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巡行探析》靳金龙

秦二世元年巡行探析　靳金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引　言

秦始皇即位后的巡行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出行规模之大，巡行路程之远，巡行频率之高，对当时及后世影响之深远，引得后人对其不断地赞叹和研究。相对于其父的巡行，秦二世胡亥的巡行却是一个少人接触的话题，但其巡行距离之长，时间之短，速度之快，也非常值得重视。虽然秦二世巡行并没有像其父的巡行那样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但对其巡行的考察，对于了解、揭示秦二世胡亥本来历史面貌仍然有所帮助。本文拟就秦二世巡行的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一是巡行的出发时间，二是巡行的主要原因。本文推测秦二世胡亥的巡行出发时间是在仲春二月，而其巡行的主要原因是想通过效法其父的巡行来证明自己皇位继承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秦二世胡亥曾于始皇三十七年跟随其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巡行，也正是在这次巡行中，始皇在沙丘病死，胡亥在赵高、李斯的帮助下通过政变夺得了帝位。胡亥在即帝位后第一年就进行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巡行。

秦二世元年巡行史实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遂至辽东而还……四月，二世还至咸阳。^[1]

《史记·封禅书》也说: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2]

后世史书记载秦二世巡行事件皆源于此，或原样抄录，或较之简略，更无比之详细者。如《汉书·郊祀志》曰: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3]又《资治通鉴·秦纪》载:

冬，十月，戊寅，大赦。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还。夏，四月，二世至咸阳。^[4]

由此可知，探究秦二世元年巡行史实主要依据《史记》记载是可行的。研究秦二世的专著有刘敏、倪金荣著《宫闱腥风——秦二世》^[5]，书中搜集大量资料，对秦二世及其时代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此外，王子今教授《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6]对秦二世巡行尤其是巡行速度做了详细的考证。

一、由“春”对秦二世巡行出发时间的推测

相关史籍对于秦二世巡行的出发时间最多只记录为“二世元年春”，而对于具体月份则没有明确记载。秦二世这次巡行的时间很短，“春”出发，“四月”返回咸阳。如此短的时间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更有探测其确切出发时间的必要。

首先，这里的“春”对应的是哪几个月，这种对应关系在秦汉是不是确定不变的?有学者指出，四季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天文学上是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来作为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气候学上划分四季的标准是以平均气温低于10℃为冬季，高于22℃为夏季，介于10℃和22℃之间分别为春季、秋季”。而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古代典籍中多以四立作为四季的开端”^[7]。“四立”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史记·天官书》也说:“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索隐》曰:“谓立春日是去年四时之终卒，今年之始也。”^[8]由此可知秦汉时期，四立是作为四季的开端。

《史记·天官书》云:“四始者，候之日。”《正义》解释说:“谓正月旦，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言以四时之日候岁吉凶也。”^[9]“正月”即为“时之始”，也就是四时的开始，而“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可知立春日在正月。《史记·历书》又载:“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索隐》:“按: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10]则孟春为正月^[11]。《史记·天官书》:“是正四时:仲春春分……仲夏夏至……仲秋秋分……仲冬冬至……”^[12]《正义》:“晋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见奎、娄，五月夏至见东井，八月秋分见角、亢，十一月冬至见牵牛。”^[13]所以，春分日在二月，也即仲春。古代四时各按孟、仲、季划分，这样，孟春就是正月，仲春就是二月，季春就是三月。夏秋冬以此类推。

以上是对秦汉四时做了简单的考证。《史记》中也有“春三月”^[14]“夏四月”^[15]“夏六月”^[16]“冬十月”^[17]等的记载，可作为《史记》实际运用四时的例证。另外需注意的是闰月问题，即闰月是否会影响到四时的分配。秦王朝建立后，实行以十月为岁首的历法，并在汉初得到了延续，直到汉武帝太初改历才以正月为岁首。由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可知，秦至汉初闰月都是在年终加一个月，即在九月后再加一个月，称为“后九月”^[18]。这段时期凡是闰月都是“后九月”，并没有打乱月份排序，也就不会影响到四时的月份对应。

秦汉时期“春”确切是指正、二、三月。然而秦二世出巡的“春”又是哪月呢?《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辞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正义》曰:“中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中月。”^[19]又《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北巡守。”^[20]《通典·礼典》中有:“巡狩之月皆用正岁之仲月者，以王者考礼正刑，当得其中，春秋分，昼夜均，冬夏至，阴阳终，欲取终平之义，故唐虞以还皆用仲月也。”^[21]古帝王巡守有仲月出发的传统，秦始皇就是依据这一传统进行的。李瑞、吴宏岐《秦始皇巡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说秦始皇“出巡季节安排多遵古制。秦始皇巡行的出行季节一般以仲春二月居多，唯三十七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出巡时间是‘十月癸丑’，颇异于古制。”^[22]查看《史记·秦始皇本纪》，除三十七年巡行之外，只有二十九年巡行明确记载是在仲春二月出发的，其他几次巡行都未明确说明时间，不知此结论是如何得出的。秦二世巡行时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秦二世的巡行很大程度上有尊崇父政的意味(详后)，那么在巡行的出发时间上也会依照父亲和既有的传统。这样说来，秦二世元年的这次巡行很有可能是仲春二月出发，四月返回的，共历时三个月，约九十天。^[23]

二、秦二世巡行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的巡行有诸多疑点。首要问题是秦二世为什么在即位不久(两三个月内)，在国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环境下，不选择继续在国都巩固统治，却执意要进行一次大规模长距离的巡行。为什么这次巡行显得非常仓促，短短三个月时间，从咸阳到碣石，然后南下到会稽，又北上到辽东，最后返回咸阳。王子今教授《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对秦二世的巡行速度做过考察，认为“秦二世春季启程，四月还至咸阳，虽然行期难以确知，但即使以历时百日计，平均日行里程亦至少达到近90公里，甚至超过100公里”^[24]。这个速度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是否可以接受，我们还可再讨论。对比《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的一次巡行，我们可参看宋人的评价。宋代孔平仲撰写的《珩璜新论》评价汉武帝的巡行说:“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25]汉武帝的这次巡行在时间上和秦二世相差不大，但路程却要比秦二世短得多，却已被孔平仲批评为“荒唐甚矣”，这不得不让我们对秦二世如此高速巡行产生疑惑^[26]。然而在没有证据证明《史记》记载失误的前提下，我们也不能推翻《史记》的记述。

《史记》记载秦二世巡行说:“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这段文字表面的意思，就是秦二世要像他父亲一样，巡行天下来展示自己的强大，则其主要原因是“示强”。元代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高专权用事，申法令，说二世巡幸以示强。”^[27]林剑鸣《秦汉史》:“为了稳定局面，巩固统治，二世也想袭用秦始皇以耀武扬威来‘威服海内’的办法。”^[28]上述两者明显持这种看法。《剑桥中国秦汉史》说:“公元前209年，即二世统治的第一年，他仿效其父，也往东作巡幸。”^[29]“仿效其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秦二世胡亥的心理状态来考察。

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进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巡行。这次巡行中跟随始皇的重要人物有胡亥、李斯、赵高和蒙毅等。秦始皇在平原津得了重病，并在沙丘病死^[30]。这时秦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皇位继承人问题。首先最有资本和声望的是公子扶苏，虽然被始皇贬往上郡监军，但作为始皇长子，并且拥有仁爱的声望，是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始皇临死前曾“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31]意味着秦始皇准备将皇位传给扶苏。从《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说:“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32]则可看出扶苏在百姓中的声望。《宫闱腥风——秦二世》如此评论:“秦始皇决定传位给扶苏，可能出于几种原因:第一，扶苏是长子，由他继承帝位，符合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嫡长子继承父位的宗法制原则，顺理自然。第二，扶苏年龄大，阅历多，政治上比较成熟，有主见。第三，扶苏为人孝悌、仁义、宽厚，有长者风范，为皇帝后，能较好地处理兄弟、君臣、君民各种关系。第四，扶苏做事比较客观实际，不极端，不苛暴，不荒淫，具备守成君主的素质。第五，扶苏与大将军蒙恬关系好，秦王朝几十万大军握在蒙恬之手，扶苏继承大统，蒙氏会像忠于自己一样忠于扶苏。”^[33]

除扶苏之外，对皇位构成威胁的还有“诸公子”。第一，《史记·李斯列传》说:“始皇有二十余子。”^[34]虽然不清楚这时诸公子是否都在咸阳，但一旦始皇去世的消息公布，在咸阳或咸阳附近地区的“公子”就拥有了就近占据都城的政治优势。都城是一国政治中心，一旦诸公子和朝廷大臣结合，就有了举行登基仪式控制天下大势的优厚资本。第二，《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35]虽然对“少子”一词理解有异，但不论是“最小的儿子”还是“年轻的儿子”^[36]，胡亥之上肯定还有比他年长的兄弟^[37]。这样，按照宗法制，要轮到胡亥也是很困难的。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胡亥与赵高的对话如下: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赵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38]

第一，在赵高劝说胡亥当皇帝之前，胡亥显然(或表面上)对于秦始皇的安排是默认的。从他“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等的回答中，明显看出他对这一安排的顺从和无可奈何。对于这一顺从和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

一是胡亥的确感到自己平庸，不敢奢望真能做皇帝，对当皇帝没有野心，或者他没有争夺皇位的强烈愿望。这并非他不愿争取，而是自己之前在国家统治上的无尺寸之功，使他在政治经验上没有竞争的资本。《史记》记载秦始皇诸子的材料很少，在沙丘政变之前，除了扶苏之外，胡亥也就是“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这样的记载，根本没有论及其政治表现。

二是虽然胡亥也特别想即位，但现在情况特殊，为安全起见，他不得不故作推辞来对情况做一试探。他不清楚当时情况是否对自己有利，不知道赵高是否真心辅佐，不知道当时手握大权的丞相李斯是否会支持他，所以他有必要谨慎行事。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对于赵高劝说李斯的言论曾发表感慨说:“赵高之言深中胡亥、李斯之隐，而皆反覆辞却，迫不得已而后应之。盖其心甚然赵高之计，而又不欲自居其名，以有此疑难，而赵高乃因以擅其事而专其功，亦势之所趋，有必然者也。”^[39]

不管胡亥是为了安全起见而作深谋远虑的顾虑和试探，还是出于自身条件不足引起的不自信心理使然，有一点可以肯定，胡亥明白自己在皇位争夺中的不利地位，不论他主观上是否强烈想做皇帝，客观上他都不具备争夺皇位的更多有利因素。

第二，虽然胡亥跟随赵高学习过“书及狱律令法事”^[40]，但在这里，胡亥却表现出了绝对的儒家文化倾向。“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对于胡亥来说，他做皇帝首先面临着来自兄长、父命和才薄的三方面威胁。胡亥深知，如果按正常程序，皇位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的，就算勉强做了皇帝，也会“天下不服”，最终导致“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41]。反过来说，如果他做了皇帝，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克服兄长、父命、天下民心对其皇位的威胁，从而使得他做皇帝更加顺理成章。虽然不能确定这段是不是胡亥的真实想法，但结合当时实际，发生“天下不服”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第三，相对于赵高的欢喜，胡亥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他不仅担心政变能不能成功，更担心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一使命。最后虽然同意了赵高的劝说，胡亥还是“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在与扶苏及诸公子的比较中，胡亥也并不是没有一点优势。秦始皇的私爱，始皇死时只有他在身边，以及由始皇私爱而产生对其能力的肯定，都是胡亥可以充分发挥的筹码。然而胡亥在言语之中还是表现出不肯定，这种情绪将构成胡亥在将来一段时间内的心理基础，并且在从沙丘经九原回到咸阳的过程中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以上是对胡亥在沙丘政变中的心理分析，概括起来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皇位继承的可能性，胡亥既喜又怕，然而要想成功夺得皇位，胡亥却并没有更多的优势。直到秦二世胡亥结束巡行回到咸阳之后，胡亥仍然不安地对赵高说:“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42]《秦帝国史》也认为:“秦的宗室是向胡亥争权的唯一有力的势力。”^[43]在这段时间里，胡亥不得不面对来自宗室、大臣官吏和天下民心对其皇位的对抗和质疑，也正因为此，他也不得不迫切考虑证明并加强自己与皇位密切联系的问题。

结合上述对胡亥心理基础的分析，就不难理解这时期秦二世胡亥为什么不仅杀扶苏和蒙恬，也残忍地杀害诸公子、公主和始皇妃嫔。他是要完全断绝任何与他争夺皇位的可能。我们可以推想，短短三四个月或者半年之内，胡亥从一名普通的秦朝公子，一跃而成为主宰大秦帝国的皇帝，其间的巨大差别是他始料未及的。这期间不停止的计谋奸诈、杀戮和作为皇帝要处理的大量事务，也使得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胡亥疲于应付而无暇真正的反省思考。他迫切需要别人对他皇帝身份的认同，以保证并巩固自己的君位。作为政变而当上皇帝的胡亥来说，如何向别人证明自己胜任皇帝这一使命是至关重要的，他要在一系列的措施中寻找自己作为皇帝的合理性。

既然之前与皇位无大关系，就只能从父皇这条线索来寻找依据。“他想起了父皇在世时，为了威慑刚刚统一的天下，曾经五次巡行天下，就连死都死在巡行的途中”。胡亥思来想去之后，可能认为巡行这一点与父皇相似，“他只是想效法父皇，巡行郡县，震慑天下”^[44]。于是秦二世的很多举措都成了表现自己与秦始皇关系并从中证明自己的皇位合理和合法性。所以在巡行中，始皇所有到过的地方，他都要去，并在始皇所刻石碑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贾谊曾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45]认为秦二世新主即位是一个改变秦暴政的好时机，百姓都是引领相望的。而从上述的分析看，秦二世是不会那么做的。胡亥不像扶苏，没有继承皇位的正统性前提。若扶苏即位，没有人怀疑其皇位合法性，因此，他可以皇帝的身份进行政策的调整。但胡亥不同，他能做到皇帝，完全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巧合。他必须为这一系列巧合后的结果寻找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继承父皇的行政风格。秦二世在建筑阿房宫时说:“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46]不继续建筑阿房宫，就是“章先帝举事过”，而这个罪名是秦二世不敢承担的，他只能一如既往地尊法“先帝举事”，而巡行天下就是其中之一。

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秦战争。然而在这之前，虽然大乱已经在酝酿之中，但表面上并没有展现出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就说:“考始皇晚年之世局，政府虽不知大乱之将起，而民间实已萌倾覆皇室之心”^[47]。在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秦二世看来，经过父皇的强权治理，天下已经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所以，除了诸公子对其皇位的威胁外，他并不对天下形势有过多担心。当然，他也不知道“大乱之将起”。所以当他得知陈胜造反时，不是积极镇压，却“怒，下吏”，当别人告诉他只是小盗时，才“悦”。“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48]。秦二世的这一系列表现都说明他对天下大势没有起码的把握，还依然在固若金汤的颂扬中做着美梦，还依然以为秦王朝十分强盛。这样说来，他就没有多大必要大费周折地巡行郡县以示强。

所以，我认为秦二世巡行的主要原因就是想通过对其父行政风格的继承来证明自己皇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唯有这样，才能既效父巡行，又不至于长久离开咸阳而致使诸公子或朝廷之中发生变动。当然，以上所述秦二世巡行原因，是侧重于其巡行的主要原因，并不能排除在主要原因覆盖下的示强、游玩、敬神等次要因素。

【注释】

[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67、268页。

[2]《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0页。

[3]《汉书》卷25《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5页。

[4]《资治通鉴》卷7“二世皇帝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324页。

[5]刘敏、倪金荣:《宫闱腥风——秦二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www.xing528.com)

[6]王子今:《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0—385页。

[7]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8]《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40页。

[9]《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40页。

[10]《史记》卷26《历书》，第1255页。

[1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曰:“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史记正义》:“周以建子之月为正，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贺。”(《史记》，第237、238页)《史记索隐》有“而秦正建亥，汉初因之”。(《史记》，第1255页)《礼记·大传》:“改正朔，易服色。”孔颖达疏:“正，谓年始。朔，谓月初。”\［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06页。可知秦始皇时“秦正建亥”，只是以十月为岁首。

[12]《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28页。

[13]《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27页。

[14]《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0页。

[15]《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2页。

[16]《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92页。

[17]《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1页。

[18]参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1页。

[1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9、250页。

[20]\［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326—329页。

[21]\［唐\］杜佑:《通典》卷54《礼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

[22]李瑞、吴宏岐:《秦始皇巡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23]王子今在《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中考察秦二世巡行的速度是基于“历时百日”的时间跨度。

[24]王子今:《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第380—385页。

[25]\［宋\］孔平仲:《珩璜新论》卷1，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

[26]刘敏、倪金荣:《宫闱腥风——秦二世》，第144—149页。

[27]\［元\］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2页。

[28]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29]\［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9页。

[30]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60—267页。

[3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4页。

[32]《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0页。

[33]刘敏、倪金荣:《宫闱腥风——秦二世》，第72页。

[34]《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47页。

[35]《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0页。

[36]参见李宝通:《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38页。

[37]参见《秦史》:“二世皇帝者，始皇第十八子也。”(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秦集史》:“二世皇帝者，始皇第十八子也。”(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8页)

[38]《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48、2549页。

[39]\［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02页。

[40]《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4页。

[41]参见刘敏、倪金荣:《宫闱腥风——秦二世》，第144—149页。

[4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8页。

[43]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3页。

[44]刘敏、倪金荣:《宫闱腥风——秦二世》，第144—149页。

[45]《新书·过秦》:“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页。

[4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8、269页。

[47]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4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9、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