一线)以南，南山(祁连山)以北的这一个狭长地带，与今天所说的以乌鞘岭划分的河西概念不同。今天的河西的概念大致等同河西走廊的概念，即位于南北山之间，东南起自乌鞘岭，西北止于新疆三陇沙地区的长1000公里、宽1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
按照汉代的行政区划，河西地区包括汉代金城郡的西河以西所属的枝阳县、允吾县、令居县(即今天的兰州市西固区、永登县、武威市天祝县)，张掖郡全部(即今天的金昌市永昌县、张掖市、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酒泉郡全部(即今天的张掖市高台县、临泽县、酒泉市、玉门市、金塔县)，敦煌郡全部(即敦煌市、安西县)。这里是汉代主要的屯垦区，也是汉长城分布最集中的地区。笔者将河西汉塞的概念定位为位于汉代河西的全部长城。从修建时间上可以分为，有令居塞、疏勒河长城以及出罗布泊以向西的西域长城烽燧线。
1.河西汉塞的修建背景
河西汉塞是随着汉朝的扩张过程分段修建的，是与武帝时期一系列河西战争的胜利以及对河西地区的开发和屯垦措施相配合的。因此河西汉塞的修建原因，不仅仅是纯粹的军事防守。
事实上河西汉塞的修建与丝绸之路的开辟关系密切，河西走廊因其特殊而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当时从中原联通西域的通道。这与河西走廊依赖于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水系，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形成的绿洲区密不可分，这些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引水灌溉条件好，所以可以保证移民屯垦的实施，汉民到了这里也不会改变农耕经济方式;而且本地也具有优良的草场资源，汉代军马场多位于此处。这样就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双重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2.河西汉塞的建设过程
武帝时期围绕河西的争夺战主要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征伐河西的战役。“(元狩二年)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9]。“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以及“(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10]。
经过这两次战役，河西走廊局势基本已定，匈奴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11]可见匈奴势力已经不能再遮挡住河西走廊这条中原通往西域的唯一通道了，汉遂占有河西地，断绝匈奴西路。但是当时武帝并没有明确的开发意向，毕竟这里对于长期居于关中腹地的中原政权来说，是新开发的未知领域，当时只是“徙关东贫民处所夺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12]。只是后来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拉拢乌孙共同将匈奴彻底歼灭，却因为“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的原因未成功，到了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时，武帝才下定决心开发河西，以“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
史载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开始，汉朝开始正式经营河西地区，实施屯田、设立郡县，接着分段修筑障塞、开通驿道。始于此，经过了西汉、东汉的经营，带来了河西地区的繁荣。作为汉代经营河西手段之一的长城建设，则体现出不同步性，即开拓新地的时代虽始于元狩二年，却没有立即建立新边，而是先建立郡县:“(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余人来降……以其故地设为武威、酒泉郡。”[13]直到漠北战争之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才修建了令居塞。
所以河西汉塞的出现是与汉朝沟通西域的政策直接关联的。并且根据开拓西域的步骤采取了分段分期修建的原则，河西汉塞的修筑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筑令居—酒泉塞。《史记·大宛列传》:“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14]
第二阶段: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筑酒泉—玉门塞。《史记·大宛列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击姑师，掳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15]
第三阶段: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由张掖筑塞至居延泽，和修建休屠城至休屠泽的休屠塞同时进行。《史记·大宛列传》:“(太初三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本年还修筑了外线长城，“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16]。
第四阶段: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由敦煌西筑亭燧至盐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西至盐水，往往有亭”[17]。
第五阶段: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修建了从盐泽西至渠犁的西域长城烽燧线，这段烽燧线也算是广义的河西汉塞。
除了上述西汉新边外，不少研究者也有若干新发现。如吴礽骧经实地考察后认为，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还有修建媪围塞，是由汉代媪围县筑塞至揟次县。这段边塞位于媪围县，扑寰县北面，用来保护新开的北驿道[18]。
(二)河西汉塞分述
令居塞
令居塞是以令居县为防守中心的边塞体系。令居这一地区，其实也就是汉代金城郡所在。金城郡是渡过西河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经过了金城郡，从祁连山地开始才算进入了河西走廊地区。令居塞经考古调查证实在龙首山、合黎山北麓上均有相关遗迹发现:东起兰州市西固区河口镇的黄河岸边，经过天祝县、古浪县、武威市、永昌县、山丹县、张掖市、临泽县、高台县，最后止于酒泉市北大河东岸。按照汉代的行政区划来看，则跨越了金城郡部分地区(永登县、天祝县)、武威郡(武威市、景泰县)、张掖郡(永昌县、张掖市、山丹县)、酒泉郡(临泽县、高台县)。
关于令居塞的始建年代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等两种说法。笔者将《史记》与《后汉书》中有关匈奴、西羌活动的文献，结合考古发现，来做一简要探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9]。
《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说明漠北之战后，汉朝新收复了朔方以西至令居这一带区域，这一带位于黑山峡以南、靖远以西北之间，沿着腾格里沙漠南缘分布，包括景泰县、古浪县等地，与匈奴相隔沙漠，漠北即是被驱逐以后的匈奴残部。
而此处文献中说的“朔方至令居间”的“令居”笔者认为当指的是令居县，应该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打通河西之后汉朝渡河修筑的第一座边堡。“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史记·大宛列传》注引臣瓒语“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颜师古注引臣瓒曰“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20]。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修筑令居塞这段工事，而是指先通渠置田，建立令居县等边城，在加强开发的同时开辟新的经济区这一措施。
令居塞的建设晚于令居县，笔者认为与西羌有关。令居县建立之后，环境并不安定，主要是因为羌人居于南部三河地区[21]，与北部匈奴的处于交关状态，使汉朝西部边界处于合围中，如“(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羌)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22]。可见公元令居县是汉代的西部边界也是汉羌格力交界矛盾多发的地区。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出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此处的“令居”则指的是令居塞而不是令居县。《后汉书·西羌传》中也说:“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23]可见令居塞的建立，的确与西羌势力退出河西有关。而这一对羌战争则是在元鼎六年发生的，所以令居塞的修建当在元鼎六年。
疏勒河长城
汉代疏勒河流域包括酒泉郡、敦煌郡，现在属于玉门市、安西县、敦煌市，金塔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内也有一小段。[24]疏勒河在战国时为乌孙、月氏所在地，西迁之后变成匈奴浑邪王所辖地，汉武帝取得河西战争的胜利之后，“断匈奴右臂”，设置了河西四郡，置两关，并沿着疏勒河修建了一道边防线，这便是疏勒河长城。
汉武帝时期为了保证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在河西通道的建设和维护上十分重视，因此河西汉塞的修建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过程。除了修建从令居至酒泉的令居塞，从酒泉继续向西，则沿着疏勒河流域一直到达古盐泽地区，即今之罗布泊。
《汉书·地理志》称“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灌民田”，南籍端水就是指疏勒河。汉时，疏勒河上游地区为羌人所居。疏勒河主流流向西北，经三道沟、桥湾、布隆吉尔、双塔、小宛、瓜州、西湖等地后流人汉沙州(今敦煌县)境再向西至黄墩子地区与党河相汇后向西流。途经大、小月牙泉、波罗湖进人河仓地区、哈拉湖、榆树泉盆地，至库木塔格沙漠东流人沙海。
从地理环境来看，疏勒河流域沿途有多处大型沼泽，当时均是重要军事屯田区。今天被考古证实的这段汉代新建长城塞防，正是位于东起酒泉郡，西至西域榆树泉盆地，即位于今之张掖市金塔县，以及玉门市、安西县，敦煌市境内。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看，敦煌市是由敦煌都尉其下的中部都尉、玉门都尉、阳关都尉共同管辖的;安西县是由宜禾都尉管理的;金塔县是由酒泉郡北部都尉管理的;玉门市是由酒泉郡西部都尉管辖的。[25]
可以看出这段汉塞沿着疏勒河分布，正是为了保护疏勒河沿岸的汉代屯田，而且这一线也是联通西域大道的主要路线，所以汉朝在这里建设了长城体系与移民屯垦互相配合的边防系统，使得河西通道具有一个稳定的军事、经济上的保障基地，这也是与武帝时期开发河西地区的政策密不可分的。
疏勒河长城路线绵长，在所经路线上以及修建时间上均可以分为酒泉至玉门段以及出玉门以西至盐泽这两段。大约完成于前110年至前105年。
在本地未筑长城之前，汉廷先在敦煌郡绿洲北部沿疏勒河设立了三个都尉府，即宜禾都尉府、中部都尉府、玉门都尉府;接着，在敦煌郡境西边又设立了阳关都尉府。每个都尉府，各辖若干候官，候官管辖若干烽燧。最初的烽燧，皆设在疏勒河南侧，各都尉府均属郡太守统率。如此构成早期全郡统一的军事防御系统[26]。
接着便着手于新边的建设，前后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修建了酒泉至玉门一线。即文献中所记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击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27]。《汉书·西域传》对这次战争也有描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28]
第二阶段修建了玉门至盐泽一线。这条边塞的修建与武帝晚年征伐大宛关系密切: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梨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29]所言的亭燧线。
西域汉长城烽燧体系
汉武帝时期修建的长城止点位于罗布泊榆树泉附近，但是完成于宣帝时期出罗布泊直到新疆库尔勒地区的烽燧线，也属于长城综合体系中的一部分，是适应西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汉塞形式。这道烽燧线的存在现在已经通过了文献以及考古调查的证实。
汉武帝时，桑弘羊建议在轮台屯田，“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议……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30]。武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今请远屯轮台，欲起亭遂，是忧劳天下，非所以扰民也”。但最终实现则是到了昭帝时，“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屯轮台”[31]。与轮台屯垦配合的是军事设施的建立，所以轮台一地的亭燧当建立在昭宣之世。是为了配合西域屯田而建设的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基本分布在轮台、渠犁、车师、伊循、赤谷城等地，时间最早始自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最晚到王莽时期，前后约一个世纪左右。
早在系统的考古调查之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带的长城遗迹，如张维华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中言及“近世考古者，或言自白龙堆蒲昌海而西，在库鲁克塔格山之南麓，发现汉时亭障遗址，绵延达百余里，是汉在西域通路上，亦筑有防塞”[32]。
今日考古发现已经证实，西域地区的汉代烽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不断出现，延伸到焉耆、龟兹等西域古城之中，止点当在库尔勒、阿克苏一带。出玉门关向西的资料更加丰富:从新疆东部的营盘西北，又发现绵延不断的烽燧线。这条烽燧线沿库鲁克塔格尔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经沙漠至库尔勒的丝绸古道旁，并直至库车西北为止，在170公里以上的古道旁，是烽火台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东西长达二百公里。[33]并且这一带与烽燧线并行的还有若干城址，如在吐鲁番至阿克苏的途中，以及库车、拜城一带均有发现汉代烽燧和城堡遗址;如拜城东北的喀拉达格山也有汉代列燧;奇台县石城子有汉代城址，遗址中出土云纹瓦当、板瓦、筒瓦、五铢钱等典型汉物。
这些亭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河西汉塞的发展和延续。它们不仅构成了一条军事防御线，而且还构成了交通线和供给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亭障还为汉朝向更西的远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了军事上与经济上的双重保障。
(三)外线长城与居延塞
汉武帝时曾在阴山山脉之北修筑了长城，它被称为“外城”，可知当时在阴山地区使用的长城有好几道。由南往北数，第一道在阴山南麓，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长城，相对于上述“外城”，便应是“内城”;第二道长城在阴山山脉之中和阴山北麓，也可以叫做“内城”;第三道就是蒙古高原上的“外城”遗址。因此将这些长城遗迹综合考虑，似乎可分别称为内长城、中长城和外长城。
外线长城与居延塞的修建背景
根据文献记载，漠北之战(公元前119年)结束的汉武帝晚年，此时汉匈之间的形势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漠北之战后经过八年的休整期[34]，进入了汉匈战争的第二阶段，外线长城、居延塞，以及疏勒河长城的第三段敦煌至盐泽亭障，均是在第二阶段内修建的。因此要搞清楚外线长城与居延塞的修建背景，必须要与第二阶段的战争形势结合起来。
第二阶段相比第一阶段，呈现出很多新特点，最重要的就是匈奴力量已经不复崛起，汉武帝此时的目光已经越过河西，进入更加广袤的西域。武帝后期的外交基本上均是面对羌族、楼兰、乌孙、大宛、月氏等西域民族的。笔者经过分析比对，得出这样的认识，即第二阶段的战争，均围绕着汉武帝想要通西域，征服诸国的愿望，所以此阶段内的对外关系，也围绕着这一根本目的。
这一时期从匈奴整体情况来看，已经很难与汉朝抗衡了，《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亲率大军北巡，“自云阳，向北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而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耀兵十八万骑于境上”。并且遣使告谕匈奴单于臣服:“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单于能战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待也。不能即南面而臣。何徙远亡走，匿于幕北苦寒无水草之地，毋为也!”[35](www.xing528.com)
但是由于游牧经济的固有缺陷，匈奴扰边犯境的行为没有终止，不但常有小股骑兵骚扰汉边，并且常常与西羌联手，南北夹攻汉朝河西新地。所以从元鼎五年开始，汉朝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匈(羌)战争。长达八年的对峙局面结束的标志即是元鼎五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并夹攻汉西北边郡，欲以夺回其河西故地”[36]。西羌攻汉之金城郡，匈奴则攻五原，“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37]。
第二阶段，汉匈争夺的重点在西域。因为在之前的汉匈战争中，匈奴赖以生存的河南地、河西走廊均已没入汉室，所以西域是匈奴不能放弃的最后底线，也是从中获取人力、物力资源的重大根据地。故第二阶段的战争，是围绕西域之争而战，也是汉朝必须面对多个民族的过程。根据太初年间的汉朝、匈奴、西域诸国的关系史，笔者认为:在漠北决定性战役之后汉朝还要修建外线长城的根本原因在于，匈奴的略边行为还是频繁发生。
面对匈奴侵扰，其实汉廷诸位大臣，力荐武帝先放弃大宛战事，专心驱逐匈奴，但是武帝并没有照办。笔者认为，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汉武帝将全部兵力投入于大宛战场，所以在漠北只能通过修建塞防等来保护内地。即《史记·匈奴列传》、《汉书·武帝纪》、《汉书·匈奴传》等记载的“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38]。
外线长城
外线长城，是汉代新建的最北面的长城，已经到达了中蒙边界，另外在额济纳河流域，以及甘肃省张掖市金塔县也有遗存。从考古调查来看，是两条近于平行的塞垣。目前基本上认为北线时代略早，刚建成不久即被破坏，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39]。因此汉王朝不得不新建了位于南边的另一条长城，即我们今日所见的外线长城的南支。两者基本平行，走向几乎一致，只是到了中蒙交界处分支，通常认为北支进入蒙古国，南支则折回中国国境，一直向南蜿蜒。至于有没有到达额济纳河流域与古居延塞相接，目前尚有争议。
这条外线长城修建在极北的蒙古高原地区，虽然自然环境很差，不适宜实行移民屯垦等措施，但是外城存在并且利用的年代里，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昭宣中兴”之所以产生，与外线长城的捍卫作用密不可分。史载，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归汉，“自愿请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40]。所谓光禄塞，即这条光禄勋徐自为所筑外长城。汉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再次朝汉，为了感谢汉元帝将王昭君赐其为妻，他上书称:“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41]但是被汉朝拒绝，汉朝在外长城一线始终有驻兵。由此可知至少在汉武帝汉昭帝汉元帝的六十九年间，外线长城始终是汉朝的重要边防。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归汉后，这段“外城”才逐渐失去了它军事上的意义。
居延塞
居延塞是位于今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境内弱水沿岸的汉塞遗址，因为这里是古代居延泽所在，故名居延塞。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朝修筑外线长城的同时，修建居延泽上的居延塞，主要作用就是保护酒泉郡以及连接外线长城与河西汉塞。
从考古调查来看这段汉塞的总体走向是从金塔县进入额济纳河，向北直达当时殄北侯官的治所宗间阿玛，全长230公里。从居延汉简并且结合考古发现来看，居延塞是以居延城为中心的边塞体系，其东北濒临古居延泽，古弱水斜贯其中，两岸为汉代的垦区。汉代在垦区的西南北三面修筑有一系列城障烽燧，在垦区周围，也有许多城障和烽燧，均以居延城为中心，从而组成了完整的军防体系。
居延塞的修建时间与外线长城一致，所以两者的修建大背景也一样。至于建设居延塞的直接原因，不但与外线长城有关，也与当时汉朝面临的边患有关。秦汉之际，匈奴的骑兵沿弱水南下而进入河西走廊，既控制了自漠北而至河西、西域之通道的要冲，又可沿甘州河翻越祁连山而到达羌人的游牧地区。显而易见，封堵此一缺口，对汉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虽然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筑疏勒河长城，将这一缺口用长城封锁起来，但匈奴远遁漠北后，对汉朝北部边界的侵扰还会时有发生，因为漠北沿弱水两岸通往河西的通道并未切断。并且自漠北战役后，匈奴单于王庭不断西移，渐与汉酒泉郡相近。因此，酒泉郡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而古居延一带更加成为关乎大局的战略要地。
针对此种情况，汉廷不断采取措施，试图强化河西防务的这一薄弱环节。起初，汉朝以重兵屯守居延的方式来控制此地。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在这一带修筑起障塞亭燧，即今之居延塞防体系。[42]因此保护酒泉郡，加强酒泉郡的北部防御是建设居延塞最主要的目的。
另外根据实地考古调查，也可以看出，居延塞建立后，原先位于偏远漠北地区的外线长城，便可以与河西防务通过居延塞相连，这无疑是西汉长城建设总体布局中，联系全国塞防为一体的重要举措。
至此，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修筑了由朝鲜半岛至新疆长达二万余里的长城与烽燧亭障体系，保障了汉代通往西域的大道畅通无阻。这是从文献以及考古调查均得到证实的。
另外也有学者结合文献以及实地调查，认为在部分地区也有汉代新建的长城:如河西地区的位于民勤县西沙窝中的休屠塞、位于古浪县—景泰县—宁夏地区—狼山地区与明代大靖新边平行的媪围塞，以及连接居延塞与外线长城的，阿拉善盟的烽燧线等。[43]
除了西北部与北部，在东部地区，也有学者认为有新建长城塞防系统。如在汉朝主要利用赵、秦、燕长城的阴山、燕山地区的某些地段，可能还存在着汉朝新建的为了连接全国塞防的长城，如赤城龙门所的“二道边长城”，有些学者认为是汉长城与明长城[44];还有张家口—承德地区的汉南迁长城烽燧线，便是文献所记载的“(元朔二年)弃上谷斗僻造阳地予胡”[45]后，汉代新建的塞防，相比北部的燕长城是边界南缩的表现，而且从实地调查来看，这条新边基本上由烽燧组成，墙体很少。
在辽东地区，最早是燕昭王修建的燕北长城，秦汉两代均沿用了这一带的燕长城。汉初以及元朔二年弃造阳地之后，燕长城东段大部分都没有利用，直到元狩四年漠北大捷，霍去病东出代地，打击匈奴左贤王之后，汉朝才能够拥有这里。但是就考古情况来看，燕秦长城遗迹明显，到了医巫闾山附近则消失，向东走向为何一直是学界较为纠结的问题。
朝鲜境内据说也有战国、秦汉长城，汉代早期利用的故塞里，确实也有“辽东故塞”，但是在朝鲜境内的走向、终点情况如何，则需要结合汉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来研究。此不赘述。
因此，我们认为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
【注释】
[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长城研究”(10JD0007)资助。
[2]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873页。
[3]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773页。
[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5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6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5页。
[7]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中华书局，1982年，第2565页。
[8]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78年，第164页。
[9]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8页。
[10]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78年，第176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一一零·匈奴列传第五十》“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条下注引《西河故事》:“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慜惜乃如此。”中华书局，1982年，第2909页。
[12]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9页。
[13]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78年，第176页。关于武威郡、酒泉郡的设立，在《史记·武帝本纪》、《甘州府志》中记载大致相同。
[1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0页。
[1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2页。
[1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2916页。
[17]吴礽骧在《河西汉塞的考察与研究》中认为这道长城修建于前100年至99年左右的天汉初年。可见于吴礽骧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汉塞的考察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18]关于媪围塞与休屠塞，见于吴礽骧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汉塞的考察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1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2911页。
[2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0页。
[21]三河地区是羌人的活动腹地，《续汉书》注曰:“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见于班固:《汉书卷八十七·西羌列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第2875页。
[22]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页。
[23]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7页。
[24]吴礽骧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25]吴礽骧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26]吴礽骧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27]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页。
[28]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876页。《汉书·张骞传》以及《史记·大宛列传》也有记述此次战争。
[29]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873页。
[30]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中华书局，1978年，第3912页。
[31]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中华书局，1978年，第3916页。
[32]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年。
[33]叶小燕:《中国早期长城的探索与存疑》，《文物》，1987年第12期。
[34]八年的休整期指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到元鼎五年(前112年)，这一阶段内汉朝未主动发动对匈战争。
[35]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西域传第六十四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772页。
[36]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78年，第188页。
[37]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中华书局，1978年，第2876页。
[38]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776页。关于外线长城修建的文献，也可见于《读史方舆纪要》:“孝武出师征伐，斥夺北地，攘之于幕北。建塞檄，起亭燧，筑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以少安。”可见于: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
[39]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776页。
[40]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中华书局，1978年，第3798页。
[41]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中华书局，1978年，第3803页。
[42]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43]见于吴礽骧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
[44]见于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45]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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