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阳扶荔宫的荔枝移植试验

夏阳扶荔宫的荔枝移植试验　董　涛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扶荔宫荔枝移植的故事

扶荔宫移植荔枝的故事见于《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条的记载:

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尤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

汉武帝因荔枝种植不成功而诛杀守吏数十人，这样的故事的确让人欷歔不已。而且《三辅黄图》所载的这则故事多为学者注引，陈直先生《三辅黄图校证》按语认为，《南方草木状》卷下荔支条自“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句起，至“极为生民之患”句止转引自《三辅黄图》，且与本条内容完全相同。并且认为扶荔宫遗址现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南门外，经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出土有“夏阳扶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十二字篆书方砖，及“与天无极”，“船室”^[1]、“宫”字及云纹瓦当四种。陈直先生还认为:“《长安志》引《关中记》，仅云扶荔宫在冯翊，今能确定在汉时左冯翊之夏阳县矣。”^[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不仅详细说明扶荔宫所在的位置，还认为夏阳县是铁官的所在地，又有黄河水利之便，所以在此营造行宫且种植奇异草木是可能的。^[3]

汉武帝诛杀数十守吏之事的真实性暂且不说，在扶荔宫移植荔枝可能确有其事。至于汉武帝在扶荔宫移植荔枝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是与古代的荐果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二、由秦汉时期的“荐果”制度说起

在秦汉时期的祖先祭祀中存在“荐果”制度。“荐果”一词始见于《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子肃传》，王肃在向魏明帝所上疏中说道“宜遵旧礼，为大臣发哀，荐果宗庙”，即要恢复荐果制度。这里所说的“旧礼”的废弃时间见于《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所载邓皇后的诏书:“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牙，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正是邓皇后的这道诏书废止了荐果宗庙之礼，而它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礼记·月令》:“是月也，天子乃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这里的“羞”同“馐”，也即是以珍馐美味荐享寝庙。仲夏之月所用的是含桃，郑玄说含桃就是樱桃，因为樱桃是“莺所含食，故言含桃”。樱桃是北方春季最早成熟的水果，因而有的学者据此推测，以后每个季节水果成熟以后都要荐享宗庙。而且《大戴礼记·夏小正》里详细讲述各个月份不同水果的收获，恐怕即与荐果制度有关。因而我们认为，荐果制度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产生，是祭祀祖先礼仪的一部分。从《礼记·月令》以及《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中我们也了解到，这项制度原意是在每个季节新鲜水果成熟之时请已故之祖先率先品尝，是以也被称为“荐新”、“尝新”。只不过“荐新”和“尝新”是更为广泛的概念，它还包括水果以外的其他食物，例如新收取的农作物等等。

由上，荐果在先秦两汉时期祭祀祖先之时较为常见，但是没有资料显示先秦时期在郊祀之时也以水果作为祭品，《礼记·郊特牲》里提到祭祀时的器具有豆，并说“加豆，陆产也……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也”，似乎是说祭祀中以豆盛放陆产，这里陆产除了粮食作物，恐怕也应当包括水果。

以水果用于郊祀实例最早见于汉武帝时期，《史记·封禅书》中提到方士为了迎合武帝对神仙的追求与向往，勾画仙人的住所时说仙人“好楼居”，饮食则是“食巨枣”。因而公孙卿即劝武帝“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脯枣也即是枣脯，大概是秦汉时期较为珍贵的水果制品，例如优孟以“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枣脯”形容楚庄王对名马的特殊待遇，淮南王刘长病中，汉文帝“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其实枣这种水果本身具有较高的食用及营养价值，在汉人笔下常与栗子、果菜等作为粮食出现，而且司马相如《子虚赋》中也将枣与其他诸多名贵水果并称。在此基础上，方士将枣附会为神仙之食物，并对神仙所食之枣进行夸张，说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因而武帝祭祀“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貍牛以为俎豆牢具”。由此水果出现于郊祀之时，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具有神秘性质。我们检索文献发现与枣有关的灾异现象比较常见，例如汉惠帝“五年冬十月，雷。桃李华，枣实”以及《汉书·广陵厉王刘胥传》“胥宫园中枣树生十余茎，茎正赤，叶白如素”，《三国志·孙皓传》“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分”，同时与其他果木有关的灾异也屡见于典籍所载。

春秋战国以来的儒生一直在强调在祭祀过程中君王要亲力亲为，不仅是在祭祀仪式的过程中，还要祭祀所使用的物品也要求君王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也即是“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的道理。因而古天子、诸侯有“籍田”用于供奉祭祀中的粢盛;有“养兽之官”用于牺牲，有“公桑、蚕室”用于服饰制作。这些理念均为汉儒所尊崇，例如“籍田”制度依然延续，汉初各帝诏书中屡见“开籍田”的内容，如汉文帝即有诏书:“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而“养兽之官”则恐怕与上林苑有所关联，《汉旧仪》说“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君王以亲自射猎捕获之猎物作为牺牲供奉祖先确合古意。至于“公桑、蚕室”，《礼记·祭义》说“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探寻古意，或许与上林苑中的离宫别馆颇有渊源，这其中尤以夏阳扶荔宫较为特殊。

三、扶荔宫的物产

扶荔宫之名不见于正史记载，我们现在所见到关于扶荔宫的记载以《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条为详尽:

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宫以荔枝得名。

这里明白指出扶荔宫“以荔枝得名”，但宫中所种植却绝非荔枝一种，其中菖蒲、山姜、甘蕉、留求子、桂、蜜香、指甲花、龙眼、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等多是南方物产。这里只有龙眼与荔枝见于《后汉书·孝和帝纪》及《南匈奴传》记载，其他果木于秦汉史籍中鲜有踪迹。其中菖蒲、甘蕉、槟榔、橄榄、柑橘等名称于隋唐史籍中较为常见，可知这些水果为中原文化中心的人们所熟知是较晚历史时期之事。如此说来，扶荔宫中所种植的确实可说是奇花异果，秦汉时期一般的北方之人都鲜有所闻。

196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对扶荔宫遗址进行调查研究，遗址位于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南门外约三百米的韩渭公路东侧，北临芝水河。在这里发现有“宫”字瓦当以及“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无极”砖，经陈直等学者考证，确为汉扶荔宫遗址。但陈直先生也认为，扶荔宫所在的夏阳县不在汉代上林苑范围内，可能属于水衡都尉上林令兼管之一部分。扶荔宫在行政上归属于上林苑可能与其作为皇室专有生产祭祀物品的属性有关，这一点在上文已有论述，但扶荔宫特殊的地理位置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说，这里距离长安四百公里，且多山沟，交通不便，并指出这些可能是扶荔宫很快废弃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发现，扶荔宫位于从长安到夏阳的交通线旁，而且扶荔宫所在的位置隔着黄河正对着汾阴后土祠。

后土祠建于汉武帝年间，《史记·封禅书》里记载武帝曾五次到后土祠祭祀，可见其意义之重要。而且后土祠在后世历代政治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从东汉到东晋再到唐宋，史籍中多有帝王前来祭祀的记载。^[4]关于后土祠的修建，《封禅书》记述得较为详尽: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

这一年是元鼎四年^[5]，从汉代群臣的奏议中我们知道，后土祠的修建是为了祭祀后土神。我们这里更为关注的是武帝从长安前往汾阴祭祀的行走路线，《封禅书》说武帝祭祀之后由这里前往荥阳，并没有交代武帝如何从长安到达汾阴。但检索史籍我们发现，《汉书·武帝纪》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毕，行幸荥阳。”这里明确指出汉武帝是从夏阳渡河到达汾阴的。若从夏阳渡河前往汾阴，则极有可能路过扶荔宫所在的位置，或许扶荔宫所处之位置恰为渡河前往后土祠的渡口。而且扶荔宫遗址发现的“舩室”瓦当证明这里可能存在着停放船舶的船坞之类的建筑，汉武帝确实也曾乘坐楼船前往汾阴后土祠。因而武帝在这里建设扶荔宫并以之作为祭祀后土时的行宫，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扶荔宫在行政上归属于上林苑，是天子苑囿的一部分，而且其所处之位置又与后土祠相近，在武帝祭祀后土之时可能作为行宫使用。再联系前文对于天子“籍田”、“养兽之官”及“公桑、蚕室”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地所种植的奇花异果，除了用于观赏或者食用之外，恐怕更多的是用于后土祭祀。我们知道，所谓后土即是“土地最尊之神”^[6]，《淮南子·天文训》也说“中央土，其帝皇帝，其佐后土”。汉武帝祭祀的后土与女娲崇拜连为一体，称女娲后土，以合《周易》“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之道。但总的来说，后土神主宰四方土地，因而祭祀后土使用四方土地所产的物品也甚合古意。而且此时也具备使用四方物产祭祀后土的条件，史载汉武帝元鼎年间平定南越，汉帝国的势力开始深入南部疆域，并在越南北部地区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统治。此前的元狩年间，武帝击退匈奴，汉政权巩固北方的统治，而且张骞凿空西域，汉帝国影响开始进入西北地区。在此前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此后汉帝国在西南地区的统治逐渐扩大。在拓疆行动基本结束以后，汉武帝在山西汾阴设立后土祠，首次以女性形象的女娲作为后土神进行祭祀，以和天父地母的阴阳观念。因而在后土祠附近建立扶荔宫，一来作为祭祀后土时的帝王行宫，更为重要的是种植来自天下四方的奇花异果作为供奉后土的祭品。其中以荔枝作为祭品的实例则见于《晋书·世祖武帝纪》“六月癸丑，荐荔支于太庙”。

回到对扶荔宫所种植的花木的探讨，首先关于菖蒲，宋人所著《本草图经·别录》说“菖蒲，生上洛池泽及蜀郡严道……今处处有之，而池州、戎州者佳”，这里的意思是菖蒲的原生地在上洛及蜀郡，这两地都位于西南。后又说“今处处有之”，可知宋代菖蒲已经遍布各地，成为一种较为普通的植物。而所谓“池州、戎州者佳”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这种植物原生南方，于温热潮湿环境较为适应。而江南人家每逢端午时节，悬菖蒲、艾叶于门、窗，饮菖蒲酒，以祛避邪疫;夏、秋之夜，燃菖蒲、艾叶，驱蚊灭虫的习俗则又说明这种植物确实为南方之产。同样考察古代医书我们发现，山姜与留求子也是南方作物，也同样具有药用价值。古代医书中论及这几种植物药用价值之时均提到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这恐怕与北方人初到南方，对南方暑热瘴气之害认识深刻有关。扶荔宫中种植这几种药材，或许考虑了其实用价值，但数量均不甚多，恐怕更多还是用于观赏。但是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菖蒲很可能于此时引种成功，成为在北方也较为常见的作物。另外，蜜香也叫木香，也是一种药材，指甲花可做染料，但两者可能均是作为观赏植物种植在扶荔宫内。荔枝、龙眼、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均是水果，且数量较大。这里柑橘自不必说，荔枝、龙眼、槟榔、橄榄在唐宋以后是南方地区进贡皇室的重要土特产。至于千岁子，《南方草木状·果类》说“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绿色，交加如织。其子一苞恒二百余颗，皮殻青黄色，壳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似肉豆蔻。出交趾”，此物甚似花生，早已引起学界怀疑。如此说来千岁子是为干果，与其他水果略有不同。综上我们发现，作为专门引种南方植物的宫殿，扶荔宫里引种了药材、花木、水果、干果等物，其中引种的药材与花木似乎多有成功者。但扶荔宫为何偏偏以荔枝命名，让人颇为费解。

四、荔枝的前世今生(www.xing528.com)

“荔枝”一词最早见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司马相如描绘上林苑之情景将“荔枝”与枇杷、樱桃、葡萄等名贵水果并称，但司马相如死于汉武帝元狩年间，扶荔宫尚未建立，上林苑中可能并无荔枝种植。司马相如印象中的荔枝可能来自其生长的巴蜀地区。另外刘歆作《西京杂记》卷三也曾讲到，南越王尉佗向汉高祖刘邦献“鲛鱼荔枝”。蓝勇教授认为，巴蜀地区的荔枝种植始于秦代，他的根据是《华阳国志》引《秦记》载“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有荔支、姜、蒟”^[7]。《太平御览·郡国志》中有所谓“西南夷有荔枝园。僰，施夷中最贤者，古所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这里“古所谓”所指多半与常璩所引用的《秦记》有关，但《秦记》早已散佚，常璩所引之材料是否可信未为可知。但蓝勇教授分析认为，秦曾开五尺道，以僰道为起点，一直通向滇东曲靖以南，是历史上官修的第一条可以通向荔枝原产地的道路，因而荔枝存在经由五尺道、僰道传入四川的可能。这一分析甚为合理，荔枝最早于秦代始于四川种是可信的，且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绘的荔枝数量似乎不少，因之也可以推知，在司马相如的时代四川荔枝的种植已具有一定规模。

考察史籍可以发现，关于荔枝的名称，西汉和东汉早期多使用“离支”，“荔枝”一词出现较晚。前文已论及荔枝于秦时始于四川种植，那么作为蜀人，司马相如所使用的应是荔枝的早期名称。但考察《史记》与《汉书》我们发现，同样是引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史记》写作“荔枝”，而《汉书》却写作“离支”。《史记》虽成书较早，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修改之处较多，怀疑此处之“荔枝”即为后人修改而得。首先，“荔枝”一词《史记》正文中仅此一见，两汉史书中也未出现“荔枝”一词;其次，《史记索隐》与《史记集解》也均未称“荔枝”，而称“离支”，这说明司马贞与裴骃见到的《史记》里可能使用的即是“离支”一词;第三，“离支”一词除出现于《汉书》所引《上林赋》外，较早引用《上林赋》的《文选》也使用“离支”而非“荔枝”。甚至是到了明代人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引用《上林赋》也写作“离支”。综上我们认为，西汉及东汉早期一直都是使用“离支”一词作为荔枝的名称，“荔枝”一词出现较晚。“离支”一词无实际意义，前文我们讲到荔枝在四川最早为僰人所种植，那么“离支”一词则极有可能是从僰人的语言中翻译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人多使用“荔支”一词称呼荔枝，例如《后汉书·孝和帝纪》中说“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说“元正朝贺，拜祠陵庙毕，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支”。“荔支”一词也见于《华阳国志》中，《华阳国志》卷一说“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卷三引《秦记》说“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有荔支、姜、蒟”。“荔支”与“离支”仅一字之差，“荔”字本是地名，也是植物名，作地名的时候称“大荔”，这一称呼现在还在使用，可能与古骊族有关;作植物的时候指的是一种草名，《汉书·司马相如传》引《子虚赋》说“其高燥则生葴析苞荔”，颜师古引张揖说“荔，马荔”，并解释马荔为“今之马蔺也”。很显然，东汉以后人们开始借“荔”字替换“离”字来指代荔枝，这样做的好处是以植物名指代植物，较为符合汉语之规范。可能也即是出于这个原因，“支”字随后也被替换成“枝”字，于是“荔枝”一词于隋唐以后较为常见。至于“离枝”的称呼与关于“离枝”的一系列传说可能均出自白居易，他说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8]。“离枝”一词出现于隋唐以后，多半是对白居易这种说法的附会。

荔枝的原产地为现在的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地区，正如前述蓝勇教授所言，秦开五尺道可能致使荔枝传入四川地区，但荔枝是否经四川地区传入关中平原则无从推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扶荔宫中所栽培的荔枝并非来自四川，而是来自广东等地。刘歆《西京杂记》说尉佗曾向汉高祖献荔枝，则中原人对荔枝的了解可能早自西汉初年。《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条说“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则是明确说明扶荔宫的建立与汉武帝平南越有密切关系。而且基本与五尺道同时，秦时已有从豫章南下到达荔枝产区南越的道路。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人间训》提到秦始皇攻南越之五军，其一是“结余干之水”。史念海先生认为:“余干之水乃在豫章之东。”^[9]《史记·南越列传》载楼船将军的行军平定南越的行军路线是:“出豫章，下横浦……咸会番禹。”豫章、横浦至番禹一线，确为秦汉时期的一条重要交通路线，对此史念海先生与章巽先生均有论述。^[10]这条路线大致与今天的京九铁路重合，秦汉及以后历代史籍中均屡见记载。《三辅黄图》还说汉武帝引种荔枝不成功尚且“连年移植不息”，可知荔枝曾多次经由这条路线传入关中地区。

五、荔枝与秦汉时期植物的跨区域移植

荔枝以及龙眼、槟榔、橄榄的移植恐怕均以失败告终，唐代皇室所享用的这些名贵水果仍需要从南方进贡。但扶荔宫的荔枝栽培试验既不是作物跨区域移植的开始，也不是终结。我们在古籍中见到的关于作物跨区域移植的最著名例子即是“淮橘为枳”，这则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成为经典。其最早出处可能是在《列子·汤问》之中:“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淮南子·原道》讲到同一个道理的时候加入了“鸲鹆”与“貈”:“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鹆不过济;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至西汉人著《晏子春秋》时始将晏子使楚的故事与“淮橘为枳”结合起来:“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刘向《说苑·奉使》对晏子的言论讲述更为详细:“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橘，齐王使人取之而树之于江北，生不为橘，乃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齐人居齐不盗，来之荊而盗，得无土地使之然乎?”晏子为齐国人，橘树从南方的楚国到北方的齐国结出枳的果实，则可是说齐国水土不良，晏子以此反讽楚王似乎颇不适合。从“淮橘为枳”这一典故的演化我们可以看出，从战国至秦汉，人们对作物跨区域移植的兴趣一直十分浓厚，且对某些作物移植的禁忌也颇有了解，例如对南方作物在向北方移植必然会导致质量下降的认识等等。但北方人对于南方作物，尤其是水果十分喜爱，也正是诸多移植努力的原因所在。但终究由于气候原因，南方水果向北方的移植没有成功的范例，倒是西域地区水果的移植多有成功者，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葡萄。

葡萄是一种较为古老的作物，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里海和黑海之间及其南岸地区。大约在7000年以前，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也开始了葡萄的栽培。^[11]葡萄的移植跟张骞的努力有关，但史书中并未明言张骞曾从西域带回葡萄种子。《太平广记》引《汉书》说，葡萄是由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回中原的，《汉书·西域传》却说，贰师将军破大宛之后，“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以上，可大致推出葡萄传入关中之过程。^[12]至于葡萄之名，最早出现于史书中被称为“蒲萄”，同上文中“离支”相似，“蒲萄”一词很有可能是由西域语言中音译而来，而且同样是在唐朝以后开始使用“葡萄”一词。《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这里明确说明葡萄与苜蓿在离宫别馆中移植成功，其中苜蓿最初作为马饲料，至今依然遍布关中地区，葡萄现在则遍布我国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及内蒙古、华东华南地区，可知其移植成功的状况。与扶荔宫一样，上林苑中也有葡萄宫，《汉书·匈奴传》载“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到了唐朝，葡萄更是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大量出现在时人著作之中。^[13]

两汉时期的植物移植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氾胜之书》到崔寔的《四民月令》再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均有对果木移栽与嫁接等方法的记载。尤其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四民月令》的基础上总结出适合果树移栽、嫁接的方法，例如《四民月令·栽树》中提到种名果法:“三月上旬斫好直枝如大母指，长五尺，内著芋魁种之。无芋，大芜菁根亦可用。胜种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可得行种。”还有移栽枣树的方法:“常选好味者留栽之，候枣叶始生而移之，三步一树，行欲相当，欲令牛马覆践令净。正月一日日出时，反斧班駮椎之，名嫁枣。”正是果树种植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果树的跨区域移植，也即是在这种情况下，石榴、胡桃、林檎、奈等外来水果也在中原移植成功。当然这些水果都是从西部移植而来，大抵西方水果不像南方水果那样对气候要求苛刻，因而比较容易在北方移植成功。也有可能是因为西部与北部的气温条件较为相似，因而利于水果的移植。

【注释】

[1]据陈直先生《汉书新证》，该瓦当原作“舩室”，陈直先生认为“舩为船字异文，当为收藏行船工具之所，疑为辑濯附属之室”。

[2]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208页。

[4]杨子荣:《汉武帝与汾阴后土祠》，《文物世界》2004年第4期，于此问题有所关注。

[5]立汾阴后土祠的时间恐存在错乱，元鼎之年号因获鼎而改。杨高云:《汾阴后土祠兴建原因探究》，《运城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曾于此问题详加论述，可参看。

[6]\［宋\］杨照:《重修太宁庙记》。

[7]蓝勇:《四川荔枝种植分布的历史考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8]\［唐\］白居易:《荔枝图》，《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年。

[9]史念海:《河山集》一集，三联出版社，1963年。

[10]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

[11]卫斯:《唐代以前我国西域种植葡萄历史疏证》，《西域研究》2005年专刊新疆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2005年6月30日。

[12]陈舜臣:《西域余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亦有所论及。

[13]陈习刚:《隋唐时期的葡萄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