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榆林地区汉代画像石问题研究成果

陕北榆林地区汉代画像石若干问题研究　贺慧慧

陕北榆林地区汉代画像石若干问题研究^[1]　贺慧慧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自上世纪50年代画像石出土以来，有关画像石的研究层出不穷，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国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文献目录》一书网罗了上世纪90年代之前有关画像石画像砖的各类著作。新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相继发展以及学科间联系的加强，就画像石画像砖这一题材的研究越来越多。迄今为止，通论性专著主要有信立祥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和王建中著《汉代画像石通论》，及长广敏雄著《汉代画像の研究》和土居淑子著《古代中国的画像石》等，文章主要有蒋英炬著《汉画执棒小考》、赵化成著《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赵超著《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画像布局及其意义》、信立祥著《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等。对陕北榆林地区的汉画像石画像砖研究，主要有牛晓春之《榆林汉代画像石探究》、于悦之《陕北画像石的地域特色和来源研究》、陈华之《陕北汉画像石装饰艺术研究》、李林之《陕北汉代画像石述论》、孙周勇之《陕北汉代画像石题材》、姬翔月之《从陕北汉化看汉代丧葬习俗》以及一些考古发掘简报，或以画像石画像砖的图像含义和题材内容为研究对象，或以考古发掘简报形式，或以图版形式加以介绍，均未能将画像石画像砖研究与陕北榆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相结合。故此，本文将首先介绍陕北榆林地区的社会概况，尤其是汉代以前的自然状况和人文状况，然后对榆林地区各个区县画像石、画像砖的具体情况加以阐述，了解这些画像石、画像砖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涵，揭示其本质特征。

一、陕北榆林地区社会概况

今陕北榆林地区包括神木、定边、靖边、横山、府谷、佳县、吴堡、绥德、榆阳、子洲、米脂和清涧等一区十一县，呈南北长东西窄状。

榆林地区的历史悠久，北至神木县南至清涧县境内都有新石器文化遗存分布。春秋时期，榆林归晋，三家分晋之后，榆林归赵，后来秦统一战争过程中，占有了今陕北榆林广大地区，在榆林地区设置上郡。两汉时期，陕北榆林地区属于并州刺史部的上郡和西河郡辖区，南连关中、北临大漠，是汉代北方的重要门户。

由于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先秦时期这里已经成为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民族活动区域;秦汉之际，汉匈在此的征战、和亲、贸易以及使节往来等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双方间的交往，擅长畜牧业的匈奴族，尤其是南匈奴的内迁，促使定居在该地的汉族逐渐掌握畜牧业生产技术，畜牧业逐渐成为当地重要产业，司马迁就曾指出:“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2]东汉时期，畜牧业依然是该地重要的产业，“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3]。

在匈奴族逐渐向南渗透的同时，汉族政权也采取设置牧苑、迁徙汉民牧边等政策，“汉边郡有牧师苑以养马，此牧师苑城也，在西河郡美稷县界”^[4]，“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5]，正是在多种举措之下，边地畜牧业得到较大发展，《盐铁论·西域传》记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东汉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现象也很普遍，《史记》和《汉书》中有大量关于匈奴、羌族和乌桓族等周边民族的内迁。可以说，在汉代的陕北高原上，至少有汉、匈奴、羌、龟兹四种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

在边地少数民族向内迁徙的同时，关中等地区的汉族人口也不断向北迁徙，如始皇派蒙恬筑长城时期，曾带去不少关中汉族，西汉也有较大规模的汉族北迁，东汉时期，这种内地农业民族向边地的移民也没有停止过。为鼓励人民徙边，汉政府推行较为优厚的政策，对迁徙边地者，武帝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6]。东汉继之，“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7]。永平八年，“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答，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态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8]。汉代在边远垦区设置有专门负责开发和生产事宜的机构和官吏，“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9]。

文献曾记载东汉初年，“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10]。即是解决边防线军队粮食问题，可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已达一定程度。东汉顺帝永建四年，虞诩上疏也称:“安定、北地、上郡‘沃野千里，谷稼殷积’。”

这些南迁和北迁人口，在陕北榆林地区，交相融合，推进了该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加上此地“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11]的社会风气，陕北地区形成了农业、畜牧业和狩猎等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经济模式。而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在秦汉时期，陕北榆林地区有大面积的森林植被覆盖。^[12]这些均为汉代陕北榆林地区多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陕北榆林地区汉画像石墓出土状况

汉画像石是中国汉代丧葬礼俗中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在丧葬建筑中的使用时间几乎贯穿两汉，主要分布在河南南阳、湖北西北和山东、苏北、皖北、豫东以及陕北、晋西和川渝地区等四大区域，其题材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生产、精神信仰和历史故事等诸多内容，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比较而言，陕北、晋西的画像石出现时间较晚，颇具地域特色。

(一)陕北榆林地区汉墓出土概况

汉墓研究中，经常会出现“汉墓”、“汉代墓葬”和“汉式墓葬”等这样的概念。因为“汉”既是时代概念，也是族属概念，所以“汉墓”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于汉朝疆域的广阔性，以及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汉文化经常会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一些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故本文所指“汉墓”，包括在汉朝对陕北榆林地区实行统治时期形成的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墓葬。

汉墓在陕北榆林地区的分布，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讲，都相当广泛。据目前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资料显示，北起神木、南至清涧，十二个区县都有汉墓分布，而且数量相当可观。从墓葬形制和构筑方式来看，秦汉时期的墓葬大致可以分为土洞墓、土坑墓、砖椁墓、砖室墓和画像石墓。今陕西省境内的汉墓，主要有土洞墓和土坑墓、砖室墓等。除定边县、府谷县和佳县外，其余九个区县均有画像石墓分布，而且画像石墓在绥德等地区所占比重较大。但由于陕北地区包括画像石墓在内的汉墓，大都是在基建工程中暴露出来的，少有经过正式钻探发掘者，故对于墓葬的形制等问题尚不明确。但是从已经正式发掘的神木县大保当汉墓群和米脂县官庄汉墓来看，可知画像石墓在榆林汉墓中占有很大比重。神木县大保当汉墓群，历时三年多，共发现有汉墓26座，其中14座有画像石出土，画像石墓约占该墓葬群的54%。^[13]米脂官庄是东汉时期墓葬分布集中区域，在其附近区域，2005年及历年来发现的画像石墓一共有11座。^[14]

(二)榆林地区画像石出土概况

陕北榆林地区画像石全部出土于画像石墓葬，自上世纪20年代“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椁”画像石墓门和“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椁”画像石出土以来，陕北榆林神木县、榆阳区、米脂县等地区先后均有画像石出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陕北榆林的绥德、米脂、榆阳、神木、清涧、横山、靖边、子洲、吴堡等区县出土、收集汉画像石达800多块，其中神木大保当共出土、收集66块，绥德出土500余块，米脂170多块，榆阳14块，清涧16块，子洲11块，吴堡6块。^[15]

陕北榆林地区的汉画像石墓，基本均为砖室墓或石室墓，无定河流域的画像石墓，大多为石室墓。如米脂县和绥德县境内，基本全部是石室墓。但由于榆林地区地域广阔，加之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性，导致这些画像石无论出现时间，还是雕刻技法、配置情况和画面布局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画像石暴露、出土时间跨度较大等因素，致使画像石遗失情况较严重，目前所见画像石只是局部。现以《中国文物地图集》和各地陆续刊发的考古发掘简报为基础，将陕北榆林地区出土画像石做比较分析，列表如下:

②吴兰、帮福、康兰英:《陕西神木柳巷村汉画像石墓》，刊《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③吴兰、帮福、康兰英:《陕西神木柳巷村汉画像石墓》一文记载:前室东南壁由2块竖框、2块竖壁和3组料石镶砌的墙壁组成;通向后室的东北壁由横额、左右竖框及4块画像石组成;墓门由5块画像石组成;墓室东北壁的左右竖框横长0.44米、竖高1.24米，为三层格式构图;东南壁竖壁之一横长0.35米，竖高1.20米，为四层格式构图;西北壁竖壁之一横长0.36米，竖高1.30米，为四层格式构图，年代当在东汉早期章帝和安帝前后。

①据《米脂官庄画像石》所记载，墓室形制分为三种:1.由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穹隆顶，后室券顶;2.由前室和两个并列后室组成，前后室均为穹隆顶;3.由前室、左右耳室和长方形后室组成，前室穹隆顶，后室及耳室券顶。据《陕西米脂县官庄东汉画像石墓》(刊《考古》，1987年第11期。)记载，墓葬由前室、后室、右耳室及甬道四部分组成，墓门及前室四壁全部镶嵌画像石共五组，计十六块。另参见《文物》，1972年3期。

①吴兰、志安、春宁:《绥德辛店发现的两座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93年1期。

②吴兰:《绥德呜咽泉村画像石墓》，《文博》，1992年第5期。

③戴应新、李仲煊:《陕西绥德县延家贫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3年第3期;李林:《陕西绥德延家岔二号画像石墓》，《考古》，1990年第2期。据《陕西绥德县延家贫东汉画像石墓》记载，南北两壁构图是:门相和门框刻流畅的卷草纹和与之衔接的几何线条，边框刻卷草纹，空填乌鸦、山鸡、孔雀、鹤、天鹅及鹿、羊、狐、豹、野猪、猴子等各种禽兽，或飞或走，千姿百态。两个门框外侧，是两幅联壁纹画石，画面正中刻上下排列的三个圆璧，两边各四璧，璧孔甚大，中穿联带成十字形相交，空填卷曲流云花纹。

④参见《考古》，1986年第1期。

⑤参见《文物》，1983年第5期。(www.xing528.com)

①参见《考古与文物》，1985年3期。

除此之外，近年在绥德四十里铺、五里店、张家砭、刘家湾、城关镇、赵家铺、党家沟、义合、路沟、后思家沟、崔家沟和子洲县苗家坪等地，也发现有画像石墓。

三、陕北榆林地区画像石墓所反映的文化意涵

首先，陕北榆林地区汉画像石墓的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画像石主要集中于无定河、大理河、秃尾河、芦河、淮宁河流域。绥德、米脂一带的无定河两岸更为密集。大保当汉墓群往东约15公里就有黄河支流秃尾河流过，往西约20公里是无定河支流榆溪河，北侧有野鸡河流过。这些区域，地势相对平缓，是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其次，榆林地区画像石存在的时间范围，石兴邦先生以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有纪年的画像石刻为基础，认为画像石存在时间可能只限于公元89—140年前后。^[16]康兰英认为其上限应该到东汉早期，下限时间应该到东汉晚期。^[17]《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中对画像石墓存在时间的判断基本相同。牛晓春也持此观点。从目前所见汉画像石所刻纪年来看，主要集中在东汉和帝永元和安帝永初时期，换言之，陕北榆林地区汉画像石墓大多属于东汉中期。

第三，榆林汉画像石大多采用减地平面刻的雕刻技法。从榆林各个区县画像石墓的具体雕刻技法来看，又有减地平面刻无细部刻画、减地平面阴线刻、减地平面刻墨线绘和减地平面刻饰彩绘等不同方式。

第四，画像石的配置方法，陕北地区的画像石配置的规律性较强，一般置于墓门的门扉、门楣、门框，前室门门楣、门框、室顶，后室门门楣、门框、中立柱，耳室门门楣、门框上，前室壁偶见画像。墓门部位的图像组合最为固定，墓门一般由门楣石、左右两扇门扉、左右门框等画像石组成，门楣石分为上下两层;前室门画像石由门楣、左右门框石组成;后室门图像和耳室门画像的设置与前室门大体相同。

第五，画像石的构图方式，首先是以物象在画面中所处的上、中、下方位来显示其远近关系，而不是以物象的大小来显示其空间的远近;其次，画像石的画面布局基本都采取水平和竖立这两种布局为主，其中门楣上的物象以水平方式展开，门框上的物像以竖立方式展开，并将门楣、门框的外侧隔栏分成专门刻绘装饰纹样的地方。

第六，陕北榆林地区汉画像石，在反映墓主生活、神话幻想、历史故事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画像石别无二致，但其画像石的具体内容，还有较大差异，这主要体现在榆林汉画像石有较多农耕、畜牧和狩猎内容。神木大保当画像石中的“驯象图”和“牵驼图”中，就有头戴胡帽、身着异服的北方游牧民族形象;而绥德延家岔出土的狩猎画像石，猎物是野骆驼;米脂更出土有“牛君狩猎图”，这些都是典型的狩猎形象。画像石正是当时陕北榆林地区农耕、畜牧、狩猎等多种经济生活方式并存的有力证据。

【注释】

[1]项目基金:西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09YSJ11)

[2]《史记》卷129《货值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3]《后汉书》卷87《西羌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3页。

[4]《资治通鉴》卷48，中华书局，1956年。

[5]《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8页。

[6]《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173页。

[7]《后汉书》卷87《西羌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3页。

[8]《后汉书》卷2《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111页。

[9]《后汉书》卷118《百官志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1页。

[10]《后汉书》卷16《邓寇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603页。

[11]《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4页。

[12]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1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116页。

[14]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编著:《米脂官庄画像石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112页。

[15]于悦:《陕北画像石的地域特色和来源研究》一文记载，截至1998年陕北共计发现汉画像石736块以上，其中在神木县发现66石以上、榆林县发现14石、米脂县发现151石以上、绥德县发现472石以上、子洲县发现11石、清涧县发现16石、吴堡县发现6石、靖边县4石。据牛晓春:《榆林汉代画像石探究》一文记载:榆林市下辖十二个区县，其中有画像石出土的有:榆阳区、神木县、横山县、米脂县、绥德县、子洲县、清涧县、吴堡县、靖边县等九个区县。到目前为止，榆林全市共有954块画像石出土。其中绥德县出土画像石最多，540块;次为米脂县，220块:再次神木县84块;再次榆阳区47块;再次清涧县30块;再次子洲县17块;再次吴堡县7块;靖边和横山两县分别是5块和4块。

[16]石兴邦:《陕北汉代画像石·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17]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