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西县战国秦长城调查成果

甘肃陇西县境内战国秦长城走向调查　金迪

甘肃陇西县境内战国秦长城走向调查^[1]　金迪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记录着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战国是长城修建史上第一个重要时期，秦昭王长城在战国长城之中保存相对较好，尤其是定西地区。秦昭王长城不单纯是简单的军事防御工作，它涉及秦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内容非常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但因历史的变迁、自然地理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战国秦长城已经面貌全非。加之历史文献对此段长城的记载很少且不详细，使得长城走向问题存在很大争议。

定西市文化局长城考察组分别于1976年和1981年对定西境内的战国秦长城进行过实地考察，大致走向基本弄清楚了^[2]，但是具体路线仍不是很详细，特别是陇西县乌龙沟一段。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对秦昭王长城进行过调查，但大都只说明了长城的大致走向，很少涉及具体路线。

鉴于此，进行一次彻底的战国秦长城调查势在必行。2010年6月—8月，受国家文物局长城项目办的委托，陕西调查队承担了甘肃省境内部分战国秦长城资源的调查工作。笔者负责陇西县战国秦长城遗迹调查，历时三个月，经过对资料的分析和实际考察，基本弄清楚了陇西地区长城的走向。

一、前人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长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理论上将长城作为一门学科的“长城学”正在兴起。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因历史的变迁、自然地理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战国秦长城已经面貌全非。加之历史文献对此段长城的记载很少且不详细，使得许多问题存在很大争议。另外，由专家亲自系统考察的很少，由于参加长城考察人员知识水平差异以及考察中外在因素的影响，对长城的认识也会有所偏差。还有一些文章企图作理论探索，对长城的真实情况了解并不多，故而论说显得空泛。

对于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境内的战国秦长城走向，定西市文化局长城考察组分别于1976年和1981年对定西境内的战国秦长城进行过实地考察，大致走向基本弄清楚了^[3]，但是具体路线仍不是很详细，特别是陇西县乌龙沟一段，约18公里一笔带过，没有作详细说明。彭曦先生在《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4]一书中对定西地区秦昭王长城进行了描述。他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大部分观点与定西市文化局一致，但是在描述小干川至福星村长城梁一段时，明显与我们的调查结果不符。《陇西县志》^[5]中对陇西县战国秦长城走向也有一些描述，但只有不到100字，内容很少。此外，还有很多文章涉及了陇西县秦昭王长城路线，如李并成先生的《甘肃境内秦长城考察纪略》^[6]、丁焕章先生的《甘肃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及秦统一后的因河为塞，移民实边》^[7]等，但这些文章只是略有提及，并不详尽。

二、本次调查路线

陇西县长城起点位于和平乡云川村砂川里社东北干瞭屲山梁顶上，起点处有一个蜂窝状土台，根据土台周围的遗物和当地老乡郭有良描述来判断，此处原应是个敌台，但现已看不到夯层。墙体沿着干瞭屲山梁自东向西延伸，经过砂川里社西北的老坡子沟后，沿拉面沟东侧的坡地梯田向西北延伸，后经过云川村姚家湾社，顺着山势向上延伸到达六条城山梁顶。过了山顶后，墙体顺山势向下，进入渭阳乡境内。

长城进入渭阳乡境内后，顺着六条城山梁向下延伸，自东向西爬上下阳墩山顶后，再次进入和平乡境内(这段长城在渭阳乡只有511米)。长城顺着下阳墩山下坡顺着土路延伸，后爬上万渠山，沿山体地势高低而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和平乡南岔村南岔里社北的看八沟(沙看沟)沟底。这段长城先后经过和平乡南岔村的张家寨子社、八寺岔社和南岔里社。

墙体跨过看八沟(沙看沟)后延伸至渭阳乡境内的小干川村，穿过村子，自下而上沿大瞭屲山延伸。我们在西山山梁发现夯层，确定墙体沿着西山半山坡的田垄北侧向西延伸，后爬上城壕梁山坡，到达望儿台山梁后，墙体顺着山梁向下，进入云田镇境内。渭阳乡境内的长城先后经过小干川村、渭阳村的花园社和三川村后阴坡社、后阳坡社。

长城进入云田镇嘴头村苍河湾社后，顺望儿台山向下延伸至庙山，又爬上王曳山，在苍河湾社的泉沟和泉湾沟交会处的三岔口处墙体消失。此后长城走向学术界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实地调查总结规律，认为长城应是过咸河，穿过二十里铺，到达云田镇的李家门村，后沿乌龙沟南岸延伸的。

长城过乌龙沟后顺长城梁的地势高低延伸，走向为东南－西北向，先后经过福星村的蒙家湾社、庞家岔村的庞家岔社、上川社、泉湾社、余家嘴头社，止于余家嘴头社那坡西北余家峡沟沟底，之后进入柯寨乡。

长城在柯寨乡境内只有1.5公里左右，自余家峡沟底，顺山势爬上山梁，到达山顶后沿着土路方向延伸。沿路长城走向较为清晰，当地老百姓称此处山梁为“长城梁”。先后经过马家岔村张家嘴头社和阳山社，后墙体沿着柯寨乡和德兴乡分界处的山梁顺地势高低延伸。

长城过柯寨乡和德兴乡分界处的山梁后，顺着三官庙梁山顶向西南方向延伸，到达土路后拐成东南－西北向。后穿过庙儿湾村的阴山社、庙儿湾社，爬上刺湾梁山顶，穿过公路，沿渠子梁山地势高低延伸。到达赵家营村后，顺刘家山山梁到达山顶，又顺山势向下延伸到达土路上，顺着田垄西侧一直向南。后沿蛤蟆山顺势向下，一直延伸到德兴镇赵家营村赵家营社西南的毛家曳沟，过罗河，先后经过阳山村南家坪社、务龙湾社和阴山社。陇西县战国秦长城的止点位于德兴镇阳山村阴山社西630多米处的山梁顶上。

(陇西县战国秦长城走向)

三、本次调查路线与前人调查路线的差异

彭曦先生在《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一书中认为:长城过小干川后是沿崔家湾、董家岔、王家坪、渭阳北、沿揭皮沟向西、经神家川、断岘堡河、咸河、长城梁、桌儿坪、回岔长城梁、新坪后梁、马营滩，沿栾家川沟南侧分水岭，经过董家渠红岘、鹿鹤到达长城梁。^[8]彭曦先生对此段长城的描述与我们调查的路线出入较大。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墙体过小干川之后依然存在。长城沿渭阳乡渭阳村的西山山梁和三川村的望儿台山梁，穿过云田镇的嘴头村苍河湾社之后在泉沟和泉湾沟交会的三岔口处消失。从小干川至三岔口处长城长5600多米，存在墙体长达3600多米，彭曦先生没有发现这段墙体的存在。

之后长城走向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实地调查总结规律认为:长城应是过咸河，穿过二十里铺，到达云田镇的李家门村。我们在泉沟和泉湾沟交会的三岔口至李家门村中间的消失段中发现了少量碎瓦片，有外饰素面、内饰素面和外饰绳纹、内饰乳钉纹两种。过咸河后，在咸河西岸发现两处有瓦片大量堆积的特征点:一处在二十里铺村村东166米处的土墙内，距地面3.5米;一处在二十里铺村村东136米的土墙内，在紧贴地面的土层中，低处堆积的瓦片可看到外饰绳纹。由此证明原墙体应是过咸河，穿过二十里铺，到达李家门村的。

（特征点1）

（特征点2）

长城进入云田镇的李家门村后应是沿着乌龙沟南岸延伸的，进入福星镇，止于福星村马莲岘社北乌龙沟南侧沟畔处。作此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彭曦先生认为长城没有经过乌龙沟，而是在乌龙沟北面延伸的。我们通过实地调查，访问了大量当地百姓，没有人知道有长城的存在，彭曦先生应是根据山顶上的土台子确定的此路线。我们仔细调查了这些土台子:有些是当地百姓树立的插牌，是用来祈雨和防止冰雹的;有些是近代战争时期堆积起来的，周围有人为挖掘的壕沟;还有一些没有夯层和瓦片，无法判断年代。由此，我们判断彭曦先生的路线应是错误的。

其次，陇西县长城的一大特点是有很多与墙体近乎垂直或平行的短墙，目前发现了九段。这些短墙有些有夯层，有些夯层不清晰，全部位于长城内侧;有的与长城相连，有的距长城有一段距离;有的周围散落瓦片，有的没有。笔者根据这九段短墙总结规律:长城应是在短墙的外侧，且相距不远。

我们在乌龙沟南岸共发现了两段短墙。一段位于云田镇李家门村坑窝社，北距乌龙沟170多米，与乌龙沟呈垂直关系。顶部和四周长满杂草，短墙四壁存在不同程度的坍塌，呈缓坡状。长约55米，宽约2.4米，夯层清晰可见，厚度为0.07米—0.10米。周围发现大量瓦片，纹饰为:外绳纹、内麻点;外绳纹、内素面;外环轮纹、内素面。其中以外绳纹、内麻点和外绳纹、内素面的瓦片居多。

(位于坑窝社的短墙)

另一段短墙位于福星村张家塄岸社北庙儿坪山顶处，长约44米，宽约10.9米，与乌龙沟平行。短墙南侧夯层清晰可见，夯层厚度为0.06米—0.12米。在此短墙的周围散落有大量的外绳纹内麻点纹、外绳纹内布纹、外环纹内环纹的瓦片和陶器残片等。短墙南侧通往陈家沟社的土路上也散落有大量的碎瓦片和器物残片，估计是下雨时流水冲刷到土路两侧的，且以外绳纹内麻点纹的瓦片居多。(www.xing528.com)

(位于张家塄岸社的短墙)

从夯土土质、散落遗物、夯层厚度和建筑方法上判断，这两段短墙与长城墙体应是同一时期的。故推测此短墙为战国－秦时代的遗址，且此短墙位于长城内侧，推测可能是军事建筑遗迹。根据短墙存在的规律，长城应是在短墙的外侧，且相距不远，如果乌龙沟存在墙体，应是位于乌龙沟南岸。

(梅家沟堡)

再次，我们在乌龙沟南岸发现了三个堡子，分别是范家新庄堡、上苗家屲堡和梅家沟堡，这三个堡子全都位于乌龙沟南岸。范家新庄堡现无任何地面墙体遗存，仅在梯田内散落有大量的外绳纹内布纹的晚期(秦汉以后)瓦片及器物残片，还有一块外绳纹内麻点纹的瓦片残片。上苗家屲堡位于吐云山山顶处，此遗存因庙宇建设和梯田利用而坍塌严重，现残存有一段东北－西南向的30米长和一段西北－东南向的25米长的墙体，东北－西南向的30米长的墙体西侧面夯层清晰可见，在周围散落有大量外绳纹内麻点、外绳纹内素面纹的瓦片，且在墙体夯土中夹杂有外绳纹内麻点和外绳纹内素面纹的瓦片。西北－东南向的25米长的墙体不但夯层不清晰，且在周围任何瓦片。据看守柳林大王庙的70岁的陈站杰老人说，此处原为一个圆形的城址，整体呈锅底形，疑似一个堡子，现在庙宇底部的圆形台体仍存，但是由于庙宇的建设和耕地的铲削，使得此遗存不能判定原来形制。梅家沟堡北侧紧邻乌龙沟南侧沟畔，南距上苗家屲遗存1000米，遗存因人为铲削、昆虫洞穴、风雨侵蚀、沟壑发育等因素，现仅残存西侧、南侧和东侧部分墙体。北侧围墙因乌龙沟沟壑发育而坍塌殆尽，现遗存内被开垦为耕地。在堡子内散落有一块外绳纹内麻点的瓦片，在该遗存东150米处土堆川沟和乌龙沟交会处的沟底处散落有十几片外绳纹内布纹、外绳纹内素面纹的瓦片和一片兽纹瓦当残片。嘴(咀)背后村48岁的杨站民曾在此处捡到两块瓦片，纹饰分别是外绳纹、内布纹，外绳纹、内素面。战国秦时期长城瓦片以外绳纹、内麻点纹居多，这三个堡子都有这种瓦片，因此判断堡子在战国时期就存在，后被再次利用。

(崖面底部塌落的夯土块)

最后，福星村马莲岘社北165米处乌龙沟南侧崖面处残存有少量夯土层，在崖面底部不但散落有一些断裂的夯土块，而且零星散落有外绳纹内素面纹的瓦片。此后在马莲岘社北210米的乌龙沟南侧沟畔处，墙体再次出现，且保存较好，走向清晰。

通过以上证据，笔者判断:长城

应是过咸河，穿过二十里铺和李家门，后沿乌龙沟南岸延伸的。

四、本次调查的新认识

(乌龙沟地貌)

笔者认为乌龙沟应是利用山险和水险作为防御，没有人工修建的墙体。作此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一、乌龙沟全长约18公里，沟深和沟宽都在100米左右，且乌龙沟两岸山脉险峻，利用此天然地势，不仅可以省工省钱，且更能起到良好的防御作用。

二、我们在乌龙沟南岸的村庄做过大量的访问和调查，没有人听说过长城墙体的存在。且除了短墙和堡子周围，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瓦片。我们在李家门村李家门社北约80米处发现一段夯土墙，貌似长城墙体。顶部被人为铲平，顶宽4米，底宽4.2米，高1.6米，夯层清晰，厚0.06米—0.09米。南侧被开垦为耕地，北侧紧邻乌龙沟。这段残存的夯土墙看上去类似长城墙体，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夯土层很薄。在乌龙沟总共发现了四个类似的土台子，如李家门村的殷家老庄的土台子高约6米，上半部分为整齐的土坯，下半部分为夯土，有夯层但不清晰。南北两侧高2.4米处各有一个高0.7米，底宽0.5米的洞。据当地老乡讲，此台子为挡住来自回沟(即泉沟和泉湾沟)的不利风水而建，下半部分夯筑年代较早，时代不明。过李家门社后，在一处坟地上也发现两处，形制类似。且通过访问老乡得知当地有建风水台子的风俗，一般是大户人家出钱所建。由此，笔者肯定:在李家门社北约80米处发现的这段夯土墙，应是被人为破坏和风雨侵蚀后残留下来的风水台子。

李家门村李家门社北发现的一段夯土墙

(殷家老庄的风水台子)

三、或许有人提出水土流失和地质运动会造成长城墙体的塌陷，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并没有在沟底发现夯层，且我们访问过大量老乡，也没有人发现过沟底有夯层的存在(陇西地区降雨量较小，且乌龙沟是季节性河流，沟底大多数时候是干涸的。当地百姓便利用沟底的土地进行耕作，因此对乌龙沟底状况很熟悉)。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它由绵延伸展的城墙、关堡以及各种战斗设施、生活设施、报警峰堠、道路网络等组成。是一条以城墙为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纵深梯次相贯，点线结合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但“似未筑有长城，然于扼险之地，立有障塞，亦在长城之列”^[9]。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长城只包括墙体，山险、水险亦是长城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五、小结

陇西县战国秦长城全长近58公里，存在墙体长约29公里，共发现8个单体，9个遗存，7个关堡。墙体大多沿山脊或山梁修建，走向制高点。充分利用了自然河流，尤其是控制两河之汇，依次过和平乡的老坡子沟和拉面沟，云田镇的咸河、云田镇和福星镇之间的乌龙沟，福星镇的余家峡沟和德兴镇的罗河等。在整个甘肃地区战国秦长城中，陇西县长城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对陇西地区战国秦长城的研究，无疑有益于加深对整个秦昭王长城的认识。

【注释】

[1]教育部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长城研究”(10J2D0007)。

[2]甘肃省定西地区文化局长城考察组:《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遗迹考察记》，《文物》，1987年第7期。

[3]甘肃省定西地区文化局长城考察组:《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遗迹考察记》，《文物》，1987年第7期。

[4]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5]陇西县志编纂委员会:《陇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6页。

[6]李并成:《甘肃境内秦长城考察纪略》，《丝绸之路》，1996年第6期。

[7]丁焕章:《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8]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9]景生魁:《秦长城西端遗址探索》，《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