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目前学术界对早期秦的概念界定不一，所以在此应首先明确早期秦的历史范围，本文的早期秦指的是秦建都雍城以前的历史，因此本文早期秦文化囊括了秦建都雍城以前的秦文化。“历史上有了秦人，也就开始有了秦文化”[1]。而且早期秦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保守的文化，其发展与其周边其他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深受周边文化影响的早期秦文化
(一)早期秦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
相同的图腾崇拜以及演变模式，暗示秦人与商人同源于东方部落或二者是关系甚密的部落联盟。因此无论从秦、商同是东方部族的族源、文化起源一致性上讲，还是从一个诸侯国对正统主流文化的趋同性上讲，早期秦文化必受商文化影响。宗庙的建筑形式具有很强的传统性和沿袭性。商代实行天子五庙、诸侯王三庙制度，秦人承袭之，且同样采用了商人流行的以牺牲祭祀宗庙的礼制，在宗庙旁均有大量祭祀坑。在祭祀先祖方面，商有一个传统即因早亡未继承王位者，只要属于直系宗祖，祭祀时同样视为一代国君。秦人也有这一传统，如因早卒而没有继位的文公之子静公，在后人的祭典中也被当做国君看待，与其前后的国君一样受到祭祀。出土于陕西宝鸡太公庙的秦公钟、镈，铭文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剌剌邵文公、静公、宪公不坠在上。”[2]且在祭祀时，秦人用三牲:马、牛、羊，而不是当时周人的三牲:牛、羊、豕。这与商贵族墓葬中有大量车马坑和车马葬品有异曲同工之效，同样在秦人墓葬中也有大量的车马坑和车马葬品，同时在秦墓葬中还发现了墓坑底部有腰坑，而且腰坑同样也是殉狗，这是殷商葬俗所具有的主要特点。秦公墓葬中也有部分采用商代流行的“中”字形墓和“甲”字形墓、贵族墓葬盛行人殉，韩伟先生在研究大量墓葬实例后，认为:“总之，秦大墓与殷大墓制度相近，其中的继承和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3]除此外，秦文化中如风俗、器物制作及装饰、宫殿建设、生活观念等诸方面尚有许多存有殷文化的痕迹，可以说秦文化尤其是早期秦文化很大程度上传承了殷文化。
(二)早期秦文化受周文化的影响
西迁后，来自东方的秦人自身有着华夏文化底蕴，与西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但同是华夏文化的周文化碰撞冲突，就容易擦出火花，早期秦文化发挥了文化自身的稳定性和时代性，向先进的周文化学习。今从考古实例看，秦人与周人文化遗存显示出的共性远超过其与商文化遗存的共性。如墓葬形制和葬习、随葬陶器组合、青铜礼器组合、钟磬编制、驾车用马配置等现象，秦人几乎与周人相同。乃至日常生活所用陶器，经考古工作者研究，二者不但器类相同、形态相似，其演变轨迹也一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青铜制作工艺，从出土的青铜秦器看，其形制、纹饰及铭文格式，完全是周器的风格，尤其是礼县圆顶山秦墓地所出青铜器，及陕西宝鸡太公庙所出秦公钟、镈，以及礼县东北境出土的秦公簋，已与同时期中原器物差别甚小，袁仲一先生说:“这是吸收周文化的典型范例，说明秦人立国后，似全面吸收了周的青铜手工业的工人和生产技术。”[4]且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观念、制度上，秦人对周人也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如对祭祀的高度重视、遵奉“五行”说的政治哲学、世卿世禄制、贵族阶层中的宗法制度等等。周代殷后，周文化作为正统、主流和先进文化，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早期秦追求发展，势必受周文化影响，吸取周文化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以促进自身的不断繁荣与进步也是一种大势所趋，然自身生存环境及文化基础和个性的不同，秦并不是全盘吸收周文化，它有其自身的融合性和特殊性。
(三)早期秦文化受西戎文化的影响
因久居戎族之中，战事不断，婚姻互通，免不了受戎的影响。《史记·秦本纪》载秦娶戎女的婚姻两次，一次戎胥轩娶骊山之女，一次大骆娶申戎之女;戎娶秦女的有襄公元年将女弟缪嬴嫁于丰戎王为妻。《史记·六国年表》:今秦杂戎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史记·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6]《史记·魏世家》: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7]《史记·商君列传》:如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8]这是秦在其他诸侯国中的印象，可见秦人的风俗及整个形象已有戎化表现，虽上述史料或有些偏颇，但秦戎化现象确实属实，《史记·秦本纪》载文公“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9]。古时迁都虽较频繁，殷人在定都安阳前，有“前八后五”次迁都，但毕竟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选择还是颇为讲究的，《管子·乘马》总结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10]。因此迁都乃国家大事，秦文公应不会只是东猎兴趣所至即营邑于汧渭之会，从其言“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可知，收复昔日失地非仅是此次游猎的一时兴起，必是事先已谋划良久，此次或是勘察审量，或是定都已决后的幌子。而文公采取这种游猎定都的做法，与游牧民族的行至地即范围所至有异曲同工之疑，疑或是其民众多已戎化采取此法迁都易于接受。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秦人戎化现象也非常明显，如考古发现秦墓的三个特点:屈肢葬、西向墓、铲形袋足鬲。屈肢葬在甘青地区的古代文化中曾十分流行，从半山、马厂、齐家、毛家坪TM7到辛店文化，大体沿承下来，因此秦人的屈肢葬应是受当地土著习俗的影响;甘青古文化中也比较流行西向墓，其中齐家文化大部分是西向偏北的葬俗，卡约文化也比较流行西向墓。因此，秦人西向墓应与甘青古文化有一定关系;铲形袋足鬲经专家论证也是甘青地区古代文化带给秦文化的影响。[11]
但根据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文化的不同层次，其转移速度并非一致。转移最快的是物质方面，其次是制度，再次是风俗、道德思想等，最后才是价值观。秦人虽与西戎杂居而息，但却与戎狄有严格的区分，称戎狄为“蛮方”“百蛮”，认为自己生活的区域是“鼏宅禹迹”，是“夏”，并称自己为夏子，《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载:“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臣邦人不安其主而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12]离开秦国就是离开夏，秦人以华夏为祖先根基的观念根深蒂固。且周王室也未将其作为戎族视之，《史记·周本纪》载: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年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13]这种“合别”论无疑成为秦人以华夏、中原人自居的坚实基础，从秦人与西戎的关系也可看出此点。自襄公始国起，秦人与西戎战事不断，先后灭丰、亳、彭戏诸戎;秦穆公伐戎王，开地千里，霸西戎;孝公西斩獂王，惠文君伐取义渠戎王25城;宣太后诈杀义渠王等等。西戎也将嬴秦看做王室的代表，《史记·秦本纪》载:“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14]嬴秦的这种华夏观念还表现在宗庙、祭祀和邦交关系方面。在上古时代，一个民族的宫殿与宗庙形式，与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有密切关系，同时保留有大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秦人宗庙直接承袭了殷人的天子五庙制度，以诸侯王的身份建立了三庙”，“以牺牲来祭祀宗庙”。[15]秦襄公即位，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文公用三牲郊祭白帝。外交方面秦襄公始国，与诸侯通始聘享之礼。穆公的邦交之礼更能说明此观念，《左传》文公四年载:当秦穆公听到楚灭了同姓的江氏小国，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16]，表示深切的关注，而这种关注远远超出邦交关系礼仪的表现，可见秦人始终将自己看成东夷嬴姓一支、中原文化的一员，并将这种华夏为祖基、己为中原人的观念作为秦人的一种价值观的出发点。虽秦人从东迁西后，与东方中原文化在外象表现上有诸多不同，但同样的观念却始终未变。
因此若从大文化角度上考虑，重视文化自身的稳定性，认识到早期秦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一支，其核心特征——华夏价值观念，即天地观、时空观没有变，而其戎化的表层现象则是任何一种开放的、交流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冲突、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完善的功能性机制的表现。因此，虽复兴于西，表现出很多西戎文化的因素，但绝不等同于是早期秦文化变节为西戎文化，而是早期秦文化自身完善的一种表现，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发展外形的多样性，形散而质不变，早期秦文化本质的东西没有改变。
二、早期秦文化精神方面的表现
(一)墓葬文化
据《周礼》、《仪礼》等文献记载和今人对文献与考古实地研究表明，周人除将墓地定位在都城之北、东外，还多将墓地置于坐北朝南、依山面水的高地。早期秦显然受此影响，如大堡子山墓地坐落在大堡子山顶部南面的缓坡上，北依峁塬，南临汉水，西滨固城河。而且早期秦墓的选择也遵循着一个规律，即高地埋葬。而归其原因，与秦人对当地环境的选择是分不开的，或许与风水说也有关系，王志友先生总结:“促成秦人对墓地选择一致性的原因，其一大概是对‘形胜吉地’的选择。选择与生前理想聚居地相似的墓地安葬，对统治阶级和平民来说，都是希望后世自有富贵，免遭祸殃，使死后灵魂得到永久性安息。其二是实用性。《吕氏春秋·安死》篇:葬不可不藏也，藏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深。这是说高地埋葬可避水湿、狐患。秦人对墓地的选择就注意到实用性这一点。”[17]从早期秦的墓地位置看，并非都北依山南望水，但高地是必定的。早期秦所辖范围毕竟有限，而且秦人是实用主义者，在这有限的空间内，若有与“理想聚居地相似”的则早为居住地。因此在秦人对墓地的选择问题上，考虑其实用性则占比重更大些。通过墓地定位可见秦人在效仿周礼制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凸显出自己的风格。
据《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18]礼县西山2005年发掘的4座秦墓，虽规模不一，但都有殉人。这种习俗显然已从王室贵族发展到一般平民，据考古发现，在部分的秦墓中，虽随葬的器物甚是一般，但仍有殉人4—5个。[19]可见殉人制度已成为早期秦墓葬制度的一部分。关于殉人制度的来源，有的学者认为:“不排除秦接受了戎狄落后的一面，而且发展到残酷的状态。如死后殉人……”[20]持这一看法的还有张正明先生[21]。但考古发掘表明，虽秦人活动的周边地区甘肃武威娘娘台和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墓葬，及内蒙古克昭盟朱开沟文化的墓葬均有不同的殉人情况，但随后的属于戎人文化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墓地中殉葬情况只占小部分，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是承袭了殷商殉人制度。
笔者也认为承袭殷商殉人制度观点较为合理。第一，殉人制度在殷商时已非常流行，笔者曾考察过殷王陵、妇好墓，都有人数不等的殉人情况。而且考古发掘发现一些殷遗民与部分殷商关系密切的部族也都有殉人情况，如“关中泾阳高家堡、华县东阳等地的殷遗民、山东胶东地区上层夷人等墓葬中都有殉人”[22]。第二，前面第一部分已叙述过，早期秦文化与殷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无论是从早期秦保持传统习俗角度看，还是从对殷文化的学习继承上来看，其殉人制度与殷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三，早期秦刚好处在秦文化与周围文化交融发展时期，因此虽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周文化占主流，但早期秦并非全盘周化，仍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习俗。第四，秦人“视死如生”观念的反映，希望在死后仍能得到殉人的伺候，但秦人同时又是现实主义者，所以才有人数不等的殉葬情况，而没有形成统一标准的规定。最后，因《史记》中将从死者称人，表明从死的并非全部是奴隶，从考古发掘看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M2二层台上的殉人都有葬具，有的还有漆棺，因此若将殉葬看成是蓄奴制发展的结果，难免有失偏颇。因此，早期秦的殉葬制度与殷商文化的联系要比与戎文化的联系大得多。
(二)祭祀文化
祭祀是通过神人相通来神化自己的权威，以达到提高自己统治威望的目的，因此才会有古代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3]的说法。祭祀又可分为庙堂祭祀、墓祭、畤祭。庙堂祭与墓祭实属一个性质，即通过对先祖的悼念、歌功颂德，以祈求祖先庇护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同时也通过追祖思源表明自己身份合理。而畤祭则不同，祭祀对象不再是单纯祖先，是祖先神灵化或是直接祭祀神。
早期秦最早的畤祭记载是襄公始国作西畤，后是文公十年作鄜畤。且早期秦的畤祭，“逐渐摆脱了原始农业的祭祀性质，而主要发展为一种神灵祭祀”[24]，显然是封侯后在周人领地上表现周文化的一面，即相当于“秦畤”，大约相当于周天子的“郊兆”，且“我国古代最高统治者举行的大规模祭祀天地的活动，通常在郊举行，因其所在，祭天也称为郊”[25]。但《礼记·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26]西周时期有权力行使郊祭的除周天子外，还有受周天子特赐的杞、宋、鲁三诸侯国，刚刚被封为诸侯的襄公即作西畤，说明当时周天子权力衰落，各诸侯突破规定的现象较为常见，故即便是刚始国的早期秦也可畤祭。早期秦处在秦文化与周文化交融之际，受周文化影响的早期秦一则要保存自己特色，一则要彰显自己身份，尤其是在文公东猎后。
文公伐戎成功后，获得岐山及岐山以东地区，这不仅使得疆域扩大，也使得文公身份提高，与此同时文公广立诸神。《史记·秦本纪》载:“十九年，得陈宝。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27]文公这样做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在得到岐山及其以东地区后，早期秦的民众成分变得复杂，所面临的问题也变得复杂，不再仅仅是与西戎之间的问题，还有与周余民、与周王室、与东方诸国等的问题。“在生产力落后、科学文明程度较低的奴隶制度或封建制度社会里，一个部族、一个国家要崛起，往往要利用神怪为号召，以期起到提高本方统治者威望，增强本方民众信心和从精神上震慑、摧垮敌方的作用。”[28]因此文公发起了自上而下的造神运动，陈宝和南山大梓、大特便应运而生了。这说明尚武力的早期秦也开始了从精神和思想上震慑和统治民众，表明当时战事相对缓和，国家统治趋于正规化，精神方面从盲目的图腾崇拜开始向信仰神灵发展，尤其是向人神相通、统治者神化的方向发展。
三、早期秦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表现
(一)农业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秦人当时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其实是因为现存的史籍当中很少反映早期秦的农业状况，所以造成我们对早期秦农业经济状况认识的偏差。根据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及北京大学考古系在甘肃甘谷县毛家坪的发掘情况来看，毛家坪遗址中发现大量灰坑、残房基地面遗存，这一发现说明秦人从西周早期开始，已经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29]而定居生活仅依靠畜牧业的供养是远远不够的，且《史记·周本纪》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30]《国语·郑语》曰:“夫国大而德者近兴。秦仲，秦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31]将秦与齐、晋相提并论，可见早期秦已不仅是畜牧业突出，若无丰实的农业基础又怎能与齐、晋相称“始大”“且大”。在毛家坪遗址、居址中出土有鬲、盆、豆、罐、甗、甑等陶器组合，反映了当时秦人饮食生活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陶仓的出现，说明当时农作物的粮食已作为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表现在战争、礼乐、酿酒、家畜、生产工具等方面。
战争: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目的，往往不是以攻城略地为重点，而是以掠夺和占有实物为目标。史料中记载早期秦与西戎之间反反复复的战争。秦宪公后由先前只针对西戎转变为同时兼向东方谋略，开始了与周封国的较量，《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32]《左传·桓公四年》曰:“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33]《左传·桓公四年》曰:“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34]到德公元年，居雍城之初，梁伯、芮伯前来朝见，可见德公元年秦的实力已有很大的发展。最能支持和说明这一实力的莫过于农业后盾，说明早期秦的农业发展至少已不低于梁、芮等国。
礼乐:早在秦仲之时，《史记·秦本纪》集解载秦仲“礼乐侍御之好”，《诗·秦风》首篇《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具耊。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35]襄公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駠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说明秦对礼乐的重视从很早就已开始。且从考古发掘看，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出土有多件钟、镈，“2006年大堡子遗址发掘出乐器坑1座，坑内南排木质钟架(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镈、3件铜虎(附于镈)和8件甬钟，镈和钟各附带有1件青铜挂钩;北排磬架(仅存朽痕)下为2组10件石磬，均保存完好”[36]。钟磬属宫室“雅乐”器，一般在庄重的场合下演奏，正所谓“制礼作乐”，且从出土礼器、乐器的数量、形制、纹饰来看，早期秦的礼乐文明也是相当的发达，而它的发展正是农业基础作用的结果。
酿酒:辛怡华先生根据甲骨文和宝鸡戴家沟出土的鼎铭文研究表明周初时武王已在秦地饮酒了，这个秦应在关中地区，而且此地的秦酒曾作为上好的贡品进献于周室，用于重大活动的庆祝。[37]可见秦酒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可见其酿造技术之佳。其实秦酒本身就是中国古代一大名酒，直到北魏时有名的秦州春酒就是秦酒的延续。[38]且《凤翔县志》记载:“东周平王九年，秦收周余民而有之，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东方诸侯国，粮食自给有余，为酿酒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可见今天仍非常出名的宝鸡西凤酒，也有赖于早期秦人对当地酒业的传承和发展。[39]而且从考古发现看，秦人西迁后确实仍继续酿酒，毛家坪遗址中出土了一件“泥质灰陶，厚胎。口微侈，平底。饰绳纹。高6.2，口径6.4厘米”的小杯，有学者推断极有可能为饮酒器具。[40]酿酒的原料是粮食，酿酒的前提是粮食的富足，秦人酿酒业的发展情况证明了其粮食的富足程度。
家畜:在毛家坪遗址中发现了牛、羊、猪、马、狗等家畜的遗骸，圆顶山墓葬中也有大量的羊、猪、狗以及鹿的骨骼。从文献记载看，在祭祀中大量的牺牲和在日常风俗及葬俗中以狗辟邪，这些需要家畜量也是不可小视的。而家畜的饲养，尤其是猪、狗的蓄养，特别是食量较大的猪的蓄养，需要以粮食为饲料，这再次证明了早期秦的农业丰足的情况。
生产工具:根据考古发现，毛家坪遗址A组遗存中发现一件长8、宽2—3.5、厚0.3—0.9厘米的铁镰。铁在那个时代本身极为稀缺，使用较少，同时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使用铁器最早的例子了，而秦将其用于农具，说明对农业的重视。在其后的凤翔秦公大墓、宝鸡益门2号墓则出土大批铁器，且出土了铲、锸等农业工具。这说明铁器用于农具的种类和数量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可见早期秦的农具的铁器化相对于东方诸国还是比较早的。
(二)畜牧业
早在秦人远祖大费时，就佐舜调驯家畜，鸟兽则多被其驯服。其后的孟戏、中衍能为帝御，则说明他们在驯马、养马方面技高一筹，造父一族更是因此而得城。至非子时，其养蓄则精专于马，《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蓄，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41]并因此邑之秦。且非子的父亲大骆，骆字与马有关，陈平先生根据1957年出土的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皿器，和《说文》中对嬴字的解释研究，“非子或本作
子，也是马名”，因此“大骆(骆子)与非子(
子、骓子)之名皆从马，显示嬴秦乃是一个与马有着不解之缘的民族”[42]。可见当时马对于秦人的重要性，以至于德公卜居雍时，史书记载“后子孙饮马于河”。
早期秦的畜牧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饲养的猪、羊、牛、狗等，这一类依赖于农业基础而发展，它的发展程度依附于定居秦人的农业发展情况;另一类就是以马为主的大牲畜放牧。显然早期秦的放牧业要远远强于家禽饲养业，襄公始国之时用于祭祀的是马、牛、羊，而不是牛、羊、猪，一方面因自身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透漏出此时秦人马的饲养量要大于猪的。襄公祠上帝时用的马、牛、羊各三，而到了德公元年初居雍城时便以牺三百牢祠鄜畤，还有襄公后的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可想这七百人所需马匹数量绝非小数目，这些纵向的变化说明秦的畜牧业的发展速度之快，且礼县永兴乡出土的“天水家马鼎”[43]实物证据，表明自非子以来早期秦的畜牧业经济的发达与昌盛。正由于此，秦的相马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出名，相马高手也多出于秦。另外，从近年来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毛家坪遗址中发现了牛、羊、猪、马、狗等家畜的遗骸，圆顶山墓葬中也有大量的羊、猪、狗以及鹿的骨骼，大堡子山墓地和圆顶山墓地都出土有一定数量的车马坑，因此这些墓葬中的猪、牛、羊、狗骨骼，腰坑殉狗，车马坑规模及用马殉葬情况等，反映了当时秦人现实生活中畜牧业的发展程度。
(三)手工业
当今考古发掘及窖藏发现的早期秦器物，有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的成套礼器和生活用器，以及大量的黄金饰品、色泽质地较佳的玉制品、制作精良的马车等等，无不展现了早期秦手工业的发展程度，而这些中最能说明早期秦的手工业的发展水平的，应首推青铜铸造业，其次为黄金业。
青铜铸造业:学习甚至某些因素继承了商周文化的早期秦的青铜铸造业也深受商周青铜铸造业的影响，而且发展水平也是不低的。可通过与同一时期的其他诸侯国的青铜器对比的方法来看早期秦的青铜器发展。以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中的鼎、簋、壶为对象进行研究。
早期秦的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出土器物为代表[44]，诸侯国黄以黄君孟夫妇墓出土器物为代表[45]，诸侯国芮以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19出土器物为代表[46]，诸侯国晋以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M93出土器物为代表[47]，简单列表如下:
首先，与诸侯国黄、芮相比，从青铜器体型大小上来说早期秦最大的要远远大于诸侯国黄、芮铸造的，因此从体型大小上来说，早期秦的跟同时期的芮、黄的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某些还占有优势。再从铸造的造型上来看，早期秦的青铜器跟黄、芮的极其相似，尤其与其距离较近的芮相似极多。最后从纹饰上看，鼎、簋、壶都是不同部位饰不同的纹饰，纹饰都不是单一的，从三种礼器通看，芮的纹饰早期秦青铜器中都有，黄的青铜器中蟠虺纹、绹索纹使用率明显高于其他两国，但蟠虺纹早期秦青铜器中也有，而且早期秦青铜器中出现了其他的纹饰如凤鸟纹、双首龙纹、大蟠龙纹等，显然这些纹饰要比三角形、对环纹在铸造时复杂的多。因此从纹饰方面看，芮青铜器的纹饰在早期秦青铜器的纹饰中都有体现，二者有更多的相似，黄青铜器的纹饰部分在早期秦青铜器纹饰中也有，但早期秦青铜器的纹饰显然要比芮、黄的繁多和复杂，从审美角度和艺术水平上来说，略胜一筹。
与晋依据同样的比较方法，从青铜器体型大小上来说，早期秦与晋的不相上下。再从铸造的造型上来看，早期秦与晋颇相似。最后从纹饰上看，鼎、簋、壶都是不同部位饰不同的纹饰，纹饰都不是单一的，从三种礼器通看，相差不大，早期秦青铜器中出现了其他的纹饰如凤鸟纹、大蟠龙纹等。因此仅从纹饰花样上来说，早期秦略多于晋，但很难确定其制作复杂度上是否占优势。
因此可见早期秦的青铜铸造业发展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黄金业:关于早期秦的黄金饰片，根据韩伟先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48]文中的详细介绍，可知有①鸱(chi)枭形金饰片8件，分2型，Ⅰ型4件，高52、宽32厘米，钩喙、环目、长尾、屈爪，通身饰变形窃曲纹;Ⅱ型4件，高52、宽32厘米，钩喙、环目、长尾、屈爪，通身饰变形窃曲纹，但在每只鸱身之窃曲纹余白中，刻出10个形状各异的镂孔，在喙、首、背、尾、爪、腹等部位，有9处双眼钉孔。②金虎2件，通长41、高16、腹宽3—4厘米。行虎回首、阔鼻上卷，鼻孔圆小，双睛圆凸，竖耳直尾，身体颀长，双腿卷曲，双爪如钩。通身以金箔包裹木芯。③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6件，分3型，Ⅰ型20件，通高7.5—7.8、高3.8厘米。长方形鳞片下端有菱弧线。片饰两侧及下端有边缘轮廓线，片饰中心上下各有口唇形纹饰各一，双线勾勒，唇线清晰;Ⅱ型3件，通高12—12.2、宽7.5—7.6厘米，形状、纹饰与Ⅰ型同。Ⅲ型3件，通高12—12.2、宽7.8—8.8厘米，纹饰、形状与Ⅰ型同，但两唇之间的闭合线比Ⅰ、Ⅱ型明显。④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通高14.2—14.8、上宽8.6—9、下宽7.8—8.2厘米。呈倒置的圭状，下端为圭首，上端略呈梯形，轮廓线内饰相背的简化云纹上下两组。⑤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通高20.3、上领宽10.2、肩宽18.5、下摆宽8.3厘米。削肩，形状像盾，器面饰兽面纹。⑥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2件，通高11.3、宽10—10.3厘米，外形似窃曲，首尾凸出于饰片的左上与右下，饰片中心有椭方形眼目一只，左右窃曲环绕，组成目云纹饰。
关于黄金来源有外来说和自产说，但自产说也不排除外来的可能性。从早期秦的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秦从一个西陲附庸发展起来，其经济实力又多耗于战事，而重实际的秦人即便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不会是将其消耗于棺、椁的装饰上。从目前整个西周晚期墓葬的发掘状况看，出土黄金饰品量相对较少，说明当时黄金还是相当稀缺的。而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出土如此大量的黄金饰品，若只是外来很难说通，且有学者认为“作为棺木上的饰品，当地人称棺花，它表明秦人对黄金有着特殊的嗜好”[49]。而能令人形成嗜好程度的也绝非非常罕见的外来交换品，应与当时盛产，至少有一定规模的生产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早期秦的黄金应主要来源于自产，但不排除有少部分属于外来，但无论来源是自产还是外来，均是秦人运用自己的技术铸造加工成具有秦文化特色的黄金饰品，其所包含和反映的早期秦的黄金铸造业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
四、小结
从东夷部族西迁而来的秦人，深入西垂戎族包围之中，表现出众多受其他文化影响的痕迹，现从墓葬、祭祀文化等精神方面仍能看到商文化、周文化、戎文化的因素，但仍能保存自己原有的信仰。且早期秦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多种文化的大杂烩，也不是完全地依附或征服另一种文化，而是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以现实主义为原则，以发展自我为准绳，以文化与文化的交融、冲突、消化吸收为过程，实现了有人为参与的文化发展的不可跳跃的过程，既呈现了文化自身保守性的一面，又显示了文化发展所需的开放性的一面，铸就了这一支华夏文化独特地域性的早期秦文化。同时早期秦文化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虽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现都无法用确切的数字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发展的程度到底怎样，但至少农业、畜牧业为基础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手工业的发展程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早期秦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也是不可低估的。
【注释】
[1]黄留珠:《关于秦人族源和秦文化渊源的几点认识》，《秦西垂文化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02—208页。
[2]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3]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第83—93页。(www.xing528.com)
[4]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文化论丛》第一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49页。
[5]《史记》卷15《六国年表》，中华书局，2007年，第685页。
[6]《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202页。
[7]《史记》卷44《魏世家》，中华书局，2007年，第1857页。
[8]《史记》卷68《商君列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2234页。
[9]《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179页。
[10]缩本四部丛刊初编《管子》卷1《乘马》，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6年，第10页。
[11]考古内容参考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56—158页。
[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6—227页。
[13]《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159页。
[14]《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178页。
[15]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第2期，第30—36页。
[16]《左传(春秋经传集解)》第8《文公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8页。
[17]王志友:《早期秦文化研究》博士论文，西北大学2007年，第189页。
[18]《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183、194页。
[19]发掘情况参考王志友:《早期秦文化研究》博士论文，西北大学2005年，第214—228页。
[20]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35—238、165页。
[21]张正明:《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52—58页。
[22]王志友:《早期秦文化研究》博士论文，西北大学2005年，第218页。
[23]《左传(春秋经传集解)》第13《成公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2页。
[24]武锋:《秦“畤祭”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76—79页。
[25]李梅:《论秦畤祭天》，《唐都学刊》第21卷2005年第6期，第144—152页。
[26]缩本四部丛刊初编《礼记》卷4《王制》，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6年，第40页。
[27]《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179—180页。
[28]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2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第85—122页。
[30]《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149页。
[31]《国语》卷17《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32页。
[32]《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182页。
[33]《左传(春秋经传集解)》第2《桓公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34]《左传(春秋经传集解)》第2《桓公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35]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卷3《秦风》，中华书局，2002年，第175页。
[36]梁云:《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第25—38页。
[37]辛怡华:《早期嬴秦与周姬关系初探》，《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1页。
[38]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七《笨麴饼酒第六十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第231页。
[39]陕西省凤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7页。
[40]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
[41]《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2007年，第177页。
[42]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43]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44]礼县博物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
[45]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第14—44页。
[4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19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第3—14页。
[47]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第4—38页。
[48]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秦西垂文化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91—494页。
[49]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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