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敦煌诸置研究成果汇总

汉代敦煌诸置研究　石维娜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两汉时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邮驿制度，包括邮、亭、驿、置等邮驿机构，其中置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关于置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且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大多数学者是以整个汉代的邮驿系统作为考察对象，其中部分涉及置，还有部分学者以单个的置，如悬泉置为对象进行研究。本文拟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敦煌诸置这个特殊地域内的置的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设置、地理位置和功能。

一、“置”与“敦煌诸置”概况

“置”最早见于《孟子·公孙丑》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1]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置邮”这样的邮驿机构，但其具体功能还不甚明了。《史记·孝文本纪》索引曰:“置，驿也。”^[2]可见置在汉代为一种驿传机构。根据史书记载，汉代的邮、亭、驿、置等邮驿机构职能既有交叉，又各有不同。从《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置者，置驿传之所，因名置也”^[3]等记载可以推断出置兼具驿和传的功能，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邮驿机构。另据《汉书·高帝纪下》注:“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4]说明置是一种比较重要的邮驿机构，所以配备优等马。且置多设于交通要道或至关重要之地，据考证汉代“这样的置，从长安至敦煌共有80余处，盖以地形和交通距离的远近而设”^[5]。

两汉时期，敦煌郡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是东西交通大动脉的中转站，同时又是两汉政府沟通西域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前沿阵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两汉政府在此设立了多个置，其具体数目目前学者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十个，也有人认为是九个，其中名称完全确定的有悬泉置、渊泉置、冥安置、广至置、鱼离置、遮要置、敦煌置，见于悬泉汉简中“□效谷、遮要、县(悬)泉、鱼离、广至、冥安、渊泉写移书到……其课田案劾岁者，白太守府，毋忽。如律令。”(Ⅱ0214③:154)^[6]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还包括龙勒置、平望置和玉门置^[7]，但玉门置应该不在敦煌郡，而在酒泉郡;平望置应该属于骑置一类，与其他七置的性质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敦煌诸置中有名称可考的当有八个，除了上述七置外，应再加入龙勒置，悬泉汉简中记载“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悬)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8](Ⅱ0114③:522)，广至、悬泉、遮要均为置名，与之并列的龙勒应当也是置的名称。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置”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两汉时期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邮驿机构，那么敦煌诸置具体设置于什么时候呢?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只能根据考古资料和相关史实进行推测，但总体而言，其设置应该不早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即敦煌郡设置的时间。以悬泉置为例，悬泉置遗址所出的纪年简最早为元鼎六年，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秋……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9]由此推测悬泉置应该是在汉武帝时期敦煌郡设置之后所建的。另据纪年文书和遗址堆积情况，“有西汉武帝时元鼎、太始、征和年号，昭帝至东汉建武的年号基本延续，建武五年至二十五年中断，二十六年至安帝永初又基本连续，永初以后消失，魏晋时期该处变为烽火台”^[10]。以此可证明悬泉置自武帝时期设立至东汉中晚期基本上一直沿用，现悬泉置遗址所存建筑多为东汉中晚期所建。其余七置的设置年代现还无法确定，通过其所处地理位置及悬泉汉简相关内容判断应该与悬泉置的设置时间相差不远，东汉时期也依然使用。

至于敦煌诸置的管理，根据悬泉汉简“神爵四年四月丙戌，太守守属领县(悬)泉置移遮要置”(Ⅰ0309③:37)，“五凤元年五月癸酉，太守守属光监县(悬)泉置移效谷□□□□……”^[11](Ⅰ0309③:92)，“监遮要置史张禹罢，守属解敞，今监遮要置……”^[12]。(Ⅱ0216②:241—244)等简文可知其直接受所在的敦煌郡的统辖和监管，置所需的传车马、食物、草料等后勤供应也由所在的郡一级地方政府负责^[13]。所以敦煌诸置虽然不属于行政机构，但从其隶属关系和管理方式来看，应该是县一级的机构，而且悬泉汉简中常将置这一类机构称为“县置”，更证明了以上论断。

在敦煌诸置中，目前可以明确考证其机构设置的只有悬泉置，根据考古发掘悬泉置建筑规模宏大，机构设置复杂。其遗址由坞院、马厩、房屋和附属建筑组成，总占地面积约22500平方米。根据出土简牍内容来看，其机构设置有置、厩、传舍、厨四部分，置为其中最重要的机构，负责置的主要事务，厩主要负责置的驿马，传舍是供往来使者住宿的地方，厨是提供饮食的地方，其官职有置丞、置啬夫、仓啬夫、置令史、置司御、厩佐、厨佐、传舍佐、邮书令史等，分别掌管不同的事务。另外，悬泉置还驻有犯人，所以还专门设有狱丞进行管理，除此之外还设有主管军队的校尉、侯、司马等职。其余几个置或许在规模上不及悬泉置，但因为它们功能基本相同，所以在基本设置上也应该相差无几。

二、敦煌诸置的地理位置

敦煌诸置中，经过考古发掘现已明确悬泉置的具体位置，其位于甘肃省敦煌与安西两市县交界处，东去安西60公里，西距敦煌64公里，属汉代敦煌郡效谷县辖地，南依三危山余脉之火焰山，北邻西沙窝盐碱滩，北与疏勒河和汉长城烽燧线遥遥相望，东南侧入悬泉谷直通悬泉水。

其余几个置具体地理位置尚未完全确定，据《丝绸之路大辞典》解释，渊泉置、冥安置、位于今甘肃安西西南，广至置位于悬泉置遗址东，鱼离置和遮要置在悬泉置遗址以西，敦煌置在甘肃敦煌境内^[14]。但因为还没有考古资料证实，只能根据其他相关资料推测它们的大概位置和相互间的关系。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一般地区“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地区“廿里一邮”;上郡、北地郡、陇西郡“卅里一邮”;因“地险陕(狭)不可置邮者”，可“得进退就便处”设之^[15]。可见邮驿机构的里程设置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规定，且越是偏远的地方里程相对越长。而且根据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的记载:“……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五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第一栏)……(上‘氏’下‘土’)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第二栏)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第三栏)”^[16](Ⅱ0214①:130)置之间的距离从五十四里到九十九里不等，更加充分证明了西北边郡置的设置里程较长。敦煌是河西四郡中最偏西的郡，且人口分布十分稀疏，所以置的设置里程应该比较长，当在三十里之上。

根据悬泉汉简里程简中的记载，河西地区的大多数置以县名命名，少部分以小地方命名。以此推测，为了区分起见，以县名命名的置当是在其县治所在地或其附近，而小地名命名的置则远离县治，为明确其具体位置就以当地地名命名。敦煌郡有名称可考的八个置中，渊泉、冥安、广至、龙勒、敦煌以郡县名命名，其具体位置当在其郡治和县治附近，它们之间的距离应该与各郡治、县治之间的距离大体相同。鱼离、悬泉、遮要以小地名命名，张经久、张俊民两位先生根据骑置之间的距离推测悬泉置西到遮要置近百里^[17]，按照其推断悬泉置东到鱼离置应该有八十里左右。

三、从悬泉汉简的内容看敦煌诸置的主要职能

悬泉置遗址共出土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枚，这批汉简数量大，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对于研究两汉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根据其内容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邮书、邮置道里

悬泉置作为邮驿机构，在其遗址出土的简牍中，邮书占据很大的比例。如:“皇帝橐书一封，赐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县(悬)泉驿骑传受万年驿骑广宗，到夜少半时付平望驿骑……”^[18](Ⅴ1612④:11)之类，一般都记录文书从哪里发出，发至哪里，以及文书的传递过程。另外包括许多来往邮件的登记簿，如:“出东书八封，板檄四，杨檄三。四封太守章:一封诣左冯翊，一封诣右扶风，一封诣河东太守府，一封诣酒泉府。一封敦煌长印，诣鱼泽候。二封水长印，诣东部水。一封杨建私印，诣冥安。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诣宜禾都尉，一檄诣益广候，一檄诣广校候，一檄诣屋兰候。一杨檄敦煌长印，诣都史张卿。一杨檄郭尊印，诣广至。【一】杨檄龙勒长印，诣都史张卿。九月丁亥下餔时，临泉禁付石靡卒辟非。”^[19](Ⅴ1611③: 308)

在悬泉汉简中还有一部分极为重要的邮置道里，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邮驿机构分布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具有重要价值。如:“张掖千二百七十五一，冥安二百一七，武都千七百二，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三……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去。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东南。东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20](Ⅴ1611③:39)，另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传置道里簿》，内容更为丰富，记载了河西四郡部分县置及其里程。这些邮置道里简可以与居延汉简中的道里简相互印证。

第二，诏书和各种官府文书

这类文书包括皇帝诏书、郡县文书和通告公文。诏书内容包括军政、马政等，如:“尚书丞昧死以闻:制曰:可。赐校尉钱人五万;校尉丞、司马、千人、侯三万;校尉史、司马、侯丞人二万;书佐、令史人万。”^[21](87—89C:11)是一条奖励军功的诏令;“制曰:下大司徒、大司空，臣谨案，令曰:未央厩、骑马、大厩，马日食粟斗一升、叔(菽)一升。置传马粟斗一升，叔(菽)一升……”^[22](Ⅱ0214②:556)则为中央颁发的为各类马匹增加饲料的诏令。诏令中保存最完整的为墙壁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文首是太皇太后诏文，次为中和下发郡太守的例言，主体部分是月令五十条，按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布告令文。

郡文书是由郡太守下发的文件，悬泉置受敦煌郡统辖，所以由敦煌郡下发的文书出现得比较多，例如，“神爵四年正月丙寅朔壬辰，敦煌太守快、库丞何兼行丞事，告领县(悬)泉置史光，写移书到，验问番如倚相言，为逐責(债)，遣吏将禹诣府，毋留，如律令……”^[23](Ⅱ0215③:3)另有《调史监遮要册》也是由郡太守所下发的文书，诸如此类还有许多，不再逐一列举。悬泉汉简中也有一部分由效谷县所下发的文书或敦煌郡范围内其它各县因某事下发给悬泉置的文书。如:“九月甲戌，效谷守长光、丞立，谓遮要、县(悬)泉置，写移书到，趣移车师戊己校尉以下乘传，传到会月三日，如丞相史府书律令。椽昌、啬夫辅。”^[24](Ⅴ1812②:120)

通告公文一般是就某件事而发出的通告，不及诏书和郡县文书那么正式，如悬泉汉简中可见到数枚遗失传信的通告。追捕逃犯的公文也属于这一类，如同现在的追缉令，例如，“元康四年五月丁亥朔丁未，长安令安国，守狱丞左属禹敢言之:晋移髡钳亡者田敖等三人年、长、物、色，去时所衣服。谒移左冯翊、右扶风……酒泉、敦煌……”^[25](Ⅰ0111④:3)“狱所逮一牒:河西四年四月癸未朔甲辰，效谷长增谓县(悬)泉啬夫、吏，书到，捕此牒人，毋令泄漏，先阅之，得遣吏送……/掾赏、狱吏庆。”^[26](Ⅰ0210④:54)

第三，过所和乘传

过所和乘传是出行者的重要身份证明，因汉代规定无证者不得入住驿置，所以悬泉置保存了大量这样的证件。如:“永始四年九月辛丑朔戊辰，平阴虞侯守丞浦，行丞事、移过所，丞庆辅为郡输钱敦煌，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T0114④:1)^[27]“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制诏侍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之官，为驾一乘传，载从者。御史大夫延下长安，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六月丙戌，西。”^[28](Ⅰ0210②:18)等。

第四，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相关记录

这一类的记录数量较大，其中涉及西域的就有300多条，涵盖20多个国家，内容包括所接待的过往人员的姓名、身份、接待方式、食物、接待费用等，对研究两汉时期的中外交往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还有百枚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简牍，可以弥补正史这方面记载的不足。

第五，律、令、品、规及司法文书

律包括贼律、田律、置吏律、盗律、囚律等，如:“贼律:殴亲父母及同产，耐为司寇，作如司寇。其訽(诟)詈之，罚金一斤。”^[29](Ⅱ0115③:421)令有令乙、兵令、仓令三种，均残。品规主要为地方规定。除此之外，还有与司法有关的爰书，其中有关传车、驿马的爰书最多。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之外，悬泉汉简中还有部分信札、文化典籍、簿籍及与水利、自然灾害等相关的文书，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其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法律、中外交往等各个方面。

通过悬泉汉简的内容可以明确看出悬泉置的职能，这些职能大多是敦煌其他置也具备的。由于敦煌郡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相比于内地的置，敦煌诸置还具备一些特殊的职能。

第一，作为重要的邮驿机构，敦煌诸置的主要功能是传递公文信件。这一点从悬泉置出土的大量邮书、公文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在悬泉汉简中不仅有中央诏令、郡县文书，也有普通老百姓的书信，说明当时敦煌的置兼具官传和民传的性质。另外当时还根据公文信件的性质、重要程度以及道里长短对传递方式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如在悬泉汉简中的“以邮行”、“以亭行”、“亭次行”、“县次行”、“驿马行”、“驿马驰行”、“吏马行”、“吏马驰行”、“驸马行”、“高次走行”、“太守府以次行”、“廷次行”等。同时置对于过往信件公文都进行详细的登记，尤其对于丢失信件公文更要详细记录，并严格追查，如悬泉汉简Ⅰ0112④:2号简记载了一封由丞相少史发出的信件，但由于被遭窃而丢失;Ⅱ0115⑥:4号简记录了一封内容为迎接屯戍期满返回故里的士卒的文书因为传信人员溺水而丢失的信件。可见两汉时对于书信的管理十分严格。

第二，敦煌诸置还要负责接待过往人员，其中包括外国使臣、诸国客商和肩负公差的各类人员。相比于其他地区的置，敦煌诸置接待的外国使臣和客商的数量比较多，从悬泉汉简的记录看，悬泉置接待的西域使臣客商包括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壨、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等国，多是来自于西域。接待的官差包括长史、刺史、戊己校尉、大司农卒史、丞相史、御史、太医及出征将领和出嫁外国的公主女子等，这些人大多与两汉和西域的交往有关。置不仅要给这些人提供饮食住宿，需要时还提供传马，对于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供食的标准也不尽相同。

第三，敦煌诸置虽然为邮驿机构，但因为其地处边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兼具一定的军事功能，日常事务主要由戍卒来承担，这一功能可能是内地的置所不具备的。这一点在悬泉汉简中有明显的体现，简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军事有关的文书，包括来往的军书和军簿，如“入东军书一封……”^[30](Ⅱ0115①:59)，“县(悬)泉元平元年七月兵薄(簿)。”^[31](Ⅴ1611④:18)等。

第四，通过悬泉汉简的记载当时的置可能还驻有相当数量的刑徒，如简牍中有这样的记录，“当徙边未行，未到若亡勿徙，赦前有罪，后发觉勿治奏当当上勿上，其当出入其□□□在所县为传，疑者谳廷尉，它如律。令丞相御史分行诏书，为驾各……”^[32](Ⅱ0214②:565)，“县(悬)泉置阳朔元年见徒名藉(籍)”^[33](Ⅱ0215②: 1)。这些刑徒可能为内地流放至此的，也可能是当地刑徒，驻扎于置中，一方面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他们在此也可以戍边，发挥一定的军事防御作用。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敦煌诸置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上十分重要的邮驿机构，同时它们还兼具对外交往和军事防御的功能，所以研究敦煌诸置对于研究两汉时期的邮驿制度、军事制度以及两汉与西域的交往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价值。(www.xing528.com)

【注释】

[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7页。

[2]《史记》卷10《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3页。

[3]《汉书》卷4《文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页。

[4]《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7—58页。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6]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7]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

[8]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

[9]《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页。

[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11]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12]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13]参见高荣:《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4]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16]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17]张经久、张俊民:《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18]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19]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20]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21]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2]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23]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24]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25]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26]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27]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8]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9]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0]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31]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32]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33]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