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外戚专政原因揭秘

西汉末年外戚专政的原因　杨　璐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史记·外戚世家》云:“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通过婚姻与皇室结成亲戚，一般是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但是外戚政治并不是外戚存在的必然产物，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一概念有着特殊的政治内涵，它是指君王的外亲以母后为依托，总枢机之政，握兵戎之要，而专擅国政。^[1]西汉末期，王氏外戚集团显赫一时。在汉成帝时期，王氏家族一门十侯、五大司马，形成了权倾朝野的当权集团。历来被史家所诟病的“篡国者”王氏成员之一王莽更是空前的成功，以外戚身份开创了新的朝代。虽然由于皇帝嗣位的更替出现了丁、傅外戚集团的短时间后来居上，但终因两后去世势力归于沉寂。盛极必衰，新朝的灭亡表明活跃在西汉末期的王氏外戚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社会危机的加深

西汉末期，天灾人祸不断，频繁的天灾大大摧毁了农村经济，使得农民生者“不能自存”，死者“不能自葬”。成帝自己也颇感挫折地说过:“朕承鸿业十又余年，数遭水旱疾役之灾，黎民屡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2]当时贵族官僚到皇帝自己都大肆侵夺民田，如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上书愿以入县官。有诏郡平田予直，钱有贵一万万以上”^[3]。张禹“内置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经、渭灌溉，极膏腴上贾”^[4]。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破产的农民沦为奴婢，徭役繁重也逼迫农民离开土地。

自然灾害以及统治阶级的侵夺使得土地日益集中，农民纷纷破产，沦为奴婢的人越来越多。奴婢数量的大量增加，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奴婢大部分不参加社会生产而为剥削阶级从事家内服务，这必然会减少社会必要劳动力，同时增加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使封建国家控制的服役纳税人数减少，从而枯竭了租税的源泉，破坏了封建秩序，^[5]动摇了西汉政权的基础。

这一时期，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奢靡。成帝大兴土木，修造宫殿、陵寝，肆意增加徭役赋敛，使得“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6]。哀帝在位时期，国家大事皆有董贤和外戚把持。他为董贤筑起一座堂皇富丽的邸宅，把国库中的大量钱财珍宝，赠送董贤，他封董贤的官高至大司马卫将军，甚至还想效法古代先贤将皇位禅让于董贤。

当时的官僚，“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7]“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蓄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上行下效，从中央到地方一片乌烟瘴气。

统治阶级不思进取，埋首于安逸享受之中，这也为外戚的上台提供了温床。

在以上情况下，农民起义就不可避免了。成帝阳朔三年，有颍川郡铁官徒申屠圣等180人的起义。鸿嘉三年，有益州广汉郑躬等60余人起义。永始三年，尉氏人樊并起义。哀帝元寿二年，长安附近的百姓愤怒地放火烧了汉武帝的茂陵。另外，广大百姓心中郁积的愤懑还不时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建始三年秋天某日，有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突然跑进皇宫，呼喊大水将至。霎时搅得首都满城风雨，百姓奔走上城，连朝廷也匆忙召集公卿商量对策，实际上是一场虚惊。建平四年，“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县，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8]。一个10多岁女孩的一声呼喊可以搅得京师人心惶惶。20多个郡的百姓千百相传，走火入魔般地去祭祀谁也说不清什么来路的西王母。这一切都说明，百姓的苦难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对于西汉王朝的忍耐已达极限。

西汉末期的社会状况为外戚势力的节节攀升，并由辅政发展到专权，最后取汉而代之提供了有利的时代大背景。

二、外戚专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

在封建社会，皇帝处于社会政治等级的顶端，具有最高的权威。他不仅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而且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所有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君主对国家的统治是以独裁的强权政治体现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制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各项统治方针，具体的行政则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实施。原则上来讲，皇帝是权力的主宰，而官僚只是皇帝的奴才。但实际上，皇帝本人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事必躬亲，许多事情还是由以丞相为首的各级官吏去经办。他们秉承皇帝的意旨，办理皇帝交付的事务，但其手中的权力仅仅是皇权的延伸而已。皇帝一旦发现自己的权力被某些机构和官员占夺与分割，他就千方百计针对这一机构和官员的权限进行限制和改造，以保证皇权的完整性。^[9]皇帝往往会利用其信任且易于掌握的外戚压制官僚集团中的强势者，从而加强中央集权。扶植内朝起初是一个策略，为的是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从而削弱丞相的权力。而与此同时，跟皇帝非常接近的外戚又被提拔起来协助皇帝主管内朝，这最终又导致了权柄由丞相向外戚的转移。^[10]但是，如同硬币有两面，外戚的力量如果不加以控制则对于皇帝和封建国家来说会产生相反的作用，汉末外戚集团的发展轨迹就是明证。

武帝时期利用外戚抑制相权，外戚虽曾出现过“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之势，但因武帝本人有治国之抱负和强势的手腕而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昭帝以后，“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闻政事，而由庶僚加事中、给事者，俱自托为腹心之臣矣”^[11]。外戚被皇帝的倚重程度加深。成帝的即位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作为太子时差点被废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觉得自己能够信赖的只有自己的母亲和舅父，加上他本人不具有宏图大略以及充分的决断力，因此他完全依靠母族，罢免中书宦官石显等人，把尚书台权力完全交给舅父王凤，同时又扩大尚书台组织，使之成为正式的权力中枢机构。尚书台由外戚所独占，为他们的专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而宦官是沟通皇帝与内外朝的工具，是皇帝得知朝政动向的耳目，罢免了中书宦官也就切断了皇帝的消息来源，削弱了皇权。

控制政权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凭借自身高位操纵官吏的选拔，将亲信以及拥护自己的人提拔到显要位置，扩大统治基础。外戚依靠皇权的支持和后妃的庇护得以扩充实力，在一定条件下结成操纵朝纲的戚党。^[12]汉代的选举以察举为主，其他途径为辅。负责察举的官员不是专职的，由列侯、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国官吏监管，且察举缺乏严密的考核制度，因而极易营私舞弊。^[13]王氏利用手中的权力，使其子弟“官满朝廷”^[14]。成帝时，“王氏一姓乘朱轮华縠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尚书九卿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15]。此外，他们还在皇帝周围安插心腹之人，密切注视皇帝动向。成帝欲以刘歆为常侍，身边的侍者叩头再三告诫需得到大将军王凤的同意，成帝无奈只得听从，但结果仍以王凤不同意作罢。王莽时，除了重用王氏亲党如以“王舜、王邑为腹心”外，还使“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法、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16]。由此可见王氏的势力和对政局的影响。

“成帝柔仁，专任王氏，而国祚遂移”^[17]，虽然赵翼关于王氏亡国的认识过于武断，但却能够看出成帝没有足够的魄力去压制外戚的势力。成帝的放任一直延续到哀帝初年，哀帝试图以新外戚丁氏、付氏来对抗王氏集团，但是他的才能仍有限，并且新外戚的政治才能和官僚支持程度远不及王氏，加上哀帝过早死去使得王氏力量基本保存。之后皇室血脉中断，年幼的平帝被元后和王莽拥立，政权已经完全旁落，皇帝成为傀儡。

如果说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特点是外戚专权的根源，那么王氏外戚能够长期把持朝政则少不了老祖母王政君的扶持。

三、王政君的推动作用

外戚是以后妃为靠山的政治集团，元后所信赖和能够依靠的也是她的父兄侄儿。王氏集团的兴衰与元后密不可分。元后，本名王政君，小时候粗通诗书，并会弹琴。18岁时入宫，后因皇太子宠姬司马良娣过早死去而有幸成为“可以虞侍太子者”^[18]。“得御幸，有身”，并于甘露三年生下刘骜，即未来的汉成帝。元帝即位，刘骜被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政君被立为皇后。但元后并不受宠，加之刘骜长大后“幸酒，乐燕乐”，元帝曾有意废太子而立“多才艺”的定陶共王，幸而有大臣史丹极力拥护，元帝也“以皇后素谨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才没有废掉太子。

汉代重“孝”，这从皇帝的谥号可见一斑，皇帝本人及整个朝廷对于皇太后的权威普遍认可。而王政君的长寿使之成为仅存的老祖宗，她无疑具有象征意义和实质的权威。成帝即位后，元后成为皇太后，元后开始利用权威扶植王氏集团。成帝也为讨母亲欢心大封王氏子弟，河平二年，王谭、王商等五人同日封侯，王氏实力大增。王凤等人倚仗元后支持，使“王氏子弟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室官满朝廷”。他甚至把成帝拟传位的定陶共王赶出京师，引起成帝极大的愤怒。成帝想借王章上书来斥退王凤，但消息泄露，王凤得知后立即上表请辞要挟，元后也“闻之垂涕，不御食”，在元后的强大压力下，成帝只好屈服，杀掉王章。“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皆出其门，又以侍中太仆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以后成帝仍想削弱王氏力量，但每次发难都慑于元后权威，不得不让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四人先后任大司马辅政。终成帝一世，王氏一门十侯，五大司马，宠幸无与伦比。

王莽的发迹和代汉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但从他的权力之路看，还是少不了姑姑王政君的器重和提携。“太后怜弟曼早死，独不封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为语”，成帝也就顺水推舟下诏让其嗣封为新都侯。王莽在当上新都侯后，“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这样的表现也得到了元后的信任，这才顺利推翻了按顺序应接任大司马的淳于长，以后又代王根任大司马辅政。哀帝即位后，元后明智地选择“诏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与新外戚付氏、丁氏和王氏展开了激烈斗争，王莽被撤职遣就国，但由于元后的保护，王氏集团虽遭挫折仍保存了基本力量。哀帝短寿，付丁二后早死给元后及王氏集团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会。哀帝死后，元后立即“驾之未央官，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这不啻是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19]以后元后和王莽又迎立平帝，因皇帝年幼临朝称制。从此，西汉大权完全由王氏垄断。元始元年四月，王莽从元后手中得到了安汉公封号。王莽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把女儿嫁给平帝，又获得宰衡称号。之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元后控制，王莽取得居摄、假皇帝称号，最后取汉而代之。

四、汉后期以来的儒学思潮

西汉后期，社会上流行“异姓改命”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与“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的学说联在一起的。“五德终始”说创自战国时代的齐人邹衍。他改造了中国古老的阴阳五行理论，利用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表面上看似“相生”、“相胜”的联系，附会到王朝的更替上，认为历史上的每个王朝都对应着木、火、土、金、水五行中的一德，按照五行相胜的原则运行，周而复始。后来，董仲舒一面继承“五德终始”论，一面又创出“三统”、“三正”论。“三统”指黑、白、赤，每一个王朝都有它对应的“统”，如夏朝黑统、商朝白统、周朝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必须相应在历法服饰等制度方面作出改变，即“改正朔，易服色”。所谓“三正”就是确定该朝的正月，如夏朝以寅月(正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五德终始”、“三统”、“三正”是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宿命论相结合的一种肤浅的历史理论。但在当时却是相当多的人笃信的对王朝更替的一种诠解。从昭帝开始，一部分儒生就以这种理论为武器，劝说汉朝皇帝禅位贤德之人，实现皇朝的和平更替。元凤三年，符节令睦弘以莱芜山巨石兀立、昌邑枯柳再生为由，与友人一起上书，劝昭帝禅位，结果被朝廷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砍了脑袋。宣帝时代，盖宽饶引用儒家传说，公开主张根据天命改朝换代，劝宣帝传位于贤能之人。他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动，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20]最终也落得自杀身死的下场。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宣传“汉家遭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结果被加上“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致死。哀帝时，他接受甘忠可弟子夏贺良的建议，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企图借新的称号以恢复其家族所受之天命，这场“再受命”的闹剧以失败收尾。

出现上述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出现了大批集官僚和地主于一身的豪强地主。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生垄断了教育和文化，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因此一般的官僚、地主纷纷依附经学，逐渐成为“服儒衣冠”的缙绅。儒学、地主、官僚、富商相互渗透，从而成为既有经济实力，又控制政权，并垄断思想的新型官僚群体。而西汉末期的皇帝和皇族的表现令他们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者强烈感到按儒家仁政理想立贤治国的必要，这些社会上层利用思想舆论来表达他们对政权的要求。而王氏外戚不同于汉前期的寒门外戚，他们都有较好的儒学修养，并且与豪强地主的利益一致，因此王氏外戚就成为豪强地主和官僚群体政治上的代言人。

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权力基础，就必须使更多的人才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满足支持者的利益，才能保证地位的稳固。王氏外戚不仅积极拉拢重要的儒家知识分子如谷永、刘歆等，还好贤养士。王凤就荐举了一大批突出人才，如陈咸、朱博、薛宣、王尊、陈汤等人。这些人也甘愿为王氏效力。王音、王根也竞相招揽士人，使得家中宾客盈门。而王氏集团中最突出的当属王莽，他勤奋好学，师从当时的名儒陈参等人，具有精湛的儒学根基。他有着与儒家士大夫共同的政治理想，并且以身作则，成为表率。

王莽铲除了专横一时的佞臣董贤，抄没其家产，获钱43亿之多;为汉宗室和功臣的后代约200人封官复爵;二千石以上的年老退休官吏，终生食原俸禄的1/3;扩充太学，增加博士和太学生名额，为太学增建上万间房舍;在郡、县、乡兴建学校;把全国通晓礼仪、古籍、天文、历算、乐律、兵法、医药、方技的人，请至京师，记述所学，优礼有加。王莽还实行了一些社会救济政策，元始二年，郡国发生灾害，他献田30顷，钱100万，交给大司农以赈济贫民，并带动官僚、富豪230余人捐献田宅，用以救灾;又将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募民迁居新县，以此来缓和人口与土地矛盾。他生活俭朴，妻子身穿粗布衣裙，上门来的宾客误以为是奴仆，知道后都吃惊不已。他的次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他立刻责令其自杀偿命。在当时整个统治阶级都腐朽糜烂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行为获得了普遍的好感，社会上层人士都以之为改革社会弊端的新圣。

当一切有利于王氏外戚登上历史舞台的因素都具备了以后，这个团体就逐步使自己的权力达到顶峰。

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外戚专权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各个时期外戚集团上台都有其特殊的因素。钱穆先生关于外戚的上台原因颇为中肯:“汉之初兴，一时握权柄者，尽数军伍同起之功臣，在外则为封王，在朝则为卿宰。及高祖以异姓诸王而代以刘氏，于是内朝为功臣，而外封为宗室。其时诸吕颇为刘助，实以外戚而兼功臣也。”“良以同姓宗室，宜于封建，不宜于内朝为辅政。功臣嗣侯，数世而衰，亦难继盛。白徒孤仕，威信均有不孚。故君主政体之演进，当宗室封建，功臣世袭，两途衰绝，乃折而入于外戚之兴，此亦趋势之自然，有所必至也。”^[21]王夫之认为:“亡西汉者，元后之罪通于天矣……老妖不死，日蚀月龁，以殄汉而必亡之，久矣。”^[22]这代表了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至深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上后妃及其家族专政的强烈义愤和谴责，但失之偏颇。(www.xing528.com)

历史上，外戚这个词汇总是与祸患联系在一起，这其中当然有他们“得势便张狂”的原因，但也反映出“成王败寇”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外戚的兴盛总是和某一个具体的皇帝有对应关系，不管他们曾经多么权倾朝野，最终都会因为皇统的更替而被迫远离。也许最明智的保全自身的方法是坚决不触碰权力这个烫手山芋，因为这种权力从一开始就“名不正、言不顺”。王莽的叔父们掌握大权后在某些方面代表着外戚的负面形象:结党营私、贪污腐化。他们位高权重，这在一般靠正常选官途径进入仕途的人看来是不正常的，其存在对于已经摇摇欲坠的西汉王朝并没有起到太多正面的作用，有理由被后世所诟病。那么王莽却没有理由背负西汉亡国的罪名，“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23]”。王莽是有政治抱负的，他一步步取得最高权力背后有着自己的努力，众多官员的上书称颂充分表明他的身上寄予了人们对于一个崭新社会的无限希望。

王政君生活的时代是西汉的后期，她能成为皇后不是因为元帝的宠幸，而是成功的为皇室生下储君。元帝后来想废掉太子，而代之以宠姬傅氏的儿子定陶王，最终在大臣的极力谏诤之下作罢。也许因为如此，王政君的心里对自己和儿子的地位是否稳固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如果政君的寿命与普通汉代人一样长，她的侄子王莽可能永远不会登上皇位。她死于公元13年2月3日，由于她的长寿，才使她的家族的控制和王莽的崛起成为可能”^[24]。如果成帝是位能够“乾纲独断”的君主，那么外戚的势力就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从西汉中期就开始的土地兼并情况不断恶化，奴隶数量日益增多，下层民众的生活情况十分悲惨;另一方面，从元帝开始的皇帝普遍缺乏政治才能，不仅如此，他们还带头纵容官僚地主动摇着他的统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备受广大儒生群体青睐的王氏外戚作为元后的依靠登上历史舞台就显得理所应当了。

【注释】

[1]李禹阶、秦学颀:《外戚与皇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2]班固:《汉书》卷10《成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317页。(下同)

[3]《汉书》卷77《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3258页。

[4]《汉书》卷81《匡张孔马传》，第3349页。

[5]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02页。

[6]《汉书》卷85《谷永杜邺传》，第3462页。

[7]《汉书》卷81《匡张孔马传》，第3333页。

[8]《汉书》卷11《哀帝纪》，第342页。

[9]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10]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75页。

[11]\［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附录一《三史拾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34页。

[12]朱子彦、陈生民:《朋党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13]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14]《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18页。

[15]《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60页。

[16]《汉书》卷99上《王莽传》，第4045—4046页。

[17]\［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中华书局，1984年，第68页。

[18]《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15页。

[19]范学辉:《论元后在汉代王氏集团形成及王莽代汉过程中的作用》，《德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20]《汉书》卷77《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3247页。

[21]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04页。

[22]\［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页。

[23]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4—175页。

[24]〔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