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三公制度探究-秦汉研究．第5辑

三公说与两汉三公制度　汪　超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三公之制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其形成时间，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成帝之时，但三公的说法产生的时间则要更早一些，故而在汉儒眼里，三公之制已是一项古已有之的制度。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蓋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1]这是班固所记录的当时有关三公的两种说法。有关三公的说法是怎样一步步形成，三公说的具体化又对两汉的政治产生何种影响，以下笔者将就此问题做以探讨。不足之处，还望指证。

一、西周无三公之制

案三公之说于先秦文献中习见。班固兼采汉儒们的说法，认为西周存在所谓的三公之制，以“太师、太傅、太保”或“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也即三公的三太说与三司说，三公地位于百官中最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天子，于朝政“无不总统”。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三公”一词不见于《诗》、《书》(不包括伪古文《尚书》部分)等经典之中，即使是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无迹可寻，但后人在解经做注时，却喜欢无端比附。《尚书》伪孔传，于《顾命》见有云“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之语，则认为“太保、毕、毛称公。则三公矣”^[2]。按此，毕公、毛公既为三公，反在芮伯、彤伯、卫侯之后，于理不合，且伪孔传之说毫无根据，当为附会信口之言，不足为信。另外，《公羊传》隐公五年有解释三公的说法:“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3]首先，此所谓的“一相出乎内”语焉不详，本有拼凑之意，而又以周初之二公合以所谓的“一相”拼凑为三公，即使是时真有三位称公者，亦属偶然，岂能成为制度，而更何况连此“一相”的明确所指也不明了呢?足见此实为拼凑“三公”之妄说，不可凭信。

证之于西周金文，亦不见有提及三公之言，而后人所谓三公的“三太”与“三司”之说，从现有的金文资料看，也是很有问题的。首先来看“三太”说的问题，其中太傅一职，于金文中根本无迹可寻;太保一职，仅见于西周早期铭文，且多指召公，如太保鼎、作册大鼎等;而太师一职，仅见于西周中晚期，如师望鼎、伯公父簠、太师簋等，且有伯太师与仲太师之别。可见，“三太”中或无太傅，而在某一时期内，太保与太师二职只存其一，以太师、太傅、太保三职都难以凑齐，而以此三太为三公，且认为是一种制度，这真是无从谈起。而伪古文《尚书》用其说，不过其诿避道:“(三公)官不必备，惟其人。”^[4]此更为推诿之言，无须再论。而三司说的问题恰恰相反。三司文献与金文中常见，并常相并称，只是金文中写法与文献稍有差异，金文司徒或作司土，司空作司工，以此三司为三公的问题在于，三司的地位是否真的达到了三公总揽朝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种高度呢?以金文为例，裘卫盉与五祀卫鼎铭文中，三有司仅为上级命令的执行部门。而据毛公鼎铭文，毛公被周王授令管理卿事寮、太史寮以及公族、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周王近臣亵事等众多官吏与部门，三有司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三司长官常于西周册命金文中充当傧佑，可知其地位也不低。另据《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善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柄维师氏”^[5]，其中三司之一的司徒在这些权臣里排在第二位，地位已是不低，但毕竟有较其地位高者在。可见，三有司虽在西周王朝内地位虽已不低，但如要去比以三公，则断难令人信服。据此可知，汉儒们认为西周存在三公之制，并将其具体化到三太或三司的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西周时期是不存在所谓的三公之制的，三公说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其源流的演变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三公说的产生及其发展

要弄清楚三公说什么时候产生，我们首先来看看最早提到三公一说的几种先秦文献:

1.《国语》

“是故天子大采之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氏、维旅、牧、相宣序民事。”《鲁语下》

2.《老子》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为道》

3.《墨子》

“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尚同》

4.《逸周书》

“(武)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豐保解》

“尹氏八士，太师三公。”《武寐解》

“三公之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明堂解》

“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呜呼!天子、三公，鉴于夏、商之既败。”《祭公解》

“维五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史记解》

上述所引几种文献中，《国语》当为春秋晚期的作品，《老子》则作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墨子》乃战国早期的作品，《逸周书》除有几篇可以肯定作于西周外，也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作品，上面所引几篇即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涉及三公最早的文献也只是春秋晚期的，这也就是说，三公说最早也只可能产生于春秋晚期，后来的文献只是对这种说法的因袭罢了。不过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就是这些先秦文献中，虽然多谈三公，然而却没有一处能给出三公的具体所指，这足见最初产生的三公之说并不像汉儒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三个具体的官职，那么它究竟所指是何，三公之说又为什么会产生在春秋晚期呢?我想这是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西周覆亡以后，平王东迁，周天子地位骤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6]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春秋早中期，齐、晋、秦、楚相继称霸，而王畿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又加之蛮夷戎狄交相侵犯，王室外患不断，国土日渐消割，天子式微。而到了春秋晚期，晋楚争霸渐近尾声，弥兵运动兴起，周王室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然而王朝内的卿大夫们却没有乘此良机，尽心辅弼周王，以光周室，反而相互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结党营私、拼杀争斗不已，致使王室内乱相继，大夫家难不断。如景王初年，儋括企图杀景王而立景王弟佞夫，致使王子佞夫为尹氏、刘氏等畿内卿大夫所杀。鲁昭公七年，周王卿士单献公因弃亲用羁，被本族大夫所杀。鲁昭公十二年，周大夫原伯绞虐其舆臣造逐，原舆人立其弟公子跪寻。同年，甘悼公欲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勾结卿士刘献公，杀害同为周王卿士的甘悼公，立成公孙鰌为甘平公，并杀悼公党舆过等七大夫。又鲁昭公十八年，周大夫毛得杀毛伯过而代居其位。而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驾崩，“王子朝因旧官百官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7]。而王畿内世卿大族分为两派，相互攻伐争斗，导致王室全面内战。其中王子朝的支持者计有尹氏、毛氏、召氏、原氏、鄩氏、南宫氏、儋氏、宾氏等，后来甘氏也加入了王子朝的叛乱;而悼王、敬王的支持者主要为单氏、刘氏、樊氏、巩氏等。子朝之乱前后持续近二十年，大小战斗数十次，差不多王畿内所有世卿大族都卷入了这场斗争。此次战乱使本已衰微的王室元气大伤，而导致叛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王朝内世卿大族相互间的争权夺势。在当时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下，王朝的卿大夫们本该韬光养晦，竭力辅弼周王，以光周室，反而置周王于不顾，钩心斗角、争权夺势到了极点，致使王朝内乱不已，“王室遂卑”^[8]。于是，王朝内有人感此情形:在西周时期，百官公卿尽心竭力，辅弼周王，而周王也能选贤任能，使得周天子恩威浩荡，四方戎服;而这些正与当时的情形形成巨大的反差，于是其便托之以西周三公之说，以对时局进行反讽，也是对当时的公卿大臣的劝谏与呼吁，而最有可能率先提出此说的应当为王室的史官。其中的“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有特定的意义，“公”则指王朝内处于尊位者，或为王朝尊位的泛称。卜宪群先生就认为:“在‘公’字前加上‘三’字，正是‘三’的特殊含义所决定的，是对古代公卿‘辅贰’制度的一种抽象概括。既有一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又非实际所指。”^[9]三公说正是在春秋晚期王朝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在当时只是一种概念性的学说，所以其最初是没有明确的所指的。

战国时期，三公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已被当时众多学派所接受，因而各个学派纷纷大谈三公，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学说，化为己用。如《墨子》代表墨家谈三公，《孟子》、《荀子》代表儒家谈三公，《老子》代表道家谈三公，《韩非子》代表法家谈三公，《吕氏春秋》代表杂家谈三公，三公之说一时很受诸子百家所青睐。同时，由于战国时期各国竞相变法，立志富国强兵，对人才方面极为重视，故而战国时期的三公说有着明显的选贤任能的色彩。如《墨子·尚同》云:“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10]又如《荀子·儒效》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11]不过战国时期百家虽都大谈三公，但此时的三公依旧没有明确的所指，就连时人追述西周官制的《周官》一书，在提及三公时，也并没有具体指出三公是哪三公，其究竟所指为何，三公说在当时依旧只是一种概念性的说法。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随着统治者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加强其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控制，因而仅有儒家继承并发扬了先秦时期的三公之说。而又随着秦汉三公体制的形成，加之汉儒们解经以及时局的需要，故而在汉儒那里，三公说已由先秦时期一种概念性的说法，进而有了丰富的内涵，其最主要的便是三公有了明确的所指。不过由于学派之间的分歧，也导致对解释经典的看法以及古史观念的不同，关于三公的说法也产生了分歧。《大戴礼记·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12]其以三太即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依其文义，是知其所谓的三公似皆为教育和辅弼太子而设立的，故师、傅、保前皆冠以“太”字。从此说者有贾谊的《新书》以及后来的伪古文《尚书·周官》等。而更多的汉儒则主张以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其多见于今文经学派的著作里。如《韩诗外传》云:“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马、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13]其以三司为三公，三司分别代表了天、地、人，而三公既是天子最高的辅弼者，这也就表示天子便是天、地、人所有一切事物的最高主宰者。此种三公说当是汉儒们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以发挥微言大义的结果，而任意发挥比附、畅抒微言大义又是两汉今文家的特色，故而以三司为三公的说法多见于今文家的著作之中，从之者有《尚书大传》、《白虎通》以及《周礼》郑玄注等。而正因为以三司为三公的说法是汉儒们发挥微言大义的结果，主张此种三公说者多为今文家，今文经学又是当时的显学，为政府所提倡并保护，故而在两汉时期，以三司为三公的说法便较占上风，其成为三公说的主流说法。不过班固在作《汉书》百富公卿表时，不盲目信从，将两汉时期这两种关于三公的说法都记载了下来，而这也体现了史家秉笔直书、如实记录的优秀品质。

三、三公说与两汉三公体制的形成

不过任何理论都是为了现实需要服务的，两汉时期三公说之所以会被具体化，一方面是因为汉儒们附会解经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统治者分割相权、加强君权的需要。尤其在西汉后期儒学全面发展，开始干预政治的情况下，汉代的三公说也逐渐由理论走向实践，这种具体化了的三公说，尤其是今文家以三司为三公的说法，成为两汉时期的三公体制的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关于两汉三公体制真正确立的时间，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成帝时期，不过传统说法则认为秦时便已有了三公之制，故而我们先来看看秦的三公问题。杜佑《通典》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14]而后人见秦时以太尉、丞相、御史大夫三职并提，而以此为秦之三公，并进而认为秦代便已有了三公之制。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15]胡注是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的最早的说法，在此之前，并没有人将此三职称为三公的。细细考究，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秦代并没有所谓的三公之制的。首先，秦代实行的是丞相制，丞相有二人，分左右，称左右丞相。《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16]是知始皇时，李斯与冯去疾分任朝廷左右丞相。既然秦时已有丞相二人，倘按胡说，另加上太尉、御史大夫，则人数上已超过三人，如再以此比附三公，于理不合。而《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17]这也说明秦代实行的是丞相制，而不是三公制，秦时无三公。其二，文献中虽然提到三公的说法，但这只是对先秦那种模糊的三公说的继承，是对王朝尊位的代称，于战国指相位，于秦则指总领百官的丞相。如《春秋公羊传》鲁隐公五年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18]相职战国时期方才产生，《公羊传》的说法明显是用当时的相位去比附三公，而秦亦因之而不改，代指丞相之位。《史记·白起列传》云:“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19]又《史记·李斯列传》:“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20]这里所谓的三公，都是指丞相，因为丞相总领百官，统领朝政，于王朝内为最尊者。而先秦时期三公说本来只是以三公为王朝内尊位的代称，因此秦时称丞相为三公，只是对先秦时期那种模糊的三公说的继承，并不是说秦代真的有了明确的三公制度。其三，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秦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不对等，不可能是地位相等而并列的三公。其中，丞相为金印紫绶，御史大夫仅为银印青绶，为丞相之副，故而其自不能与总领百官的丞相相提并论。且《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也明确写道:“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21]这说明御史大夫只是卿，秦时能以三公代指的只有丞相。因此，秦代并不存在并列的三公，秦时实行的是丞相制而不是三公制，秦代无三公。

汉兴，其在官制上对秦制“因循而不革”^[22]，仍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职，丞相地位仍为最高，故而其基本上实行的仍是丞相制。不过到了西汉成帝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御史大夫被“更名为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23]，与丞相地位相等，《通典》云:“成帝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丞相，是为三公，皆宰相也。”^[24]成帝改制，使得宰相之权被一分为三，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尊地位，被三人的平起平坐代替了”^[25]，三公制度正式确立。而三公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是由于秦汉之际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统治者分割宰相权力，以加强皇权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与当时具体化了的三公说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政治化儒学得到全面发展，儒学思想逐渐干预政治的情况下，这也使得两汉具体化的三公说，特别是今文家所倡导的以三司为三公的说法，由理论走向了实际，并影响到两汉的政治制度。

汉初，统治者为了休生养民，采用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与民休息。武帝时期，随着国势的强盛，统治者开始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以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儒学方开始兴盛。但武帝与随后的几位皇帝实际采用的是阳儒阴法的治国方略，即虽对儒家学说表面提倡与尊崇，但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家政治。如宣帝时，时为太子的元帝好儒，宣帝就告诫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6]不过“柔而好儒”^[27]的元帝继位以后，尊崇儒术，并且“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28]。儒生开始被广泛地委以要职，甚至能出任外朝首脑的宰相，而这也使得儒家学说开始大为兴盛。同时，由于儒家思想倡导士人积极入世，匡世济国，而汉儒们又喜欢附会古制，是古非今，故而在其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之时，便积极将儒家思想付之于实践，这自然包括儒生们所热衷的前代之制。三公说由理论到实践，从一种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在当时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三公说自然也被提上政治日程。汉成帝时，大臣何武上书建议仿周制，实行所谓的三公之制，尽管这只能算是汉儒们眼里的古制。《汉书·朱博传》记载:“及成帝时，何武为九卿，建言:‘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29]不过由于在当时儒学的主流是今文经学，其为汉代儒家学说的正统，而今文经学又主张以司徒、司马、司空三司为三公，故而两汉的三公多指此三司，朱博所建言的三公体制，就是以今文经学家所倡导的三司说为模本的。于是成帝绥和元年，“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绶，置官属，罢骠骑将军官，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备三公官焉”^[30]。即以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三公地位等同，三公制度正式确立。而可以肯定的是，成帝时所建立的三公体制，是以汉代今文经学家关于以三司为三公的说法为模本的，只是丞相一职保留。而到了哀帝时，丞相更名为大司徒，这使得汉末的三公体制进而与汉代今文经学以三司为三公之说完全相合。王莽篡汉后，仍以三司为三公。《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云:“王莽时，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31]不过王莽在参之以今文家三司说而设立三公的同时，又参之以三太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的说法，设立所谓的四辅，位在三公上，称上公。这些明显是新莽政权杂之以汉代两种具体化了的三公说而进行的官制变革，以适应其托古改制，解决当时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的需要罢了。东汉建立以后，仍继之以三司为三公，“光武中兴……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32]，即仍以三司为朝廷内的最高首脑，只是在后来改司马为“太尉”，其所实行的仍是三公之制。不过东汉时期的三公已成为位尊权轻的虚位，此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33]。但不可否认，从西汉成帝以至东汉，在中央官制方面，贯穿其始终的一直都是三公体制，而这种三公制度的直接来源便是汉代具体化了的三公说，尤其是今文家关于以三司为三公的说法。

总之，西周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三公之制，三公作为一种说法，最早产生于春秋晚期，是在王朝内卿大夫相互争权夺势，而导致王室内乱的背景下为王朝内史官所提出，其最初只是一种概念性的说法，并没有明确的所指，在整个先秦时期一直如此。直至汉代，由于时局以及汉儒们解经的需要，三公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其最主要的表现便是三公有了明确的所指，但由于学派之间的分歧，三公的具体说法也有所不同，一种是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而两汉的今文家则大都以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三公说的具体化是两汉统治者加强君权、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又对两汉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其也成为两汉时期三公体制的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注释】

[1]《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722页。(www.xing528.com)

[2]《尚书正义》卷18《顾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7页。

[3]《春秋公羊传注疏》卷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7页。

[4]《尚书正义》卷18《周官》，\［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5页。

[5]《毛诗正义》卷12《十月之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6页。

[6]《论语注疏》卷16《季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1页。

[7]《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88页。

[8]《国语·周语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2页。

[9]卜宪群著:《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0页。

[10]《墨子》卷3《尚同中第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嘉靖唐尧臣本。

[11]《荀子》卷4《儒效第八》，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古逸从书本。

[12]\［汉\］戴德撰:《大戴礼记·保傅》，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无锡孙氏小渌天藏明嘉趣堂本，第12页。

[13]\［汉\］韩婴撰:《韩诗外传》卷8，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沈氏野竹斋校刻本，第72页。

[14]《通典》卷19《职官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7页。

[15]《资治通鉴》卷8《秦纪》二世皇帝二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67页。

[1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60页。

[17]《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725页。

[18]《春秋公羊传注疏》卷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07页。

[19]《史记》卷37《白起王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355页。

[20]《史记》卷37《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554页。

[21]《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725页。

[22]《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722页。

[23]《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725页。

[24]《通典》卷19《职官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7页。

[25]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8页。

[26]《汉书》卷9《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27]《汉书》卷9《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28]《汉书》卷9《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9页。

[29]《汉书》卷83《薛宣朱博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4页。

[30]《汉书》卷83《薛宣朱博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5页。

[31]《后汉书》志24《百官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60页。

[32]《通典》卷19《职官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8页。

[33]《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