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由撰稿人)
西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冬十一月甲寅，当了十四年并长期宠冠后宫的皇后许氏以巫蛊罪名被废处昭台宫，其亲属或诛杀，或流放，自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起开始逐渐掌权的许氏外戚家族遭到沉重打击，而就在此事件一年多后，出身低微的成帝倢伃赵氏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六月丙寅被册立为皇后。此次废后事件从表面上看是许氏因赵氏姐妹“贵倾后宫”导致失宠，加之又因受到“挟媚道，祝诅后宫，并詈及主上”[1]罪名的指控，从而被废黜后位，这在两汉时期的皇后废立事件中不过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细心爬梳史料，则不难发现隐藏于此次废后事件的历史真相，同时该事件也对此后西汉后期的政治的改变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此，本文将结合有关史料试作阐述。
汉成帝皇后许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之女，嗣祖父为汉元帝外祖、宣帝恭哀许皇后之父，许后于恭哀许后为侄、姑关系，同帝室具有极密切的亲缘关系，加之汉宣帝经历特殊，同许氏家族为患难之交，因此两者关系决非一般皇室与外戚可比。据史书记载，汉宣帝早年曾因受祖父戾太子巫蛊事件的牵连一直以庶人身份流落民间，长期依倚于岳家许广汉及其兄弟等人，及其即位后，长期处于霍光权力的威势下，史称霍氏家族权倾一时，“自昭帝时，(霍)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朝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2]。宣帝起于民间，在原先的朝臣中几乎没有可以倚赖的对象，基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岳家许氏、祖母史氏家族就成为他倚仗的主要对象，在对霍氏子弟亲属官职进行一番调整后，“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出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以霍禹为大司马，罢其屯兵官属，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3]，霍氏家族的最终得以铲除也主要是依靠许、史这一部分力量。其实早在霍氏家族尚未覆灭之际，宣帝即开始着手扶持许氏势力，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立恭哀许后所生子为皇太子，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加强太子的卫护力量，四年后(即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三月，又下诏褒封广汉两弟舜为博望侯，延寿为乐成侯，以酬答许氏家族对他的厚恩[4]，同时也更进一步结恩许氏家族，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宣帝的大力扶持下，外戚许氏的势力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当时朝中的政局。据《资治通鉴》卷27“宣帝甘露元年正月”条(页880)记载，汉元帝为皇太子时，“柔仁好儒，见上(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而与此同时，宣帝另一子淮阳王刘钦好法律，与宣帝好尚相同，且母张倢伃又极其受宠，宣帝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常有意改立太子，但终因“太子起于细微，上少依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宣帝意欲改换太子而最终未等实现，其中固然有感念许氏旧情、旧恩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当时许氏一族的势力已广布于朝堂上，虽不至于威逼皇权，不过由于长期以来，宣帝依恃于许氏家族，二者休戚与共，倘若强行改立，或恐带来意想不到的纷乱。正是由于许氏家族在宣帝时期对元帝的太子之位多加护佑[5]，故而终宣帝一朝，元帝的太子之位是安稳的。
正是由于许氏家族在捍卫元帝太子地位稳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元帝即位后给予许氏家族以厚报。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元帝即位之初，即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产弟许延寿中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以奉许广汉之后，并且继宣帝任命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后，又任命许嘉为大司马大将军，长期辅政。许氏家族的权势在元帝一朝依旧保持强劲势头。[6]为了使帝室与许氏家族的关系进一步发展，选许嘉之女以配皇太子，这就是日后汉成帝的皇后许氏，对于这桩婚姻，《汉书》卷97下《外戚传附许皇后传》(页3973)有段非同寻常的记载:
孝成许皇后，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太子欢悦状，元帝喜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
许氏与皇室的关系已述于前，这次婚姻属于亲上加亲，又是元帝亲选，许氏本人聪慧而貌美，元帝喜悦自在情理中，不过从史书上的这段描述看，元帝的喜悦之情却又决非出于一般的“亲上作亲”、“佳儿佳妇”般的喜悦。元帝通过这场婚姻，一方面是对许氏家族在宣帝时保全自己的太子之位而作出的答谢，同时也通过与许氏的再度联姻，进一步密切两家的关系，更大程度地将许氏家族的利益与皇室捆绑在一处，使其更好地效命于自己，使皇权得到最大程度的扶助。可以说许氏在被册立为太子妃及为皇后的十余年间宠冠后宫，除自身原因外，其家族的强大势力也是关键所在。总之，许氏家族在宣、元两朝始终是君主倚重的对象。
及成帝即位初年，许氏家族依旧保持强劲的势头，许后之父许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已八九年，至成帝立，复以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许嘉一道辅政，许氏家族辅政掌权的局面开始受到挑战，不过在最初几年，许氏家族历经宣、元两朝，长期辅政，势力布于朝堂，与外戚王氏比远处上风，据《汉书》卷97下《外戚传》(页3974)载:
初后父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复以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并。杜钦以为故事后父重于帝舅，乃说凤曰:“车骑将军至贵，将军宜尊(重)之敬之，无失其意。盖轻细微渺之渐，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卫将军(卫青)之日盛于盖侯(武帝舅王信)，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唯将军察焉。”
按:成帝之母王氏在元帝朝虽为皇后，但并不受宠，其家族并不受到特别亲重，与许氏家族远不能比，成帝即位后虽开始以王凤辅政，以分许氏之权，但在王氏外戚根基尚浅之时，还不能与许嘉比肩，在朝中许多大事上怕还需听从许嘉的意见。杜钦所说的“车骑至贵，宜尊之敬之”及所举武帝时外戚卫青与盖侯的例子，应是当时情境的真实写照。
不过随着成帝在位日久，王氏外戚根基稳固，权力日盛，与许氏的争权也就不可避免了。“久之，上欲专委任凤，乃策嘉曰:‘将军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斤，以特进侯就朝位。”[7]许嘉从权力中枢上退了下来，王凤开始独立辅政，时值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八月。本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食、地震同日发生，震中又恰处未央宫殿中，本属一次意外的自然灾害即刻同当时的朝政大事联系起来，“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发表看法。史称议者多归咎王凤。不过在上书言事的人中，杜钦、谷永二人将矛头指向后宫，认为是后宫女宠太盛，嫉妒专上，将害继嗣之咎。《资治通鉴》胡注在此特别指出是指许后、班倢伃。到第二年夏白虎殿对策时，谷永、杜钦等又将此作进一步阐述，其结果是“上以其书示后宫。后上尝赐许皇后书，采永言以责之”[8]。此次借灾害而进行的对策，涉及许、王两个外戚家族，是两家权力斗争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由于王氏作为新兴势力风头正盛，而许氏开始受到抑制，加之许嘉去世[9]，许氏开始落了下风。但许氏外戚毕竟历经宣、元两朝的发展，且有大恩于帝室，加之皇后许氏地位尚稳，也还深得皇帝宠爱，在当时的宫廷政治格局中仍拥有较强的实力，因此单纯的一两次对策，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许氏家族的权势和地位。
许氏在为后的十多年里，其家族与成帝母族王氏的斗争始终胶着不断，但她本身却深得成帝宠爱，“自为妃、后十余年间，尝宠于上，后宫希得进见”，这其中容貌当不必说，“聪慧，善史书”这点当也不能忽视。也许正是这点，加上又有其强有力的家族势力为奥援，对成帝当年能得以最终保全太子之位有大功，而许后在其中也起了不可忽轻的作用。许氏家族在成帝当年保全太子之位上，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保障。[10]
不过许、王两家的争权斗争并不会停止，继上次因日食、地震引发的对策不久，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四月己亥晦又发生了日食，再次下诏公卿百官陈述过失。此次，杜钦、谷永等人又将责任引向后宫，“上于是减省椒房、掖庭用度，服御、舆驾所发诸宫署及所造作，遗赐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宁以前故事”，此事明显抑制许氏，为此许后特地上书自陈:
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纎微之间未必可同。若竟宁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吏不晓，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设妾欲作某屏风张于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得，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诚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当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11]
在许后的申述中特意提到了戴侯许广汉、敬侯许延寿，因此二人当年曾于帝室有大恩，故希望成帝能念及旧恩，收回原意，但结果却并不理想，成帝采用谷永等人的条陈中“灾异咎验皆在后宫”的观点进行了回复，并且还进一步批驳:“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审皇后欲从其奢舆?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谦约为右，垂则列妾，使有法焉!”[12]这次交锋，许氏的力量再次受挫，次年(河平二年，即公元前27年)六月，王氏舅五侯同日悉封，“王氏子弟皆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13]，王氏外戚之盛，远非当年许氏可比，不过许氏虽经几次挫折，但实力仍在，许后宫中地位尚未动摇，当时朝中仍有不满于王氏外戚的政治力量。不过随着丞相王商的免职、病逝，京兆尹王章的下狱身死及另一外戚冯野王(元帝冯昭仪之兄，中山孝王刘兴舅)的被劾免官，王氏外戚的势力进一步增长，“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朝堂上已成王氏外戚力量一边倒的局面，与此同时许氏外戚势力在朝堂上的力量逐渐缩小，就在与王氏外戚的权力阵地争夺中一步步退后，再无法如从前一样给许后以强有力的后援支持，从而最终会直接影响到许后的地位。不过尽管如此，许后的名位尚在，在宫中的政治格局中仍是一支不可轻忽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对王氏外戚的扩张也起到抗衡作用，从而延缓自己的家族走向败落的脚步。
但是随着王氏外戚力量遍布在朝堂、一统天下时，后宫中也必然要打破与许后力量的对峙局面，从而最终将许氏家族的力量从朝中、宫中彻底驱逐。而就在此时，随着许后无子、年长色衰、后宫更多的新人出现，皇帝的宠爱亦日渐衰落，加之其家族势力的大为削弱，许后的地位也逐渐不稳。及到后来，赵飞燕姐妹入宫，宠冠后宫，许皇后失宠，希复进见。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十一月，许后被废，许氏外戚力量被铲除。
许后被废之直接原因，《汉书》卷97下《外戚传附许皇后传》有两种不同记载:
其一为:“许氏自知为凤所不佑，久之，皇后宠益衰，而后宫多新爱。后姊平安刚侯夫人谒等为媚道祝谑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及凤等，事发觉，太后大怒，下吏考问，谒等诛死，许后坐废处昭台宫，亲属皆归故郡山阳。”(页3982)
其二为:“其后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寖盛于前。班倢伃及许皇后皆失宠，希复进见。鸿嘉三年，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页3984)
比较两条记载，多有可疑之处:其一，从史书记述看，前者是诅咒事发，许后被废，则确有其事，后者却说是因赵飞燕的谮告，所谓“谮告”意为“诬告、陷害”，即许后等人未行此事。其二，罪名虽都属巫蛊，但诅咒涉及的对象不同，前者事连王凤，而后者牵涉到皇帝。按:许后被废时，王凤距其去世的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八月已有四年，诅咒一事显然不合情理[14]，或者说诅咒一事发生在王凤生前，凤因诅咒而得病、去世。此事今天看来固然荒诞，不过当时确实相信诅咒会带来如此后果，以此来诬陷他人入罪也是常有之事。然问题是许后通晓历史，汉宫中几次大的巫蛊事件而导致的废后事件发生年代距她都不远，深知此为足以导致被废，累及家族的举动，故虽与王凤不和，想也不至冒如此大的风险，行此不明之举。倘若说是诬陷许后以行诅咒王美人及王凤的罪名，但从当时的君臣关系看，许后真行此事是否就可以作为罪名也是值得商榷的，更何况史书记载并非许后本人所为，而是其姐许谒所为，受其牵连，但如此一来，许后被废借口更加牵强。《资治通鉴》或许看到《汉书》此处记述的不合理处，故而采用了第二种说法，即许后因赵飞燕的诬告而被废，不过问题是赵出身微贱，全凭皇帝宠幸，并无可以倚仗的家族，因此倘无一强援背后撑腰，是否真有能力、胆量诬陷远比她有较强的家族背景的许后、班倢伃，颇可怀疑。从前文所述来看自成帝以来，许氏外戚势力已不复宣、元时之盛，王氏、许氏家族长期的权力斗争，许氏家族在朝廷上已处于下风。但许氏皇后名位尚在，则在宫中仍保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其家族依然不可小视，故王氏欲最终铲除许氏势力，实现王氏在宫中、朝中的一统局面，则必要废黜许后也是早有的夙愿，但许氏身为皇后，地位尊崇，虽然失宠，也绝非可以轻易动摇，一般的罪名并不足以将其废黜，加之许后本人聪慧，王、许斗争也是由来已久，轻易也不会给人以废后之口实，则王氏家族唯有另行他法。就在此时，许谒的某种行为举止被王氏家族利用，并加以扩大化，和当时为宫中大忌的巫蛊行为联系，并利用许谒与许后的关系，牵连到许后，许谒作为直接当事人被诛死，不过或许很快王氏也意识到以此为借口废后并不十分充分，于是又暗中授意赵飞燕或者其中可能也不乏威逼其伺机向成帝谮告许后、班倢伃等“挟媚道，诅咒后宫，詈及主上”，事连皇帝，则许后被废，便有了充分的借口，于是为后十四年的许氏被废处昭台宫，许氏亲属皆归故郡山阳，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国。成帝母族王氏外戚经过长期斗争，最终将自宣帝以来就形成的外戚家族许氏从政治上排挤了出去，实现了王氏对朝中、宫中政治格局的掌控。[15]
许后被废一年多后，即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六月，倢伃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史载“许后之废也，上欲立赵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甚微，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指，上立封赵倢伃父临为成阳侯。后月余，乃立赵倢伃为皇后”[16]。淳于长往来传语之具体内容，史无明载，不过赵氏出身低微，朝中并无可以为援的力量，不会对王氏外戚构成威胁，联系到此前王氏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将许氏击垮，自不愿再有一个新的外戚势力与其抗衡，因此赵氏的寒微出身，家族力量孤单，即便是后来有赵氏亲属封侯，与当时的王氏外戚势力远不能相提并论，或许这正是打动王太后允许立其为后的最主要原因。
许后被废十年后，即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上怜许氏，下诏曰:“盖闻‘仁不遗远，谊不忘亲’。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罪，家属幸蒙赦令，归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废弃，莫奉祭祀，念之未尝忘于心。其还平恩侯旦及亲属在山阳郡者。”[17]许后被废，最初于昭台宫，一年后，徙居长定宫。从记载看，许氏的皇后名位虽废，但物质供养应该说还是丰厚的，这从其欲通过其姐许孊与淳于长的关系，贿赂淳于长，以求复为倢伃，前后所费财物千余万，即是明证。而淳于长亦利用许氏谋求复出的迫切心理，借助他与王太后的亲属关系，哄骗许后说可以复立其为左皇后，由此骗取大量财物，并且“戏侮许后，嫚易无不言;交通书记，赂遗连年”[18]。不过，王氏断不容许氏东山再起，因此当王莽闻知淳于长私娶许孊，受长定宫贿赂时，就意识到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可以以此击倒淳于长。于是“莽求见太后，具言长骄佚，欲代曲阳侯，对莽母上车，私与长定贵人姊通，收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长官，遣就国”[19]。按:当时曲阳侯王根辅政，久病，几次请求致仕，时淳于长居九卿位，以次第代替王根辅政也在情理中。至于“对莽母上车”虽属无理举动，但却不至于引起免官的严重后果。太后大怒，使成帝最终免其官职，根本在于太后认定淳于长同许氏勾结在一起，这确是断不能容忍的。加之成帝已有怜许氏意，下诏放免许氏亲属，则一旦淳于长同许氏的谋划成功，许氏家族就再次复兴，对王氏家族造成威胁，正因如此，才有王太后大怒，淳于长免官的结果。后淳于长因他事被成帝下诏逮捕入狱，严加拷问，淳于长供出其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之事，最终以大逆罪死于狱中。由此王氏外戚意识到废后许氏的存在终究是一潜在危险，故使成帝下令赐许氏药自杀，从而彻底根除许氏家族的政治力量。
许氏之废及最终赐死，是成帝母族王氏外戚排挤其他掌权外戚、掌控朝中权力的重要步骤。此后终成帝一世，历经哀、平时期直至王莽代汉，王氏外戚牢牢控制着朝廷、宫廷中的政治格局。其中虽有成帝皇后赵氏、哀帝祖母傅太后等外戚力量介入，但他们或因本身出身低微，或因在位日浅，远不能与根深蒂固的王氏相提并论，因此，哀帝死后，傅、赵两家很快拔除。可以说许后之废、许氏家族的覆灭使得宣帝时期的许(宣帝皇后许氏家族)、史(宣帝祖母家族)、王(宣帝皇后王氏家族)三家外戚的权力制衡最终由成帝母族王氏外戚一家所取代，而王氏最终取代了刘姓天下。关于此点，本文以吕思勉先生在所著《秦汉史》中的阐述作为本文的结束:“而其荒淫，宠任便嬖，溺于色，废许后，立微贱之赵氏，使朝无持重之臣，外戚亦无强辅，亦其为王氏驱除难之一端。”[20](www.xing528.com)
【注释】
[1]《资治通鉴》卷31《汉纪二十三》“成帝鸿嘉三年冬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96页。
[2]《汉书》卷68《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8页。
[3]《资治通鉴》卷25《汉纪十七》“宣帝地节三年冬十月”条，第812页。
[4]汉宣帝元康三年三月诏“朕微渺时……长乐卫尉许舜、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皆与朕有旧恩，封……舜、延寿皆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狱复作尝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禄田宅财物，各从恩深浅报之。”见《汉书》卷8《宣帝纪》，第257页。
[5]按:虽就目前史书记载看，尚未有直接证据表明许氏家族在阻止宣帝欲以淮阳王替代元帝太子之位方面有何举动，但史籍中的另一条记载似可作为一旁证。据《汉书》卷71《疏广传》记载，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以太子年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后虽因疏广以“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以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谏止而作罢，但许氏对太子的护佑之情于此可见一斑。且当时许广汉欲行此事时正值太子初立，宣帝并没有改换太子的意思，广汉此举也旨在保护太子免遭皇后霍氏毒害，不过当宣帝意欲立爱子淮阳王为太子，废黜元帝的太子之位时，许氏家族必然也会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并以自家实力支援太子，从而使宣帝不得不打消这一念头，元帝的太子之位最终得以安稳。
[6]元帝时许氏家族专权史书上直接表述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元帝一朝弘恭、石显二人专权，排除异己常与许、史子弟连在一起。如曾为元帝老师的萧望之对恭、显二人及许、史家族子弟的种种不法行径上疏元帝，但元帝未有表示，不过萧望之由此遭到恭、显、许、史等家的忌恨，“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望之也最终因受到上述诸人的构陷而被迫自杀。萧望之与元帝的关系及他在元帝心中地位、受倚重的程度，同许、史家族远不能相比，因此，当元帝要在萧望之和许、史家族中作一选择时，必然会坚定地站在许、史这一边，而舍弃萧望之。同时，恭、显等人深得元帝亲信，除自身原因外，与许氏等家族的交好也是不可小觑的一个因素。对此，吕思勉曾有专门陈述“要之，(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等与史高、恭、显等相持凡九年，屡仆屡起，可知元帝非真信恭、显者。其终见于排，实以恭、显依附许、史，而元帝不能决断故也”。见所著《秦汉史》第六章《汉末事迹》之第一节《元帝宽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7]《汉书》卷97下《外戚传附许皇后传》，第3974页。
[8]《汉书》卷85《谷永传》，第3473页。
[9]按:许嘉被免在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八月，一年多后去世，当在建始四年末至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中。与杜钦、谷永等对策时间相差无几。
[10]元帝时，傅昭仪及其子刘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常有以刘康为嗣之意，虽因史丹劝阻而止，但这一念头并未打消，“及上寝疾，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寝，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后史丹泣涕谏阻，加之又有其他人拥护太子，成帝太子之位才最终稳定下来。按:元帝宠爱刘康，以为类己，虽欲立为太子，然其本性仁柔，并非强势君主，且本身太子之位当初得以获全亦有赖于许、史两家，这两家也一直是他为帝以来深为倚重的对象，故当史丹泣涕叩请时，则知史氏家族必是拥护太子，至于许氏家族，史书虽未明言，但考虑到许氏家族当时已与太子联姻，利害攸关，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至于太子妃本人有何作用，尚未见到相关记载，不过从对其描绘“因聪慧，善史书”的记述，想来熟知以往前代太子废立的有关史事，以史为戒，或会对当时的成帝的太子之位有所裨益。
[11]《资治通鉴》卷30《汉纪二十二》“成帝河平元年夏四月”条，第968—969页。
[12]《资治通鉴》卷30《汉纪二十二》“成帝河平元年夏四月”条，第969页。
[13]《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19页。
[14]吕思勉对此早有辩驳:“案许后之废，王凤死已四年，而《传》云诅咒凤，其词似有未谛，或诬以凤未死时事，然必与王氏有关矣。”见吕著《秦汉史》第六章《汉末事迹》之第一节《成帝荒淫》，第187页。
[15]此事件另一主角班倢伃后因巧对未受处分，但已洞悉事情真相，为免遭忌，出于自保，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由此既使自己远离是非之地，同时也保护了自己的家族。对此吕思勉就指出:“班倢伃求供养长信宫，盖知废置生杀之权，悉操诸王氏，而求自亲，以防拥蔽交构也。”见吕著前引书，第187页。
[16]《汉书》卷97下《外戚传附许皇后传》，第3988页。
[17]同上书，第3983页。
[18]《汉书》卷93《佞幸传附淳于长传》，第3731页。
[19]同上书，第3732页。
[20]见该书第六章《汉末事迹》第二节《成帝荒淫》，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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